文 / 赵惠惠

19世纪俄国文学中闯入者形象的谱系研究

文 / 赵惠惠

文学中的“闯入者”指“闯入”某个空间群落从而颠覆或更新其间的生活、思维和行动模式的一类典型形象。闯入行为既是闯入者对外在环境的突破，也是对内在自我的探索，更是对人生命题的解答。“闯入者”形象贯穿着以塑造典型形象见长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且随着文化的裂变和社会转型经历了从“无望地破坏”到“探索人生”、由“实体英雄”到“复活”的演变过程。闯入者形象的谱系化使“闯入”成为俄国文学的一种经典叙事结构。

俄国文学；闯入者；形象；谱系

闯入者是文学中的一类典型形象，其身份可以是知识分子、农民、巫师、魔鬼等，其主要的审美结构是“‘闯入’某个空间群落，使生活常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闯入者”形象贯穿着以塑造典型形象见长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格里鲍耶陀夫在其喜剧《聪明误》中对恰茨基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一次奠基式的尝试，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开拓。作家将闯入者和作为“俄罗斯文学最显著的群体肖像”[2]的知识分子形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开创了“知识分子闯入者”形象的先河，同时规定了该形象的审美使命，即通过“闯入”的形式为俄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气质和他们所肩负的使命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并借助“闯入”引发连锁反应的机制管中窥豹式地折射整个俄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

19世纪的俄国风云变幻，“这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 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分裂的世纪”[3]3。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异变导致知识分子闯入者们经历了“无望地破坏”、“探索人生”、“积极地生活”直至“复活”的成长过程。闯入者形象的谱系化使“闯入”成为俄国文学的一种经典叙事结构。

一、初代闯入者：无望的破坏者

19世纪初，俄罗斯传统宗教文化遭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社会转型和文化裂变引发了作为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苦闷、自我放逐、摒弃传统乃至极端的个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常态，也成为初代知识分子“闯入者”的典型气质。其代表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公和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

“闯入”不仅是作品的基本情节，也是重要的叙事手段。作为外来力量，闯入者与被闯入环境的矛盾冲突建构了作品的基本叙事框架。“闯入”行为是开启人物命运的大门，被闯入环境的人物命运往往随着闯入者的到来而发生改变。此外，作家为初代闯入者所设置的“待闯入时空”迥异于他们所熟悉的任何环境，被闯入环境的未知性赋予了“闯入”以冒险色彩，由此不但化解了奥涅金和毕巧林对固有生活模式的厌倦情绪，更激发了他们重拾生活、解开人生命题的希冀。这反向地形成了另一个“闯入”模式，即一个未知的时空闯入了“闯入者”的世界。双向闯入的模式也是为作品的时代主题服务的，闯入者奥涅金和毕巧林隐喻了西方现代文明，被闯入时空隐喻了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社会，两者间的对抗和冲突既象征着西方文明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交锋，也是作家对两种文明进行融合的一次试验，“闯入”折射出19世纪初俄罗斯进入转型期后的社会状况。

奥涅金和毕巧林作为初代闯入者，先于他人觉醒。奥涅金学习过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毕巧林“能够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和当时的社会价值”[4]。时代赋予他们认清社会弊端与荒谬的思考能力，但并未传授化解社会矛盾、解决自我认同危机的实践能力。奥涅金Онегин的名字源于奥涅加河Онега，毕巧林Печорин的名字源于伯朝拉河Печора。用两条古老的河流来命名影射出两位主人公身上的俄罗斯烙印，两人因而成为了弥合两种文化裂痕的试验场。试验的失败最终演变成畸形的人格和病态心理。在被闯入的环境中“作恶”成了奥涅金和毕巧林对抗无望人生的途径，他们都曾玩弄女性感情，剥夺他人生命，破坏周围人的幸福和生活。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在初代闯入者身上转化为道德自我约束力的缺失，这又进一步将他们推向“恶”的深渊。“善与恶”的选择也成为历代闯入者们所面临的永恒的人生拷问。

二、第二代闯入者：人生的探索者

持续的文化裂变和不断恶化的社会现状锻造出第二代闯入者。这是更为积极的一代。他们摆脱了空虚嗟叹，尝试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闯入”也开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第二代闯入者仍未得到彻底进化，他们无法摆脱阶级局限性和宗教文化的控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螳臂当车”，因此无法真正地践行他们的社会理想。第二代闯入者形象有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和赫尔岑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

罗亭“是类似‘俄国哈姆雷特’的异样英雄和混乱世界的觉醒者”[5]。他的一生重复上演“闯入，行动，失败，被迫离开”的桥段。他改革庄园，疏通运河，投身教育，但这些事业均以失败告终。雄辩的罗亭看似一位英雄，但这只是语言矫饰下的幻象，其所谓的“事业”不过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主义。与罗亭相比，别里托夫更加天真，也更加缺乏毅力。他在事务局工作三个月就被辞退，其它的事业也都是一时兴起。此外，虽然罗亭和别里托夫本性善良，但懦弱的性格使得二人在面对守旧势力的打压时都选择抛弃自己的恋人，导致了恋人的痛苦与不幸。理想信念和自身能力的失衡是罗亭和别里托夫命运悲剧性的根源，也是他们在善与恶的抉择中被迫作恶的原因。

与第一代闯入者相同的是，第二代闯入者的所闯入空间集中表现为一些外省城市或庄园，如《谁之罪》中的NN城、《罗亭》中的地主庄园。外省是指首都以外的行政区域，相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彼得堡而言，外省代表着更为传统和古旧的俄罗斯，也是俄国农奴制的关键阶级——贵族地主的主要生活空间。因此，闭塞落后的外省象征着沙皇俄国最腐朽最黑暗的部分。赫尔岑在《谁之罪》中评价道“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外省生活更葬送人的了”[6]11。外省城市或庄园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具有的这种空间隐喻意义，使得闯入者们在外省空间的破坏或改造具有了现代文明反抗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封建统治的意味。

三、第三代闯入者：“实体英雄”或“新人”

到19世纪中期，历经半个世纪的磨砺，闯入者群落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人”。他们表现出的共性特征是：与旧的社会文化传统决裂，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有力的姿态，对所闯入环境无所畏惧。这一时期的典型闯入者形象有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罗夫、《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中的施托尔茨。在这一时期的闯入者小说中，闯入情节在叙事结构框架中仍占据着显性的强势地位，但其内容层面的意义却大打折扣。前几代闯入者的“闯入”总是与流亡式的命运、无果的人生探索有关。第三代闯入者的闯入行为失去了作为人生意义追寻方式的作用。闯入行为与人生意义的分离，意味着闯入者人生意义摸索阶段的结束和实践阶段的开始，这也意味着闯入者的成长进入了转型期。

如果说前两代闯入者仅仅披着英雄的外衣，那么第三代闯入者则具有英雄的实体。英沙罗夫是“一个来自异邦的献身于事业的‘自觉的英雄’”[7]，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一心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品格十分高尚，是称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巴扎洛夫被杜勃罗留波夫称为“俄国的英沙罗夫”。他信念坚定，刻苦努力，笃信自然科学，“全部生活目的就是破旧”。施托尔茨则是“俄罗斯国家的保护者”，是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代表。他务实、理性，热爱工作，有着非比寻常的自控能力。在对善与恶的选择上，这些“实体英雄”不仅主观上择善，客观上也彻底远离了恶行。

从闯入者与被闯入空间的关系来看，闯入者对被闯入空间不再具有依赖性，两者间的关系开始呈现疏离性特征。闯入行为中人生意义成分的剥离，使得被闯入空间不再充当闯入者们施展宏图大志的舞台角色，而降格成闯入者生活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此外，第三代闯入者的闯入和离开均实现了自主性。被闯入空间针对闯入者的功能和界限意义的压缩反衬出闯入者的独立性和成熟性，说明这一时期的闯入者只是从被闯入空间“过境”，被闯入空间已经不足以成为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例如，“民族战士”英沙罗夫真正的战场是自己的祖国，商人施托尔茨的生意已遍布欧洲。

四、第四代闯入者：复活者

托尔斯泰《复活》中的涅赫柳多夫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代闯入者，也是一位具有总结意义的人物形象。这要从涅赫柳多夫的“两次闯入行为和双重闯入者身份”说起。第一次闯入可以视为对初代闯入破坏情节的仿写。作为一位受军官陋习熏染的彻底利己主义者，青年涅赫柳多夫来到（“闯入”）姑妈的庄园，他诱奸并抛弃了卡秋莎，导致了后者的堕落。涅赫柳多夫的第一闯入者身份是“破坏者”，这一身份设置并非某种“返祖”现象，而是在为涅赫柳多夫的“第二次闯入”和“第二闯入者身份”做的情节铺陈。换言之，这段往事与其说是一份针对初代闯入者的后置的道德批判，不如说是一次因道德的觉醒而获得的赎罪和复活的机会。

涅赫柳多夫的第二次闯入发生在与卡秋莎重逢后。涅赫柳多夫思想深处的罪感意识被唤醒，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虽然社会身份没有改变，但精神层面的质变导致其与上层社会的决裂，涅赫柳多夫变成了上层社会中的异类。此时，涅赫柳多夫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闯入，即觉醒后的高尚灵魂闯入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与前几代闯入者的觉醒不同，涅赫柳多夫的觉醒是精神思想的自我净化，是本真的复活。因此，涅赫柳多夫的第二闯入者身份是“复活者”。从“破坏者”到“复活者”，涅赫柳多夫的成长是19世纪闯入者群落成长历程的缩影。涅赫柳多夫的“复活”象征了整个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复活”。

“复活者”涅赫柳多夫最终选择了与前几代闯入者相同的漂泊之路。漂泊、迁徙、流动等“液态因素”源于深层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俄国历史上存在众多“本来就不寂寞、安宁的人物：一浪接一浪”[8]239，既有内部流亡的苦修僧，又有“像风滚草一样”的农民。在俄罗斯民族认知中，流亡是苦难的象征，也是精神升华的象征，闯入者的流亡正是遵从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涅赫柳多夫要去的西伯利亚条件恶劣，是沙皇俄国的流放地。彻底摈弃奢华生活，感受肉体生活的痛苦，是涅赫柳多夫获得真正 “复活”的必经之路。他的选择也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藐视物质生活而重视精神生活”[9]3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精神的自由、道德、生命意义等问题是困扰俄国知识分子的永恒命题，“闯入”是对这些命题的一种探索方式。闯入者们吹响了社会先进思想的集结号，其中一些人也因而成为社会进步仪式上的祭品。同时，“闯入者”不速之客的身份象征性地度量出俄国知识分子和俄国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反衬出俄国社会现实中封闭僵化的死寂氛围。闯入者形象随着时代的变化得到不断改进，其链条式的成长脉络是对19世纪俄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真实写照。闯入者形象的谱系化也使得 “闯入”成为俄罗斯文学创作中的经典叙事结构之一。

[1]胡学星.试析果戈理笔下的“闯入者”形象及其叙事模式[J].俄罗斯文艺,2001(1).

[2][5]姜磊.新俄罗斯文学中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谱系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15(4).

[3]别尔加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4]罗苹.从《代英雄解》读叛逆英雄毕巧林[J].外国文学,2012(5).

[6]赫尔岑.谁之罪[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7]魏玲.屠格涅夫笔下的新人巴扎洛夫[J].国外文学,1988(1).

[8]马卡宁.地下人,或当代英雄[M].田大畏,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

[9]徐风林.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I51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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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9652（2017）04-0174-0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根基主义及其民族文化审美理论” (编号：13BWW032)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虞志坚）

赵惠惠（1989-），女，山东泰安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语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