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云汉

系统研究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史的权威之作
——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

文 / 叶云汉

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史是图书馆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展现了图书馆学学科不断向前演进的历史轨迹；建立起开放性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体系，给读者们留下了独立思考广阔空间；有助于社会公众和相关决策部门、科技工作者了解、掌握图书馆学学科的演进历史、发展趋势及成败得失；积极探讨图书馆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是图书馆学研究视域的一次拓展。

图书馆学；学科史

当今，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加速，图书馆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图书馆学作为“发现、收集、组织和运用文字记录的知识和技术”[1]4，是系统研究图书馆活动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规律的科学。而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史是图书馆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短短数年，学科史研究先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全国一级学会启动试点项目，很快便在各学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更好地促进图书馆学发展，进一步把握中国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规律，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了以詹福瑞教授为首席专家、以索传军教授为组长的课题组，申请了《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研究课题。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即是该课题组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

国内理论界已有不少学者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吴仲强等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把中国历史分期作为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标准，论述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进程，梳理了一条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线索，初步创立了该学科史的体系。武德运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概要》（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阐述了图书馆学基础、图书分类、藏书建设、主题法、读者工作、图书馆目录、目录学、情报学等内容，是国内对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进行融合研究的第一部著作；郑章飞等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论》（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探讨了中国数十年教育史发展的概况、中国图书馆学的高等教育、中国图书馆学的教育管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选介等，是反映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一部学术性专著；吴慰慈著的《图书馆学新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探讨了数字图书馆的技术、开发和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读者需求与服务方式、文献计量学、文献类型、图书馆学的专业教育等问题，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注重从理论上和技术上探索现实问题的出路。这三部著作分别从图书情报融合史、图书馆学教育史、数字化进程等角度，对图书馆学学科史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范并思著的《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基于德尔斐测评的理论史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运用信息分析的方法，注重从应用图书馆学领域发掘对图书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与文献，考察了20世纪中外图书馆学的主要理论创新成果，是一部把史料、论评与方法相结合的图书馆学学术史著作。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在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与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人才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宏观的学科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全面考察了图书馆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价值和贡献。本书在开展学术探讨时，把图书馆学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图书馆学研究视域的一次拓展。

本书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学科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本书从中国古代藏书起源、发展的探讨到中国古代藏书思想萌芽的分析，从中国古代目录学流变的介绍到其近代境遇及其当代重建的阐述，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建立发展的回顾到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繁荣与发展的总结，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程的梳理到图书馆学学术社团成长的探究，使读者很容易看懂：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哪些是基本的史实；前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他们为何只能做出那样的贡献；历史上有众多有学术造诣的学者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能够提供借鉴性的帮助。本书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建立起开放性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体系，给读者们留下了独立思考、进一步研究的广阔空间。

二

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中，史料多如繁星，浩似烟海。研究者要让众学相杂的古代文献充分发挥以史鉴今的功能，就必须在辨析考证上花大的力气，选定历史上各个时期促进图书馆学形成与发展的代表性人物及其学说、著作和业绩，总结各个时期图书馆学发展的主要成就，从中发掘出值得今人与后人学习、借鉴的亮点；必须突出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使读者很快掌握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学的鲜明特点与实践经验。本书考察了从先秦到当代各个时期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主要成就，如从“纳册”“启书”概念的出现、“藏”“辟藏”概念的出现、“文献”概念的出现、古代图书馆历史作用的初步认识、图书的学术及社会政治作用的认识等方面分析了先秦时期图书馆学最基本概念的形成。本书梳理了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众多的代表性人物，对他们的藏书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由此，本书在回顾图书馆学学科史的过程中展现了一条不断向前演进的历史轨迹。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治史中厚古薄今的积习，使全书具有较强的现实感。本书从标志性理论研究著述、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探寻、图书馆哲学、图书馆精神等方面着力介绍和评价了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遵从毛泽东所倡导的历史研究法——“古今中外法”[2]406，既考察了魏晋以后中国的《论语》《五经》《千字文》以及汉译佛经朝鲜陆续传入日本的过程；也从西方传教士的记述、国人的赴外考察、维新派的译介、韦棣华与克乃文等西方图书馆学东来的重要人物等方面阐述了西方图书馆学对中国近代萌生图书馆学的影响，着眼于杜威、罗素的思想探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初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不仅能够使读者获得系统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专业知识，而且能够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自身优良传统和借鉴外来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值得继承和发扬。

三

长期以来，图书馆学学科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整个学科史研究中仍相对薄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不是上升到了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高度，而是仅仅停留在具体史实的铺陈层面；有的局限于单一学科史的梳理，缺乏跨学科的研究思维；有的虽然体现了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甚至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层次分析，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看法，但没有整体观，不能总体把握该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本书认为，中国古代积累了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利用等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初步构建了文献学和目录学，为图书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图书馆哲学是图书馆学理论成果和图书馆实践活动的高度抽象和系统概括，正确反映了图书馆运动的客观规律，是图书馆员的精神支柱、理论武器和认识工具，有助于推动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虽然学界对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多争论，但二者在研究、教育和实践层面的交叉融合还是相当明显的；1980年代以来，计算机科学的每一次技术发展都会引起图书馆学界的强大回应，这种技术敏感性对图书馆学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与档案学之间在研究内容、教育上的交叉融合不断加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图书馆管理，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无论是局部性的还是整体性的，都与科学管理息息相关；在所有与图书馆学交叉的学科中，传播学与它的融合程度最高，尤其是在基础理论领域，未来二者必将进一步融合，形成新的学科方向。本书在考察图书馆学知识进步和学科确立的基础上，探讨了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学科制度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确立与发展的过程，有助于社会公众和相关决策部门、科技工作者了解、掌握图书馆学学科的演进历史、发展趋势及成败得失。

四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当今，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重视学科史的研究，学科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图书馆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也就存在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学科史。本书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大体经历了孕育、萌芽、建立、发展、停滞、重建、徘徊和繁荣等历史阶段，其发展既与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也与西方图书馆学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学的影响有关，更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状密切相关。[3]1本书对图书馆学学科史的梳理，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历程，而且能够帮助人们掌握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本书提出，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应用型相当强的学科，社会认同度正在不断提高，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融合正在加强，影响日益扩大；图书馆学价值的主要体现是：在核心价值的探索、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我图书馆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的制订、新技术在图书馆中应用的推动等方面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与推动，在研究队伍、学术论文的发表、课题立项等方面对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在服务于政府决策、科研管理和其它行业信息组织等方面对社会的贡献。这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定位、作用模式以及社会文化价值的认识。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工作者，总是需要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当图书馆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且研究者具备较强的学科意识之后，图书馆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创新性就会充分显现出来。本书认为，在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学术范式实现了从“分类整序，考镜源流”到“自动实用，理清要素”的转型，学科批判精神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192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科学术争鸣、学术自由、学术评价的批判精神就已形成；在19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图书馆应用技术理论和发展方向的探讨为主，已经深入到各个层面，不同的学术思想与争鸣纷起；近代学界对检字法的争鸣、商榷，对整个社会文化学术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术批判“是推动一切学术思想、学术派别向前发展的持久的动力”[4]。如果没有不断超越既有学术成果的意识和要求，自以为是，学术研究势必会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然后失去活力。以史鉴今，本书倡导的图书馆学学科批判精神对于当代学者开拓科研视野、建设创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展学科史研究，能够“不断提高学科发展研究和学术建设的能力，为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5]。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史学论著。作者在研究中不因人立言或因人废言，不拔高前人或苛求前人，不以论代史或以史代论。这种治史精神对于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推动学术发展大有裨益，也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史料性。本书以论述图书馆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学科体系的构建以及主要成果为重点，同时研究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凝聚了当代图书馆学学科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本书的研究成果，获得图书馆学学界的高度肯定，值得广大图书馆工作者阅读和推广。

[1]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4]郭淑新,臧宏.论叶适的学术批判精神[J].孔子研究,2001(4).

[5]白春礼.深入开展学科发展和学科史研究 不断提高全国学会学术建设能力[J].科技导报,2010(8).

G250.9

A

1005-9652（2017）04-0102-03

（责任编辑：虞志坚）

叶云汉（1968-），男，浙江缙云人，丽水学院天喜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