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文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胡匡衷经学研究简论

陈功文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胡匡衷是清乾隆年间徽州著名的经学家，研究著作颇多。他开创家学，以礼学传家，主要特点是“以经证经”和“以朴学为主的汉宋兼采”。胡匡衷在《仪礼》学研究领域成就突出。其礼学著作为家族后世治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更多的源头活水，受其影响，一家之内，数世相承，专治一学，成就斐然。

胡匡衷；《仪礼释官》；开创家学

胡匡衷(1728—1801)，清代著名经学家，字寅臣，号朴斋，世称朴斋先生，安徽绩溪人。“绩学笃行，以孝友为乡里所重”[1]5492，“覃研经术，著书满家”[2]302。胡匡衷于经学、诸子均有研究，著有《仪礼释官》《周易传义疑参》《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春秋列国职官谱》《侯国官职补考》《礼记官制考》《郑氏仪礼目录校正》等。可惜只有《仪礼释官》与《郑氏仪礼目录校正》保留下来，余皆散佚。胡匡衷博通经学，经学研究颇具特色。胡匡衷是胡氏家学的开创者，开创的家学被学界誉为朴斋学派，享有较高声誉。目前学界针对胡匡衷的研究文章多属人物传记性质，偏重于对其学术特色及学术成就的简单介绍，如林存阳的《胡培翚与〈仪礼正义〉》一文，在介绍胡培翚的经学研究特色与成就时，附带提及胡匡衷学术特色与成就，缺乏对其人其书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学术渊源、经学研究成就、家风家学、学术影响等方面，对胡匡衷及其经学研究作简单评论，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1 学术渊源

和清朝中晚期部分经学家专主一经有所不同，胡匡衷广治群经，研究范围涉及《周易》《左传》《论语》《周礼》《礼记》《仪礼》等经学原典，并撰有研究著作，算得上经学研究中的通才。

胡匡衷的祖父胡廷玑对经学也颇有研究，有《周易臆见》《五经解随笔》等书传世。胡匡衷秉承祖训，自幼跟随祖父研习《周易》，打下了良好的经学研究基础。他发现传世的先天易图非经所有，不能轻易相信，因此撰著《周易传义疑参》，用以发明宋学，目的在于分析程颐、朱熹易学之异同，补二氏易学之疏漏。所述内容，多采宋、元各家研治《周易》之论，用以羽翼程颐、朱熹之说，同时相互订正，时出己见，于《周易》传义有所发挥，对程颐、朱熹易学深有裨益。在研治《左传》过程中，胡匡衷发现孔颖达《左传正义》过于拘泥杜预《左传注》，对贾逵、服虔等《左传注》往往加以否定、批驳以从杜预之《左传注》。胡匡衷认为孔颖达并非持平之论，因此著《左传翼服》，以此来申明贾逵、服虔等《左传注》并非全不合理。在研治《论语》的过程中，胡匡衷发现古本《论语》自齐、鲁、韩3家传本各异，迨至郑玄、何晏《论语》注本又不一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论语》旧本及皇侃《论语义疏》异字、异句尤多，然而这些《论语》注本在相异之处又往往间存古义，不可尽废，因此撰著《论语古本证异》和《论语补笺》，论证《论语》异本之间的差异及所存在的古义，可谓用心良苦。

胡匡衷对“三礼”也颇有研究，成果丰硕。他对“三礼”中的官职、官制均有所研究，并撰著《春秋列国职官谱》《侯国官职补考》《礼记官制考》《仪礼释官》等。可以说，胡匡衷一系列的官职、官制考证著作，将春秋战国时代的所有官职、官制一一考证，为后人研究上古时代的官职、官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胡匡衷对上古的井田制度也有研究，撰著了《井田出赋考》《周礼井田图考》等。胡匡衷所论井田制度，多申郑玄之义。在这些书中，胡匡衷解释官制、官职等主要以《左传》《国语》《周礼》《礼记》等与《仪礼》相参证，所以他论井田，“论据精确，足补《注》《疏》所未及”[1]5492-5493。

胡匡衷精通“三礼”与他的家乡徽州有关。徽州是朱熹的故里，受朱熹治学的影响，“徽学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3]340。朱熹在治学方面的成就，其一，在于理学；其二，在于“三礼”。徽州人对朱熹顶礼膜拜，治学也以述朱为正，“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3]357。徽州人守朱子家礼，不仅宗法结构严密，而且治学重点之一即为“三礼”，并留下很多礼学研究著作，如江永撰有《仪礼释宫增注》《礼书纲要》，程瑶田撰有《仪礼丧服文足徵记》，凌廷堪撰有《礼经释例》，金榜撰有《礼笺》等。可见，胡匡衷精研“三礼”与乡邦学术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

另外，胡匡衷博通经学也是受地方学术文化传统的影响。钱穆认为徽学“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3]357。“会诸经而求其通”的治经方法，要求经学家广治群经，以达精通之目的。胡匡衷不愧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仪礼释官》一书就是他治经的代表作。

2 研究成就

胡匡衷《仪礼》研究的代表作有《仪礼释官》《郑氏仪礼目录校正》，林存阳曾加以评价，说此二书“尤显其礼学根底”[4]200。此二书均流传下来。清道光年间，《仪礼释官》初刻时，《郑氏仪礼目录校正》被置于《仪礼释官》卷首，两者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胡匡衷撰著《郑氏仪礼目录校正》目的在于，汇集散存于《仪礼注疏》中郑玄所撰写的《仪礼目录》，并对其中出现的讹字，郑玄《仪礼注》、贾公彦《仪礼疏》等进行校正，同时引用孔颖达、朱熹、敖继公、张尔岐等人的观点附在后面，使《仪礼目录》以一完整面目展现于清儒面前。洪铎云：“昔朱子撰《仪礼经传通解》，首辑《目录》一卷，全载郑氏《目录》。惜其书止及《冠》《昏》《相见》《乡饮》《乡射》五篇，而《燕礼》以下《目录》并阙。今先生是编，亦缵成朱子之志也。”[5]315《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盖汇萃遗典，使人于秦汉以下，犹可见成周郁郁之文者，固舍是书莫由”[6]504。由此可见，此书在当时影响较大。胡匡衷在校正中，有加“案语”以驳郑玄《仪礼注》之失者。如校正《士冠礼目录》，首先，引郑玄《仪礼目录》，然后，进行疏证。疏证时，胡匡衷依次引贾公彦(《仪礼疏》)、王肃(《孔子家语》)、朱熹、敖继公等说，加以详细解说。最后，加上自己的“案语”，对郑玄之说进行修正。他说：“案：士有已仕而有位者，‘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玉藻》所谓‘居士’，《王制》所谓‘选士’‘俊士’是也。此《冠礼》虽主士身加冠，但不必为有位之士。朱子曰：‘士之子恒为士，虽未仕也得用此礼。’观经云：‘主人元冠朝服’，则其父固有位之士也。又云：‘将冠者，采衣，紒’，则未仕为士可知。敖氏谓此篇主言士冠，其子之礼义也得通，古者四十强而仕，岂有童子居士位哉？郑氏之说失之。”[7]309-310胡匡衷在疏证时，也有不加任何评语，只是以贾公彦《仪礼疏》之说丰富之的。如校正《士虞礼目录》时，先引郑玄《仪礼目录》，次引贾公彦《仪礼疏》以补充说明：“《疏》曰：‘虞，卒哭在寝，祔乃在庙。’”胡匡衷于本书校正不外此二法。

《仪礼释官》是清代《仪礼》研究的重要著作。胡匡衷撰著此书，“以《周礼》所记，皆天子之官，特详考《仪礼》诸篇所见诸侯之官，分别胪列。根据注疏，采摭其他经传，次第诂释，用心殊苦”[6]504。此书主要以《周礼》《左传》《礼记》《国语》等所记官制与《仪礼》所载诸侯之官相参证，考证精确，诂释严谨，“断据精确，足补《注》《疏》所未及，诚古来治《仪礼》者未有之作而实不可少之作也”[2]303。《仪礼释官》一书具有如下特点：

1) 释官过程中注意将相关的“官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卷一《士昏礼》一节释“老”官，就将“老”与“宰”两官进行比较，得出“‘老’与‘宰’当即一人，以其主家之政教，谓之‘宰’；以其为家之贵臣，谓之‘老’。‘宰’著其职也，‘老’优其名也”的结论。又引《丧服传》加以佐证。“《丧服传》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贵臣。’《注》：‘室老，家相。’《疏》：‘相家事者，亦名家宰。’是也。《聘礼》：‘公受享，授宰币，宾面卿大夫授老币。’此例之知此‘老’即士之‘宰’也。”[2]319有时候，胡匡衷还将相关的一些职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行礼细节方面凸显差别，如卷五对“夏祝”“商祝”“周祝”的比较即是如此。通过比较，他认为《士丧礼》与《即夕礼》中，“掌淅米、鬻馀饭、进奠撤奠者，夏祝也；掌袭、含、小大殓、拂柩、饰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铭者，周祝也”。经过梳理，《士丧礼》与《即夕礼》中“夏祝”“商祝”“周祝”设官职掌之义始明。

2) 释官过程中对前贤之说进行校正。如释《士冠礼》之“宰”官时，对“宰自右少退赞命”中“宰”官，首先，引郑玄《仪礼注》，“宰，有司主政教者”。接着，引贾公彦《仪礼疏》，“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虽无臣，以属吏为宰，若诸侯使司徒兼冢宰，以出政教之类”。然后，加上自己的案语：“案：《国语》‘赵简子使少室周为宰’，韦《注》云：‘宰，家宰也。’宰本家臣之名，而邑长亦称宰，故有家宰、邑宰之殊。《丧服传》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鲁三卿公山弗扰为季氏费宰，子羔为孟氏郕宰之类，皆为邑宰也。阳货、冉有、子路之等为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无地，卿大夫则无邑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诸侯之士无地，未必有邑宰，但于私臣中择其长者一人，使主家之政教，亦谓之宰。《特牲》注云：‘宰，群吏之长。’《曲礼》‘士不名家相’，即此疏谓‘士无臣，以属吏为宰’，失之矣。”[2]317-318通过《国语》《丧服传》等篇的注疏，得出“宰有家宰、邑宰之殊”的结论，从而指出贾公彦《仪礼疏》之失误。

3) 释官时，对不在同一篇中的同名官职进行意义上的辨析，发掘这些名同而实异的官职在不同场合的真正意义。他认为《仪礼》官名同者甚多，多为随礼随事而设。如“宰”，在《士冠礼》一节中已释为“有家宰、邑宰之殊”。而对于《大射仪》仪节之“宰”，在释“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时，胡匡衷经过考证，认为此处之“宰”乃“执政之称，非实设此官”，“诸侯、三卿本无家宰之官，特上卿执政者亦以宰称之”[2]343-344。可见，此处之“宰”与上文《士冠礼》之“宰”，名同而实异。另外，胡匡衷考证，《公食大夫礼》中“宰”为“内宰”，《少牢馈食礼》中“宰”则为“家宰”。这些地方作者都能疏通证明，而胡匡衷通过精详考证，往往又能把这些同名而实异的官职之尊卑显示出来。故有学者云：“特是书于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类情。”[6]504评价公允。

胡匡衷释《仪礼》之官，实为六卷。成书之后，胡匡衷又取《侯国官制补考》二卷、《侯国职官表》一卷，附于六卷之后，总名曰《仪礼释官》。自序作此书宗旨：“余不揆梼昧，取《注》《疏》之说，究其得失，略者补之，疑者正之。又复汇取诸经所载侯国官制，编附于后，广《仪礼》所未备，庶以见有周一代侯国设官分职之大略云耳。”[2]304由此可见，胡匡衷作是书，于上古官职之考证，甚有功也。林存阳云：“是书之作，虽非所论皆精，然能如此系统地考侯国之官，却系开山之作。”[4]200

清代学者对《仪礼》展开全方位研究，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通解《仪礼》经文的，有研究《仪礼》目录的，有研究礼法通例的，有研究宫室的，有研究官职的，有通考礼书的，等等。众多研究成果中，胡匡衷的《仪礼释官》填补了《仪礼》官职研究的空白，与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宫室图》、胡承珙的《仪礼古今文疏义》等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著作，代表了当时第一流水平，为清代中后期的礼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家风家学

胡匡衷的家族是绩溪城内有名的“金紫胡氏”。“金紫胡氏”治经学历史悠久。俞樾曾说：“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先生以来，以经学世其家。”[8]602-603又说：“惟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先生以来，咸研综典艺，甄极毖维。”[9]3俞樾在此提及的明诸生东峰先生实为胡匡衷之孙胡培翚在《赠奉直大夫叔祖绳轩公行状》中提到的先祖胡永淳，治《尚书》。传至胡匡衷的祖父胡廷玑，“家学益显”。

“金紫胡氏”家学真正显达始于胡匡衷。《清儒学案》称：“朴斋实事求是，以经证经，遂开家学。”[10]3749胡匡衷开创的家学在学界占有重要地位。自胡匡衷始，胡氏家族代传经学，并视礼学为家学。因其家族在礼学方面的卓著成就，胡匡衷与其侄胡秉虔、孙胡培翚被学界誉为“礼学三胡”或“徽州经学绩溪三胡”。胡氏家学在胡匡衷辈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质疑问难、互相切磋。胡匡衷之孙胡培翚曾经给予自己家庭中的学术讨论生动的描述：

培翚生晚，不及见诸伯祖，唯见叔祖别庵公、性山公及吾祖及公(笔者按：此公指胡匡宪。下同。)而已，当时咸授徒城内，以礼学相切磋。吾家世居绩溪市东，先祖与别庵公居新巷内，公与性山公居新巷外(性山公后移居巷内)。巷口有楼亭，下课憩息。每于日晡自书塾归，会于巷口，各以所疑、所得相质，证一义之异，高声辩论，龂龂不休。自远闻者，惊以为争，及前乃知其讲学于此，咸敬异之，一时巷口有齐棘下之目。呜呼！此培翚儿时抠衣侧耳所亲炙者，尔时虽不解言中之义，而其景象至今忆之，犹如目前也[11]473。

在家学之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最终成为徽州颇具影响力的经学流派、清代徽州经学的典型代表，并与高邮的王氏家学，仪征刘氏的《左传》学等相提并论。稍后于胡培翚的清人赵之谦曾给予胡氏家学如此评价：

君承祖朴斋先生之学，复少受业于叔祖绳轩先生，师事汪君孝婴、凌君仲子，会试出于高邮王文简公之门，故渊源至粹。其记从叔春乔君遗书，述家学，自东峰君传至君，凡十世。国朝明儒，家法授受，或一传而止，或竟不传，未有历十余世而守先待后，不为俗学抱惑如此者。溯之汉经师，若汝阳袁氏、会稽窦氏之《易》，鲁夏侯氏、千乘欧阳氏之《书》，亦五世及八世而止，胡氏殆过之也[12]973。

赵之谦的评价合情合理。

胡氏家学在治经方面注重“汉宋兼采”是受朱熹的影响。由于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加上晚年曾在徽州讲过学，因此朱熹的学术思想对当时徽州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影响深远，直至清乾隆年间，才被徽州婺源江永和休宁戴震所倡导的“新安朴学”取代。但那些根深蒂固的理学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学者们的生活或治学仍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生于斯、长于斯的胡氏家族，既受到新起的“新安朴学”的影响，又受到历史悠久的宋明理学的影响。在双重影响之下，胡匡衷在治学过程中采用“汉宋兼采”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朴斋学派的“汉宋兼采”是“以朴学为主的汉宋兼采”，是在汉学的领域中发明宋学，将宋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视为对经、注进行义理阐释的工具。

胡氏家学的另一特点是“以经证经”。“以经证经”，顾名思义，就是在对经典阐释时，利用他经或群经来证明、疏解本经。“以经证经”之法始于清初顾炎武。顾炎武认为研究古经应从知音始，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3]73的著名观点。同时，他继承了晚明焦竑和陈第共同确立的“本证”与“旁证”相结合的考据方法，“并加以发展，从而确立起以本证和旁证为主、以参伍推论的理证为辅的考据方法”[14]288。这种本证与旁证相结合的考据方法即“以经证经”。朴斋学派继承了这一方法，并将其作为治经的家法而发扬光大。

作为家学的开创者，胡匡衷经学研究也具备上述家学研究的特点。

首先，胡匡衷注重“汉宋兼采”，实事求是。主要表现为不废汉宋，常引汉学与宋学的观点来解经。如其《郑氏仪礼目录校正》在疏解《士冠礼》目录时，不仅引用了汉学派贾公彦的《仪礼疏》，而且引用了宋学派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与敖继公《仪礼集说》的相关内容。

正是由于释经不废汉宋，胡匡衷经学研究呈现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的特色。他认为“《仪礼》郑氏《注》最为精核”，但并未一味盲从郑玄《仪礼注》，也指出了郑玄《仪礼注》的疏失，“如《燕礼》之‘小臣师’与《大射》‘小臣师’同，而《注》以为‘小臣之长’；《燕礼》之‘主人’是膳宰，非宰夫，而《注》仍《燕义》，不加辨正；‘司宫’为宫人，非小宰；‘左右正’非谓乐正、仆人正；《特牲》‘士祭有私臣’，则士亦有臣，而《注》谓：‘士无臣。’《士丧》《即夕》二篇，多公家之臣来治事者，而《注》未能辨别”[2]303。

其次，胡匡衷非常重视“以经证经”。胡匡衷治《仪礼》，善于广采博辑，不仅从《仪礼》内部寻找证据，而且注重从他经寻找证据，从而做到论述有据，令人信服。如释“弓人”，他认为贾公彦《仪礼疏》未详，便引用《周礼》相关内容来疏解，“案：弓人，《注疏》未详。其职以《周礼》缮人考之，疑即其官。《缮人职》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诏王射，赞王弓矢之事。’《注》：‘赞，授之，受之。’《疏》：‘按《大仆职》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大仆尊，大仆赞时，此官助赞也。’诸侯以小臣当大仆之官，此云‘既发，则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弓人即《周礼》缮人。《考工记》有‘弓人为弓，不预射事’，与此别也”[2]342-343。

4 学术影响

曾国藩云：“先生世居绩溪，与诸儒地相比，时相接，其入国史《儒林传》，列于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孙培翚，又能绍其家学，著《仪礼正义》，荟萃群言，衷为至当。”[15]75曾氏之言肯定了胡匡衷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开创的家学对后代的影响。胡匡衷博通经学，首先对其孙胡培翚影响很大。胡培翚幼年随祖父治学，由祖父启蒙而步入经学之殿堂。祖父广治群经，博览经书，为幼小的胡培翚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通才的祖父必将引导孙儿向通才发展，这为胡培翚后来治《仪礼》广采众经、旁证博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培翚长成后发现《仪礼》旧疏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立志撰新疏。40余年不辞艰苦，旁搜远绍，终于撰成《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清代《仪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学界誉为“二千余岁绝学也”[16]703。

胡匡衷以礼学为家学，为家族后代治经指明了方向，客观上为胡培翚《仪礼正义》的成书创造了条件。家族内部研治礼学的经验及成果也为胡培翚创作《仪礼正义》提供了源头活水。特别是胡匡衷的礼学研究，开启了胡培翚治《仪礼》之先声。胡培翚曾云某年夏天校勘祖父胡匡衷《仪礼释官》时，反复阅览《仪礼》全经，发现贾公彦《仪礼疏》疏略，失《仪礼》经、注之意的地方颇多，“遂有重疏《仪礼》之志”[11]400。胡培翚撰著《仪礼正义》时，凡涉及官制、官职问题均遵《仪礼释官》之言。除此以外，受胡匡衷的影响，家族中研究礼学的人很多，如胡匡宪“言动必以礼法”。胡匡宪之子胡秉虔于礼学也颇有研究，著有《周礼小识》《礼记小识》《仪礼小识》《大戴礼记札记》《月令小识》等。胡培系生平沉浸“三礼”，著有《大戴礼记笺证》，补注《仪礼宫室提纲》等。胡培翚的侄子胡肇昕曾帮胡培翚补编《仪礼正义》五卷，此书中凡按语“肇昕云”等字样者，均为此人所补之语。由此可见，胡匡衷经学研究的奠基之功不可忽也。

《清儒学案》论曰：“(胡匡衷)一门数世自相师友，斐然有述作者无虑十人。海内论家学之盛，于鄞县万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而外，绩溪胡氏实为后劲。”[10]3749作为皖学体系的朴斋学派，从清乾嘉兴起一直维系到道咸以降，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它的繁荣与衰落与清代中后期经学的繁荣与衰落几乎同步。胡氏家学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与传统。朴斋学派治经尤重“礼经”，并视之为专门之学。一家之内，数世相承，专治一学，成就斐然。

[1] 清史列传[M].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胡匡衷.仪礼释官[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林存阳.胡培翚与《仪礼正义》[G]//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5] 洪铎.郑氏仪礼目录校正跋[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7] 胡匡衷.郑氏仪礼目录校正[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9] 俞樾.宾萌集[M]//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五集).清同治十年刊本.杭州:春在堂,1871(清同治十年).

[10] 徐世昌,夏孙桐,朱彭寿,等. 清儒学案[M].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5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 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M]//江藩.汉学师承记笺释.漆永祥,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3]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M]//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 许苏民.顾炎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5] 曾国藩.书《仪礼释官》后[M]//郭超.曾国藩全书(卷一).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16] 汪士铎.户部主事胡先生墓志铭 [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53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卢 蕊〕

Discussion on Hu Kuangzhong’s study of classics

CHEN Gongw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Hu Kuangzhong was a famous classics scholar in Qianlong’s Empire in the Qing Dynasty. He wrote many research works on classics and created family literature with a good general family heirloom.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his research works was proving classics by means of classics and dominating philology with integration of classics i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Hu Kuangzhong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on Yili classics and his works gave direction to the descendant family education and created more original famous wor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classic works, his philosophy was inherite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in a family. Hu Kuangzhong devoted his life to classics research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u Kuang-zhong; Yi Li Shi Guan; creation of family literature

2016-10-10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ZC-002)

陈功文(1971—)，男，安徽六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研究。

B248

A

1008-8148(2017)02-0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