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杰

(西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霍桑JohnEndicott系列短篇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研究

胡 杰

(西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霍桑生活的年代，美国社会存在着对17世纪清教徒形象描写的两极化趋势。而霍桑选取清教历史上具有争议性的代表人物约翰·恩迪科特作为原型，进行了多维塑造，在与同时代流行意识形态的对话和协商中不仅解读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第一代清教徒性格中的悖论，而且解构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神话，还原了清教主义的历史真实。

纳撒尼尔·霍桑；分裂的意识形态；约翰·恩迪科特；悖论；解构

一、引言

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icott，1589—1665)出生于英国，1628年随新英格兰公司到北美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出任首届总督(1628—1630)，其后在殖民地政府中担任行政、司法和军事等部门的高级官员。任职期间，恩迪科特致力于塞勒姆、埃塞克斯等殖民聚居点范围的拓展。当殖民地发现铜矿后，他又是最早鼓励并推动矿业发展的官员之一。与此同时，恩迪科特还是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坚决执行与英国国教分离的宗教政策，并曾参与对贵格会①等其他基督教教派的驱逐和迫害。其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尤为值得一提：一是在担任首届总督期间，恩迪科特曾带领一众清教徒扫荡了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及其信徒所建立的欢乐山殖民聚居地，砍断了象征追求欢愉精神的五朔节花柱(May-Pole)；二是在塞勒姆担任军事长官期间，当恩迪科特得知英国国王即将效忠罗马天主教皇的消息后，愤然损毁了英国国旗以表示殖民地与英国的决裂。

作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恩迪科特曾出现在多部文学作品中，比如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新英格兰悲剧》(NewEnglandTragedies，1968),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ely)的《欢乐山：马瑟诸塞湾殖民地的罗曼司》(Merry-Mount:ARomanceoftheMassachusettsColony，1849),以及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戏剧三部曲《旧时的荣耀》(TheOldGlory，1965)等。而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 —1864)对这个历史人物似乎尤其感兴趣，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涉及到恩迪科特的作品竟达六部之多，它们分别是《哈钦森夫人》(MrsHutchinson，1830)、《温顺的男孩》(TheGentleBoy，1832)、《祖父的椅子》(Grandfather’sChair，1835)、《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TheMay-PoleofMerryMount，1836)、《恩迪科特与红十字架》(EndicottandtheRedCross，1838)和《大街》(Main-street，1849)。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霍桑上述系列短篇小说的创作目的和历史意义，选择合适的理论视角十分重要。相对于把历史当作僵化的事实和静态的文学背景的旧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更注重文学与历史相互影响与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同时，在突破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之后，新历史主义主要考察的是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对话、协商、流通和交换的过程。因此，本文拟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霍桑John Endicott系列短篇小说的综合研究来揭示霍桑重塑历史、参与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决心。

二、“清教徒品格”的宏大历史建构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基于基本事实而进行的一种编码式叙述，因此它具有虚构性和叙事性的文本特征，即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霍桑研究者约翰·麦克威廉斯(John P Mcwillimas Jr)指出，19世纪30年代前后的美国社会，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充斥着一种纪念性修辞(commemorative rhetoric)②，即当时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把美国独立建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文明活动来进行纪念。在纪念性演讲中，他们把17世纪的清教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民主原则联系起来，力图为美国人民构建出一个深受神灵庇佑、统一、连贯、稳定向前发展的历史范式。比如历史学家鲁弗斯·乔特(Rufus Choate)就曾豪迈地宣称：“美国的历史是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荣耀历史。”[1]356政治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在普利茅斯的一次演讲中说：“普利茅斯聚居点是自由的神圣遗赠。”[2]11政治家约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把独立革命的胜利归功于清教主义的胜利，他用肯定的语气赞扬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是人类自由权利的捍卫者：“他们(清教徒)的遭遇在其内心种下了清晰而又不可磨灭的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热爱，以及坚定不移地伸张和维护自然权利的信念。”[3]161821年，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普利茅斯的演讲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石山上来表达我们对清教先辈的敬意，我们感怀他们的遭遇，感谢他们的努力，景仰他们的品格，崇敬他们的虔诚，热爱他们那些公民和宗教自由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得他们远涉重洋，抵御住来自天国的风暴，经受住野人、病痛和饥荒的肆虐，在这片土地上开拓、建设……”[4]183

在这些演讲中，所谓的“清教徒品格”受到了大力推崇。乔特认为“清教徒品格”的核心是“高度英雄主义的钢铁意志”，正是这种品格支撑着清教徒把共和国主义带到了北美洲这块“并没有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5]18。他还把这种英雄主义品格具化为“热情上进、艰苦朴素、坚定果断的男性气质”[1]337。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多利(Joseph Story)认为清教徒几乎拥有圣徒的品格，“生活简朴、对上帝虔诚、节制、谦逊、耐心、热忱，他们就像是圣徒时代的人物”[5]67。埃弗里特说：“在这些深沉、刚强的朝圣者身上看不到一丝女性的柔弱。”[2]204

那么，承载了如此恢宏意义的“清教徒品格”是否体现了历史的真实？19世纪的美国社会对“清教徒品格”的认知是否统一？根据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诗学观点，历史从来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本质上具有文本性、虚构性、叙事性等诗学特征。受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影响，人们在修撰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情节编排、论证解释等环节进行“创造性”发挥。笔者认为，上述纪念性修辞正是有选择性地编排了部分史实，在国家、民族、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对清教徒历史进行了神圣化和崇高化，是民族主义集体意识的反映。同时，霍桑生活的时代还存在着另一种对“清教徒品格”的认知趋向，那就是以个人的情感自由为出发点，着力揭露第一代清教徒③对异教徒的迫害，控诉其性格中的偏执，试图构建清教徒黑暗、残忍、专制的历史。正如迈克尔·大卫特·贝尔(Michael Dvitt Bell)所说：“在霍桑生活的时代，如果把清教徒当成建国者，那么他们就是民族英雄，但如果把他们当成镇压者，那么他们就是狭隘的暴君。而想要颂扬的爱国热忱和想要批判的自由主义冲动是展现新英格兰清教徒历史的主要张力。”[6]17

三、宗教零容忍与霍桑同时代作家的小说创作

众所周知，第一代清教徒对异教徒的零容忍是构建其英雄形象的软肋。著名的反律法争论(Antinomian Controversy)④、女巫审判案(Witch Trial)⑤等都是他们宗教偏执、执政粗暴的典型案例。对于这一事实的叙述，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的做法。“清教徒品格”塑造者的通常做法是淡化处理，因为他们觉得对清教徒宗教零容忍的批判是对清教主义的亵渎。比如，当提到早期清教徒对异教徒的镇压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就轻描淡写地用“只不过是一段富饶河道上空的秋天清新迷雾”[7]463这样的比喻一笔带过。再如，当论及借用清教徒素材进行罗曼司创作时，乔特谆谆告诫道：“忠诚的新英格兰罗曼司作家不应该拿镇压贵格派、反律法争论以及女巫审判案等有损清教徒名誉的事件来混淆视听……他们(罗曼司作家)只需要书写一个让我们人人景仰的英雄时代(就可以了)。”[1]350

然而，对于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莉迪娅·玛丽娅·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伊莉莎·巴克敏斯特·李(Eliza Buckminster Lee)等成长于新英格兰之外的作家而言，深刻揭露第一代清教徒的宗教零容忍代表了19世纪现代文明对17世纪黑暗暴政的超越。欧文在《尼克博克的纽约历史》(Knickerbocker’sHistoryofNewYork，1881)中指出，四处窥探(异教徒)是清教徒暴政独裁的根源，幸运的是如今美国的报刊杂志取代了清教徒的鞭刑柱。“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只)声讨而不再实施驱逐，可以(只)控告而不再施以鞭笞，可以(只)免职而再不动用绞刑。”[8]172至于那些最早以新英格兰历史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女性作家们，她们最青睐的主题便是追求自由的女儿对专横顽固的清教徒父亲的反叛，由此引发了关于女性情感与男性理智、人道主义的现在与残忍的清教徒历史之间的二元对立讨论。比如蔡尔德在她的小说《霍伯马克》(Hobomok，1824)中，就刻画了一个狂热而固执的清教徒父亲形象——柯南特先生(Mr. Conant)。因为宗教原因，他硬生生拆散了女儿玛丽·柯南特(Mary Conant)与天主教徒布朗(Brown)的爱情。在母亲病故和听闻布朗死于海难的双重打击下，玛丽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然而，柯南特先生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宗教歧视导致了女儿的不幸遭遇，他认为这是天意对女儿背叛信仰的惩罚。如果说《霍伯马克》中，对异教徒的零容忍使清教徒忽视了人伦亲情，那么李创作的《娜奥米：或两百年前的波士顿》(Naomi：OrBostonTwoHundredYearsAgo，1848)中，狂热的清教徒则完全无视正义和人性。该小说以两百年多前波士顿清教徒镇压贵格会教徒事件为背景，19岁的主人公娜奥米是个虔诚的清教徒，生活在一个小乡村，清教主义“就像空气一样存在于周围”[9]31。出于同情，娜奥米偷偷放走了一个将要遭受鞭刑的贵格会教徒(自己的老保姆)。这一行为引起了清教长老们的集体震怒，他们对娜奥米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并把她当作异教徒投入了监狱。囚禁结束后，他们又命令她在严寒的隆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殖民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头到尾，娜奥米都没有特别偏向哪一个宗教派系，她只不过表现了一个基督教徒最基本的博爱，但就是这份博爱却使她差点丧命。

在两极化的创作氛围中，霍桑对待历史的态度格外谨慎，他试图重新梳理17世纪的清教徒历史：在题材的选择上，霍桑并不刻意回避敏感且有争议的事件，注重清教主义传统对清教徒代际性格和道德影响的研究；在历史人物的塑造上，他没有选择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等公认的大圣大贤，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选择了那些在后世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比如恩迪科特、安妮·马尔伯里·哈钦森(Anne Marbury Hutchinson)、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等进行多维度刻画。

四、第一代清教徒的性格悖论与John Endicott 系列短篇小说

恩迪科特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采取多种措施以提高殖民地的独立意识和自信心的同时，也对清教徒眼中的异教徒进行了残酷镇压。因此，19世纪的人们对恩迪科特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而正是这给了霍桑一个新的阐释空间，使他能够在与同时代流行意识形态的对话和协商中还原历史真实。

在霍桑眼里，恩迪科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扁平形象，他几乎拥有了清教主义所有的正面和负面特征，这些起源于旧世界的特征是不可分割、同生共质的。基于此认识，霍桑创作了John Endicott 系列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不同时期的恩迪科特：《哈钦森夫人》中，恩迪科特是“端着出鞘的剑站在天堂大门口”[10]25，要求所有朝圣者必须与其同心同德的强硬宗教领袖；《温顺的男孩》中，他是一个年老、偏执的殖民地统治者，“心胸狭窄，才疏学浅”[10]116，以极其残忍的手段镇压贵格会教徒；《祖父的椅子》中，他是一个荒野征服者；《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中，他是所有欢愉、享乐精神的坚决终结者；《恩迪科特与红十字架》中，恩迪科特对异教徒持零容忍态度，同时也正是他最早象征性地宣告了美国的独立；《大街》中，他坚决、果断、思虑周详，是塞勒姆早期殖民地生活的缔造者。霍桑试图通过对恩迪科特矛盾性格的展示来告诉人们，不能只承认第一代清教徒的自助、坚强而回避他们在宗教上的零容忍现实，同时也不能只谴责他们的偏执、严酷而忘记了其在拓荒、建国中所付出的代价。因此,霍桑塑造的第一代清教徒并不是如纪念性修辞家所鼓吹的道德高尚、智慧平和的完美圣徒，而是像恩迪科特一般有着自身局限性的宗教信徒。

在《哈钦森夫人》中，霍桑虽然把恩迪科特和温思罗普放在了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们却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具象(embodiment)：

在这里聚集了当地所有的受人尊敬的神父们，他们在我们心目中受尊敬的地位仅次于四位《福音书》的作者。这里还有许多没有从这个时代最可怕的错误中得到净化感悟的人，他们准备用暴力来宣传和平的宗教。坐在最高位置上的是温思罗普，他是一位无辜者和有罪者都喜欢他做仲裁的人，前者相信他的正直和智慧，后者则对他的温和抱有希望。其次是恩迪科特，他会端着出鞘的剑站在天堂大门口，拼死阻止一切去那里的朝圣者，除非他们走他的道路。[10]25

在这里，恩迪科特和温思罗普都是作为第一代清教徒的代表人物出现，但前者因为偏激、固执的性格而显得更加真实，后者却因为过于完美而更像是一种虚幻的后世建构。对以恩迪科特为代表的清教徒时代的描绘展现了许多人准备用暴力来宣传和平宗教[10]25的历史真实。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不同，霍桑既没有把具有坚毅、勤劳品格的清教徒上升为神，也没有因为他们性格中的残酷、阴郁而将其妖魔化为恶魔，相反他认为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第一代清教徒的完整人格。正是这种人格使得他们虽然征服了荒野、产生了独立自主思想的萌芽，但也毁灭了艺术和想象的土壤，压抑了民主的声音。

《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中，霍桑先是采用了如纪念性修辞一样的手法生动描述了一群为征服茫茫荒野而顽强生活、努力奋斗的清教徒。当欢乐山的居民进行狂欢时，生活在不远处的清教徒们“整天板着脸，天不亮就开始作祈祷，祈祷完后便去森林和玉米地干活，晚上收工后还要不停地祈祷。平时他们枪不离手，看到掉队的野人就打，有时也举行秘密集会，但决不是为了发扬光大英格兰传统的欢乐精神，而是聚在一起听布道，一听就是三个多钟头”[10]414。正因为自豪于清教徒身上那种使其成为“勇敢的士兵、清醒的劳工和虔诚的教徒”[10]420的素质，所以恩迪科特手持利剑来到欢乐山后，自信满满地宣布：“上帝已经将这片荒野恩赐给了他的选民(清教徒)。”[10]417然而，霍桑并没有对清教徒的古板严厉生活加以无限拔高。正如小说所说,一旦清教徒的严酷冷峻占了上风，“一年四季都变得昏暗起来，这块土地上就会出现一张张阴云密布的脸，就会永远只有辛劳、说教和赞美诗”[10]415-416。换句话说，如果欢乐山代表了艺术自由、丰富生动的旧世界生活，清教徒聚居地则代表了刻板严酷、阴郁单调的新大陆生活，而砍掉五朔节花柱则象征着北美大陆与英国或者普遍意义的旧世界价值观的彻底决裂——“世上的道德阴影笼罩了所有系统性的欢乐，正是因为如此，在悲哀的森林中，狂欢的老家也变成了一片荒芜”[10]420-421。

但是，如果让欢乐山的价值观主宰整个殖民地，那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欢乐山居民看似崇尚自然和快乐哲学，实则是一个被“欢乐的绝望”和“疯狂的快乐哲学”所驱使，“宁愿死心塌地地虚度一生，也不愿意去探究什么清醒的真理，甚至连真正的幸福也不在乎”[10]413的放纵群体。就连刚举行完隆重婚礼盛典的五月仙子也隐隐地对这种虚幻的狂欢氛围感到担忧：“一听到这种欢快的音乐，我就不由感叹起来。……我老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这些欢天喜地的朋友只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影子，他们的欢乐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不真实的。”[10]412所以，当“清教徒中的清教徒”恩迪科特带着一群“不苟言笑的清教徒”[10]412来到欢乐山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他们似乎更清醒、更真实、更适合新世界的残酷生活。由此可见，霍桑之所以要重现一个“无论欢乐还是阴郁都在为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而奋争”[10]407的历史时刻，是因为想让读者产生同理心，从而明白美国的历史是有遗憾的历史，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无奈选择，美国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像温思罗普或者威廉斯那样的道德圣人，而是像恩迪科特这样虽有瑕疵却富有开拓精神的活生生的凡人。

《恩迪科特与红十字架》的故事情节是围绕恩迪科特的一段著名史事来展开的。1633年，由于英国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的步步紧逼，恩迪科特在一次民兵训练中拔出宝剑，戳穿英国国旗，撕下红十字，宣誓誓死反抗英国国王并要求与英国彻底决裂。霍桑将这一英勇行为写进了小说，并在文末用激赏的口吻赞诵道：

人们用胜利的欢呼批准了我们史册上最勇敢的业绩之一，恩迪科特的英名永垂不朽！我们回顾那杳如烟云的往昔岁月，就能够认出，把红十字从新英格兰旗帜上撕下的举动，正是我们获得解放的第一个征兆。当那位严峻的清教徒的尸骨在地下长眠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的父辈终于完成了这件伟业。[10]634

与纪念性修辞不同的是，霍桑赞赏恩迪科特英勇行为的同时，在小说开头用了整整四页描绘了其统治下充满血腥的塞勒姆：刚被杀死的狼的头颅被钉在教堂门口的游廊上，台阶上布满了鲜血；一个疑为天主教圣公会教徒的男子，怪模怪样地被套在颈手枷里；一个亲国王派的男子双足被禁锢在足枷里；一个瘦高个男子因为擅自对《圣经》作出自己的解释而被挂上了“胆大妄为的福音传道师”[10]632的牌子；还有一些犯错者或是脸颊上被打上“恶行”的开头字母，或是鼻子被割开并烙焦，或是被罚终身在胸前佩带红色字母“A”等等。

将一个黑暗、血腥的开头与光明、温情的结尾相对照，将一个压制自由的独裁暴君与争取独立的传奇勇士相并置，霍桑在这里其实是想让读者面对这样一个悖论，即那些促使恩迪科特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品质，同样也使得他成为了残害异教徒的刽子手。同时，霍桑也想通过这样的并置来解构美国建国的神圣性。在一些纪念性演讲中，早期清教徒对“人类自然权利”和“信仰自由”的捍卫是美国独立革命的重要根源，美国独立革命则是清教徒自由精神的延续和超越。而恩迪科特也正是以捍卫公民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来激励人们反抗英国国王，他在红十字旗下说道：“我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要到这么一个崎岖不平、气候寒冷的地方来？还不是为了要享受我们的公民权利吗？还不是为了要求按照我们的信仰，享受崇拜上帝的自由吗？”[10]632恩迪科特的话音刚落，身边那个因为擅自解释圣经而遭到羞辱的男子就立马反驳道：“你把这也叫作信仰自由？”[10]632听到这个福音传道师的质问，又目睹了男男女女遭受酷刑的场景，“罗杰·威廉斯那宽厚的脸上静静地掠过一丝悲伤的微笑”[10]632。由此可见，无论是持有异议的福音传道师还是宽厚、温和的威廉斯，都不认为以恩迪科特为代表的清教当权者在新英格兰实施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所鼓吹的自由仅仅是狭隘的清教信仰的自由，是打压甚至迫害其他教派的自由。霍桑认为，恩迪科特损毁英国国旗的举动其实是源于其狭隘的、对异教徒零容忍的宗教理念。《祖父的椅子》中，一向对清教徒先辈持赞赏态度的祖父在谈到恩迪科特的这一行为时曾委婉地说：“恩迪科特对红十字旗帜的损毁是清教徒性格的强烈体现。”[11]25温思罗普、科顿·马瑟(Cotton Mathar)则明确指出，恩迪科特毁掉英国国旗上的红十字并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因为他憎恨红色，红色使他联想到英国国王意欲抛弃清教信仰，向罗马教廷靠拢的企图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为了维护宗教纯粹性，恩迪科特萌生了脱离英国的想法，并在其后逐渐衍生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反抗。自此，霍桑彻底颠覆了美国独立革命源于清教徒对“人类自然权利”和“信仰自由”捍卫的论断。

五、结语

在两极化的创作氛围中，霍桑借助John Endicott 系列短篇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历史人物约翰·恩迪科特，以此来展现第一代清教徒性格中的悖论。在霍桑笔下，他们既是茫茫荒野的征服者也是欢愉精神的终结者，既是抵制英王暴政的反抗者也是用残酷手段压制自由和民主的独裁者。由此，霍桑在与同时代流行意识形态的对话和协商中，还原了清教主义的真实面目，重塑了时代的历史意识。

注释：

①贵格会(Quakers)，又名教友派，兴起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因为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以及不接受洗礼等宗教信仰差异，所以贵格会教徒一度受到北美清教徒的驱逐和迫害，甚至连收留他们的人也要遭受罚款、拘留、鞭刑、割舌、割耳等惩罚。

②详情可参见约翰·麦克威廉斯的著作Hawthorne,MelvilleandtheAmericanCharacter:ALooking-glassBusiness(Mcwillimas J. Hawthorne，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A Looking-glass Business[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26-33)。尼尔·弗兰克·道布尔迪(Neal Frank Doubleday)在Hawthorne’sEarlyTales:ACriticalStudy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19世纪美国的纪念性修辞努力塑造的是第一代清教徒高尚的建国者形象(Doubleday F N. Hawthorne’s Early Tales:A Critical Study[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72：92-95)。

③霍桑十分注重不同代清教徒的刻画。研究者一般认为恩迪科特代表了第一代清教徒，而霍桑小说中的布朗、胡弗牧师则分别属于第二、三代清教徒。持这种观点的除了约翰·麦克威廉斯还有迈克尔·大卫特·贝尔(Bell M D. Hawthorne and the Historical Romance of New England[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以及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Buell L. New England Literary Culture: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naissan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④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泛指那种认为基督徒不必宣扬和遵守旧约时代道德条文的主张。近代教会史上围绕该主张的争论主要有两次：一是宗教改革之初，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与阿格利果拉(Johann Agricola)的争论。二是发生在17世纪新英格兰的争论。以哈钦森为代表的教会人士认为圣约分为“善工之约”(covenant of works,旧约)和“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新约)，两者迥然有别，基督徒系承受后者，而非前者。但当时大部分保守的清教徒则认为旧约律法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揭示人的罪，另一方面提供道德准则，因此必须予以尊重。最后，哈钦森被放逐。

⑤女巫审判案又称塞勒姆女巫审判案。1692年，美国塞勒姆镇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不由自主跳舞的怪病，随后与她平素形影不离的7个女孩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她们得怪病的原因是村里的黑人女奴蒂图巴、女乞丐，以及一个孤僻的从来不去教堂的老妇人，于是对这三个女人严刑逼供。随后，被认定为“女巫”和“巫师”的人进一步增多，先后有20多人死于这起冤案，另有200多人被逮捕或监禁。在这个事件中，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互相迫害，他们借着宗教的幌子宣泄自己的私愤，人性之恶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1992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为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

⑥Gallagher E J在HistoryinEndicottandtheRedCross一文中，从史料的角度证明恩迪科特的举动是出于其狭隘的宗教观(Gallagher E J. History in Endicott and the Red Cross[J]. Emerson Society Quarterly，1986，50：62-65)。

[1]Choate R. The Works of Rufus Choate V1[M]. Boston:Little Brown,1862.

[2]Everett E. An Oration Delivered at Plymouth,December 22,1824[M]. Boston:Cummings,Hilliard,1824.

[3]Quincy J. An Address to the Citizens of Boston[M]. Boston:J H Eastburn,1830.

[4]Webster D. A Discourse Delivered at Plymouth[M]. Boston:Wells & Llly,1821.

[5]Story J. A Discours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Salem[M]. Boston:Hilliard,Gray,1828.

[6]Bell M D. Hawthorne and the Historical Romance of New England[M]. Princeton:Princeton UP,1977.

[7]Bancroft G.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 Boston:Little,Brown,1837.

[8]Irving W. Knickerbocker’s History of New York[M]. New York:Penguin Classics,2008.

[9]Lee E B. Naomi:Or Boston,Two Hundred Years Ago[M]. New York:Kessinger Publishing Co,1848.

[10]霍桑. 霍桑集：故事与小品(上)[M]. 姚乃强，严难明，李公昭，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11]Hawthorne N. Grandfather’s Chair[C]//Pearce R(ed. ). True Stories from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 VI.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1972：9-71.

ANewHistoricalResearchonHawthorne’sTalesaboutJohnEndicott

HUJi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ultures,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Mianyang621010,China;ForeignStudiesColleg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In Hawthorne’s times,there existed two extreme texualizaiton of 17thcentury puritan images. Confronted with the divided ideologies,Hawthorne,by choosing the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figure John Endicott as prototype,carried out the portrait in multi-dimensional way. While engaging in the negotiation and dialogue with the contemporary dominant ideologies,he not only disclosed the paradox hidden in the character of first generation puritans but also deconstructed the sacredness of puritan origin,thus restoring the truth to puritan history.

Nathaniel Hawthorne;divided ideology;John Endicott;paradox;deconstruct

I712

A

2095-2074(2017)05-0106-07

2017-05-17

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5SB0070)；四川外国语言文学中心项目(SCWY17-08)

胡杰(1979-),女，四川射洪人，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