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经由维多利亚文学的文化观念流变

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欲知晓英国文化观念，须从维多利亚文学入手，否则就无以探寻其成熟轨迹，无以把握其成熟标志，更无以领略其千姿百态。就文化观念的成熟而言，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话语，比其他领域里的话语更举足轻重。可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文化”与“文明”的决裂已经完成，而它就是文化观念成熟的标志。

文化观念；流变；维多利亚文学；成熟标志；与“文明”决裂；内涵的拓展

一、引言

就文化观念流变史而言，英国维多利亚文学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它见证了文化观念的成熟。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不久前还强调，“‘文化’一词直到19世纪才广泛流传”[1]10。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至于何时为文化观念的成熟期，至今仍无定论，因为迄今为止，连文化的定义都尚未达成共识。就如国内通用的一部教材中所说，文化的定义“似乎是一个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就开始糊涂的话题”[2]1。无论是当年的文化研究鼻祖威廉斯，还是如今的权威人士伊格尔顿，也都把“文化”视为“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单词之一”①。换言之，“很少有比‘文化’更成问题的词语了”[3]xviii。既然定义都如此成问题，那么相关观念的成熟期当然就更难界定了。笔者曾在《“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以下简称《辩护书》)一书中指出，“文化定义因历史时期不同而不同，因学科不同而不同”，并论证了一个观点，即就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而言，在拓展文化观念的内涵方面，“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金斯利和莫里斯等人做了根基性的工作”[4]3-4。这一观点的含义之一是，文化观念经由上述五位维多利亚文人之手，进入了成熟期。不过，“成熟期”并未作为《辩护书》的关键词出现，甚至没有在该书中出现，而且笔者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发现推动文化观念走向成熟的，远不止上述五位哲人。有鉴于此，本文拟集中探讨两个相关问题：1)英国文化观念的成熟期为何是在维多利亚时期？2)维多利亚文学家们是如何拓展文化观念内涵，从而助推其成熟期的？

二、成熟期的标志：与“文明”决裂

要确定某个思想观念的成熟期，首先要看它的核心内涵在何时成熟。那么，文化观念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其成熟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在《辩护书》中，笔者曾用大量例证说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19世纪英国经历了最重要的内涵演变，而这一演变根植于“现代性焦虑”，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而引起的焦虑。从卡莱尔到阿诺德，从罗斯金到莫里斯，英国文人们持续表达了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换言之，工业文明引起的社会转型，激发了英国文学家们的回应，其内容和性质则在文化观念的流动轨迹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辩护书》虽然对上述轨迹进行了描述，并暗示“转型焦虑”这一核心内涵在维多利亚时期已经成熟，但是未能明确指出其成熟的标志，这不能不算作一种遗憾。

要弥补上述缺憾，我们不妨从伊格尔顿那里汲取灵感。伊氏在《文化观念》(TheIdeaofCulture,2000)一书中指出，“文化”和“文明”原本好比一家人，因为“作为‘文明’的同义词，‘文化’隶属于启蒙精神”，但是自19世纪初以降，“文化观念开始从‘文明’的同义词转变成了它的反义词”[5]9。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伊氏的说法，“文明”一词本来“集事实与价值于一身”[5]10，即既标明某种社会生活形态，又隐含价值判断，如颂扬相关的生活形态及其精神诉求，或个人的全面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国家的治理和昌盛，等等。换言之，“文明”的语义原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描述层面，二是规范层面；前者关乎事实，后者关乎价值。假如这一情况保持不变，那么“文化”就会跟“文明”亲如一家——二者同源同根，因此常常被拿来互换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文明”的上述两个语义层面产生了分裂：它的描述/物质层面犹在，而它的规范/精神层面则丢失了，正如伊氏在另一本书《文化》(Culture，2016)中所说，“文明如今只关乎事实，而文化却追问价值”[1]10。也就是说，“文明”丢失的语义/精神层面，完全落在了“文化”身上。更确切地说，“文明”原有的价值使命，如今只能由“文化”来承担了。导致这一分裂的，自然是前文所说的工业革命，或者说是以“机械崛起”为特征的工业革命，难怪伊氏说“是工业革命助产了文化观念”[1]10。关于这一点，伊氏还有另一段表述：“与工业革命同时兴起的，是对文明本身的激烈反抗，因为后者在总体上已经精神沦丧了。”[1]10伊格尔顿关于文化的阐述，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文化观念的成熟，难道不能以它与文明的决裂为标志吗？

在《辩护书》中，笔者虽然未能明确提出上述观点，但是跟它已经非常接近。例如，笔者在论证卡莱尔的文化观时，强调了“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立：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卡莱尔心目中的“文化”跟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文明”是截然相反的概念。“文化”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而“文明”则指社会的机械式物质进步，后者即便涉及精神层面，也只是表面的、肤浅的。《拼凑的裁缝》中有这样一段话：“文明生活(我们从中推断出那么多内容)的种种庄重仪式和繁琐程序中，没有别的，有的只不过是数不清的破碎布料、赶火鸡的竹竿和‘装有干豆的气囊’”。此处卡莱尔对“文明”的嘲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破碎布料”、“赶火鸡的竹竿”和“装有干豆的气囊”等譬喻都彰显了“现代文明”缺乏生气的特性，或者说机械特性。对于这种机械式文明的焦虑，是卡莱尔文化观内涵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强调得不够。[4]57

笔者当初做以上阐述时，主要是为了说明哈特曼相关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后者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到了穆勒、阿诺德和罗斯金的时代，对于文明的肤浅及其悖逆自然的效应的焦虑开始赋予‘文化’一词新的价值含义。”[6]207笔者认为，哈特曼的论断忽视了卡莱尔的贡献，而从时间的先后来考察，文化观念内涵的演变更早地根植于卡莱尔所表述的(社会转型)焦虑。如今看来，这一观点还有助于判定文化观念的成熟期。显然，作为维多利亚文学早期代表人之一的卡莱尔，已经给“文化”概念注入了新的价值涵义，即对于机械式文明的焦虑，或者说明确地区分了“文化”与“文明”的语义，这岂不是文化观念成熟的一种标志？

当然，任何思想观念的成熟，都不会仅仅凭借某个人的一己之力。在《辩护书》中，笔者曾强调卡莱尔的文化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歌德、席勒和诺瓦利斯等人，而他们早在18世纪就已经表述过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也就是表达了相似的文化观。不过，仅有少数人表达过同一种观念，还不足以标志它的成熟。就“文化”和“文明”观念而言，必须有众多文人学者致力于它们的语义区分，才能确保其成熟。正因为如此，把维多利亚时期看作文化观念的成熟期，这似乎是正确的——除了前文所说的卡莱尔，其时还有许许多多的文人志士都奋起批判独尊“事实”的文明，都表达了含有价值诉求的文化思想。不仅仅是《辩护书》重点研究的卡莱尔、阿诺德、金斯利、罗斯金和莫里斯，而且几乎所有优秀的维多利亚作家都有类似的贡献。更值得留意的是，他们或不约而同，或前呼后应地承担起了给“文化”和“文明”分家的工作。例如，狄更斯在写下《艰难时世》后，直接用题献的方式把它献给了卡莱尔，并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个“事实文明”戕害人类灵魂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葛擂硬完完全全地生活在“事实”之中，或者说他所追求的唯一价值是“事实”；无论是他的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一律都是用事实堆出来的，或是用数字算出来的，这在他的一段(关于教育哲学的)表白中可见一斑：

告诉你吧，我要求的就是事实。除掉事实之外，不要教给这些男孩儿和女孩儿其他的东西。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该连根拔除。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这就是我教养我自己孩子们的时候所遵循的原则，也就是我用来教养这些孩子的原则。要抓紧事实不放，先生！②

此处狄更斯所表达的，就是对于机械文明的焦虑，这跟卡莱尔的文化思想形成了有力的互动。狄更斯不光是抨击机械文明，而且用诗性的形式结构言说自己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塑造了像西丝·朱浦那样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形象，以此寄托人类的精神价值诉求——在葛擂硬的眼中，西丝只是一个事实/号码(第二十号)，但是她始终拒绝被简化为一个干巴巴的数字；她的故事就是对机械文明的拒斥。西丝这样的人物形象，其实就是文化的象征。这类形象不止出现于《艰难时世》，而是出现于狄更斯的所有小说，如《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约翰、《远大前程》中的乔，以及《荒凉山庄》中的埃丝特和伍德考特，等等。同样的人物形象/文化象征还见于乔治·爱略特笔下的德隆达和多萝西娅、阿诺德笔下的吉卜赛学者、特罗洛普笔下的罗杰、金斯利笔下的艾姆亚斯和奥尔顿·洛克、萨克雷笔下的威廉·都宾、吉辛笔下的瑟尔萨和魏玛克、斯蒂文森笔下的吉姆、哈代笔下的基尔斯、詹姆斯笔下的伊莎贝尔和史莱瑟、康拉德笔下的麦克惠尔和阿利斯图恩，以及莫里斯笔下的迪克、罗伯特和哈蒙德，等等。所有这些人物，对于机械文明来说，都构成了一种反叛形象，而同时又是文化的化身，象征着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一言以蔽之，这些人物形象的诞生，标志着“文化”和“文明”的决裂。

维多利亚文人们为推动文化观念走向成熟所做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塑造了上述人物形象；他们采用的文类和形式不尽相同，却大都把批评矛头指向了单向度发展——重物质、轻精神——的文明进程。无论是小说和诗歌，还是戏剧和散文，都成了改写“文明”话语的重要场所。以穆勒的《自传》为例：循着该文本意义衍射的轨迹，我们可以捕捉文化观念在19世纪英国演变的轨迹。穆勒曾是一名“一往无前”③的改革者,即热衷于工业革命和物质文明，热衷于法制和社会机构的完善，却忽视了精神/价值诉求方面而误入歧途(重理性，轻情感)，因此他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幸福；通过讲述个人精神危机的故事，穆勒揭示了整个维多利亚社会所经历的精神危机；通过追问“幸福”，他参与了文化观念内涵的建构——“幸福”是人类生活质量的第一要素，而人的生活质量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首次成了“文化”命题④。同样拷问“幸福”的是罗斯金，他以精美的散文，如《报以灰尘》(MuneraPulveris,1862—1863)和《芝麻与百合》(SesameandLilies,1865)等，从“财富”的角度探讨“文化”命题。他重新诠释财富概念，为的是揭示“财富”一语已丧失的“幸福/精神康乐”之义，其实质就是在揭示“文明”已丧失了世道人心，并昭示“文化”必将对其做出反拨。同样的文化反拨也见于维多利亚诗歌作品——且不说阿诺德和莫里斯，就连背负“御用诗人”罪名的丁尼生，也在许多诗行里讽刺“物界越来越大、人格越变越小的现实景象”，“体现出对今人之物欲的强烈忧虑”[7]63。物界越来越大，人格越变越小，这正是“文化”所要反拨的“文明”景象。至于戏剧领域，同样的反拨也在进行。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Mrs.Warren’sProfession,1893)就是一个明证：华伦夫人经营卖淫产业，女儿薇薇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各自都衣食无忧，或者说都享受着物质文明，但是她俩的职业在精神层面分别陷入了负罪或毫无生气——华伦夫人的职业有悖于伦理，而薇薇则单纯从事没有创造性愉悦的数字计算，沦为冷冰冰的“工具人”；她俩生活/工作方式折射出文明单向度发展的可怕后果。

以上分析表明，维多利亚文学家们往往以生动的故事、诗性的语言和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来传达自己的文化思想，亦即构建文化观念的内涵。他们的言说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即鲜明地采取了与“文明”决裂的战斗性姿态。采取这一姿态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广，言辞之激烈，是维多利亚时期之前所未见的。这种姿态由莫里斯的一句名言得到了诠释：“我一生的主要激情，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仇恨。”[8]36可以说，“文化”与“文明”的决裂至此已经完成，而它就是文化观念成熟的标志。

三、文化观念内涵的拓展

在上文的论证中，为方便起见，我们只聚焦了文化观念中“转型焦虑”这一核心内涵。事实上，文化观念的内涵极其丰富，除了“转型焦虑”以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内涵，而且相互间密切相关，往往互为依存，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具体地说，这些内涵往往是从“转型焦虑”中生发出来的。例如，要化解对于社会转型的焦虑，文化就必须提供走出焦虑的路径，以及这些路径所通达的目标，后者往往表现为某种愿景，如共同体愿景、乌托邦愿景，或者关于美好社会秩序的愿景等。至于通往愿景的路径，可以是心智的培育、民族良心的锻造和民族特性的构建，也可以是对财富等概念的重新诠释，以及提倡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文化内涵，都已十分普遍地蕴蓄在维多利亚文学中。换言之，维多利亚文学家们在拓展文化观念内涵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就是说，上述内涵可以由一些关键词来勾勒，如“英格兰特性”“共同体形塑”“财富界定”“生活/生活方式”“心智培育”“秩序诉求”“民族良心”和“乌托邦愿景”，当然还有“转型焦虑”。下文将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讨论。

让我们选择从“转型焦虑”说起。在维多利亚时期，几乎所有的优秀文学家都出自对于机械文明的焦虑，通过诗性的文学语言，向文化观念中植入了新的价值涵义。本文上一小节已经提到卡莱尔的焦虑。学术界讨论卡莱尔的文化思想，大都以他的政论文《时代的特征》和《过去与现在》为主，然而在传递文化火炬方面，他的文学作品《拼凑的裁缝》(SartorResartus,1833—1834)——一部融小说、传记、散文札记和哲学政论文于一体的千古奇书——其实更为有效。大家都熟悉他的一句名言，即“假如我们需要用单个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时代的话……只能首先称它为‘机械的时代’”[9]169，但是《拼凑的裁缝》在表达同一思想时显然更为生动。仅以下面这段描述为例：“在那可怕的蒸汽下面，在那弥漫着腐烂味道、难以想象的气体下面，有一只躁动的即将沸腾的巨桶！有人得意洋洋，有人心事重重……骄傲的大人物仍逗留在香气四溢的客厅里，或小憩在淡红色的幔帐后。可怜的人蜷缩在低矮的床上，饥饿的人在茅草棚中战栗……”[10]21这段通过主人公托尔夫斯德吕克的双眼所呈现的景象，不但喻指上文所说的“机械时代”(“蒸汽”喻指蒸汽机和工业文明)，而且强烈控诉了“文明”背后的龌龊和贫富悬殊，这跟另一位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迪思累利的“两个民族”一说形成了有力的呼应；后者在其小说《西比尔》中把富人和穷人比作“两个民族”，即有钱人醉生梦死，而穷苦人却生不如死，犹如来自互相隔阂的不同民族。类似的焦虑弥漫于数不清的维多利亚文学作品中，其中最典型的除前面提到的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以外，必须一提的是阿诺德和穆勒，这是因为他俩用最生动、最确切的语言点出了“转型”和“焦虑”的意蕴。先让我们重温一下阿诺德的著名诗行：

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去，
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我的头脑无处依靠……[11]305-306

就抒发转型焦虑而言，再没有比以上更简洁的语言了。至于穆勒，其特殊贡献在于从自身的“幸福焦虑”，演绎到整个维多利亚社会所经历的转型焦虑(参见本文上一节)，而且他还是用“转型”来描述自己所处时代特征的第一人，这一点在霍顿的笔下有过确切的说明：

这一时代(笔者按：指维多利亚时代)唯一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是一种共识，即“我们生活在转型时期”。这是当时几乎普遍存在的基本概念，而且是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概念。虽然所有时代都是过渡时期，但是此前人们从未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作一个由过去向未来转型的时代。在英国，这种意识确实是跟维多利亚时代同步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31年发现，社会转型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人类进步得太快，以致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可是人类又还没来得及掌握新体制和新学说。”穆勒同时还注意到，这一特征“在几年前”只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辨别，而如今“即使最没有观察力的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一特征”。[12]1

面对社会转型，用文学语言表达焦虑，这样的例子在维多利亚时期数不胜数。限于篇幅，我们此刻只能转向另一个问题：维多利亚文人们是怎样化解转型焦虑的？

他们最常用的策略是提供美好的共同体愿景，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英格兰特性”(Englishness)的建构，即描述或凝练英格兰民族的特色，其用意是促进民族身份的认同。根据兰福德的考证，“英格兰特性”一词“最早出现于1805年”[13]1，这说明英国人在那以后才自觉地构建自身的民族特色。从维多利亚文学作品来看，这一自觉行为显然跟应对社会转型有关。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塑造了波德斯纳普这一富商形象，其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波德斯纳普信条”(Podsnappery)成为家喻户晓的术语，用以指涉一种关于“英格兰特性”的极其褊狭、高傲的信条。在波德斯纳普眼里，像丽齐、贝蒂和珍妮那样的贫苦大众全被排斥在了“英格兰”之外。狄更斯此处揭示的其实就是前文所说的“两个民族”现象，而它又可被看作社会转型危机的症候。针对波德斯纳普，狄更斯又塑造了约翰、贝拉和博芬夫妇等人物，他们的“英格兰”则包括了穷苦百姓。也就是说，狄更斯提倡的“英格兰特性”，包含着走出转型焦虑的路径。类似的文化想象散见于许多维多利亚作家的笔下，而且他们的手段可谓五彩缤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笔下的“庄园”意象。《贵妇人画像》中花园山庄和洛克雷庄园之间的张力，既提供了英格兰民族/历史连续性的象征，又揭示了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中的阶级差异(从中我们可以听见“两个民族”的回声)，同时为处于转型焦虑时期的社会提供了具有整合作用的文化符码。

民族特性的建构，必然牵涉共同体想象。维多利亚时代，是共同体观念——亦即文化这个大观念中的小观念——空前生发的年代。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社会的快速转型：维多利亚文学家们必须应对前所未有的困惑，即“一个(世界)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所致的迷茫(参见前文引用的阿诺德诗行)，或者说应对一个突然变得陌生了的世界。狄更斯、丁尼生和哈代等作家发现，最好的应对策略莫过于形塑一个可知的世界，即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可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关于“可知”的含义，威廉斯在论述从狄更斯到劳伦斯那一段小说史时有过这样的阐释：“小说比其他任何有关人类经验的记载都更深刻、更早地捕捉到了一种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群体、人的本质以及可知的人际关系所引起的问题的认识。”[14]191威廉斯此处说的是小说，但是诗歌何尝不可以憧憬“可知共同体”，丁尼生的诗歌就是有力的例证。《悼念》(InMemoriam,1850)这类歌谣形式的诗篇，把民族认同感定位在了“草根”阶层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暗示了对19世纪英国工业环境和帝国环境的拒斥，同时还通过歌谣格律“把个人和内心的东西改造成共有的、公众的东西，也就是变成可以辨认的、大家认可的文化话语的一部分”，或者说借助“带有民族特性的诗体来凸显共同身份的特征，发出的其实是英国人民的文化之声”[15]14-15。诗人丁尼生是如此，小说家们更是如此。例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哈代的《卡斯特桥镇长》虽笔法不同，却都旨在引导同胞们重新想象英格兰，进而建设一个现实的美好共同体。

共同体愿景的描绘，离不开对财富的思考。更具体地说，离不开对下列问题的思考：财富是什么？财富意味着什么？应该由谁来掌管财富？该怎样掌管？在维多利亚时期，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或是散文家，都对以上问题提交过精彩的答案——狄更斯、阿诺德和罗斯金分别是这三方面的杰出代表。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主人公皮普依靠意外之财获得了“成功”，可是他最终依然有赖于自己辛勤的劳动，以及诚实的品质，才真正看到了远大的前程。这个故事的寓意跟阿诺德许多诗歌的寓意完全相通，后者在《拉格比小教堂》(RugbyChapel,1857)、《吉卜赛学者》(TheScholar-Gipsy,1853)、《博卡拉那病了的国王》(TheSickKinginBokhara,1849)、《怀念〈奥伯曼〉的作者》(StanzasinMemoryoftheAuthorof“Obermann”,1852)和《埃特纳火山上的恩庇道克利斯》(EmpedoclesonEtna,1852)等诗篇中都触及了财富话题，由此我们得以加深理解他在《文化与失序》中的文化思想，以及他为何批评“如今十个英国人中有九个”把“财富本身变成了宝贵的目的”[16]65。对财富思考最深入的要数罗斯金。他不仅给出了“唯有生命才是财富”这个崭新的定义[17]222，而且用瑰丽的语言——他的散文之精美，堪与我国唐宋八大家比肩——来演绎相关思想。他的《报以灰尘》《芝麻与百合》和《给这后来者》等分别把诚实、同情心、公平心、道德勇气和奉献精神等精神价值糅入了财富概念，而且把诚实奉为财富的“首要前提”[17]162。除了精美的散文，他还创作了童话故事《金河王》(TheKingoftheGoldenRiver,1850)，它虽未获得学界足够的重视，但是正如弗莱所说，“罗斯金……有关财富的论述在本质上都是对这部童话故事的一种评注”[18]198。总之，罗斯金跟狄更斯和阿诺德一样，都针对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脱节的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对财富的关注，必然会导向对生活方式的关注，包括对工作方式的关注。再进一步说，前文所说的转型焦虑，就是对于(转型环境下)生活方式的焦虑。笔者曾在《辩护书》中指出，把工作视为生活方式，并且以崇敬的态度对待它，这是19世纪出现的一种新动态(其背后的主要推手是卡莱尔、金斯利、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观念从“工作福音”向“艺术福音”的嬗变。需要补充的是，推动这一观念的还有许多小说家。例如，乔治·爱略特笔下的亚当就是“工作福音”的化身。尤其值得回味的是，有一部维多利亚小说干脆以《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TheWayWeLiveNow,1875)为题，其作者就是特罗洛普。这部小说折射出一种不安宁的生活方式，其背后是社会价值观的悄然变化：荣辱、信誉和择偶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选择交往对象的尺度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全因“现金联结”⑤所致。与特罗洛普遥相呼应的维多利亚小说家有许多，其中又以吉辛和萧伯纳为最。吉辛在《新格拉布街》中，描写了转型漩涡中的文人百态，尤其是他们的工作方式，而萧伯纳则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描写了沦落风尘中的女性，尤其是她们的“职业”。他俩描写的对象不同，角度不同，手法不同，却拥有共同的文化关怀：无论是贾斯珀的大众文化产业，还是华伦夫人的卖淫产业，都带来了物质繁荣，可是代价十分惨重——道德底线崩溃，审美趣味沦丧；扭转这种局面，重塑工作/生活方式，则是上述作品发出的心声。

要重塑生活方式，就得从心智的培育做起。我们前面所说的转型焦虑，其实也跟西方文明的根基脱离了(心智的)培育有关。应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之前，英国文学注重心智培育的特点就已十分明显，这在奥斯汀笔下就尤为突出。进入维多利亚时期之后，英国文学家比以往更注重心智培育，这是因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脱节的现象日益加重了。相对而言，乔治·爱略特在提倡心智培育方面走得最远。她的所有小说都涉及如何培育心智的问题，可是她并不说教，而是用精湛的小说艺术传播文化思想。在《丹尼尔·德隆达》中，丹尼尔和关德琳之间的故事云谲波诡，情节无比复杂，可是道理却很简单，即心智培育有两个基本前提：爱心和知识，两者还必须融合。用丹尼尔对关德琳的话说，就是“在高尚的生活里，爱心穿戴着知识”[19]421。这爱心里还包括同情心、良心和羞耻心。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关德琳从自我走向非我的故事，这一转变始于知耻，得益于从多次蒙羞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叙事者曾说“她身上扎着良心之根”[19]623，然而小说的情节告诉我们：正是羞耻心激发了她的良心之根。至于同情心，我们发现，当她从自己的痛苦进入了别人的痛苦时，她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同情心。简而言之，爱略特用生动的故事昭示了一个道理：羞耻心是心智培育的关键。爱略特的文化观在哈代名著《林地居民》里得到了呼应，后者通过基尔斯、格雷丝和菲茨比尔斯等人物的对比，也讲明了一个道理，即健全心智的培育，必须走出以自我为前提的心境。吉辛的小说《瑟尔萨》(Thyrza,1887)展现了女主人公心智培育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她音乐才能的培育，跟前文所说穆勒的相关思想形成了呼应。后者认为“音乐的最佳效果……在于唤醒人类品格中潜在的那些高尚情感，并提升其强度”[20]119，而瑟尔萨的故事几乎可以看作对此的诠释——她一生经历坎坷，却从未放弃提高人生品质这一目标，她的努力总是跟书中的音乐意象交织在一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瑟尔萨》和《林地居民》中都出现了阿诺德的影子。《瑟尔萨》中直接出现过“光明与甜美”一语[21]193，后者正好是阿诺德所著《文化与失序》第一章的标题，这分明是对阿诺德文化思想的一种响应。《林地居民》则展示了一种与《文化与失序》稍稍不同的文化图景：通过基尔斯的故事，“哈代让偏远乡村的‘粗鄙’与来自‘知识、判断和品味的正确中心’的‘文化’发生密切的接触，从而与阿诺德的文化观进行了一次高价值的对话”；或者说哈代提出了如下质疑：“阿诺德宣传的文化本身是否完美？文化对完美的追求中是否同时会产生傲慢？是否充分包含了对他人的考虑？”[22]89由此我们还可以瞥见文化观念成熟的又一条件，即文学家们彼此间的呼应、响应或回应。

秩序诉求，跟上述各关键词一样，构成了文化大命题的又一个侧面。就如维多利亚文人比前辈们更注重心智培育一样，这时期的文学更注重秩序的延续性，而这也是因为社会转型焦虑加深之故。相对而言，秩序主题在同时期的海洋文学中更为突出。一艘船，或是一个船队，犹如一个微缩的社会，一遇风浪，秩序就成为生死攸关的要事。在文化观念的所有内涵当中，秩序和共同体的关系恐怕最接近，因为两者都有一个依靠什么来维系的问题。金斯利的《向西去啊！》常被当作一个冒险故事，但是它暗含卡莱尔的文化思想，即共同体秩序的维系有赖于平民英雄及其诚恳等品质。探究秩序赖以维系的精神品质，尤其是责任意识，同样也是《金银岛》的特点。这部斯蒂文森的代表作，树立了吉姆这一具有责任感的真诚形象，并使其与一大批用“责任”话语来为一己私利开路的人物形成对照，这至少折射出一个史实：作为秩序基础的责任意识，在维多利亚时期已深入人心。同样的责任意识出现在康拉德的笔下。他在《“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塑造的船长形象，实际上是回答了狄更斯当年(在涉及秩序问题时)常提的问题，即“统治者应该为被统治者做什么”这一问题⑥。当然，表现秩序主题的远不止海洋文学。维多利亚时期在这方面独树一帜的是吉辛。他的《失去归属者》(TheUnclassed,1884)围绕主人公魏玛克的写作目标，引人入胜地把小说创作与治国理政相提并论，可谓别开生面。

民族良心与秩序、心智培育一样，也在维多利亚文学中得到了比先前更多的提倡。究其原因，无非也是转型焦虑比先前更浓厚了，因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剧烈了，随之而来的困惑更多了。说到民族良心，学界耳熟能详的是乔伊斯的一句名言，即“我将在灵魂的熔炉中，锻造出自己民族尚未炼就的良心”[23]213，不过许多作家在他之前就已经以此为己任，萨克雷就是杰出的代表。他用以锻造民族良心的手段之一，是无情地鞭挞公德缺失的现象，尤其是那种有损民族形象的行为方式。例如，小说《名利场》中的“克劳莱夫妇两手空空地在巴黎住了两三年，过得又快乐又舒服”[24]453，他俩之所以能完全靠“赊账”过日子，完全是靠诈骗和赖账鬼混。萨克雷此处明显地是在呼唤民族良心，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民族良心已经渐入英国国民的意识。建构一个民族的良心，就是建构一个国家能够共同认可并维系的价值体系，这是大多数维多利亚文人的自觉使命，这一点直到詹姆斯笔下还余波不断。后者的小说《大使》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超越了维多利亚英国，而主人公史莱瑟从接受瑟姆家族的“大使”使命开始，转而与纽瑟姆夫人决裂，并为此牺牲巨大个人利益的故事，其实是延续了阿诺德的文化命题，即一个民族重塑道德良心的可能性。

从民族良心，到乌托邦憧憬，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谓乌托邦，就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构想、憧憬和愿望，因而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共同体、秩序、民族良心和心智培育等一样，都暗含化解转型焦虑的功能。文学中的“乌托邦冲动”(the utopian impulse)自古有之，但是就维多利亚文学而言，这种冲动烙上了一种特殊的(转型漩涡越转越快的)时代印记，这在金斯利、巴特勒和莫里斯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在金斯利的小说《奥尔顿·洛克》中，主人公奥尔顿的“绅士理想”，代表了一种乌托邦梦想，它既蕴含着破除阶级/等级藩篱的愿望，又含有强烈的共同体诉求。这部小说的玄妙之处，在于贯穿其中的一个张力，即个体乌托邦和共同体理想之间的互动。忽略了它，无异于误读；把握了它，就贴近了作者苦心：奥尔顿个体的乌托邦已然梦碎，共同体的乌托邦理想犹存。在维多利亚时期，最能跟《奥尔顿·洛克》媲美的是巴特勒的《埃瑞璜》(Erewhon:orOvertheRange,1872)和《重访埃瑞璜》(ErewhonRevisitedTwentyYearsLater：BothbytheOriginalDiscovereroftheCountryandbyHisSon,1901)两部曲，以及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巴特勒的上述两部曲必须参照着阅读，否则就会忽视巴特勒的总体设计，即正面乌托邦与异托邦的合体，更会忽视巴特勒本人的心路历程——他从挣扎于转型迷惘，转而重构共同体愿景，也就是走出了空想乌托邦的迷雾。这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乌托邦作品，要数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该书呈现了关于人类总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蓝图，并提出了实现这一蓝图的具体路径，即打破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把普通劳动者的日常工作提升到艺术的境界。有心人会发现，书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看作马克思、恩格斯如下一段话的图解：“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文艺批评，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25]27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出了空想社会主义一样，莫里斯走出了空想乌托邦。他的乌有乡，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有助于化解社会转型焦虑。

综上所述，欲知晓英国文化观念，须从维多利亚文学入手，否则就无以探寻其成熟轨迹，无以把握其成熟标志，更无以领略其千姿百态。许多涉及文化观念的高谈阔论，多局限于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视角，却无视或轻视文学这座宝库。殊不知离开了文学的作用，任何学者要探究文化观念的奥秘，都迟早会力不从心。就文化观念的成熟而言，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话语，比其他领域里的话语更举足轻重。

注释：

①分别参见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 Flamingo：Fontana Press,1983,p.87) 和Terry Eagleton (TheIdeaofCulture， Oxford：Blackwell,2000,p.1)。

②Charles Dickens,HardTime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除个别文字作了更动外，译文参考全增嘏、胡文淑的译本(《艰难时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③在《自传》中，穆勒用“一往无前”一语来形容自己当初的改革热情，并对此进行了反思。出处见John Stuart Mill,Autobiography,London：Penguin Books,1989,p.25。

④根据阿尔梯克的考证，生活质量成为“文化”命题，是维多利亚时期才有的思想事件。详见Richard D. Altick,VictorianPeopleandIdeas,New York & London：W.W. Norton and Company,1973,p.238。

⑤卡莱尔语，原文为cash-nexus，用以描述19世纪工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即受自由放任、竞争供求原则支配的关系。详见卡莱尔：《文明的忧思》，宁小银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54-55页。

⑥详见拙文《文化即秩序：康拉德海洋故事的寓意》，《外国文学》2017年第4期，第104-111页。

[1]Eagleton T. Culture[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

[2]陆扬,王毅. 文化研究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Fuery P,Mansfield N.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Humanities：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M]. 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殷企平. “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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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丁宏为. “最悲惨的时代”——丁尼生的黑色诗语[J]. 国外文学，2009(4)：61-68.

[8]Morris W.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C]//Briggs A(ed.). News from Nowhere and Selected Writings and Designs. London：Penguin,1986: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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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卡莱尔. 拼凑的裁缝[M]. 马秋武,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Arnold M. 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C]//Allott M (ed.). The Poems of Mathew Arnold. New York：Longman Inc.,1979：301-311.

[12]Houghton W E.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13]Langford P. Englishness Identified：Manners and Character 1650—1850[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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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管南异. 敏感的启蒙——《林地居民》中的文化对话[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5)：88-94.

[23]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4]杨绛. 名利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5]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ChangesintheIdeaofCultureintheMidstoftheVictorianLiterature

YINQip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311121,China)

An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of culture in Britain presupposes the use of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as a point of entry. The failure to do so means the failure to keep track of the way it matured,the inability to pinpoint the hallmarks of its maturity,and the oblivion to the density of its intensions. In terms of the impetus to the maturity of the notion of culture,the literary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era plays a more decisive role than discourses in other areas. It seems legitimate to say that the Victorian era witnessed,betwee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a complete rupture that marks the maturity of the idea of culture.

the idea of culture；changes；the Victorian literature；hallmarks of maturity；break with “civilization”;the expansion of intensions

I561.094

A

2095-2074(2017)05-0083-09

2017-09-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72)

殷企平(1955-)，男，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