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爽

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多重性与民族认同

梁 爽

清代中叶，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伊犁地区边务空虚，锡伯人受清朝政府之命西迁至察布查尔屯垦戍边。锡伯人定居区域的地理边界，以及因为八旗制度而形成的社会边界，强化了新疆锡伯族作为边防军的族群身份和屯垦戍边所应具备的价值标准。20世纪上半叶，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继瓦解后，有关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对盛京老家的思念构成的原乡情感，以及纪念西迁的节日成为锡伯族延续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维系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身份和价值标准不再明确，文化精英通过西迁节大型纪念活动等形式强化了边防军后裔的族群身份，提出以“西迁精神”为标志的价值标准，建构其新的族群边界。

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民族认同；族群身份；价值标准

清乾隆年间，在盛京驻防的部分锡伯人携家眷西迁至新疆伊犁河南岸屯垦戍边。学术界普遍认为，相较于辽宁锡伯族，新疆锡伯族更具锡伯族的族群特征。因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形成了自己的饮食系统，传承延续了久远的传统文化。2016年4月-5月，笔者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行了两个月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上述特征并不构成区分锡伯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依据。那么，新疆锡伯族之所以是一个被自我和他者共识的族群，其根本依据究竟是什么?

笔者在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认为新疆锡伯族的族群认同具有多重族群边界。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重点考察族群边界与边界的维持。①参阅[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导言部分。本文既考察族群的内部建构与历史问题，也考察族群边界与边界的维持问题。以历时性的视角分析新疆锡伯族民族价值标准如何形成，以及西迁后裔身份认同的重要性问题；以共时性的视角分析新疆锡伯族如何建构和维持族群边界。

一、察布查尔地区的地理边界

乾隆统治前期，清朝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叛乱后，伊犁地区防务空虚，生产人员匮乏。加之沙皇俄国不停向东扩张侵扰，清朝政府亟须加强伊犁地区的驻防，并开展农业生产。“……移驻伊犁，二十九年复拨盛京等处席伯兵一千名……”②《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兵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37页。，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政府从盛京八旗营中挑选出一千名锡伯官兵，连同眷属共四千余人迁往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这是锡伯族历史上著名的“西迁”。

锡伯人西迁伊犁驻防前，清朝政府已派驻多批满洲兵、索伦兵和察哈尔兵。因塔尔巴哈台换防的特殊性，要求兵戎熟谙骑射技艺，伊犁将军明瑞等在选派官兵驻防伊犁地方的奏折中称：“奴才等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近几年出兵时，未曾遣派伊等。奴才等以为，于此项锡伯兵内拣起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译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因此能骑善射的锡伯人成为驻防伊犁换防塔尔巴哈台的最佳选择。

锡伯官兵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明瑞奏请乾隆皇帝，“奴才等详勘适合安置锡伯兵之地，有伊犁河之南，惠远城对面之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迤西，至豁吉格尔巴克一带，田腴水足，冬夏两季砍柴游牧之地均不远。若使锡伯兵驻此，非但于其生计有利，于地方形势、声势之连属亦有裨益。遂定将伊等即于巴图蒙柯巴克一带依次安置，俾其务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译自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23-324页。最终锡伯人被安置于伊犁河南岸察布查尔地区定居生活。“自精河西三百二十里瑚素图布拉克台为伊犁界南，皆大山。”*(清)松筠修纂：《钦定道光新疆识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卷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新疆锡伯族所定居的察布查尔地区恰以乌孙山为其界南。乌孙山海拔2000-3500米，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特克斯、昭苏二县的界山。“锡伯领队大臣专辖卡伦以外隔河与哈萨克接壤”*(清)祁韵士纂：《嘉庆西陲要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店，2012年，第463页。、“伊犁河西南与哈萨克布鲁特连界”*(清)松筠纂定、汪廷楷原辑、祁韵士增纂：《嘉庆西陲总统事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卷五《城池衙署旗井》，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等等，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锡伯人所定居的察布查尔地区的西边与邻国哈萨克斯坦接壤。

环顾锡伯人聚居的地理环境，北邻伊犁河，南靠乌孙山，西邻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由于伊犁地方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在西迁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锡伯人生活在一道有形的地理边界范围内。由于锡伯族聚居地地理空间相对孤立，聚居人口相对较少，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也少，犹如一座孤岛存在于察布查尔地区。

在笔者的调查中也发现，新疆锡伯族文化精英同样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他们传承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一个因素，“你看南边是乌孙山、北边是伊犁河，西边还临着哈萨克斯坦，在这样封闭的区域里，而且清代的时候交通不方便，我们锡伯人很难走出去。”*访谈对象：佟文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人，大学学历；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2日；访谈地点：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当族群处于孤岛状态，不存在与其他族群频繁互动或竞争的情况下，不需要用族群边界定义族群。在这个意义上，族群的地理边界为族群文化特别是语言的保持和传承创造了有利条件。

锡伯人西迁驻防伊犁河南岸后，屯垦开发北疆是其重要职责。“请照伊犁锡伯营屯种之例，按名分地亩，各令自耕，永为世业。”*《清会典事例》，卷一七八《户部二七·屯田·新疆屯田》，中华书局，1991年，第13-14页。按照伊犁八旗驻防规定，“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除照理支给饷银外，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清)松筠纂定、汪廷楷原辑、祁韵士增纂：《嘉庆西陲总统事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卷五《粮饷茶布》，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也就是说锡伯营是“有银无粮”，官兵口粮需要自耕。面对水源和粮食短缺的情况，图伯特带领锡伯族军民历时七年成功修建了察布查尔大渠，开垦了八万亩良田。锡伯人西迁的第二项职责是戍边。“锡伯族就被安排到伊犁河以南，在军事方面履行了四项重要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伊犁河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设置的十八个卡伦，这是第一个军事任务。第二个军事任务，巡路边境线，在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的率领下，每年春秋两季，巡路查看哈萨克、厄鲁特游牧边界的安全。这个任务非常艰苦，也是风雨无阻，风餐露宿。第三个任务就是往北疆的塔城和南疆的喀什派官兵换防。换防就是我们这派三百个官兵驻守三年。主要任务是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防御外来的侵略。第四个任务，锡伯营是作为伊犁次营，在天山南北的突发事件中，锡伯营都是第一个被派去先遣部队，跟叛乱分子短兵相接，平息叛乱。*访谈对象：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馆长苏崇安；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0日；访谈地点：苏崇安家。

纵观锡伯族的戍边屯垦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地理边界实则为新疆锡伯族提供了锡伯族之所以为锡伯族的身份与价值标准。原因如下，锡伯人受清乾隆帝之命来到伊犁，地理边界已具象为连年战争留下的荒芜土地、蜿蜒漫长的国家边疆和人烟稀少的生存空间。锡伯人的社会身份是边防军，他们的职责是屯垦戍边，地理边界也是对其职责任务的固化。“我们锡伯族不是驻守卡伦嘛，我们就是在解放前，也就是1947、1948年的时候，我们还在驻守卡伦。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我们也在驻守卡伦啊。就是新疆和平解放以前，我们锡伯官兵还在驻守卡伦。”*访谈对象：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馆长苏崇安；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0日；访谈地点：苏崇安家。1938年，伊犁锡伯营被撤销，八旗制度正式终结。但边防军的族群身份仍然驱使锡伯人继续驻防卡伦，直至新疆和平解放。新疆锡伯人在地理边界内的身份是边防军，他们的职责是守卫领土完整，只要这道地理边界存在，他们的身份和职责就不会更改。

二、八旗制度的社会边界

乾隆君臣经略西北后，新疆伊犁地区成为边疆观念变迁的重要地理坐标。“我朝平定准部，诛戮无噍类，数千里空旷无人，乃徙满汉官兵以实之，迨回部底定。新疆南北两路，悉隶于伊犁将军，分屯置戍，建立城垣，屹然为西北重镇矣。”*(清)佚名：《伊犁考》，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二十三册，线装书局，2003年，第376-377页。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为了确保对新疆的政治管辖，1762年，在伊犁地区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伊犁成为西陲要地，并建立有一套完整的政务、军务与生产生活的边防体系。

清朝政府在新疆伊犁地区实施的是军府管理制，根据族群的不同情况，将移驻到伊犁地区的各驻防营分派到不同地区，伊犁各驻防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且有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和任务职责。

到达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人主要生活在伊犁河南岸的河谷地区，被单独编旗，设立锡伯营，有相对独立、封闭的生活空间。“根据地方形势，按牛录、宗族编设村落，令其永谋耕耘之利；轮班委派兵丁到牧场学习养畜之道；操练技艺等事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译自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23-324页。。

随着锡伯营的建立，锡伯营的八个牛录开始筑城，每个牛录形成为一个村落，亦是一个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位。每个牛录都筑有城墙,上有垛门，以备兵燹，城墙周长视其大小而定，六、七里至十里不等。*参阅佟克力《伊犁锡伯营概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86岁的锡伯族老人佟寿林回忆，八个牛录都打(砌)城墙，那时候壮劳力少，打(砌)城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而且城墙是两层，7米左右高，青壮年就用铁锨一锨一锨垒城墙。牛录城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我们八个牛录都有城堡城墙，城堡都有四个大门，东南西北，白天开晚上关，外族人不能留宿在我们锡伯人的牛录里头。各个牛录有佐领、章京和旗下档房，有严格的制度。”*访谈对象：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馆长苏崇安；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0日；访谈地点：苏崇安家。其实，牛录城堡也是严苛的八旗制度的外化形式。

乾隆执政时期，大力整顿八旗军政事务。伊犁作为新收复的地区，为了保证八旗的战斗力，八旗官兵会定期训练。“伊犁为边疆重地，训练一事最属要务。”*(清)松筠纂定、汪廷楷原辑、祁韵士增纂：《嘉庆西陲总统事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卷六《训练》，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9页。并且不同八旗营有制定的训练科目，锡伯营主要以训练箭和马背技术，“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各于屯所游牧，随时操演枪骑射。”*(清)松筠纂定、汪廷楷原辑、祁韵士增纂：《嘉庆西陲总统事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卷六《训练》，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5页。锡伯配发的武器以战箭为主，并被规定“本营兵丁每年种地秋收后操演骑射”*(清)松筠纂定、汪廷楷原辑、祁韵士增纂：《嘉庆西陲总统事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卷六《军器》，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0-351页。，以继续发挥其“能骑善射”的军事作战特点。“伊犁地极西徼，又为将军帅庭，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清)松筠纂定、汪廷楷原辑、祁韵士增纂：《嘉庆西陲总统事略》，《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卷一《伊犁驻兵书始》，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页。嘉庆十三年(1808)的一份题为“伊犁境内并无逗留戏班折”的奏折批阅中有如下内容：“伊犁为边疆重地，何得有容留戏班之事……朕闻该处近多演剧游戏，以唱太平歌为名彩服登场欢呼取乐，竟有兵丁扮作戏剧荡检逾闲，不成事体……等细加查访，如有此种恶习，立即严行惩办，勿使相沿日久，渐染浇风，是为至要。”*《新疆龙堆奏议》，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第339-343页。由此可见，伊犁地区的八旗军政事务在嘉庆年间仍保持其严格的纪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伊犁地区的八旗制度的严苛性。

新疆锡伯族文化精英普遍认为，新疆锡伯族之所以保留了相对完好的语言和文化，源于八旗制度和牛录城堡。“我们从1766年到八旗制度被取消，取消八旗制度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那就是将近20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锡伯族就在这个八旗文化的环境里面生活，使用的是锡伯族的语言，上的是锡伯族学校，学的是锡伯族的文字，是比较封闭的，不是开放的，所以锡伯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保护的这么好。”*访谈对象：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馆长苏崇安；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0日；访谈地点：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新疆锡伯语之所以保留的比较完好，主要的原因就是和牛录城堡有关。伊犁河谷这边，孤零零的一个锡伯营，每个牛录都有城墙，外族的人还不能过夜，外族人做交易，白天可以进城，晚上必须出城。城堡就相当于一个部队的大院，形成了一个小的封闭的环境。一个牛录一个牛录都很封闭的，而且没有外族，都说的是一种语言，锡伯族老人现在汉语都很差。我父亲汉语就很差，只能简单说几句”*访谈对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联副主席阿苏；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5日；访谈地点：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新疆锡伯族在锡伯营的生活空间中，无形的八旗制度和有形的牛录城堡在锡伯族与他族间建立起一道社会边界。但应该注意到的是，锡伯人在清末经历了一系列攸关于民族发展的事件。“咸丰末年，回民煽乱，俄人乘隙，窃掠伊犁。”*(清)佚名撰：《伊犁考》，清末抄本。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线装书局，2003年，第376-377页。包括清同治五年(1866)苏尔旦夺据伊犁；清同治九年(1870)沙俄侵占伊犁，废原行政建制，设伊犁事务办公室。至清光绪七年(1882)，中俄订约(伊犁界约)后，始交还伊犁，前旧卡伦大半废弛或划入俄境，锡伯营驻守前卡伦，亦被沙俄割占，仅剩托赖图等两卡。*参阅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伊犁文史资料(合订本6-10辑)》，第六辑(1990年4月出版)，英林：《察布查尔历史沿革与概况》，内部资料，第1页。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清朝政府对锡伯营八个牛录的相对独立的锡伯营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八旗制度曾中断十余年。但锡伯人由于自己的族群身份，依旧按照原来的族群运行模式生活。

表面看来，八旗制度和牛录城堡提供给了锡伯族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在语言和习俗方面也保持了自己的传承空间和传承义务。实际上，锡伯人对满语骑射的传承源于八旗制度给予锡伯人的族群身份。八旗制度是一套涵盖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完善制度，八旗制度使满洲共同体成为一个管理严密、秩序严整的社会集团。锡伯营在排外和必要的族群身份类别中对群体和个人加以分类，能长期在锡伯营生活的前提是锡伯人，作为八旗成员和边防军的锡伯人。由八旗制度和牛录城堡构成的社会边界，为新疆锡伯人提供了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

三、身份与价值标准结合的族群边界

1938年，伊犁锡伯营被撤销。原来的城墙也因为扩村而被拆毁，随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迁入察布查尔地区，与锡伯族共同生活。三区革命*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民族镇压和统治，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并在三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因这场革命发生在上述三个地区，故称三区革命。期间，一些汉族俘虏兵留在锡伯族家庭生活，部分没有回到原籍的都选择在察布查尔地区娶妻生子，锡伯族开始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有了深入的互动融合。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兵团进驻伊犁。同时，内地汉族人因为饥荒大量涌入伊犁，“(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兵团来了。还来了内地很多闲散人员，他们在内地吃不饱，这边能吃饱。”*访谈对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联副主席阿苏；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5日；访谈地点：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汉族人的大量涌入，给锡伯族带来了一个问题。“汉族人刚来的时候和我们冲突大，我们排斥。汉人占我们的地。他们站稳脚跟后，就把亲戚朋友都招来了，这个地区汉族就越来越多。后来就慢慢融洽了，但是汉文化就开始显示优势了，大概是1970年代的时候，他们不再受我们的同化。他们人多了，不再主动学习锡伯语。我们要是跟他们交流，不说汉语他们听不懂，我们就只能说汉语。”*访谈对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联副主席阿苏；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5日；访谈地点：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在汉人刚刚来到时出现了危机感，这就源于锡伯人长期以来身份所伴随的社会结构的惯性。清代，边防军身份和八旗成员身份象征着锡伯人可以在察布查尔地区使用和占据土地，这就是巴斯所说的族群身份与有形资产问题*巴斯认为族群身份和有形资产间存在关联，一些族群的边界维持机制即是某人认同族群身份就可获得生产资料等有形资产。。也就是说，在清代的察布查尔地区的社会结构中，锡伯人使用和占有土地的权利是以其八旗成员身份和边防军身份为条件，即锡伯人的族群身份为条件。当八旗制度瓦解，锡伯人的族群身份不再是他们具有分配和垄断土地的天然权利之后，当面对汉人以及其他民族与他们共同争夺土地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无奈。这种危机感的存在也恰好证明了，族群身份一直在维持着族群固有的边界。

20世纪70年代后，锡伯族家庭的饮食中也能看到维吾尔族的抓饭、拉条子和烤馕还有哈萨克族的那仁。锡伯语文，作为锡伯族的族群特征之一，其变化最为明显。“文革”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小学恢复了双语课程，但效果不甚理想。2000年以来，锡伯语的普及程度越发令人担忧。由此，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文化精英开始关注锡伯语的教学工作，民间自学锡伯语文的人数也开始逐年增加。在新疆多民族地区，锡伯族从体质外貌来看与汉族差异很小，语言一直是锡伯族文化精英自认为维护锡伯族族群边界的重要内容。双语教学的实施和当地文化精英对锡伯语文学习的热情恰好说明最为明显的族群边界正在消失，他们也在极力修复和建构这道族群边界。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虽然察布查尔地区锡伯族青少年掌握锡伯语文的程度在逐年下降，但新疆锡伯族仍旧是一个连续性的群体存在，仍然保有自己的认同。

首先，历史记忆是维持其族群认同的最重要方式。锡伯族民众口耳相传，世代传扬西迁锡伯族的历史。其中，西迁、屯垦和戍边作为典型的历史记忆在新疆锡伯族中广为流传，且多以家庭为单位，由长辈传承给晚辈，几乎每位新疆锡伯族民众都能简单道出有关锡伯族西迁、屯垦或戍边的历史。如西迁过程中经历的艰难困苦；伊犁农民起义中素花为了挽救锡伯族嫁给了“苏丹汗国”的苏丹艾里汗木新的故事；图伯特为了锡伯族灌溉农田带领全族青壮年开挖察布查尔大渠的故事等。“老人讲的都是我们屯垦戍边的故事，讲的很多。印象深刻的就是锡伯族到这当兵嘛，保卫祖国边疆。老人讲为保卫祖国的边疆，维护祖国的稳定，锡伯族这是付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访谈对象：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金泉镇中学老师富尔和春；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16日；访谈地点：金泉镇富尔和春家。

其次，对“原乡”的记忆、思念和想象，也是维持其族群认同的方式。新疆锡伯族作为移民，他们对“老家”的记忆、思念和想象，有一种原乡情感的表达，“我们小时候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家在东北，在沈阳，西迁到新疆，具体时间我们不知道，但小时候就有这个印象。一说东北，我们就说是我们老家”*访谈对象：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佟高慧；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16日；访谈地点：金泉镇。。

第三，通过纪念性节日的仪式展演，不断强化锡伯族民族的历史记忆。西迁节是新疆锡伯族特有的民族节日，锡伯人称为“杜音拜专扎坤”，意为“四月十八”，又称怀亲节。农历四月十八，是锡伯人从盛京老家西迁启程的日子，西迁的后人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以家庭为单位，来到河边或牛录的关帝庙纪念祖辈长途跋涉西迁的历史。想象一下，跨越万里，走过四季，路上迎来了350个婴儿的西迁之旅，这样的族群经历带给族群成员以及后代的是怎样一种价值标准。家中的男长者会讲述锡伯族西迁历史，然后全家人向东边老家的方向跪拜磕头，以示对家乡祖先和亲人的思念。“各家各户一到农历四月十八这一天，都要宰羊，到伊犁河边抓鱼，或者去到野外，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就是我刚才说的家谱，一个家族形式，几个家庭，或几个邻居，组织起来搞活动，都是民间式的。后来发展到清代末期的时候，就是以牛录的形式，各个牛录都有各自的章京，牛录大人，就是佐领，章京嘛，搞庙会，就在关帝庙。八个牛录都有关帝庙，关帝庙里头以佐领、骁骑校、领催在这些人的组织下，把牛录里年纪大的老人都请到庙会，还把学校里的学生也叫到庙会，关帝庙里，杀猪宰羊宰牛，搞各种文体活动。有摔跤的，有掰手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还有射箭的等，这些文体活动都要开展。像我这种懂历史的人要在大会给大家讲锡伯族可歌可泣的历史。”*访谈对象：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馆长苏崇安；整理者：梁爽；访谈时间：2016年4月20日；访谈地点：苏崇安家。怀亲节是建立在原乡情感基础上的民族节日，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族群的迁徙历史被不断重复。

历史记忆、原乡情感与纪念性节日一方面暗示和强化了族群身份，西迁、屯垦戍边是历史记忆、原乡情感和纪念性节日传承的核心内容，在一代一代传承的历史记忆中，通过不断重复的叙述与仪式展演，一方面强调了锡伯人西迁察布查尔的原因和目的，其历史职责与他们的身份认同相互对应。清代，锡伯人的族群身份是边防军，国家赋予了他们守卫边疆、开发边疆的权利和义务；八旗制度解体后，锡伯人的族群身份是边防军的后裔，他们依旧在先人保卫和耕耘的土地生息，仍然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断重复叙述的历史记忆与仪式展演，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锡伯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西迁、屯垦戍边决定了锡伯人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行为取向的的价值标准。所以，历史记忆、原乡情感和纪念性节日既维持着族群身份的认同，也反复阐释族群的独特价值观。

随着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的消失，锡伯族开始与其他民族接触、融合，由于社会结构的惯性问题，即使在八旗制度瓦解后，锡伯族的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仍保留了相当一段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历史原因，纪念仪式和传统文化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后，族群文化丢失严重，青少年的锡伯语文掌握程度令人担忧，历史记忆传承趋于简化甚至断层，纪念性节日中断后难以恢复，另外，越来越多的察布查尔锡伯人走出去家乡，究竟哪里才是“原乡”也成为问题。随着维系族群边界的身份和价值标准逐渐变得模糊，不甚明确，新疆锡伯族有了维护边界的需求。锡伯族文化精英开始挖掘、整理民族历史记忆，组织恢复西迁节，并组织新疆锡伯族前往沈阳锡伯家庙祭祖。笔者调查发现，锡伯族文化精英一直在强调作为西迁边防军后裔的身份，并将历史记忆文本化、系统化，明确锡伯族西迁清代边防军的权利、义务和职责。同时，新疆锡伯族文化精英重新划定了族群的价值标准范畴。2012年察布查尔锡伯族将价值标准凝练为“西迁精神”，包括忠诚、英勇、开放、勤劳、包容、创新。2014年，正值锡伯族西迁250周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政府组织了大型西迁节纪念活动，邀请全国各地的锡伯族参加，还举行卡伦祭拜、公祭图伯特等活动。对于锡伯族内部成员，通过西迁节的纪念活动强化其身份和价值标准，对外则是以此获得他者对锡伯族所具有身份和资格标准的认同，这是完成族群边界的自识和他识的过程。

结 语

1969年，巴斯(Fredri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边界》出版。在该书中，巴斯提出了“族群边界”的重要理论，为族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外学者已对族群边界理论有过众多论述，笔者不再多做阐释。笔者希望通过新疆锡伯族个案，重新理解超越建构论和原生论研究框架中的“族群作为一个社会连续性组织”的问题。巴斯认为一个群体的文化元素可能不具备传承性，在群体发展过程中存在变异情况。但是，群体没有因为文化元素的变异而解体，其原因在于群体还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构组织。巴斯认为，维系连续性结构组织存在的基础，一是在排外的、必要的身份类别中进行人口分类，二是认可每个族群都有不同的标准。*参阅[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导言部分。由此巴斯提供了两个研究重点，即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

因此，结合以往的研究，以及新疆锡伯族个案的典型性，本文通过考察新疆锡伯族多重族群边界的建构过程，重点讨论巴斯所提出的身份与价值标准问题。西迁以来，新疆锡伯族主要依赖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结合维系族群边界。新疆锡伯族的族群边界包括地理边界、社会边界和族群边界。地理边界、社会边界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坚守族群文化，而是对锡伯人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强化和固化。按照巴斯的理论，边界是存在于群体互动中，处于孤岛状态的群体不需要证明自己的边界，因为不存在维护边界的需要。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内的锡伯人处于族群孤岛状态，地理边界既是锡伯人对生存环境的直观感受，也有形地强化他们作为边防军身份的屯垦戍边职责。社会边界是八旗制度和锡伯营的牛录城堡，社会边界构成的社会空间将锡伯人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来。随着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的相继瓦解，作为一个群体，锡伯族不再以族群孤岛形式存在，锡伯人与其他族群互动和竞争日益频繁，对于新疆锡伯族而言，重新建构族群边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锡伯族文化精英开始通过各种形式重新建构身份和民族价值标准，从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特征中提炼出一种“西迁精神”，作为边防军后裔的价值标准。通过价值标准的自我确认，以及向外界宣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价值，重新建构其族群边界。

[责任编辑 李 浩]

梁爽，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博士后(广州，51027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学视角下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3AZD09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