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传国 （南京艺术学院 210013 景德镇陶瓷大学 333000）

“珠山八友”的身份研究

丁传国 （南京艺术学院 210013 景德镇陶瓷大学 333000）

“珠山八友”是景德镇民国期间的一个重要的陶瓷绘画艺术团体，1928年成立，始称“月圆会”，后来形成”珠山八友”这个名称。“珠山八友”目前公认有十人组成，他们分别是：徐仲南、邓碧珊、何许人、王琦、汪野亭、毕伯涛、王大凡、田鹤仙、程意亭、刘雨岑。十人之中以王琦为首。

“珠山八友”的成员都是出生在清末，艺术经济活动活跃于民国时期，尽管“珠山八友”十人中，年龄相距比较大，最长者徐仲南，生于1872年，而最年轻的刘雨岑生于1904年，相差了32年。但是他们却不因年龄的差距，身份的不同，只因为志同道合，因为陶瓷绘画事业，共同组成了“珠山八友”陶瓷绘画艺术团体，对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珠山八友”十位成员在其身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瓷绘艺术家。而在获得这个身份之前，他们的身份却各有不同，而这些身份对他们的艺术生涯和经济生活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因而“珠山八友”的这些不同身份变成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处在一定社会的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有源于家庭的身份，有源于职业的身份，可能还有源于社会的身份等。“社会身份理论和认同身份理论都认为个体多重的身份是按照一定等级来排列的，某个特定身份的激活取决于身份的突出性（identitysalience）。身份的突出性越高，在特定情境中越容易激活。”对“珠山八友”绘瓷之前身份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时他们主要的身份。

“珠山八友”早年的身份，大体分为有这么几种，一是陶业学堂学生，这对于从事陶瓷相关工作的人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二是学徒，在“珠山八友”中主要是瓷店和画店的学徒，这对于后来瓷绘的职业而言也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开端；三是秀才身份，严格来说这是旧社会留下的一种功名的称谓，代表了文人身份，这对于职业的选择没有十分明确的指向，但对于瓷绘来讲，是一个好的基础；四是税务职员和捏面人，把它们放在一起，因为这两者似乎都与瓷绘不太相干，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身份对于瓷绘而言才会充满传奇。

一、陶业学堂的学生

“珠山八友”十人中，有三位是中国陶业学堂的毕业生，分别是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我国瓷业教育的肇始，始于光绪二十二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的一篇奏折《江西绅商请办小火轮、瓷器及蚕桑学堂》，奏折倡导洋务新法，提出了“以科学之理术，以实业之富庶，拓陶瓷之精进”的主张。中国陶业学堂宣统二年在鄱阳县高门创办，时任校长张浩。辛亥革命后改为江西省立甲种工业窑业学校。陶业学堂毕业生的身份，表明了他们正规的职业学校学习的经历，这也奠定了他们以后从事陶瓷绘画这个职业的基础。他们的这个身份是最接近他们未来的职业的，他们的学校学习过程就是为他们的职业服务的，对他们而言，从事陶瓷方面的创作是最好的归宿。因为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的经历，都曾受教张晓耕、潘匋宇，因此他们瓷绘主要以山水花鸟为主要对象，都各有所得。也因为所学就与陶瓷相关，因此他们对陶瓷很是钟情，对他们的瓷绘职业也表现出了自信，作品在市场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另外，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都曾在陶瓷学校任教，有过教师的身份。汪野亭曾受聘于“景德镇陶瓷职业学校”，程意亭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江西浮梁县立饰瓷科初级职业学校，从事花鸟画专业教学。刘雨岑解放前后在浮梁县立陶业学校，珠山国瓷艺专、东方艺专等校任教。当年在学校学习的经历或许是他们愿意而且能够教师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们的教书时间都不长。

二、瓷店中的学徒

相比能够在中国陶业学堂读书的幸福而言，“珠山八友”中当学徒的徐仲南、王大凡、何许人的经历就要坎坷许多。托尔斯泰有一句这样的话，幸福的人家家相似，不幸的人却各有不同。在少年时去当学徒，往往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徐仲南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年老，其职业是帮别人做瓷器生意而养家糊口。徐仲南十多岁就被送到南昌一家瓷店作学徒，因为父亲的职业原因，他几乎没做选择，就被安排好瓷店学徒的身份。王大凡出生在一个殷实家庭，但不幸的是家道中落，九岁的王大凡就开始了学徒生涯。但他的学徒身份比较复杂，先后在理发店、屠宰坊、布店做过学徒，饱尝了世间的炎凉与生活的艰辛。十二岁到景德镇投靠大姐，开始在其姐夫开的“红店”做学徒。何许人，年少家贫，十二岁投师虬村“丰润堂”，成为版画的学徒。后来“徽派版画”衰落，何许人到景德镇画瓷。学徒身份是他们早年共有的身份，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徐仲南与何许人从一开始都与绘画有关，而王大凡几经碾转，才开始学习瓷画。学徒在当时的社会不可谓不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学徒是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开始，通过学徒，开始感知社会的人情时态，学习社会生存的技能，开始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艺，作为自己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手段。学徒身份虽然低微，但却也能够给勤奋上进的人打开一扇通向理想的窗。学徒身份是徐仲南他们三人介入社会的起点，起点不可谓不低，个中所付出的艰辛是很难为外人所知，我们从景德镇瓷业中的“红店”业就可管窥一二。民国时期景德镇“红店”学徒不知有多少，而能有几人可以在瓷画界出人头地，留下自己的名声，很多人都走不出学徒的身份，绝大多数人也就停留于画工的身份而不能改变。徐仲南、王大凡、何许人他们不因为自己的起点低而随波逐流，放弃努力，而是利用自己学徒身份的优势，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改变和突破。“身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通过社会建构的，人们通过与他者对话而实现自身。身份在影响话语产出的同时也重塑话语，从而重建主体的身份特征。”正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与改变，他们三人从景德镇许许多多的“红店”画工中脱颖而出，成一代瓷绘艺术家。同时，学徒的身份，本就有几分商业气息的熏染，这对他们以后的艺术经济活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三、失落的秀才

在“珠山八友”十人中，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两个清末的秀才，邓碧珊和毕伯涛。“秀才”在旧中国是知识分子身份的代名词，但同时这个名词会演艺出许多不同的社会认同。秀才，不是一种职业身份，更像一种学历身份。这两个有着同样秀才身份的瓷绘艺术家，却有着大相庭径的人生境遇。邓碧珊因为秀才的身份，在中国陶业学堂任过教，也因此接触到陶瓷绘画，并且用在陶业学堂看到的九宫格画地图的方法，首创了瓷上肖像画。秀才的身份，让王琦执弟子礼向其学习诗文书法。秀才的身份对于邓碧珊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没有这个身份，或许人生会大不同。在邓碧珊的艺术经济活动中，他的这个身份是很重要的。但同时，邓碧珊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讼师。对于邓碧珊而言，讼师这个身份是秀才身份的一种延伸，一种对某个固定职业的延伸。讼师这个身份让邓碧珊在瓷画生意难做之时，仍有糊口的门径。而且从邓碧珊的经历来看，讼师这个身份对他的生活而言还比较重要，否则他也不会因为这个身份而遭遇杀生之祸，其个中具体原因已很难去查证，但不可否认邓碧珊最后的悲剧是他的这个身份与时局相遭遇而造成的。如果说邓碧珊很好的利用了秀才这个身份的话，那么秀才这个身份似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毕伯涛的发展。秀才毕伯涛应该来讲具有旧式中国文人的典型特征，在知识结构上诗文书画俱佳，在个性上清高，但有迂腐之气。因为他的秀才身份，在景德镇谋生很快就进入了瓷画圈子，1925年来到景德镇，先是参加了“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随后一起与王琦等形成“月圆会”。但是，或许也还是他的秀才身份，而反映出的旧文人的特性，阻碍了他艺术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展开，在珠山八友中，他的经济状况最为糟糕。“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由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distinctiveness）建立的。该理论对于群体偏见和群体冲突具有巨大的解释力，也可以用来描述个体行为的动机和深层原因。”6毕伯涛因为自己的秀才身份，很难放下清高的身段，或许是其艺术经济活动不活跃的深层原因。富有戏剧性的是，毕伯涛后来还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是新中国江西省文史馆馆员，这个新的身份应该也是其秀才身份的一个延伸，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对其秀才身份的一种新的补充。

四、税务员与捏面人

“珠山八友”之中，田鹤仙的身份相对比较特殊，他来景德镇最初的身份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税务公务员，这也是他在景德镇得以落脚的职业。这个身份对于田鹤仙当时介入到瓷画界或许有几分帮助，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的确是他在景德镇当时可以利用的社会身份。民国时期税务局职员的身份，也是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位的获得也有一定的条件，因此田鹤仙以这样的身份来到景德镇，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很快田鹤仙便不再满意这个身份了。田鹤仙出生于书香门庭，毕业于旧制学堂，对诗书画印颇有兴趣，再加之感受到了景德镇当时的瓷绘氛围，参与瓷绘活动也属自然，也因此转换了一个身份，成为江西陶瓷工业公司夜校教员。教员的身份促进了田鹤仙的瓷绘创作，使得他可以专心画瓷，并常与王琦、王大凡等瓷绘艺术家共同切磋瓷艺。新的身份让田鹤仙找到人生的归宿，以瓷绘为职业，终成景德镇有代表性的瓷绘艺术家。

王琦在从事瓷绘之前，是一个走江湖的捏面人，这是他的身份，也是他后来在景德镇创作传奇的起点。捏面人这样的身份，至少传达出两点重要的信息。第一，他要行走江湖，职业地点不固定。因为现在缺少王琦16岁前的职业生涯的记载，对其如何行走江湖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想见，一个少年在江湖卖艺的经历。捏面人应该是一个小本生意，想必积蓄不会太多，或许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经历可以让人对金钱吝啬，也可以使人有了直面人生的豁达。捏面人混迹江湖，打交道的人不知多少，这种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机灵应该不能缺少。如果没有这种机灵，其生存状态想必一定不会太好。捏面人行走江湖，免不了风餐露宿、辛苦劳顿，这种经历或许可以让人懦弱无为、怨天尤人、锱铢必较，对人生没有希望，也可以让人坚忍不拔、豁达大度，培养一股改变人生的力量。行走江湖，与社会广泛的接触，可以使人得到历练，在其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常人难以学到的东西，……总之，行走江湖的身份对人的未来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对于不同性格的人其人生命运或许千差万别。第二，捏面人是王琦的手艺，是混饭吃的本领，是行走江湖的具体手段。捏面人的技术混合着民间美术的造型能力和审美要求，而且要求一定的动手能力、协调能力。王琦的面人应该是捏的很不错的，“王琦捏《白蛇传》中的折子戏‘断桥会’，一男两女的形象俊美秀雅，在端阳节的御窑厂前尤为抢手。”显然，王琦的“专业”素养是不错的，这为他以后从事瓷绘，并且选择人物为表现对象打下了基础。王琦走江湖捏面人的身份对王琦的一生影响甚巨，因为捏面人来到景德镇，从而直接决定了其职业走向，并且造就了他的人生传奇。

五、结语

从对“珠山八友”绘瓷之前的身份研究来看，身份构建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珠山八友”的起初身份，虽然存在差异，但他们当时所具有的身份，对以后的艺术经济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野亭等三人的中国陶业学堂学生身份对于他们的艺术经济活动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种由陶业学堂身份带来的职业指向性，使得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心无旁骛，他们的艺术经济活动都非常精彩。徐仲南等三人的学徒身份，本身就带有几分商业的色彩，瓷店、画店本身就是商业经营之所，对其经营之道也是耳濡目染，加之他们的所学就是以后的职业方向，因此他们的艺术经济活动的展开也颇丰富。邓碧珊和毕伯涛两人的清末秀才身份对于他们的艺术经济活动的开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秀才在封建社会是一个功名，对人生而言是非常重要。但是到了民国，这种意义已经大打折扣，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思维，秀才这个昔日的功名可能就会成为包袱。他们两人的境遇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王琦和田鹤仙之前的身份相对比较特殊，王琦对于自己江湖捏面人的身份进行了正面的利用，在经营之道、为人处世方面颇能得心应手，在瓷绘人物方面也将早年的技艺派上了用场，成为人生的赢家。田鹤仙的税务职员的身份是一个桥梁，通过这个桥梁他接触了瓷绘，进而在这个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就是珠山八友对文人身份的注重，这对他们的艺术水准、艺术追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们十人之中，有两人是秀才身份，本身就是文人，田鹤仙虽然不是秀才身份，但早年的学习经历说明他也是一个文人。他们的加入不仅只是偶然，因为这个团体的主要发起人王琦对文人的尊敬，以及对文化的追求，使得这种偶然成为必然。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是中国陶业学堂出身，文化水平没有问题。对于王琦、王大凡、徐仲南还有何许人来说，虽然是从学徒做起，但是他们文化的重视与学习，完成了从学徒到文人的转变。

总体而言，“珠山八友”的身份对于日后的瓷绘生涯都有着很深的影响，并且让他们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为景德镇那个时期的瓷绘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1]吴小勇等.《身份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月

[2]关于汪野亭的中国陶业学堂的学习经历，似乎存在疑问，按照某些学者以及汪野亭的女儿王桂英的说法，汪野亭是25岁毕业于中国陶业学堂，汪野亭出生于1884年，25岁时应该是1909年，但是中国陶业学堂成立于1910年。

[3]曲立氏.《传芳居士-汪野亭》，《陶瓷研究》，2007年第四期。

[4]这个引用出自耿宝昌、秦锡麟主编的《珠山八友》中王桂英提供的汪野亭的小传。

[5]袁周明.《社会心理学与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外语学刊》，2011年第4期。

[6]袁周明.《社会心理学与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外语学刊》，2011年第4期。

[7]曲立氏.《陶迷道人-王琦》，《陶瓷研究》，2006年第4期。

丁传国，男，1977.5，江苏南通，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艺术经济史，研究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