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文 豪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宋蒙广西战场宋方的后勤补给问题及影响

郑 文 豪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后勤补给问题是宋军在宋蒙广西战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广西生产力落后导致本地自给能力薄弱，使得宋廷不得不远距离调度物资。物资调度过程中，广西、湖南地方官之间相互推诿运输责任。多种后勤运输路线如水运、海运均存在一定弊端，影响了运输时间效率。远距离运输也导致成本巨大，对物资的损耗较多。再加上广西多使用铜钱以及金银的局地货币环境，使得朝廷拨发的会子在广西的实际购买力不足。后勤供给不足导致驻屯军兵数量受到限制，并最终影响战斗力。

宋朝；蒙古；战争；广西；后勤补给

宋蒙联合灭金以后，宋朝直接面临着来自蒙古的压力。蒙古除从江、淮一线侵宋外，亦谋划从西南突入宋境，在造成包围宋朝大形势的同时，以期从西南打开突破口攻入宋朝的腹心地带。宋人称之为“斡腹之谋”。宝祐元年(1253)，蒙军占领大理国都，图谋绕道广西，经潭州，侵入荆湘，使襄阳、鄂州等地陷入南北受敌的局面[1]卷三，247。此后，广西成了宋朝抵抗蒙古侵略的西南战场。蒙军占领大理后，对宋军来说，形势急转直下。战线的扩大和腹背受敌的形势，使宋朝的战略调度时时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最终战略防线不能力持，随着突破口的次第出现，宋王朝国祚如日落西山，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

有关宋蒙战争史的研究，已有李天鸣的《宋元战史》①参见李天鸣《宋元战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版。、陈世松的《宋元战争史》②参见陈世松《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等专著，这些研究主要使用《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元史》等史料。李曾伯的《可斋杂稿》虽被前辈学者注意到但研究利用似尚不充分③陈智超的《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载邓广铭、程应 主编《宋史研究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利用《可斋杂稿》考证了一二五八年前后西南战场的国际关系。黄宽重的《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载《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利用《可斋杂稿》研究军事情报的搜集以及朝廷与广西之间的信息传递。曹家齐的《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载《中国史研究》，2013第3期)亦利用这一史料讨论了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的路线、手段、效率等问题。。李曾伯以其身处广西抗蒙前线的职位，在任湖南安抚使(宝祐五年正月至十二月)和广南制置大使(宝祐五年十二月至景定元年七月)期间向朝廷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可以说是第一手的珍贵史料。有些奏章中引用了朝廷的圣谕，也可见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本文所述宋方后勤补给的情形，具体地再现了宋蒙战争的一个侧面，也展示了鲜活的来自现场的史料④尽管有关宋朝后勤补给的史料远不止《可斋杂稿》，但事关广西抗蒙战场的却以此书为不可多得。有关宋朝后勤补给的研究有：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川《宋朝军队后勤运输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张磊《北宋时期西北战场军事后勤保障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等等。这些研究对《可斋杂稿》的利用均不甚充分。。希望本文能对宋蒙战争研究有所推进和助益。

一、广西的后勤补给形势

蒙古在西南战线的压力，使得宋朝不得不在广西境内突然集结大量的军队，但广西的财政基础与驻军需求形成了严重的矛盾。宝祐六年十月前后，广西驻军已达二万五千余人，“尽仰漕臣以给”[2]卷四，572。然而这远远超出了广西自身的财政能力。广西此前饷军的最高纪录仅五六千人，而现在驻军已为最高值的四倍之多。“士卒深入瘴疠之乡，所仰券食，一日不可少阙，而漕司连政以来，那(挪)移应办，已自罄竭，仰之常赋，则不容增加，请之科降，则祗见紊烦。”[2]卷四，572-573广西本地的日常税收不能满足军事供给且提高空间几无。

当时的广西生产能力相对低下，《岭外代答》载广西农业生产情况时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3]卷三，146可见农业落后之情形。再加之若征发本地人从军，则田园更加荒芜，从而导致政府财政锐减，形成恶性连锁效应。“惟是广民非但脆弱，生理亦瘠薄，才一调集，即废本业……兼所闻三郡前此所拣之数，止是泛然于短中求长，十选四五，有谓未可以为强壮者，大率多无常产，半是游手，一日不可缺食。”[2]卷八，662-663广西军资不似京湖有支挪空间，政府无力筹措。再者从广西本地征发的士兵战斗力相对差，非京湖、两淮兵之比。“彼广人皆半羸长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3]卷三，146。这说明在恶劣的环境下，再加之可能存在的营养不足、医疗落后等原因，人民身体素质欠佳。这些都构成了广西战备的不利因素。

面对这种情况，经略广西的李曾伯感受到了后勤供给艰难的巨大压力。他说：“岭右见今邕、宜数郡，近在千里，调兵于诸路，而瘴疠为虞，运粮于近邻，而馈饷孔艰，司存犒券阙乏，州郡守备空疎。”[2]卷七，636-637广西粮食的不足造成了米价的剧涨。淳祐九年 (1249)时，静江米价仅每升多不过十钱，宝祐六年(1258)三月已涨至三十八钱，十年间升了三四倍，靠近战争前线的邕州甚至每升米需五十钱，且岭南米由于质地以及气候因素，不宜久贮，政府及市场上保存量都非常有限，所以紧急情况下，即使有钱也可能买不到米。普通百姓的口粮尚不能满足，军饷愈显窘迫。以宝祐六年(1258)三月为计，静江存米仅可支持军饷两个月，邕州可支持六个月*《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宝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作，“臣十年前帅此时，米价每升多不过十钱，今静江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96—599页。。

除粮食外，广西的其他财政收入也不容乐观。“广右地瘠民贫，非诸阃比。无榷酤，无营运，无佃渔、芦场等利，今虽创为制阃，其实只是经司。广东且无财赋分毫禆助。漕计则以连年供亿军券，那(挪)兑罄尽，见无籴本，无盐本，无水脚，前此则谓可通融以助经司。”[2]卷七，625-626宝祐五年底广西虽设制置司，名曰广南，其时只能节制广西一路，无法调度广东财富收入*《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今虽创为制阃，其实只是经司，广东且无财赋分毫禆助。”。广西本地岁入即使如静江作为第一大郡，其税赋不过如湖南路长沙一大县。粮税以外的收入仅仰赖广盐的发卖，很少有其他榷酤、佃渔、芦场等收入。因财政所限，历年经略使任内戍军都不多。胡颖任内不过调二百人，徐敏子时只有一千八百人，印应飞调四千余人，而宝祐六年李曾伯任内戍兵共二万五千余人，骤增数倍，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兵器装备也严重缺乏。广西历年战备松弛，甲朽铁钝。广西一路军械甚至不及荆淮一州。宝祐六年三月，广西军器库实数为“甲仅二千，弓弩仅各六七百张，箭止四万弩，箭止六万，枪刀之类亦寡，犹恐有不堪用者，揆之荆淮制司库管，曾不能及十之一二。于火攻之具，则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臣在荆州一月制造一二千只，如拨付襄、郢皆一二万。今静江见在铁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只而已，如火箭则止有九十五只，火枪则止有一百五筒”[2]卷五，596-599，这些军器甚至不够数千人一次出军之用，而制置司还要赖其保卫城壁。若再考虑到要分拨给所属各州，则御敌更无从谈起。广西站场的战略重镇邕、钦、宜、融四州均存在军器不足问题。

基于以上种种问题，广西方面向朝廷提出了后勤补给的要求。武器方面，“知宜州汪雷发所申乞下淮江旋借工匠制造”，但李曾伯认为时间来不及，请朝廷从中央或地方管有军器处，直接科拨广西使用。粮食和钱财方面，根据李曾伯的部分奏章，宝祐六年六月，广西后勤所需部分调发钱粮情况如下：宝祐六年六月，请拨支犒钱二百三十九万余贯[2]卷六，614-616，同年六月二十八日请拨粮食二十八万石[2]卷六，617-618，同月日请拨券钱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余贯省(可支持半年)[2]卷六，614。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李曾伯请拨的后勤物资也随时调整。其他专项请拨如修静江城等，也需要不少的资金。如仅修护城河一项，自宝祐六年四月十五日至开庆元年一月，在工程尚未完工的情况下，已花费钱14万余贯省，这还是在相对节约的情况下，前任印应飞广西经略使任内只开西城濠面即用12万贯省[2]卷八，656-658，可见用钱之急。其他诸城如邕州以及关隘的修葺等，也需要朝廷拨发钱粮应付*《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奏庚递宣谕》载，李曾伯根据邕州守臣刘雄飞的要求，“乞朝廷于科下米内量拨三二千石”“以应其请”。第668—669页。。

二、朝廷对广西后勤需求的应对策略

对于蒙古入侵云南的动机，宋廷自臣僚至皇帝都有所预判。宝祐三年(1255)二月壬午，上谕辅臣：“广西之传如何?”方叔奏：“果有斡腹之谋，当亟修武备以防之。”[4]卷三五，宝祐三年二月壬午同年十一月，云南有北兵，宋理宗曰：“思、播当为备。”[1]卷二，210面对如此形势，朝廷已注意到防卫广西的重要性，其对广西后勤保障的布局也就此开展起来。

第一，南宋多方向都面临蒙古的压力，可以说财政通济的空间相当有限。因此，朝廷优先想到地方财政的自给。朝廷给李曾伯的圣谕云：“国用匮乏，诸阃类皆体国，自作通融。”[2]卷七，625-626而广西财政收入有限，据包伟民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岭外代答》等史料统计，乾道七年、淳熙五年、淳熙十四年等年份，广西岁入都是小于岁支的[5]。可见广西岁入满足自身日常支出即成问题，更无及于战时额外支出。以宋蒙战时李曾伯所掌握的资源为例，其身兼阃、漕、郡，可支配财政来源包括原经略司钱财、转运司钱财、静江府钱财等。当时，广西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盐。原属经略司的买马钱一项已隶朝廷窠名，广西地方无挪用权。郡计即静江府财政方面，“一府所入苗额，岁三万石，止及潭州一县”[2]卷六，618-620，自用尚不足，甚至还需转运司周济。转运司财政方面，“岁用盐本钱一十八万贯省可以措置，本息共收三十四万贯省”[2]卷六，618-620，仅能满足非战时的日常支出。此外，广西和籴所得军粮也不多，“广西出米有限，漕司常年和籴不过二三万石”[2]卷九，675-676，远不足以满足后勤的粮食需求，可见广西财政的自给率非常有限。尽管如此，朝廷仍对广西寄以期望，直接建议以屯田等方式来拓宽地方财政来源。但广右地瘠民贫，农民的生产率和劳动积极性均不高，利用戍兵屯耕，则可能影响防御战备，因此屯田增收有不少阻力。

第二，财政来源有限，只好尽可能压缩部分支出。如支犒钱，以前不分兵源的远近，一概支给。李曾伯建议按兵源地里远近分等支给。按江淮、京湖、湖南地里，分成三等，自江淮来者，仍如旧例。京湖次之，湖南再次之，依等第裁损支犒钱，以减少开支。以湖南兵源为例，每名士兵可减支二十四贯左右。同时，根据戍边远恶程度，分等支给支犒钱。邕、钦为一等，并照前例。宜与融则亦与照远近等第差减[2]卷六，618-620。地里最远者按旧例支给，其他依次递减，就可以节省部分支出。

第三，朝廷允许广西从应上供中央的本地财物中截留或从中央拨给其他用处的钱物中挪用。宋军在多个战场同时应敌，军资周转有限。如四川等地也需要东南的粮食。术速忽里对蒙哥汗建言：“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6]宋廷疲于应对，无力转圜。在不能及时发送补给至广西的情况下，以其他形式实现对广西的补助，允许其从应上供中央的本地财物中截留或从中央拨给其他用处的钱物中挪用。如买马钱虽原为经略司财政后划归中央，但宝祐六年八月以后，在中央批准下，广西可以从中截留使用。李曾伯奏云：“照对本司昨准朝廷科降银二万两，于买马钱内支拨，令作备御支遣。”[2]卷七，625截留财政的支遣，要如实向朝廷汇报。“今来以此所支前项军犒，只得以科降银变卖价钱支给，其银每两八十贯文，共计十七界官会六十万贯。本司自七月初八日至八月初八日终共九状，支过戍兵入界、参司、上边钱共计十七界官会一百四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贯文，并已节次具申朝廷去讫。”[2]卷七，625银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也如实计入。

有时也会截拨经总制钱。“置所准科助之训，若钱则朝廷近支犒费百万券，本司见拨截经总制钱及已那兑发下，度其尚可通融支遣，若其有所科助，自当备奏。”[2]卷九，668-669

第四，从湖南、广东就近调拨补给。从湖南就近调粮援助广西为朝廷的惯用做法。狄青平侬智高时，即由湖南全、永诸州提供粮食[2]卷五，596-599。李曾伯请求以全州、永州的上供米充所拨湖南粮，以期尽快入广，并请求朝廷允许广西在湖南接境诸郡和籴粮食。“近臣欲以已拨潭州二万硕米与全永上供米对拨，请之总所，亦尝申之朝廷，未报也。如省札所拨湖南宪漕司五万硕，亦未见起发……并望朝廷许于湖南近郡依时价，量行和籴，以济阙乏，是亦犹以淮总而浙米之比也。”[2]卷五，596-599不过从史料看，湖南补给并不及时。广东也需向广西提供后勤支持,宣谕云广西“制司财计且于广东通济应融”[2]卷五，591-593。但李曾伯虽为广南制置使，实际不能控制广东财政，因此只能要求朝廷命令广东给予应援。“欲望朝廷札下广东经略司、转运司、提举司，各于逐司公使钱内，每月量行拨助，捐有余以补不足，庶亦不失朝廷合阃之意。”[2]卷五，596-599李曾伯请求以广东公使钱拨助广西，被朝廷所允准。

三、 宋方后勤供给面临的问题

(一)供给的运输责任之争

尽管朝廷有湖南补给广西的旨意，但二者仍一直在对补给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即便是李曾伯本人，他前后经略湖南、广西，也因身处之地不同，而立场有所变化。李曾伯在湖南任上时，对湖南驰援广西持消极态度。李曾伯认为湖南无劲兵可调，无民将可使，无余财可用，无坚城深池可以自立，无力顾及旁路；湖南、广西山岭阻隔，战时接应不能及时；且以湖南远来奔波之疲兵至广西恶弱之地，其战斗力亦很有限[2]卷四，569-570。对于朝廷命令湖南拨付广西的钱粮，湖南安抚使李曾伯建议广西自己派人来运，并由广西支运费。他说：“今以国事所在，本任内于潭州交承之外，有前件趱积令项米内除拨桩修城外，尚有二万石见桩永丰、广积两仓，谨拨助广西经略司，令自支运费，委官前来潭州雇舟取载，以充戍广官军券食支遣。”[2]卷五，58

而当李曾伯为广南制置大使，却又站在广西的立场，希望湖南承担更多运粮的责任。广西粮运自古艰难，广西漕司运邕、宜、融、钦、柳等州之粮，距离均数十里，已窘于应办。而湖南漕司主张各分地界，坚持粮运最多运到全州，全州以下由广西运输。李曾伯则希望湖南再向南运输一些，运至湖、广交界的兴安县[2]卷九，678-679。朝廷责成两地分界运米后，开庆元年又改命广西自行搬运。李曾伯对此不能赞同，希望按旧例由湖南搬运。他说：“近蒙朝廷科湖南米十万付广西军饷，得此可以备来春接济边食。但取运一节，近准省札，令本司取载。此实责以所难……拨米于湖南，又欲本司自办船只取载，若是则恐运掉有不及。”[2]卷九，672-673李曾伯更以广西船运的困难进行辩解：“来春调度船运一事，此却须自地头州郡措置。若令臣办舟往取，亦不过委官往湖南雇舟，广右皆是匾浅小舟，难为津运，兼自桂、梧运往邕、宜，见自乏舟，无缘有余力可及，此事理之易见者也。”[2]卷九，671-672

(二)粮食的运输道路：湘运与海运

运粮至广西的常用道路有两条，都是水路，一条从湖南的湘江入澪渠(又称灵渠、零渠)、漓水。另一条从广东由西江水系经梧州进入广西。这两条道路都有其局限性，“广东取运溯流稽缓”[2]卷五，585-586，全程逆流而上，时间上不及时，且滩多濑恶，损耗风险较大。湖南水道除了有逆流的问题(湘江段为逆流而上)，还受季节的限制，春夏时节湘江上游水量才较为充足。李曾伯所云“省札所拨湖南宪漕司五万硕亦未见起发，失此春水，取运转艰”[2]卷五，596-599，“臣愚欲望圣慈宣谕大臣于湖南和籴米内特赐科拨十余万石，趁此夏潦起运入广”[2]卷九，668-669，都说明了湖南水道的季节局限性。

为了缓解广西后勤物资的紧张，李曾伯建议开辟海道：“往者言广东运之难者，盖但知溯江之阻，而未思泛海之便故尔。顷岁尝闻琼筦饥，仰广东客籴以给，又如闽浙之间，盖亦尝取米于广，大抵皆海运。虽风涛时乎间作，然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闽、至浙、至琼，则亦可以至钦明矣。”[2]卷六，607-608海道是指由广东经海路，将后勤补给运至钦州，然后由钦州经陆路运到邕州等广西内地[2]卷六，613-614。李曾伯并举唐代的历史实例，证实海道的便捷性。海运还可以缩短运输时间。不过海运并不是取代其他诸路，而是作增量的考虑。朝廷同意了海运的策略*《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广州海运之策，俱蒙圣慈俯从愚请，臣不胜感激。”第613—614页。。

为了运粮途径的畅通，朝廷及广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海运方面，征用福建兵船用于运粮及戍卫钦州[2]卷六，607-608。除调集闽、广兵船外，也征集民船。李曾伯奏云：“钦州兵船，今止蒙朝廷调到闽、广两项共一千人，臣当更于雷、化并海近州，刷差官民海艘，约亦须可凑及千人。自七月后当并令往钦屯泊矣，但此止是备海道一路。”[2]卷六，614-616不过，广东至广西虽可以通海路，但并不好走。如《岭外代答》记载云：“钦廉海中有砂碛，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尝闻之舶商曰：‘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自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盖福建、两浙滨海多港，忽遇恶风，则急投近港。若广西海岸皆砂土，无多港澳，暴风卒起，无所逃匿。至于钦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为难行，观钦之象鼻，其端倪已见矣。”[3]卷一，37说明钦州沿海浅滩较多，不利于航行。

河运方面，李曾伯注意保护西江水道。李曾伯将梧州郁林所造的水哨马船留下三十只在梧州岸下，以镇守梧州[2]卷九，675-676。“议者多谓当于梧州众水之会置舟师一屯控扼，以为顺流东广之备。盖梧之形势，比浔、藤尤胜也。……如梧州乃二广襟喉之会，米盐运载之所。”[2]卷九，674-675西江水道以梧州为重要战略支点，镇守梧州可以保障广东和广西的交通，支撑后勤供应。同时，可以作为广东的战略屏障，保障广东的安全。

(三)后勤供给效率与供给成本

粮食的运费支出，成为制约后勤补给的重要因素。李曾伯云:“臣昨拨潭米二万助广，今对拨取运，只是永州发米一石入桂，已当水脚六贯。会湖南漕宪司蒙科米五万石入广，至今未运发者，亦以此。”[2]卷六，608-610发一石米由永州到静江，需水脚钱六贯。此外，从全州、永州发一石米到邕州，更需十七贯文[2]卷六，618-620。在消耗大量水脚费以后，广西实际收到的钱粮已缩水不少。而朝廷往往不另拨水脚费，也使实际可支配的钱粮与政府会计数字产生不小落差。李曾伯抱怨道：“臣亦准省札开具科拨钱米数目发下，但计房所具，才一指拨便为见数，而其间粮米有运尚无脚费者，有籴米关到本钱者，水程艰阻，方可指拟作数。”[2]卷六，611-612

朝廷虽有科拨，而广西并不能及时收到补给，甚至数年之前的科拨都尚未到位。李曾伯说：“但所拨广西义米五万硕，虑恐有其数而无其实。向来三政经略任内所拨，今犹未运到，今若以此为实粮，则误指挥矣。切见湖南潭州，则去年十二月却见有义米九万六千八百余石。系宝祐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分米。衡、永全之间，亦须有之所欠者。水脚欲望圣断特与改科，所有和籴，则乞许于湖南近郡通融措置。又朝廷近拨湖南宪漕司米五万硕，亦并未运发。”[2]卷五，599-601前任官员徐敏子、印应飞经略广西时应科拨的部分钱米还滞留在湖南。

甚至有兵到而钱粮未到的重大危机。李曾伯奏云：“京湖所调一千人，湖南所调二千五百人，皆已陆续至近境。江淮军马亦报起发，此固自来广中无此重兵屯戍也。但臣始终以钱粮阙乏为虑，今军马将至，寝食为忧。粮食虽蒙朝廷科拨湘广米斛并新籴共二十八万硕，而运道辽远，水程艰涩，虽有起发未得便到。券钱则运司年来那兑一空，见今无盐本，无籴本。据新戍旧戍人数以月支一百省计算，他处生券皆是新会，广中生券皆是见钱。自目下算至岁终合该见钱三十余万贯省，不知所措，已节次申告朝廷矣。”[2]卷六，617-618后勤补给不能及时供应，给广西前线带来很大压力。朝廷欲增派五千兵入广，李曾伯却为兵粮而发愁：“广右兵力之单弱，粮饷之空匮，积年不曾措置，旬月便欲办集，委是难事。目今计算静江及邕、宜、融、钦共五郡屯兵去处，见管粮饷通不满四万石，又有虚数。臣朝夕督促漕司区处运发，而后手乏见在之米，且运道非指期可到。虽蒙朝廷科拨湖南米斛应副，自湘溯漓，寸步而上，舟楫即艰得，雇费且不资，自静江而运往邕宜诸边，则又转艰。粮饷无所预储，兵到何以仰给。此臣日为之忧而废寝食者也。”[2]卷六，610可见，广西宋军不仅现有粮饷不足，朝廷调拨的补给粮饷亦不能按时按量运到。

(四)朝廷拨钱运输中保值与增值

广西民间多使用铜钱，对会子的认可度不高，朝廷科拨的会子，在广西面临着价值兑换的问题。李曾伯奏道：“广西民间自来止用见钱，不用会子。自臣未创阃以先，前经帅有所申请，多拨见钱科降。自去岁添屯戍兵，准科会子，漕司未免以钱会中半支付诸军。会子每道十八界，折见钱二百四十足，亦系照朝廷所料价也。然觉军民买卖之间，贴兑已自费力，静江城中每贯十八界民间民兑得二百一十文足，邕、宜间贴兑不过二百文。近准朝廷诸项科拨以制漕两司所准数计之，已约计十七界二千余万，此非不荷朝廷特达应副，而目前会子兑用见已艰辛，若诸项科拨辐凑，军民轻楮重钱，愈见筑底，官吏相顾，未知通流之策。……臣愚欲望圣慈宣谕大臣，于湖南、广东有桩管见钱去处，改拨见钱数十万，或改拨银两，变易见钱，以充军券，却以所科会子拨还各司，庶几向后钱楮并用，犹可接济。”[2]卷九，668-669会子在广西的实际购买力低，导致李曾伯希望朝廷科拨现钱。退而求其次，不得不接受官会的情况下，李曾伯计划把会子先在湖南、广东换成银两或实物，然后再运入广西。这样就实现了朝廷科拨后勤物资的保值。

将会子换成实物，实际上是以贸易的形式实现财产保值。不过，其中也并不完全顺利，李曾伯指出：“铜钱换易，仰蒙圣念已下广东许换见钱二十万贯，足济军券之乏。……欲从湖南或买银或易镪或买布帛而入，其如广右民贫，非营运贸迁之地，朝廷科降钱物，少有折阅积压，咎将谁执。”[2]卷九，671-672广西经济落后，可以消化的贸易量有限，因此贩运之物能否充分转换为使用价值，也非易事。

此外，广西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米价贵，这导致即使朝廷科拨的是铜钱，其粮食购买力仍受到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曾伯希望于湖南、广东科籴粮米，用朝廷发下的籴本购买更多的粮食，李曾伯奏云：“朝廷今科籴本见钱官会下制漕司收籴，见今正当青黄不接，非米出之时……籴本既未到，籴价方踊高，势用俟秋成方可措置。……臣愚欲望圣慈宣谕大臣于湖南和籴米内，特赐科拨十余万石，趁此夏潦起运入广，以备广籴之所不及，庶几兵餐具足，边臣可以安心捍御。”[2]卷九，668-669

四、广西战场后勤供给对宋蒙战争的影响

后勤供给不足，广西戍兵的数量受到了限制。“圣训更欲增调，臣岂不仰体，实以见数无几。已科未到，皆未敢作数。未敢有请妄意于已调兵二万之外。”[2]卷六，613-614“朝廷兵力之有限，广右粮饷之不及，不容多以为请。”[2]卷九，686-688有鉴于此，李曾伯提出了精兵的要求：“臣近已一再见之奏请，广兵非不欲多戍，广粮实艰于供亿。近准密札又蒙下京湖整办五千人，令候本司取拨。臣以正当夏月，未敢轻调，乞候秋防，即令遣发。此外若蒙朝廷拨湖南近米以助岭粮，更摘江淮精兵五千人以益岭戍，如此则驻戍兵近二万，稍壮声势，但臣窃惟食既有限，兵须必精，所调之地倘以文具应官，老弱充数，则虽多祗以冗食。”[2]卷六，602-604受粮饷不足的影响，兵源不得不限制数量而提高质量。

针对广西兵粮紧张的局势，李曾伯建议一部分援广军队驻扎在湖南就粮：“欲乞朝廷更摘劲兵三五千人，且屯漳、衡、全、永间……券钱经总制兑支。临期紧急趱赴广戍路为省，若欲趱戍沅靖一边，亦便。”[2]卷六，613-614然而，“兵至一日有一日之券，粮既有限，钱复缺支”[2]卷六，618，不仅粮食不足，券钱也不足。

李曾伯屯兵于湘，有不少现实的好处。首先，气候方面，北人不习瘴疠，病、亡等现象消耗了战斗力。“南方炎瘴，委是可畏。今见戍之兵，亦自多病。或谓七八月间气候正盛，邕、宜又甚焉，深恐将士不谙水土，不待宣备御之力，而已多疾患之虞。”[2]卷六，614-616而驻军湖南，则可减少这方面的损失：“令于湖南全、永间暂住，视时而动，庶几精兵劲卒，不致虚为雾潦所损。”[2]卷六，614-616如此则“南州宽粮饷之窘，士卒省疾瘴之虞”[2]卷六，618。综合概括屯兵于湘的好处：“既可免瘴，又可省，既可备邕、宜，又可备靖、沅。”[2]卷八，651-652

后勤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是宋在宋蒙广西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广西落后的生产，导致战略物资的本地自给能力薄弱，使宋廷在战事调度的过程中不得不承受远距离物资调度的压力。且宋朝在北方江淮一线也在艰苦抗蒙，可供调遣支援广西的后勤补给数量非常有限。“边郡则有科降支移，内地则欠经常纲解。”[4]卷三五，宝祐四年九月甲寅在面临物资运输困境时，广西和湖南的地方官之间却又相互推诿，并未勇于任责，只是站在狭隘的一地一己私利之上来考虑问题。此外，后勤供给的各种运输路线都存在一定弊端，两条内河水运均是逆流而上，海运也存在一定弊端，都影响了运输的时间效率，耽误了战事。同时，远距离运输也导致运输的成本非常巨大，对物资的损耗较多。再加之广西多使用铜钱以及金银的局地货币环境，使得朝廷拨发的会子在广西的实际购买力不足，也对后勤补给带来不利因素。后勤供给不足进而导致驻屯军兵数量受到限制，并最终影响战斗力，使广西成为宋廷抗蒙战争全局的一个薄弱节点。蒙古军队越过广西进入湖南，反映了宋朝广西防线的薄弱。可以说供给不足和不及时是宋军在广西战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最终加速了宋王朝的倾覆。

[1]佚名，撰.宋季三朝政要笺证[M].王瑞来，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M].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3]周去非.岭外代答[M]. 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4]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1.

[6]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二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3141.

[责任编辑：岳岭]

Song’sLogisticSupplyfortheBattleagainstMongoliainGuangxi

ZHENG Wen-hao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The weak logistic supply was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of Song’s failure in the battle against Mongolia in Guangxi. Guangxi’s weak self-support caused by its backward productivity forced Song to get goods and materials from distant areas. In the goods transportation, buck-passing arose between Guangxi and Hunan local officials. And certain defects in various logistic transport routes, like water carriage, sea transportation affected transport time and efficiency. Long-distance transport also led to huge costs and greater loss. In addition, the local currency environment of using copper cash, gold and silver in Guangxi made Huizi from court have poor purchasing power. The inadequate logistic supply limited the number of troops and ultimately impacted the fighting capacity.

Song dynasty; Mongolia; war; Guangxi; logistic supply

2017-03-3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2012—2015)( 首席专家：曹家齐教授)，项目编号：12JZD013；郑州大学青年教师启动基金项目“宋代对两广的地方经略”，项目编号：2015SKQD30。

郑文豪(1987— )，河南省信阳市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史。

K245.05

：A

：1002-6320(2017)05-0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