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亮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
——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赵 亮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进展，支撑和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解，印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及其利益认同本质。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就能实现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体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生活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但仅此并不足以推动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发实现，相反是意识形态实践持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这种实践不可能以某种具体文化形态来重构整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但却使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支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民众共同持有的基本秩序立场。文化认同及其秩序立场观念的引入，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在多方面的拓展，并更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对于引领而不仅仅是加速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少数民族；抗战；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意识形态

一、问题的提出

(一)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少数民族抗战历史的研究从未中断，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主要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还很少看到相关的研究状况述评。80年代中期，主要依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民族院校学报和《内蒙古社会科学》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或聚居省份的重要社科期刊，开始集中出现一批有关少数民族抗战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少数民族参加抗战情况进行总体性述论，如李资源的《论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李资源：《论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乌尔希叶夫的《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乌尔希叶夫：《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另一类着重介绍某一地区少数民族参加抗战的情况，如袁锋等的《东北抗日联军与少数民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袁锋、刘希敏：《东北抗日联军与少数民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李全中等的《四川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李全中、漆明生、张为波：《四川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20世纪90年代后的20年间，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在成果数量和研究形式的多样性上，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抗战问题研究仍显冷清，只是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和六十周年(2005年)时出现两个小高潮。纵观这20年间的研究进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一，在研究空间的设定上，研究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抗战史的成果开始明显多于全国性的成果；其二，开始出现一批专门研究特定少数民族抗战成就的成果。例如，对回族的抗战研究就涌现出、高占福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回族的政策和回族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高占福、李荣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回族的政策和回族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马尚林的《四川回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马尚林：《四川回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等。

自2010年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呈现出持续升温的态势，成果数量年年攀升，除学术论文外，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专著、各个层次的资助项目和学术研讨会议也不断增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少数民族抗战的政治军事行为转移到其他行为，如阿依努尔·阿卜力米提的《维吾尔文学中的抗战题材研究》*阿依努尔·阿卜力米提：《维吾尔文学中的抗战题材研究》，喀什师范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卢剑锋的《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点和意义》*卢剑锋：《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点和意义》，《新闻战线》2015年第23期。；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着重考察抗战对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其“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加深作用，如吴启讷的《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吴启讷：《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江海学刊》2015年第2期。、何一民等的《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何一民：《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二)少数民族抗战研究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

应当看到，几十年来这项研究的进展总是与一定的现实需求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密切关联的，近几年来的情况尤其说明这一点。在个别学者眼中，这是一种不良的学术生态，违反了历史研究的所谓“价值中立”原则。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历史信息浩如烟海，其中某个具体问题要引起学界社会的历时关注，并保证研究所需各种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实际上总离不开某种特定现实需求的持续推动。之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如果没有其在提振民族忧患意识和凝聚社会各界共识方面的特殊价值，很难想象相关研究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和强烈的关注。从此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生产性力量”，“它能够从外部为学术发展提供动力机制，起到刺激学术生长的作用”。*陈峰：《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更为重要的是，人“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页。。从这个角度看，“一部社会历史就是人的价值活动史”。*李德顺、龙斌：《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兼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基础》，《哲学研究》1994年第12期。诚然，不管如何定义意识形态，都不能将之与人的价值观念简单等同起来，但人的价值观念却往往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便学术研究也不例外。正如美国学者黄宗智所说：十分强调客观性的学术理论并非“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只是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美]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3期。所谓历史研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恐怕只是一个伪命题。

历史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必然受到损害。恰恰相反，它可能给予我们的研究以更多提示。毋庸置疑，没有一定的国家认同，就没有少数民族抗战行为的发生。问题在于如何来理解所谓的国家认同？既有研究着重从政治层面阐释它，凸显出日本军事侵略和中国抗战动员对少数民族认同感的激发效应。但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恰如汉族一样，投入到各种抗战活动中去的少数民族群众绝不仅仅是遭受日军直接侵害的人，如果没有既存的某些国家认同，很难想象人们仅凭战时动员就积极走上各种形式的抗日阵线，更毋论其时日本对华的民族分化图谋一直在具体实施中。应当注意，所谓民族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差异*周庆智：《文化差异：对现在民族关系的一种评估》，《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而所谓国家认同也应当包括有文化认同的内容。此语境中的文化当然不仅仅是指——甚至主要不是指——我们惯常所说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指向人的整个日常生活，它存在场域的无比广阔恰恰决定了它的无比复杂，往往使人陷入“不追问还明白，若细究便糊涂”的境地。*霍桂恒：《文化哲学：是什么和为什么》，《光明日报》2011年8月3日第14版。换言之，学界还较少从文化层面来阐释国家认同，恐怕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由于该问题的异常复杂乃至使人“无从下手”。大概也正因此，现在为数不多的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局限在抗战时期来分析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难免会给人以中国各民族在抗战时期才形成广泛和深刻的文化认同的印象。事实上，固然不能否认抗战本身对各民族文化认同加深和加强的作用，但恐怕这种文化认同早在抗战以前就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刻了。

本文正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发现文化认同及其形成逻辑，以此突破对中国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的时间局限或绝对泛化与空心化可能。我们拟紧密围绕国家认同特别是其利益认同本质来梳理和凝练学界既有的主要探索成就，继而深入至文化层面，通过着重辨析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使少数民族抗战与国家认同的历史真实得到更为全面和丰满的展示。应当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可以对未来进一步开展有关少数民族抗战史的研究提供必要提示，也可能为我们如何巩固和增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二、少数民族的抗战与国家认同

(一)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军事抗战

政治和军事的抗战是少数民族参加抗战的重要表现，而遭受日军侵害又是发生这些抗战行为的重要原因。一些学者正是依据这条线索来展开研究的。例如，李金莲专门对日军在滇西地区的性暴行进行考察，用大量史料证明日军对当地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犯下的累累罪行。*李金莲：《抗战时期日军对滇西妇女的性暴行初探》，《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程昭星对日军侵略贵州黔南地区期间布依族、水族等当地聚居群众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作具体统计，说明日军的侵害绝非“误伤”和个例。*程昭星：《“黔南事变”中贵州黔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抗敌斗争》，《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张港、刘敏对赫哲族遭受日军侵害的情况作专门研究，认为这是整个赫哲族在抗战结束时仅剩不到300人的主要原因。*张港：《日寇的残害是赫哲族人口少的主要原因》，《新闻三昧》2005年第7期；刘敏：《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对赫哲族发展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张若愚和孟和宝音则考察日军侵占内蒙古东部和中西部过程中当地蒙古族民众的受害情况，特别指出“蒙地奉上”的土地政策剥夺了蒙古族群众放垦的权利和利益，又给他们套上一层经济枷锁。*张若愚、孟和宝音：《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民众抗日斗争探究》，《理论观察》2015年第10期。

日军入侵导致的生命和财产巨大损失，直接和强烈推动了少数民族暴力反抗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各少数民族集中性的抗战行为主要发生在日军直接侵略的地区特别是民族聚居地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抗战形式。*李资源：《论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这些武装斗争具体通过如下形式展开：

其一，自发性的暴力反抗。这些反抗行为大多发生在日军在民族聚居地区行军、烧杀、劫掠的直接过程中，零散、随机但非常普遍。如朱万一提到，日军在入侵山东济宁附近时的侮辱行为导致当地回民群众的激烈反抗，当场杀死日军200余名。于此前后河北文安县附近的回民群众也自发击沉日军进犯汽船，并俘敌多名。*朱万一：《我国少数民族抗日救亡活动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耿德铭则列举了日军由缅甸侵入云南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个人、三三两两相约或用民族语言与同族当面“密商”击杀日军的大量事例。*耿德铭：《滇西抗战中多民族战事考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其二，有组织的武装反抗。这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自发建立起的各种抗日武装团体，往往有上层人士或较高民间威望的人居间联络和组织，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对敌行动也往往带有更强的计划性和规模性。如金恒薇着重考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满族群众自发成立各种抗日武装的情况，指出这些武装组织数量非常多、战术灵活、对日作战频繁。*金恒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满族同胞的抗日斗争》，《满族研究》2010年第4期。周正龙则专门考察了西南地区上层民族人士的武装抗日活动，指出各地少数民族土司组建的各种抗日武装对西南地区抗战形势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周正龙：《略论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武装抗日活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其三，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战。既有研究成果几乎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抗战的情况作为研究的一项重点，这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提供了重要注脚。既有研究还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抗战的领导具体通过以下几种组织形式来实现：第一，整合和提升少数民族既有的各种抗日武装，例如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和冀中、渤海地区回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密切指导和领导之下，这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体现。第二，领导民族地区的革命武装转入抗日斗争。如汪梅琪指出，在广西、海南岛、福建和浙江等地的民族聚居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打下了一定工作基础，有些地方还建立红军游击队。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这些既有革命武装被改编为抗日游击队，有的还被编入新四军，积极投入抗战。*汪梅琪：《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的英勇斗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三，发动和成立新的抗日武装。如李资源提出，日军侵入内蒙中西部地区后，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发动和组织蒙汉抗日游击队，这为后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初步基础。*李资源：《论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周艺提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广西瑶族聚居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仅建立了抗日武装，还形成了一些比较稳定的抗日据点。*周艺：《中共南方局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述论》，《学术论坛》2008年第5期。第四，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在如上工作基础上，依靠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正规武装的开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大小不一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不仅有力支持了少数民族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也吸引更多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武装中来。这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考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还考察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和爱国官兵对少数民族抗战的支持和影响。如张竹邦提到，云南地方政府为团结和动员当地的民族上层人士作了大量工作，这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抗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张竹邦：《滇西抗战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今日民族》2005年第6期。张若愚提到，冯玉祥、吉鸿昌等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鼓舞和吸引了很多蒙古族爱国民众报名参加。*张若愚、孟和宝音：《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民众抗日斗争探究》，《理论观察》2015年第10期。还有学者考察了近邻国家民众与我国少数民族协同抗战的情况。如李资源考察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我国东北境内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这对鼓舞和动员东北朝鲜族等各族群众的抗战起到积极作用。*李资源：《论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李志宏指出依兰县等地建立起的中朝人民联合军，吸引了很多满族群众参军。*李志宏、康霞霞、李治：《略论抗战时期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特征》，《黑河学刊》2012年第3期。耿德铭在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滇西地区由中缅印三国多民族组成的“缅北抗日游击支队”的抗战情况。*耿德铭：《滇西抗战中多民族战事考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还应指出的是，在民族聚居地区以外的各个战场上，还有大量少数民族出身的中共党员、指战员和国民党政府的爱国官兵，出现了像“回回军”等一些少数民族占有相当比例的部队*林祥庚：《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1期。，直接投身到对日作战当中。目前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多，但多数通论性的成果里对此都有考述。

(二)少数民族的其他形式抗战

在整个十四年抗战过程中，少数民族还以其他各种形式汇入抗战洪流。

首先，战区群众自发为中国军队和抗日武装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既有研究反映出这种事例的大量和普遍存在。例如滇西地区的傣族、彝族、佤族等各族群众为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担当侦察、向导、运送军需和救护伤员者不胜枚举。*耿德铭：《滇西抗战史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页。仅滇缅公路修建过程中，日均参与工程修建的当地群众就有11.5万人，最多时达到20余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群众，付出了3000多人的伤亡代价。*程利：《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东北抗日武装比较活跃的民族聚居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不仅当向导、送情报，还将自己家的粮食物资贡献出来。*关伟、关捷：《东北少数民族抗战之中华国魂——写在“九一八”事变80周年之际》，《文化学刊》2011年第4期。在海南岛，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经常活动的黎族、苗族聚居地区也是这样。有群众还说：“为了打鬼子，只要有我们在，就保证部队不挨饿，只要我们有半升米，部队就有半升粮。”*陈国裕：《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其次，全国各地不断兴起抗战社会团体和捐献运动。很多研究显示，抗战时期华北、华东和华中很多地方出现了类似“回民战地服务团”、“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的社会团体。*白灵：《抗战中的武汉少数民族》，《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1期。为适应抗战动员的需要，有些地方的回教协会还直接更名为“伊斯兰抗敌救国协会”。*李全中：《四川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一些回族的宗教领袖和实业家的组织和示范，推动这些社会团体服务抗战的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与身处前线的回民抗日武装遥相呼应，极大增强了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声势。还有不少研究注意到新疆和藏区的服务抗战情况。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即在新疆组织拓展连接苏联的两条重要公路干线，当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构成修路工程的主体力量，为保证苏联援华物资的顺利输入做出巨大贡献。1944年维吾尔族群众备马1000余匹到克什米尔地区接运美国援华物资，在极端恶劣的地理和天气条件下，不少人献出了生命。*林祥庚：《我国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1期。从1936年冬为绥远抗战募捐开始，新疆持续不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捐献运动。每次捐献运动都有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参与，捐献数额也不断增加。*马小燕：《新疆抗日捐献运动(1937-1945)》，西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九一八”事变后，本来矛盾已比较激化的藏族宗教领袖共同通电全国，表示要“早日解决康藏纷争，共同抗日”。这对广大藏区群众支持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西藏各寺庙喇嘛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西藏僧俗一次就捐赠国币500万元，青海藏族群众一次就捐献羊皮衣10万件。*陈国裕：《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第三，各种文化形态的抗战动员。这当中最普遍的就是进行有关抗战的文艺创作和传播。这里不仅包括老舍等耳熟能详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文艺救亡活动*赵亮：《老舍1949年归国原因探析》，《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相关研究还不断呈现出更多的创作群体及相关历史信息。例如，关于东北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学者对“九一八”事变后留在东北和流亡关内的这些作家的创作情况进行梳理，并对他们与同时期东北汉族作家的创作特色作了比较分析，表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风格不仅繁荣了中国的抗战文学，也在动员东北少数民族群众投身抗战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范庆超：《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5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新疆的抗战文艺研究中，不少学者采取了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指出在服务抗战的整个新疆文艺转向之下，当地少数民族的戏剧、歌剧和舞蹈创作发展特别重视对本民族传统作品的改编和加工，有力保证了抗战意志在本民族受众中的更加广泛贯彻。*左红卫：《抗战时期新疆的戏剧理论与戏剧批评》，《艺术探索》2010年第2期；王泳舸、刘音：《抗战时期新疆舞蹈的发展》，《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张映姝：《抗战时期新疆戏剧运动研究》，《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还有学者对抗战时期少数民族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情况进行整体和专门的考察，指出少数民族诗歌在整个中国抗战文艺当中的重要地位。*夏爵蓉：《论抗战时期的少数民族诗歌》，《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既有研究还表明，少数民族中进行有关抗战的文艺创作和传播的主体不仅限于专门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如对广西少数民族抗战歌谣的研究显示，这些歌谣中包括大量少数民族民歌，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参与抗战动员的生动体现。*古贤明、刘永红：《广西少数民族抗战歌谣与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当然，除文艺事业之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考察或涉及少数民族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地政府举办的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中*卢剑锋：《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点和意义》，《新闻战线》2015年第23期；李岩：《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发展状况研究综述》，《传播与版权》2014年第6期。，或以其他各种形式进行支持和服务抗战的工作。

几十年来的研究进展，更加全面和立体地呈现着少数民族投身抗战的壮阔图景，而在其背后则是少数民族中间广泛存在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当然是一种政治立场，但政治立场不是只能依靠政治表达来标识，也不是仅仅依靠专门的政治教育就能真正确立的。国家认同本质上仍是一种利益立场，是个体有关必须或应当基于怎样一种基本的生存格局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认定。这种认定在一开始可能是不自觉的，但当生存格局被外力打破和改变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判断和反应。由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在社会阶层和地域上的不平衡，对于抗战爆发前后的很多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可能还不具备非常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更不用说对日本这个国家和中日关系有多少深入的了解。但当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民众必须直面日军侵略所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时，哪怕是出于本能的反抗行为都已成为国家认同的实际体现，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也不例外。当然，抗战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众都直接遭受了日军的侵害，而且日本侵略者也不仅仅是进行生命的残杀和财产的劫掠，还有隐匿在种种所谓“亲善”面具下的奴化教育和文化殖民，凡此都凸显出进行政治引导(抗战动员)的重要性。但是，有效的抗战动员也必须以揭批日军的生命和财产侵害为重要内容，才能更加有效地激起受众的共鸣。其时不管是在少数民族群众中间自发进行的抗战动员，还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领导下的抗战动员，都证明了这一情况。正是由于这种抗战动员的广泛开展，一方面带动更多地区和更多民族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在抗战过程中得以不断地增强和升华。从此意义上说，日军侵略和中国的抗战动员对其时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观念起到了重要的激发效应，而少数民族以各种形式投身抗战又是这种观念广泛存在的有力体现。

三、文化认同与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展望

(一)国家认同背后的文化认同

面对外族的入侵，个体利益的损失或对可能造成损失的担忧最终演变为无数个体对既有的基本生存格局——也就是国家——的自觉维护，但是否可以由此反过来说，国人对外族入侵的抗击完全是基于个体利益呢？“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但这并不是说人们无时无刻都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是说人们只会有意识地进行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活动。正如前文指出的，日本基于控制中国的目的，既有恐怖震慑的手段，也按照中国的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实施各种形式的分化企图。如果广大民众考虑的只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只怕我们的抗战规模和动员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凡此都提示：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业已共同培育起某种天然“抗体”，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不断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是在整个中华民族范围内广泛和深刻存在着的文化认同。

国家之于个人，凸显的是政治格局，本质上是利益格局，实际则是文化格局。文化是人整个精神世界的外化，是人整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化。*Eitan Ginzberg, “Seeking Order in Chao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 GSTF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s(JLSS), 2016(2), p. 21.一切个人都既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差异之中，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认同之中。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文化认同在不同范围内的不同强度？这又跟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文化本质上作为人的观念，其归根结底所体现的当然是人的利益诉求，但人对利益的追求总是以生活为重要载体，一切根源于利益诉求的文化认同总是以生活为重要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时刻存在于生活中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人际交往还在潜移默化中促使人们在更多方面形成共识，乃至于如何认识世界和人生。从此意义上说，人们日常生活轨迹的交汇密度与其文化认同的广度和强度关系密切。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既存有文化认同的不同国家民族间仍有各种纷争，而出身于同一家庭的不同个体在其后来的人生中也会演变出不同的人格特质。

“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5页。在过去的历史中，人们或许没有对文化认同做哲学意义上的分析，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认识到文化认同对维系特定群体凝聚力的重要性，也不妨碍人们认识到生活交往与文化认同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人们不仅会有意识地通过密切生活交往来增强文化认同，还会有意识地预防和规避文化认同对生活交往的依赖，所谓“文化传统”即便不是因此而生，人们至少也是因此才这么重视它的习得与传承。因而今天可以被我们观察到的各种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恐怕很难说就是完全自发形成的，而是被持续不断地注入人的各种主观努力的结果，明确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尤其重要。

国家不是因耕作和互市形成的村落和城镇，也不是因通婚和生育形成的宗室和家族，而是依靠暴力和其他强制力形成的疆域和社会。其内部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族群间所必然存在的文化差异，决定了越是幅员广阔和民族众多的国家，越难以构建起国民同一的生活场域来“自发”消弭这种文化差异。因而一个政权要延续和发展，不管统治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总要借助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对政权合法性的鼓吹，但这种鼓吹从来不是局限于单纯的政治宣示，而是被注入到道德训诫、知识教育乃至宗教信仰等各种形式之中，通过受众间的言行传递，渗透到人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人们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接受既有政权合法性的过程，往往就成为人们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认同虽然内嵌着既有政权意志的深刻烙印，却又不会伴随政权的更迭而轰然倒塌。意识形态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历史，政权意志的文化化和生活化，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新的文化体系来让受众认同，而总是对受众既有某些认同点的有意放大和凸显，总是对受众可能形成某些新认同点的探索和确认，只不过这些认同点可能以新的话语体系来表述而已。不同政权对文化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所有政权都不会否认文化在奠定共同思想基础方面的巨大功用。政权因种种因素发生更迭，但继起的政权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和放大之前的某些认同点，同时更替和寻找自认为更有价值的某些新认同点。从此意义上说，伴随一个国家历史的演进，后来的文化发展总会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烙印，然而这种烙印在其久远趋势上不是更多的话语体系，而是曾经借助这些话语体系加以呈现和接受历史检验的、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文化认同。

抗战前的中国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典型和长期的历史进程。在广袤的内地，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与中原汉族人口的南迁，逐渐开启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悠久历史。在辽阔的边疆，无论曾经作为边疆政权统治的中心区域，还是内地政权拓展的疆土，当地与内地间、不同边疆地区间人口的不断迁徙或被迁移，使得很多边疆地区从总体上具有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历史特点。*何博：《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意识缘起初探》，《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地区和族群间各种交往的不断扩大，使各民族生活文化融通点的出现和增加不可避免。更为关键的是意识形态。至晚自汉代以来*黎小龙、徐难于：《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在近代中国疆域范围内所出现的各种国家政权，没有哪一个不是面对着多民族成分的人口状况。这些政权不管是有意识地推动民族融合，还是从社会和经济地位等特定方面强化民族或地区界限，实际上表现出的是整合社会思想和一些社会文化符号的强烈诉求，这其中包括文字、服装、发饰乃至婚丧礼仪。*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很显然，这是统治者试图以其所认可的某种文化形态来全面地引领乃至替代各种既存的文化形态，是对人们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强行整合。毫无疑问，这种强行整合本身就是在抹掉民族差异性的很多具体表现，因而很可能对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加深发生某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过，要实现人们生活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完全同一是不可能的，所谓的文化认同也绝不是指各民族文化形态的同一。那么，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的密切关系主要是指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尝试从秩序角度来理解文化，如提出文化就是人的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秩序安排，文化就是秩序的内容本身和对秩序的标识。*Gavin Kendall and Gary Wickham, Understanding Culture: Culture Studies, Order, Ordering,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1，pp.27-29.; GA Fine, “The Hinge: Civil Society, Group Culture,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4(1), pp.5-26.而在对中国历史上一再进行的意识形态实践进行考察时也不难发现，不管统治者有无自觉意识到，其对特定文化形态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文化形态的秩序立场的认可。沿着这个线索可以进一步发现，由于以不同的地区作为政治中心或出身于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政权乃至一个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内外情况，中国历史上代际和国别间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经常发生变动，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恰恰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动和差异之中，反而凸显出一种基本政治秩序的愈加稳定，那就是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恰恰是少数民族的建政史特别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这些政权不管是边疆的、横跨边疆与内地的还是以内地为中心的，不管是由哪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也不管这些少数民族之前是在怎样一种政治秩序之下活动的，由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所组建的不同国家政权里，统治者总是越来越依赖于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这可能就便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权不仅表现出全面整合文化的强烈诉求，更总是具有将其实际演变为强行整合的权力支撑。正如前文所说，依靠强行整合是无法实现文化同一的，但一代又一代的普通民众正是在各种方向的强行整合中不断适应直至“天然”地认可了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

由此我们必须尝试回应学界的经久争论，即如何认识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政权明确将儒家学说作为意识形态，并广泛开展这一学说的专门教育*何俊芳：《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和其他各种文化实践。这不断扩大和加深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汉字、汉族生活方式的推广乃至汉族官话对少数民族口语的影响*James N.Stanford and Jonathan P.Evans, “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Chinese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Rural Southwest China: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ones in Conta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2(215), pp.79-100.都是例证。但若由此认为中国的民族融合就是建立在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基础上，可能又远离了历史事实本身。直至今天在边疆乃至内地的很多民族聚居地区，其独特传统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更不要说当时。还有学者强调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民族性，因而绝不能说儒学就是单纯的汉族文化。*张进：《儒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这当然是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若由此认为中国的民族融合是建立在对儒学的认同基础上，恐怕也难以立足。姑且不说秦汉以来还有大量的政权和在大量的时期没有把这一理论视作根本指导思想，它也无法解释中国近代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为何民族凝聚力不弱反强。从文化秩序立场的角度可以发现：不管统治者是因为主张中央集权而抬高儒学的地位，还是因为受到儒学的影响才主张中央集权，根本为各民族政权所认同的都是其基本的政治秩序立场。这个立场不是儒学独有，但正是儒学不仅强调立足于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来渗透中央集权思想的重要性，更为进行这种全面的文化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从此意义上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再出场不断加速着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但真正为各民族所认同的不是这个理论体系本身，而是其政治秩序立场和被其加以自觉化了的赖以支撑这个政治秩序的社会价值体系。

当然，“如果事务的表现形式和事务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那实际上不仅“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5页。而且一切历史也都成为多余的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能实现的，也不是单纯依靠文化认同能实现的。上文提到，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不是儒学的独有立场，但它又岂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立场呢？国家认同的实现和巩固从根本上依靠的是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交相作用，并在实际过程中须臾离不开政治实践的影响。疆域是国家政权统治力量所及的范围，特别是对于边疆地区来说，建立起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系，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中央政权的资源分配权威，对于引导民众立足于一国范围内来加强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意义重大。从此意义上说，清朝时期中央政权基于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政治实践，特别是以“改土归流”为主线的边疆政治实践，为其后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威权衰落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具体到边疆地区的情况来说，很大程度上还是有赖于中央和当地政府对清朝时期统治策略的“路径依赖”。很显然，到抗战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伴随国民政府政治和经济重心向西北和西南大后方的转移，边疆政治实践对于增强当地民众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也就进一步显现出来了。

(二)少数民族抗战研究的视野和意义拓展

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地位提示进一步扩展少数民族抗战研究的视野。这种扩展首先是时空意义上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必然开启于民族间的文化激荡过程中，而民族间的文化激荡又必然以各自民族文化的形成为前提。这就决定了有关国家认同的考察不应单纯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式的诞生为起点，也不应单纯局限在抗战时期，而应观照到各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就目前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来看，有些成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着重强调少数民族对故土的世代情感累积、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以及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族群的安抚。但这并未呈现出各民族历史上文化认同的发展情况，相反会使人感到，似乎各民族实际上始终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这当然不是历史的事实，因而不能对少数民族抗战历史逻辑实现足够深刻的把握。凡此都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视野不仅要向过去极大延伸，而且应注重把握文化认同的线索。

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的扩展其次是人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我们说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集中在对基本政治秩序及相关社会价值的认同，绝不是说这就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全部。从全人类的历史来说，人对和平、安宁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极其持久和普遍的，中国各民族当然不例外。具体到中国的历史来说，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间乃至多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间，其日常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都在不同方面或不同程度上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文化认同因子。当然，在各民族共享的大量文化认同当中，对于基本政治秩序和其价值支撑体系的认同仍居于核心位置，但这些认同特别是价值观的认同既来源于人的日常生活，又通过回到人的日常生活来加以实现和不断加强。凡此都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应更为注重观照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的扩展还是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我们提出要注重民族文化层面的研究，不是为研究文化而研究文化，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抗战行为的选择、实施及其影响。从此意义上说，“文化认同”概念在此项历史研究中的引入，其本身就体现着研究方法的扩展。然而，各民族文化与其民族本身一样久远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人的日常生活内容的具体和广阔，都决定了相关历史信息体量的无限庞大，即便我们只是进行以文化认同为中心的考察，也没有哪种成果形式能够一一呈现如此大量的信息，更不要说研究者的精力。实际上，伴随我们研究视野在时空和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扩展，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已经进入其他很多学科的研究范围，有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和利用。在此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目前在很多历史研究中已广泛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例如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来搭建整个研究框架，乃至从历史心理学意义上衍生出新的交叉学科。但具体到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目前所能看到的交叉研究不仅比较少，而且基本上局限在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传播学和管理学的范围内。正是基于考察和研究各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提示应在更加广阔的学科领域内扩展研究方法，特别是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对于我们统摄浩如烟海的史料信息并从中深刻把握少数民族抗战的历史逻辑，尤其具有重要性。

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地位也赋予少数民族抗战研究以更加重要的意义。每个国家(政权)都不仅有权彰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而且这种彰显对维系社会的稳定必不可少，多民族文化背景的国家尤其是这样。*L llimhanova, M Perlenbetov, M Gulnar, SM Kadyrovvna, and M Roza, “State as an Institute of Research on the Personal Political Culture Determinant: Concept of Personal Political Culture, History, and Research”,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5, 6(1), pp.827-836.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开启，大大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这个进程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革，而在这种变革的背后又是各地民众基本生活场域的不断趋同。这里不仅包括我们惯常所说的高度类型化和标准化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更指向互联网背景下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变革和趋同。从此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各地区和民族间文化认同的增进无疑具备有利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两种危险：其一，现代化在加速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加速中国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而后者正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其二，现代化在客观上不仅为民族分裂思想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传播条件，而且使这种思想更易打破传统生活方式的地区差异，实现极端思想的跨地区乃至跨国界动员。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加速了文化认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实现，又从内外两个方向挤压着国家认同的思想空间，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只不过在今天最重要的已经不是依靠意识形态来加速文化认同，而是依靠意识形态来引领文化认同。

少数民族抗战研究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个角度实现扩展。这部历史的逻辑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发展史的逻辑，是民众对高度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的认可，是民众在这种形式下实现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国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这个根本立足点，使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在中国具备着异常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程度是其他很多国家和民族难以达到的。正是由于这种联系，对近代国人而言，他们或许还没有实现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自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将国家存在作为个体存在一个组成部分的自觉。这种自觉构成了少数民族抗战历史的中心内容，而少数民族抗战历史又使这种自觉得到了激烈、集中和直观的显现。因此，在今天进行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受众呈现国家认同的有力史实，更提示在各个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实践中凸显中央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力统一的重要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长期以来的显著特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更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才得以不断深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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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660(2017)05-0038-10

赵 亮，河南鹤壁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北京 100089)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所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心理范畴相关前沿问题研究”(16CZX010)；2017年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执政初期凝聚社会共识研究(1949-1956)”(17KDC014)；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PXM2017_014203_500008)；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扬帆资助计划”教学科研专项资助课题(JGWXJCYF201639)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