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刚

“主谓颠倒”的颠倒
——论马克思对语言形而上学的批判

胡志刚

西方语言哲学的主流传统是“主谓颠倒”，主词在整个语法结构和存在结构中具有决定地位，谓词从属和依附于主词，这是形而上学的语言根源。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批判可视为对语言形而上学的批判，把“现实的人类个体”作为主词，抽象范畴作为谓词来言说和述说主词，才能颠覆“主谓颠倒”的语言形而上学。马克思对“主谓颠倒”的批判是为了构建其唯物史观，取消“自我意识”的主词地位，代之以“现实的人类个体”，才能奠定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

主词；谓词；形而上学；自我意识

语词是哲学研究的核心，正如康德所说：“哲学考察的符号无非就是语词。”*[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9页。单个的语词是无意义的，只有判断才具有意义，语词之间的关系就是判断，判断在语言逻辑上是一种主谓关系。在主谓关系中，主词确定和规定谓词的性质，谓词依附于主词之上，主词是第一性的，谓词是第二性的，谓词作为一种特征和属性去述谓主词。语言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于把没有实在性的事物当作主词，而把具有实在性的事物当作谓词去述谓主词，这就把抽象概念实在化了，这种主谓颠倒论证了抽象事物的实在性，使得抽象概念具有了对现实事物的优先性。马克思批判这种在语言逻辑上的“主谓颠倒”，他要把具有实在性的事物放置在主词之位，从而肯定现实感性事物的价值和意义。理解马克思的语言形而上学批判，才能深层理解他在哲学层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 语言形而上学的溯源

最早注意到存在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是巴门尼德，他认为存在和对存在的思维是同一回事，这就是其“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命题，思想总是对事物的思想，不存在不能被思想的事物。思想总是以语言方式进行的，因而，思维、存在和语言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正如罗素对巴门尼德思想所评述的那样：“在哲学上，这是从思想与语言来推论整个世界的最早的例子。”*[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2013年重印)，第62页。高尔吉亚之后，主要的哲学流派都努力要实现这三者之间的一致，如果有物存在，必然能被认识，如果能被认识，就一定能以语言表述出来。

对语言形而上学做出杰出贡献的首推亚里士多德，他从语言逻辑层面对实体进行了定义。“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但是在第二性的意义之下作为属而包含着第一性实体的那些东西也被称为实体；还有那些作为种而包含着属的东西也被称为实体。”*[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页。他把个别事物看成是第一实体，属和种看成是第二实体；第二实体和第一实体是根据语法结构区分的，第一实体永远只能做主词，而不能作谓词，而第二实体既可以作主词也可以作谓词。后来亚里士多德放弃了个别实体才是真正实体的观点，代之以形式实体。其转变的原因是个别实体难以定义，不能被定义就意味着不能被普遍认识，形式实体却是可定义之物。“形式之为第一实体的最突出优点在于它是可定义之物，是通过述谓可以把握的最可靠、最基本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意义本原物，是关于‘是什么’的一切可能的答案中最接近到位的答案。”*徐长福：《拯救实践》(第一卷 意识与异质性)，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形式成为实体在于实体能对事物进行定义，形式实体和第一实体最大的不同是：第一实体是物质实体，是可被经验的；而形式实体是一种概念规定性，是理性把握的对象。

定义对于认识极为重要，只有能够被定义的事物才能被普遍理解。“我们必须注意到事物的怎是与其定义；若无定义，研究是徒劳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2014年重印)，第134页，第91页，第174页。只有通过对事物进行定义，才能确定事物的特性，划定事物的界限。“定义之所以为人所重就在于它必有所指明；由名词组成的公式将所解释的事物划出了界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2014年重印)，第134页，第91页，第174页。人们对个别事物形成不了统一的认识，个别事物总在变化之中，是可灭坏的，难以对其进行定义，自然不能确定它的本性。“可感觉的个别本体既不能有定义，也不会有证明，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物质，其本性可以成‘是’，也可以不成为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2014年重印)，第134页，第91页，第174页。实体是可以被普遍言说和传达的东西，形式能进行定义，且能确定事物的本性，形式满足了成为实体的要求，形式成为了实体。实体是独立自足的，它是一切事物的来源，任何其他事物只能做实体的谓词来说明实体。“因为除了实体而外没有一个别的范畴能独立存在，所有别的范畴都被认为只是实体的宾辞。”*[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2012年重印)，第18页，第32页，第35页。实体是属性的承载者，它只能做主词，而不能做谓词，如果实体是谓词，那么实体就不是自足的。属性不能成为和实体一样的主词，如果这样，就消除了主词对于谓词的优先性。作为实体只能做主词，不能做谓词。“既是本原就不应该是某一主辞的宾辞。(否则就会有一个本原的本原了，因为主辞是一个本原，并且被认为是先于宾辞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2012年重印)，第18页，第32页，第35页。在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中，主词是始源性的，而谓词是依附性的，实体作为主词是任何变化的承担者，变化的只是作为实体特征的谓词，实体是不变化的，如果实体发生变化，就丧失了作为实体的资格。“只有实体不是用来说明别的什么主辞的宾辞，倒是别的一切都是说明实体的宾辞。”*[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2012年重印)，第18页，第32页，第35页。把实体限定在主词上，从而实体相对于除实体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优先的决定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对自他以降的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罗素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思想这样批评道：“‘实体’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把由主词和谓语所构成的语句结构转用到世界结构上面来，而形成的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第259页。罗素对实体概念的批判可谓一语中的，认为形而上学的出现是错误地把语法结构和世界结构等同起来，致使用语言遮蔽了现实世界。

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家们大都从形而上学的层面解释语法问题，语法问题由此成为了存在问题，这种倾向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最高峰。“从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把个别事物看作第一实体后，西方哲学史的主导趋势就是把实体搞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单一。这一趋势到黑格尔哲学达到极致。”*徐长福：《马克思哲学中的“主谓颠倒”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某种意义而言，黑格尔哲学中的存在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实体概念的进一步抽象化和普遍化，黑格尔把存在(Sein)作为世界的开端，“纯存在或纯有之所以当成逻辑学的开端，是因为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2014年重印)，第189页。纯有即纯思虽说是一种最抽象和空疏的事物，不在现象世界存在，却是一种最真实的客观存在，世界万物的存在都依赖于纯思，没有纯思的存在，万物就只能是空无。通过这种“纯思”，黑格尔实现了主体和实体的同一，他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2015年重印)，第12页。这种“有”根本不能被感觉到，也不可能被直观，对它也形成不了表象，只是一种纯思，并且这种纯思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世界就是这种纯思自我运动变化发展的产物，是纯思的外化。

对于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批判道：“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黑格尔把实体和主体等同起来，把世界的产生当作“纯思”外化的结果，是一种神秘主义，无论如何，“纯思”都是在观念世界中进行的，不可能产生出客观的物质世界。正如罗素所评价的那样：“实体被认为是某些性质的主体，而且又是某种与它自身的一切性质都迥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抽掉了这些性质而试图想象实体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剩下来的便什么也没有了。”*[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第258页。把实体抽象化，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最后导致语言纯粹作为一种能指，而没有所指的对象，这样，哲学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实体不能是空洞无物的东西，如果实体不具有实在性，用语言去表示一个虚幻的东西就很荒谬了，马克思对这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是一个同样的矛盾。形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2页。如果把实体概念绝对化，那么实体就会纯粹成为一种观念存在，而没有任何具体的现实性。把观念的句法结构当成是现实的世界结构，陷入到对语言结构的逻辑探讨，忽视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只会陷入纯粹无聊的思辨争论。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批判

黑格尔的法哲学实质是从其语言逻辑展开的。“现在，代替那种主体而出现的，是从事于认识的自我本身，是各种宾词的结集点，是一种保持着各种宾词的主体。但由于第一个主体深入于各种规定本身里去，成了它们的灵魂，所以第二个主体，即，从事于认识的主体，虽然愿意了结与第一个主体的关系，并超过它而返回于自身，却发现它还在宾词里面；第二个主体不能在宾词的运动里作为进行推理的行动者，以推断哪一种宾词应该附加于第一个主体，它毋宁还必须与内容的自身继续打交道，它不应该自为地存在，而应该与内容的自身同在一起。”*[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第47页。在他哲学中，“从事于认识的主体”，即现实的人成为了“从事于认识的自我本身”即观念或精神的谓词。黑格尔把第二性的东西看成是第一性的东西，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却不加理会。基于这种语言逻辑立场，黑格尔认为理念先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理念自身的外化，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是理念创造的结果。“政治情绪从国家机体各个不同的方面取得自己特定的内容。这一机体就是理念向它的各种差别的客观现实性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这些被划分的不同方面就是各种不同的权力及其职能和活动领域，通过它们，普遍物不断地(因为这些差别是概念的本性规定的)、合乎必然性地创造着自己，又因为这一普遍物也是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前提，所以也就保存着自己。这种机体就是政治制度。”*[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982年重印)，第268页。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颠倒的世界观，这种颠倒是通过“主谓颠倒”的方式达成的。他把观念、理性以及精神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其他东西则是从观念、理性以及精神中派生出来的，并且把观念、理性和精神视为最高本质。把观念、理性以及精神确立为世界的“主词”，其他东西则是“主词”的派生物，受其决定的“谓词”。毫无疑问，黑格尔把理念作为主词，现实政治却成为了理念的属性和特征，成为了述谓理念的谓词。黑格尔就这样以颠倒的主谓关系的“语言表达方式”颠倒了世界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处处把国家理念当作主体，而把市民社会和家庭当作是观念主体的产物；观念变成了主体，而现实的主体，比如家庭、市民社会以及现实的人变成了观念的因素，变成了观念的“谓语”。“变成主体的是：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或实体性的差别)、实体性，因而是些抽象逻辑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多次使用“主体”和“谓语”，其实在和“谓语”相对应的地方应该译为“主语”，更为恰当的翻译应该把“谓语”译为“谓词”，“主体”译为“主词”，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时持有清晰的语言批判立场。由于德语词Subjekt在中文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使人忽视了马克思在主谓关系问题中所持的立场，徐长福教授对德语词Subjekt的翻译问题这样论述道：“该书(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引者注)现有的中文全译本有两种：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 1卷中的译本，二是第2版第 3卷中的译本。这两种译本在基本术语和命题的翻译上没有什么不同，差别主要在修辞上。从这两个译本中，虽然可以检索到有三十多个地方使用了‘谓语’这个词，可与之相应的‘主语’这个词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其原因是，凡是‘谓语’出现的地方，只要涉及到跟它相对应的术语，那个术语无一例外都被译成了‘主体’。这样一来，在中译本中就根本读不到‘主词’和‘谓词’这对完整的逻辑学术语了，进而，对二者关系的一般考察和对主谓词颠倒的辨析都变得不可能了。换句话说，如果仅仅阅读该书的中译本，是不会意识到主词与谓词的关系问题的。”*徐长福：《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解读重点》，《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当然，并不是说把德语词Subjekt翻译成主体不对，只是说如果一味地把Subjekt译为“主体”会遮蔽马克思在语言层面对形而上学所做出的批判。德文词Subjekt可译为“主体”或“主词”，在什么情况之下翻译为“主体”或“主词”，就要视具体的情境而定。在不同的语境下，同名异义的词需采用不同的汉译名称，才能不至于由于概念的混淆而导致理解混乱。“当若干事物虽然有一个共通的名称，但与这个名称相应的定义却各不相同时，则这些事物乃是同名而异义的东西。”*[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第9页。主词和谓词属于符号维度的问题，主体和客体属于对象维度的问题。虽说把德文词Subjekt翻译成“主体”并无语用上的问题，但在语义维度还是相差甚远。如果在应把Subjekt译为“主词”的时候译为“主体”，就会遮蔽马克思的语言批判维度，也无法弄清马克思在语言哲学上做出的贡献。

马克思把握到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语言逻辑立场和采用这种语言逻辑论证国家的意图。“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8—369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国家观念当作主词，而把家庭、市民社会和感性的现实的人当作谓词，这种以观念、理性规制现实的做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目的是为了论证国家反动本性的合理性。马克思不满意黑格尔以主谓颠倒的方式去论证现实国家的合理性，自然要反对黑格尔的语言逻辑，要实现“主谓颠倒”的颠倒。

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合乎理性的东西说成是真实的东西，他以一种“主谓颠倒”的语言表达方式实现了国家理念和政治现实的颠倒。马克思深刻洞见了黑格尔法哲学所犯的语言逻辑谬误，“主体是‘理想性中的必然性’，‘观念自身内部’，而谓语则是政治信念和政治制度。明确地说就是：政治信念是国家的主观实体，政治制度是国家的客观实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第11页，第14页，第13页，第18页，第15—16页，第22页。观念具有对于政治信念和政治制度的优先性，政治现实成为了国家理念的附属物，对于国家理念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差别，马克思说：“这种差别的根源不在于内容，而在于考察方式或语言表达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第11页，第14页，第13页，第18页，第15—16页，第22页。观念和政治信念是一种主谓关系，观念成为了主词，政治信念却成为述谓主词的谓词。“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成谓语。而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第11页，第14页，第13页，第18页，第15—16页，第22页。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第一维度是语言维度，其次才是意识维度和现实维度，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了重点批判，不只是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等具体内容。

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实体即主体的精神，国家不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从一种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关系引申出来，这种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是神秘的。“这完全是在逻辑学中所实现的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第11页，第14页，第13页，第18页，第15—16页，第22页。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现实本来应该成为主词，思想作为谓词来说明主词，黑格尔把主谓关系给颠倒了。“他使作为观念的主体的东西成为观念的产物，观念的谓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第11页，第14页，第13页，第18页，第15—16页，第22页。正如徐长福教授所评论的那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反对以政治理念作主词而现实政治作谓词，主张以现实政治作主词而政治理念作谓词；反对‘用国家来论证逻辑’，主张‘用逻辑来论证国家’。”*徐长福：《拯救实践》(第一卷 意识与异质性)，第103页。在主谓关系中，主词处于绝对性地位，谓词作为主词的特征对主词进行述谓，因而是依附性的。黑格尔以一种颠倒的语言表达方式，把政治理念作为主词，把现实政治作为谓词去述谓主词，以国家来论证逻辑的合理性，确定了主谓颠倒的语言逻辑。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逻辑放置在主词位置上是有深意的。“除了主体和谓语的这种颠倒之外，还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里谈的是与机体不同的另一种观念。这里的出发点是抽象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国家中的发展就是政治制度。因此，这里所谈的不是政治观念，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抽象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第11页，第14页，第13页，第18页，第15—16页，第22页。具体的政治制度被说成了抽象观念的产物，这样现实的国家就被遮蔽在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厚重迷雾中。主谓颠倒的语言言说方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现实的主体成为抽象的谓语，人的真实性被消解了，超出个人的国家成为了可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最真实存在物。“既然出发点是被当作主体、当作现实本质的‘观念’或‘实体’，那现实的主体就只能是抽象谓语的最后谓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第11页，第14页，第13页，第18页，第15—16页，第22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思想存在的问题是：往往把思辨的叙述当作现实的叙述，以思辨的阐述方式所作的现实的阐述会造成一种假象，即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是现实的，而把现实的阐述看成是思辨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以“主谓颠倒”的方式混淆了思辨和现实的关系，从而达到为反动的社会现实进行论证的目的。

三、唯物史观：马克思语言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

只有把现实的人作为主词，才能改变观念统治的历史，马克思说：“在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之后，唯有‘批判’还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一个范畴，变成一整套范畴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获得真理的过程不是范畴演化的历史，每个人都在追求真理，都处于历史的具体情景之下，历史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果，跟每个人息息相关，历史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从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个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都把自我意识看成是主词，而把现实的人当作谓词去述谓主词。“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的现实在这里只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一种特定形式，只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一种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单纯的‘思想’，因此，我能够在‘纯粹’思维中扬弃并且通过纯粹思维克服这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黑格尔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而是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这样黑格尔就把世界头足倒置了。人及人类世界的一切感性、现实性、个性都被黑格尔看成是普遍自我意识的显现，他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当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来说明人的历史现实时，“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马克思要摆脱抽象的统治，把具有感性、现实性、个性的人作为历史的核心，认为只有这些真实处在具体历史环境中，从事着具体实践活动的人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他要颠覆黑格尔所构建的唯心史观，以科学的历史观代替之。

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同黑格尔一样，也是从自我意识层面看待现实事物的。他对鲍威尔这样批判道：“批判在克服了斯宾诺莎主义以后转向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从‘实体’转向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怪物，即‘主体’、‘作为过程的实体’、‘无限的自我意识’，‘完善的’和‘纯粹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自我意识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存在，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在口头上喊着震惊世界的词句，但他们的批判根本就脱离社会现实，不以现实世界为批判对象的只能是空洞和抽象的批判，这种观念上的革命根本对现实没有任何触动。马克思对塞利加这样批判道：“一方面，思辨怎样以虚假的自由方式从自身中先验地[a priori]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思辨又怎样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关系，却偏偏陷入了对对象的最不合理和最不自然的从属关系，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个性化的规定臆造成绝对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停留在观念世界中的批判是无力而荒唐的，那只是以词句去反对词句罢了，现存世界并不会发生实质的改变，只不过是思想的自亵而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他们忽视了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这些前提都是可以以经验的方式体验到的，去除抽象而空洞的批判，切实关注社会现实，才能让社会发生符合人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发生在观念世界，而是发生在感性现实中。“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政治制度不是政治观念的产物，政治观念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上，政治制度是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历史的前提是现实中的个人，只有现实的个人成为主词，一个公正的世界才能建成。“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人的解放不是自我意识的解放，而是要实现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运用现实的手段才能把人从被奴役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如果不能使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创造历史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促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第357页，第284页，第339页，第281页，第516页，第519页，第524页，第526—527页。历史不是精神发展的历史，历史是现实个人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

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要关注人的现实存在，从人的现实处境去考察历史才能破解历史之谜。“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第539页，第541页，第544页，第46页。个人在可经验观察到的现实是怎样的呢？人们普遍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生活不能得到改善，能力不能得到发挥，这种社会现存状况是对人性的普遍压制，为了打破不平等的现实，必须要使现存生活革命化，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奴役状态的普遍废除，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第539页，第541页，第544页，第46页。实现共产主义不是自我意识的结果，而是改变现实的感性活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范畴自我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物质实践切实改变世界的历史，这和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第539页，第541页，第544页，第46页。唯心史观只关注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的作用或者是英雄人物背后的“理性的狡计”，把现实的个人当成是历史的惰性因素，否定了现实个人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第539页，第541页，第544页，第46页。唯物史观要清除历史中隐藏的神秘因素，把历史看成是人类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切脱离开人的作用的历史观都应当废除，只有把人的目光聚焦到感性现实的过程中来，才能真正去实现属于人的尘世的幸福。唯心主义历史观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把历史的东西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不和人发生联系的东西，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排除出历史，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表明，历史内在于人的现实活动着，与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历史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而就在人的生活中。

马克思的语言形而上学批判是要把范畴和自我意识从主词的位置中拉下来，重新成为谓词。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放置在主词的位置，让范畴和自我意识去述谓现实的个人，这样就揭开了形而上学语言逻辑的神秘面纱，为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开始把现实的个人当作主词，后来代之以更具一般性和可定义的阶级。对于这种的转变，原因在于：“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第539页，第541页，第544页，第46页。只有把个别人的力量集结为社会力量，同时也是政治力量的时候，才能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就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能把个人的力量整合起来，它使分散的个人利益联合为普遍的共同利益，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废除现存世界的种种不平等状况。无产阶级成为主词，才能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治，马克思在语言哲学上所持的立场充分表明了其政治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形而上学语言批判的逻辑结果，只有明白他对“主谓颠倒”批判所做出的贡献，才能理解唯物史观的深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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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660(2017)05-0024-07

胡志刚，江西上饶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053)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应然性问题研究”(15JJD7100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历史的命运与希望：马克思与尼采的历史观”(GD16CZX02)

(责任编辑巳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