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鸣章

现代性的本质是政治：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吕鸣章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政治，社会现代性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治现代性的支撑，如果不解决政治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从根本上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本文从中国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新现代、六个角度来论述现代性的本质是政治，政治现代性在整个现代性领域当中，占据着关键性的地位。现代化的建设，如果没有政治现代性的支持，最终是不可能完成的。

现代性；政治；政治哲学

现代性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是一个制度性的概念。新保守主义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区分了两种现代性的理念。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多数人参政。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那里，现代性意味着有多少人参政，参政人数的多寡是衡量政治现代性的尺度。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角度，或者从达尔那里来看，一人独裁是独断政治，少数人参政是寡头政治，一部分人参政是精英政治，大部分人参政是民主政治。参政人数决定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差别。亨廷顿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政治现代性的理解是正确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能够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且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容纳度问题，多数人具有参政意愿，但是如果制度腐朽，就会形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危机，从而演变成民主的暴政，形成广场政治、暴民政治。因此，亨廷顿认为现代性的第二种理念就是新保守主义的秩序政治。暴民政治尽管看似形成了多数人的参政，但不是一个有秩序的政治，无法形成政治合力与政治实效，这不是制度性政治，不能叫民主。暴民政治的混乱结果就会又倒退为专政。因此，民主与不民主不仅取决于多数人参政的意愿，还取决于这个制度能否有效地吸纳民主的要求，并变成有序的制度。如果找不到能容纳多数人民主的制度安排，政治现代性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不能光看政治民主的需要，我们还要看到民主实现的现实可能。所谓民主，政治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制度、秩序。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钟摆原理深刻地说明了社会现代性的强大潮流与保守的旧制度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法国的繁荣发展，法国资产阶级日益强大活跃起来，经济现代性不断推动着政治现代性向前发展，使得政治制度的变革迫在眉睫。旧制度的腐朽无法容纳太多人的参政要求，从而使民主与制度发生激烈的矛盾，法国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从保守腐朽的旧制度直接演变为雅阁宾的暴民政治，广场政治虽然满足了多数人参政的需要，但沦为无序的民主混乱；随后拿破仑的上台又倒退为独裁专政，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等。由此，韦伯担忧起德国现代性的前景。从俾斯麦专政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民主，再到希特勒专政，最后实现政治现代性，德国由此完成了现代化。因此，一个没有建立起有效容纳多数人参政的制度，是无法最终实现现代性的，制度性的现代性是一个关键。

一、中国现代性：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何以可能

中国的现代性之路。鸦片战争的爆发，把我国卷入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空间。为了抵抗外国侵略，清政府实施了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把清王朝的军事现代化化为泡影。中日双方指挥员大多是从同一学校毕业，清王朝把失败归咎于主帅临阵逃脱，指挥失误；袁世凯用新军搞复辟，致使众叛亲离，而这实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正如英格尔斯所说，再强大的国防，一旦掌握在一群传统人的手里，都是一堆废铜烂铁。军事现代化不意味着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完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晚清改革都是为了解决一个政治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戊戌变法，变法就是政治制度的重构，百日维新最终失败了。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进行了清末宪政，晚清改革十年，但是总理衙门、政府组阁皇家贵族占据多数，没有足够的包容性，致使新政失败。清王朝不是在纯粹的封建状态下灭亡的，而是在半现代中倒下的，更确切地是在政治半现代性中土崩瓦解的。因此，政治现代性是现代性中的关键。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国民党与共产党采取国共合作，开展了政党现代性建设，在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政治一旦走向独裁专政，民族与国家事业必定走向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撕毁联合政府协议，违背人民意愿，搞独裁，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依然失败在政治现代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深刻吸取现代性的历史经验教训，顺应时代历史潮流，率先在政治现代性问题上做出深刻反思，《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正是依靠着民主协商共治的政治现代性这一优势，建国后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现代化建设才在短期内取得了突出成就。政治现代性的活力使我国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化三改、恢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元气，使我国快速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但由于左的错误，政治现代性问题再次遭遇冲击，协商民主政治基本陷于瘫痪，从而丧失了与西方国家缩小差距的巨大历史机遇，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党现代性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重新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再一次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绩是显著的，但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枯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严重对立，政治腐败等问题日益凸显，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现代性不够彻底的表现。随着经济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及其突显出来的问题，使得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日程，农村民主直选、社区基层民主、公司股份制民主、协商民主等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实践不断推动着政治现代性向深入发展。在经济现代化改革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瓶颈突出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现代性的实现变得尤为重要，而全面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深化改革、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理论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解放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政治哲学角度的。马克思哲学起步于对政治问题的关注。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期间从康德的先验理性出发，建构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法哲学体系。在1841年12月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与反动，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对自由理性的远离与背叛，认为国家是理性的本质及其实现。但在1842年10月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843年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他又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控诉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置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不顾，谴责普鲁士政府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原则，尽管仍把国家和法看作理性的代表，但已认识到国家机器的阶级本性，决定国家的这些关系就是物质利益关系，这一思想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做了准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德国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达到对国家的深刻认识，马恩随后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找到足以破解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做了一般性分析，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共产党宣言》，马恩把唯物主义初步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并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论断，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障。为把这一论断彻底科学化，在《资本论》中，马恩从商品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矛盾，按照资本论最后的写作框架还应完成从抽象到具体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状况的分析，很显然《资本论》绝不是在玩资本的游戏，它不仅仅是对资本的拜物教分析，更重要的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做出分析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停留于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批判，那就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目的在于实现摆脱阶级压迫，实现政治解放。因此，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还是从资本论写作的落脚点来看，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一种政治哲学的向度。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页。，说到底是无产阶级如何摆脱资产阶级统治压迫获得解放的学说，这俨然是一个政治哲学的命题。

马克思更重视政治解放的经济基础，列宁则更强调国家在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功能与地位。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解决是一切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及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进行专政的学说。葛兰西反思意大利等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东西方社会不同，西方强调市民社会，东方强调国家，在西欧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在市民社会，在东方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在国家。一个国家现代性与否，根本体现在政治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上，是否达到现代性。

三、启蒙现代性：国家何以可能

启蒙时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经济现代性的发展不断对农业文明的门阀世袭等级制度形成威胁，封建教会贵族集团不断打压排挤新兴资产阶级，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破教会神学的谎言，新兴资产阶级革命蠢蠢欲动，封建神学统治岌岌可危，现代性的发展迫切需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而自然科学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强大开明的政治现代性作保障，否则自然科学的进步只能埋藏于哥白尼的内心，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只能沦为神学的婢女，甚至像布鲁诺一样必将成为专制统治的牺牲品，从而延缓现代性的历程。

启蒙现代性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国家与君主的权力并非出自“君权神授”，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是来自于人本身，并非来自神谕，人不必依靠神，不必从神那里来实现权力的分有，不必经过神的授权和恩典，神已不在构成权力的核心。人是权力的中心、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本性，国家是基于人的现实生活需要通过契约协商而建立，这从根本上颠倒了教会神学政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君主论》毫无疑问是论证君主权力的合法性。马基雅维利一改前现代神学政治观的本体论分析，从世俗出发，用人的眼光，从人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出发考察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及国家权力机制问题，使人摆脱君权神授的束缚，把人的权利归还于人本身，开启了现代性的征程。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是基于人的自私本性而力避人类为了争夺财富陷入纷争所成立的，这说明只有把国家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现代性的顺利进行，否则现代化就会陷入混乱。国家的职责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秩序安排。霍布斯身处17世纪英国混乱的政治动乱局势，为响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他造就了利维坦式的国家权威。他批判君权神授，倡导天赋人权，认为人人都有自我持存的权利，这是人的天性使然，它使人类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国家是人类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为了和谐共存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社会产物。每个人都交出个人的所有权，通过契约形式建立国家，借助国家这一权利集中形式，实现权力的分配与运行，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人们只有在国家的庇护下，才能结束纷争，实现和平共处。洛克《政府论》针对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国国家内部权力的运行如何能够合法有效运作的问题。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自足状态，这是自然理性之法所赋予我们不可侵犯的人权，为更好地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人们通过每个人同意的契约把惩罚权委托给政府进行管理。他反对专制，提倡法治和三权分立，坚持人民反对暴政的权利，首次提出人民同意、分权、私有财产权、有限政府等学说，更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政治的规范化运作。只有现代政治才能为现代资产阶级开启世界历史进程提供强大的后盾，没有现代政治，一切都是空谈。正是英国、荷兰较早地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政治的转变，才为他们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殖民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法国卢梭同样思考的是政治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较早地看到了伴随着私有制及其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由此所造成的与文明进步相伴的人类不平等社会历史现象，为了重新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发展，“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条件便都是同等的”，*[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页。从而形成“公意”，人民主权的本质上是“公意”的实现，它不能分割转让，借助“公意”避免私有制及其权力腐败造成的不平等，使人恢复失去的自由状态，国家就是“公意”的最高体现。卢梭的政治思考包含着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从而使他的政治现代性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总之，启蒙现代性的思想家们都把国家作为现代性的中心，力图通过国家的现代转型来捍卫并推动现代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他们都把自由与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原则来实现现代政治的重构。

四、经典现代性：权力秩序何以可能

经典现代性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稳步深入的历史时期，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国家范围内得到最大的优化重组与系统规范，从而使国家权力的微观建构，成为现代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现代性不断赋予国家以新的微观内涵。

现代国家是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绝对理性逐渐越出国家的界限，把经济、科技、知识、语言、心理等文化意识形态纳入理性建构的政治领域，政治现代性毫无例外，无所不包地实现了对现代性各个维度的宰制，形成了全面严格的现代政治的统治秩序，使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政治。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体系就是一套有关权力实施的秩序和机构，它关系到一个社会及其内部共同目标的制定和实现。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政治秩序的有效功能化，而且现代性的维度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更与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83页。政治结构的系统化与功能化与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的世俗化是国家政权取得合法性的标准，结构的专门化与新角色的分化更是国家操控能力的提升，以及政治现代化的标志。韦伯把现代性理解为国家权力制度的系统化。他认为国家权力必须依据理性进一步系统化，科层制是国家的微观建制，是理性精细化的典范。韦伯的科层制把政治的规范运行置于工具理性的支配与控制之下，形成一套分工明确、结构严密、按章行事的管理制度与国家机构。科层制的国家具有明确性、稳定性、快捷性、可计算性、非人格化的形式主义特点。它自动调节行政运行的程序与进度，不断矫正规范着现代政治的运行管理秩序，力避特权专制政治的乱象，深化了现代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帕森斯同样强调政治的现代化，认为政治现代性是一个政治细化分层和权力合法化的过程，社会分层形成一定官僚组织、市场制度、法律制度与民主联盟。其中政治的分层突破传统的亲缘关系，实现了个人解放，政治重组以及权力合法化。合法性又巩固了社会分层并进一步加速了政治的角色分化。

国家的不断科层制与功能化进一步丰富了国家的内在逻辑体系，完善了国家的内部结构，使国家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程序化，对国家权力进行了详细的细化与规范，进一步夯实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而提升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功能。

五、后现代：对现代政治的批判

经典政治现代性这种有章可循、界限明确、快捷高效、理性设计的“铁笼”政治，把人的存在与价值格式化，使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形成僭越，使人走向片面化、机械化、统一化、标准化，形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自由丧失与民主沦落的悖论，展现了现代性自身的矛盾与危机。后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对现代性，特别是政治现代性的怀疑与抨击。

后现代尽管从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但它的核心还是政治。福柯直接对经典政治现代性构造起来的微观权力机制进行谱系学的解构，直言知识就是权力。“我们可以说，规训(纪律)是一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同时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统一技巧。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种力量和肉体的一般公式或技巧，即‘政治解剖学’能够运用于极其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机构和体制中。”*[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现代性已化身为一座微观的权力监控体系，编织了一张规训的权力之网。国家权力细化成严密无声的权力细胞，它弥漫性地散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人的知识、语言、精神、身体形成全面的规训；它支配了人的精神，控制了人的身体，对肉体进行摧残，对灵魂进行拷问，对人形成压抑。对话语的解构，对规训的揭露，对身心遭遇的控诉就是对权力秩序的批判。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忽略与漠视多元差异个体，批判“人类普遍历史概念”的同一性与空洞性，提出反对一切由先验理性所构建出来的宏大叙事，但他更深入到政治层面批判宏大叙事以人民、国家、社会的名义，歪曲了自由民主的真谛。知识与信息成为权力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全面控制社会的系统手段。人类如何才能逃脱政治的监控与束缚呢？他寄希望于边缘化的差异个体组成的语言游戏，来解除现代性对人的蒙蔽，让人永远保持人的初生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创造本性。德里达的《写作与延异》，表面上看是一个文化批判，实质上是政治批判。德里达不满足于用延异对语音中心主义进行解构，而且用多元异质性的他者来肯定解构主义的民主诉求，通过解构使民主摆脱专制保守的局限性，把民主带入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他反对传统政治的线性思维，提供解构传统政治秩序的社会生活场域来为后现代民主开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解构使“无限的异质性”重新获得出场的对话的平等机会，延异使政治一直面向一种不确定的未来。解构在于发现他者、肯定他者，激活他者。因而，他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场的一个“幽灵”，通过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建立一个“匿名的世界新秩序”。*[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萨义德的东方学与其对它作文明角度的阐释，不如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更能深刻地说明东西方的关系。他认为现代性已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形成了对东方的奴役。他强烈批判西方的暴力霸权对东方造成的侵略主宰，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使得东方长期处于西方的建构和胁迫服从之下。看似多元文化的差异冲突，实质上是政治霸权的结果，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政治把差异演变为一种对立冲突，在政治视域中，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就是懦弱。帕依直接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反对政治现代性作抽象、统一的理解，它从文化差异来说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的异质性，并重点分析了亚洲威权主义的内在文化机理，强调多元政治文化的并存。

后现代攻击的人，攻击的理性，本质上是攻击人与理性所代表的秩序。后现代正以种族、性别、阶级、文化、语言、书写等形式闪现于政治生活的能指链接之中，并对现代政治做出抗争。黑人政治、后女权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明的冲突，这些都是多元理性的化身，它们是独特的、差异的，无共性可言。每一种理性都是对其独特主体地位的特殊政治叙事。多元差异理性解除了宏大理性对其所进行的统一性支配，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从属的等级制约关系，转化为自由平等的面对面关系，不存在先天的凌驾于另一极主体的先验主体与先天理性，它们是一种平等对话的交往关系。所以后现代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政治问题做出解答，就不能完成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政治维度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维度。

六、新现代：后现代政治何以可能

新现代把现代性重构的责任重点寄托于政治现代性的重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的困境只能标志着现代宏大的、单一的、宏观理性的失效；分析了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监控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它在不断强化自觉发挥并维护着资本主义合法化统治的功能；谴责现代政治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侵蚀，认为单一的现代工具理性造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扼杀人对价值与民主的追求；为了抵抗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宰制，他提出用一种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失衡，通过话语伦理的程序规范来完成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机制，现代性的关键在于国家，走出现代性困境的还在于国家民主的再造。吉登斯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军事力量四个方面来对现代性重新做出规定，很显然监控、军事力量等政治维度在现代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军事力量与监控系统，加快了全球化的脱域进程，造成了一系列道德生存的危机，从而使解放政治陷入悖论，提出了包括民主对话、生态政治、非暴力化社会等生活政治的构想。他主张通过建构广泛的公民社会来对现代国家政治形成制衡，从而实现现代性的治理转型；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团结合作与包容协商，多元差异主体都应承担起社会管理的权利与责任；强调通过第三条道路来完成政治现代性的改造，国家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反对理性中心主义的设计与抽象理性的政治解放，反对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消解与虚无，着重对破坏的理性进行修缮统一。鲍曼认为现代国家的科层制度是一种理性设计的权力，在科技理性的推动下，历史充满了一元真理所进行的大众屠杀，人们在分工严密、程序复杂的环境下，无法把握行为结果与道德动机的距离，对大屠杀的悲惨与痛苦变得冷漠。鲍曼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与政治重组，使得现代性具有了流动性的特征，人们逐渐远离了民族国家的“真正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失去了规范意义，人们不断走出现代性的牢笼，变得日益个性化，成为现代差异性社会的基础。“多样性，恰恰是多样性是人类自由的机会。”*[英]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李静韬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现代社会的宏大叙事已无法说服差异林立的个体，现代性的拯救存在于“复数的真理”，他提出通过全球共和政治来走出流动现代性的困境。

总之，从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到新现代，现代性总无法摆脱政治这一尺度，政治现代性既是现代性确立的标志，也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本。现代性总是以政治向度来完成对现代性的塑造，现代社会的危机实质上就是政治危机，人们总把现代性的重建最后指向政治现代性这一视域，因此，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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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660(2017)05-0018-06

吕鸣章，山西怀仁人，(苏州 215123)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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