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平

《孙子》篇题考察
——以银雀山《孙子》篇题木牍为中心

熊剑平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篇题木牍，为我们考察《孙子》，尤其是篇题情况，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研究简本、传本篇题的差异情况，对探究《孙子》古本的面貌，考察《孙子》在古代的流传情况，乃至评判各版本的优劣情况，都会有所助益。

《孙子》 篇题 银雀山竹简

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中，除了一批竹简兵书之外，还有一枚写有《孙子》篇题的残破的木牍。这枚木牍在经过专家的整理、拼合之后，勉强可以识读部分文字。对这些篇题文字进行研究，既可以获得相关《孙子》古本形态的一些直观认识，也可藉此考察《孙子》在古代的流传情况，并为比较各传本的优劣情况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出土篇题木牍考察

银雀山汉墓《孙子》篇题木牍，在出土之时就已经非常残破，甚至断裂为六块。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对这六块碎片进行了有效的拼接，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却无法对木牍实现完全的复原。整理小组在经过考察之后判断认为，该木牍是三排五行。当然，在总共三排文字当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无法识读。也有原为两字篇题的，现今只能勉强识读出当中的一字。在这些篇题中，可以完全识读的仅有三篇：《势》《九地》和《用间》。整理小组依靠残留一字猜测识读的篇题则有：《行军》《军争》《实虚》《地形》和《火攻》。此外，在估计为《行军》的篇题后有“□十五”，木牍最末行有“七势三千□□”这样相关字数的标识。①详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第92—93页。

竹简整理小组对木牍的识读及相关文字说明，无疑是经过了集体研究和反复讨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木牍第三排最右边一行有一个“刑”字，整理小组认为该篇题就是《地形》，这可能说得有点绝对。如果我们考虑到武经本《孙子》有《军形》这样的篇题，那么，该“□刑”未尝不可被解读为《军形》。

此外，相关《火攻》的篇题也有值得作一些探讨。对于该篇题，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认为：“《火□》应相当于《火攻》。”①详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第93页。根据整理小组的措词，我们应该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将《火□》完全坐实为《火攻》。当然，从竹简正文的简背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火攻”二字，应当是该篇的篇题。所以，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在相关竹简的出版物中，都使用了传本《火攻》的篇题。整理小组注意到篇题木牍上的“火□”，并不像是“火攻”二字，至少是不能完全坐实，所以提出观点认为，相关该篇的木牍篇题更像是“此篇异名”。②参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第1版，第86页。

李学勤也曾对该篇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三排的“火”字之下，仍有依稀可辨的墨迹，从这些墨迹判断，该篇的篇题应当解读为《火阵》更为合适。③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35页。但李零认为，所缺之字更像是“隊”④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载《文史》第17辑。整理小组将木牍相关残存墨迹摹写为：。而汉简“隊”字，一般可写作：。比照木牍残留墨迹，尤其是考虑到残缺之字的右下方有一撇划，它确实更像是“隊（队）”。故此，我们认为，李零的识读更为可信。况且传本《火攻》中就有“五曰火队”一句，故此，以《火隊（队）》作为篇题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不管如何，篇题木牍“火□”留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至少木牍所缺之字不像“攻”字，而整理小组根据传本解为“火攻”，只能说是选择之一。

另外，篇题木牍中最末行“七埶（势）”二字也需要提出讨论。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认为，“七埶（势）”二字的确切含义尚待进一步研究，“或疑即七篇之意”⑤详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第93页。。对此，李零也曾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七”即指“七篇”，而“埶”字则是统括后面七篇具有“势”的性质的篇章。⑥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载《文史》第17辑。这种解释可备一说。但篇题为《势》的这一篇，难道不具备“势”的性质吗？如果说与“势”有关，则《势》篇理应关系更加密切，可是该篇为何不包含在七篇之中呢？所以，李零的解释也不无可商之处。

吴九龙认为，“七埶（势）”其实是一个篇题：“木牍的最后一个篇题是《七势》。”⑦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笔者认为，吴九龙的判断相对可信，“七埶（势）”更有可能是篇题，而并非如李零所说，是对七个与“势”有关的篇目的统括。启示李零作如此考虑的可能是“七埶（势）”后面的数字标识，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行□”后面也同样看到有字数标识，而“行□”却是《行军》的篇题，并不能去统括任何内容。故此，“七埶（势）”应该与此相类似，虽然篇题后面赘有数字，也不一定是为了去统括什么。所以，在愚见看来，“七埶（势）”更像是一个篇题，而且是简本最末一篇的篇题，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它能和传本中的哪一篇求得对应罢了。

因为木牍残损严重，有一些篇题根本无法识读，整理小组依靠正文简背文字，又可坐实若干篇名，比如《作战》。而木牍上有一字漫漶的篇题，如《实□》，也可以借助正文简背坐实为《实虚》。木牍和正文简背完全一致的则有《埶（势）》。其余篇题，几乎全靠残破的木牍来推测得出。所以，《七埶（势）》到底和传本的哪一篇求得对应，很难求解。我们怀疑，它也许和《火攻》一样，也存在着同篇异名现象。

根据篇题木牍，李学勤进一步提出观点认为，《火阵》和《七埶（势）》都不包含在十三篇之中，也就是说，“竹简本《孙子》不限于今传本的那十三篇。”①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36页。据此，李学勤怀疑，银雀山汉墓中可能还有另外的相关《孙子》篇题的木牍，“包括《吴问》篇等，它们的篇题看来应该写在另外的木牍上面。”②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36页。

李学勤的怀疑不无道理，但是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中，尚有两枚明确写有“十三扁（篇）”字样的竹简，分见银雀山出土竹简2494、1648简文。③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6页。这说明简本《孙子》应该可以明确为十三篇。至于相关篇题木牍给了我们模糊的信息，让人产生困惑，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该木牍太过残破，无法卒读。虽则木牍很可能就是三排五行，但未必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十五条有关篇题的信息。因为木牍上那些漫漶之处究竟写没写东西，写了些什么，我们都无法知晓。此外，该木牍上除了篇题之外有无书题？如果有，而且是占据了两篇篇题位置的话，则上述困惑自然也可迎刃而解。

李零曾对木牍所示篇题数目进行过研究，而且提出多个可能性。他先是认为，该木牍上应该写有书题，④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载《文史》第17辑。但后来又撰文否定了自己的说法，认为首行该有一处是记有全书的篇数。⑤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第415页。李零的新说其实也多少带有猜测成分，并不一定比前说更加接近事实。事实上，该木牍也有可能既有书题，同时又记有全书的篇数。这样，篇题木牍的三排五行的安排，就正好有迹可循了。它很可能正是书题加上篇数，再加上十三篇篇题的结构。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猜想而已。

李零之所以发生前后摇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木牍太过残破，此外则不知是否受到了余嘉锡“古书多无大题”⑥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1版，第213页。之类立论的影响。愚见认为，余嘉锡在说“古书多无大题”时用的是一个“多”字，并不是说“古书皆无大题”。从《史记》诸如管子、韩非等人的列传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古书以单篇别行之例，但在《孙子吴起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描述《孙子》是以十三篇为定数。《孙子》的情况可能和《管子》、《韩非子》等书不同，如果拿“通例”来进行衡量，不一定非常合适。

二、简本、传本篇题比较

银雀山出土的篇题木牍虽然非常残破，并不能全部识读，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古本《孙子》的信息，尤其是篇题信息。我们不妨将其与传本《孙子》进行一番比较。

我们都知道，传本《孙子》一般分作两大系统：武经七书本（以下简称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这两个系统的版本在总体字数上略有差异，各自的篇题也有稍微差别。武经本《孙子》的篇题及篇次如下：⑦各本篇题或有缀“篇”字者，但是，为了比较方便和行文简洁，以下均予以忽略。

一、《始计》；二、《作战》；三、《谋攻》；四、《军形》；五、《兵势》；六、《虚实》；七、《军争》；八、《九变》；九、《行军》；十、《地形》；十一、《九地》；十二、《火攻》；十三、《用间》。

十一家注本《孙子》的篇题及篇次如下：

一、《计》；二、《作战》；三、《谋攻》；四、《形》；五、《势》；六、《虚实》；七、《军争》；八、《九变》；九、《行军》；十、《地形》；十一、《九地》；十二、《火攻》；十三、《用间》。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武经本的篇题非常整齐，都是两个字构成，而十一家注本则有三篇是一字，与武经本是存有差异的。

在日本，有樱田本一度引起重视，曾被认为是唐以前古本，我们将其篇题也一一罗列，以供比较：

一、《计》；二、《战》；三、《攻》；四、《形》；五、《势》；六、《虚实》；七、《争》；八、《九变》；九、《行军》；十、《地形》；十一、《九地》；十二、《火》；十三、《间》。

我们可以不难看出，相比较十一家注本，樱田本单字篇题更多，一共八篇。樱田本还以《地形》为界，分为上下两卷。

简本的篇题，有不少无法识读，但是《势》的篇题是非常明确的，木牍和正文的简背都写作《势》。我们由此可以确信，简本《孙子》也有单字篇题。但就这一点来说，它和十一家注本以及樱田本，都存有一定的趋同性。至于不同之处，也需要予以关注。比如简本的《实虚》，传本多作《虚实》。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简本中，篇题木牍和正文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比如竹简正文简背明确写有《火攻》的篇题，但篇题木牍更像是《火阵》或《火队》。而该篇篇题，樱田本命名为《火》，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均命名为《火攻》。

基于以上比较，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两个认识：

第一，《孙子》古本的篇题，或一字，或两字，并不是非常的齐整。至于更早的古本中有无篇题，什么时候出现篇题，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篇题，我们尚且无法掌握确切的信息。也有人怀疑《孙子》开始并没有篇题，所有篇题都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加上的。①褚良才：《〈孙子〉辨证四则》，载《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但从银雀山竹简本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看出，《孙子》至少是在西汉前期乃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篇题。这种并不整齐的篇题，甚至一直流传到宋代，故此我们才可以在宋代十一家注本《孙子》和樱田本中，看到这种或一字或两字的字数并不整齐的篇题。而武经本所表现出的这种整齐一致的两字篇题，有着明显的人为加工的痕迹，应该是经过了又一次的整理。影宋本的《魏武帝注本》也存在这个现象。

第二，《孙子》可能存在，甚至长期存在着“同篇异名”的现象。从银雀山出土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同一版本中都曾存在这种现象，比如竹简的正文作《火攻》，篇题木牍却作《火队》（或如李学勤所说《火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是竹简抄写时不够严谨所留下的后遗症，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古本《孙子》原本就曾有过这种“同篇异名”现象存在。简本《实虚篇》的末尾有“神要”二字。对此，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提出意见认为：“简文此二字上有圆点，疑是本篇之别名。也有可能为读者所记，表示此篇重要。”②《银雀山汉墓竹简（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110页。如果说今后尚有出土文献或其他文献，证明《实虚篇》确有诸如“神要”这样的别名，我们不要太过惊讶，因为银雀山竹简就已经提供有类似的信息。

我们推测认为，可能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同篇异名”现象，加之竹简太过残破，这才导致我们无法为篇题木牍中的最后一个篇题——《七埶（势）》，在传本中找到与之对应的篇题。进一步地，我们认为，不同传本篇题中所存在的一个字和两个字的差别，比如十一家注本作《兵势》，武经本作《势》等，应该正是这种“同篇异名”现象的残留。

三、通过篇题看版本

银雀山竹简的出土，除了帮助我们了解《孙子》的早期流传情况之外，也为我们考察《孙子》的早期面貌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从出土竹简出发，我们可以对《孙子》篇题、篇次及脱衍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对《孙子》的篇章结构获得更多认识，进而对简本、传本两《孙子》各自优长进行比较，探究《孙子》古本的面貌，考察《孙子》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

前面我们根据银雀山出土木牍和竹简所提供的信息，对《孙子》篇题进行了一番考察。这对探究《孙子》古本的面貌，无疑是一个帮助，或许还可以为我们比较传世宋本，比如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包括曹注本，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客观地说，学术界相关《孙子》版本学的研究力度不是很大，只有不多的研究专家曾对此予以关注。郭化若认为，所谓两大版本系统，“都是以曹注本为底本”①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第27页。。李零也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其实就是靠曹操传下来的本子。”②李零：《兵以诈立》，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第16页。“今本的最早来源，就是曹注本。”③李零：《兵以诈立》，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第54页。这个缘故，李零对曹注本《孙子》推崇有加。李零所看重的曹注本，实则就是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在清孙星衍收藏的《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顾千里摹本。这个本子的原本，据李零自己的推测，“当是南宋孝宗刊本。”④李零：《现存宋代〈孙子〉版本的形成及其优劣》，《文史集林》第2辑。

应该看到，郭化若、李零看重曹注本对于《孙子》版本流传的意义，无疑是独具眼光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本子是不是一定都根据曹注本演变得来？除曹注本之外，《孙子》有没有白文本流传下来？曹注本在实际流传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曹注本还是不是曹操当年亲手批阅和注释的本子？类似这些问题，我们怕是都要稍加留心，甚至有重新思考的必要。我们如果稍稍考察顾千里摹本便可以发现，其篇题和武经本一样，都有经过整理和加工，然后变得整齐划一的痕迹。如果我们把这个本子认定为十一家注本和武经本的母本，似乎稍嫌武断，缺少直接的证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十一家注本，也即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其篇题或两字或一字，不像是经过加工和整理。据杨炳安的考察，该本刊刻时间“当是孝宗时代”⑤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3月第1版，第4页。，与顾千里所摹曹注本的刊刻时间相比，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曹注本既然不能在刊刻时间上占得优势，我们就不能确定这样的曹注本，是否果为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的底本，也很难保证它一定不是从集注本或武经本中抽出别行。杨炳安等对于曹注本曾有这样一个判断：“曹注也有单行本传世，但由于宋刊已不可见，所以这些单行本是否由《武经》或集注本中摘出者，则不敢肯定。”⑥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源流述略》，载《文史》第27辑。在他们看来，曹注本的宋刊本今天已不可寻。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所谓顾千里摹本就是宋刊。杨炳安并且认为，后来单行的曹注本，其实也有可能是从“《武经》或集注本中摘出”。①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源流述略》，载《文史》第27辑。我们仅从曹注本的篇题出发进行考察，持这样的怀疑之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我们怀疑，曹操所注之本应该在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武经本或十一家注本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它传承文献的历史使命。由于有了集注本和武经本，曹注本很可能也自然地和其他诸如李筌注本、杜牧注本一样，逐渐被淘汰。所以，杨炳安等认为：“在宋代以前，《孙子》主要靠曹注流传的。”②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源流述略》，载《文史》第27辑。这里的“宋代以前”这个界定非常重要。宋代以前和宋代以后，《孙子》流传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宋代以后，《孙子》流传一度主要依靠武经本。当然，武经本和曹注本也一定有着密切联系。李零考察之后认为，曹注本和武经本应该是一个系统。③李零：《兵以诈立》，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第23页。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孙星衍之力，十家注本或十一家注本重新受到重视。这个系统的版本和曹操注本的关系，其实也非常密切。④所以，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注本对于《孙子》流传也还是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关系虽密切，不代表他们之间就可以互相完全等同。其中的一些区别还是需要我们厘清的。如果认真考察二者之间的异文情况，也可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曹注本和十一家注本的关系。

下面仅举出《行军篇》的若干异文进行讨论。

其一：

十一家注本：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

曹注本：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

两相对比，曹注本“养生处实”一句，比十一家注本少一个“而”字。该处为明显的排比句式，由于前两句都有“而”字，故“养生处实”一句不当少“而”字。曹注本疑有脱误。

其二：

十一家注本：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

曹注本：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

曹注本两句均无“敌”字，十一家注本则是前一句有，后一句无。此处“敌”字似不可少，否则宾主关系不明。考察简本，两句皆有“敌”字。疑为十一家注本时，已经抄脱一“敌”，到了曹注本时，则再抄脱一“敌”字，致使全句失去主语。

其三：

十一家注本：粟马肉食，军无悬 ，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曹注本：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曹注本比十一家注本多出一个多出一个“相敌之法”。考察简本，十一家注本比其多出“粟马肉食，军无”六字，但简本在“（甀）”字之前尚有部分字迹漫漶，所缺或许正是这六字，简本和十一家注本能求得更多一致，而曹注本则多出“军无粮也”四字。这四字，如果就内容上看，更像是“杀马肉食”的注解文字。正是由于它的衍入正文，才使得曹注本比十一家注本和简本都多出一个“相敌之法”。

其四：

十一家注本：兵非益多也。

曹注本：兵非贵益多也。

察简本，该句作“兵非多益”，行文简洁，意思明确。十一家注本作“兵非益多也”，“益”和“多”二字颠倒，恐为传写之误，致使意思稍稍转为晦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曹注本便在“非”字后面又加上一个“贵”字，使之成为“兵非贵益多也”，而这，较诸简本和十一家注本都显得冗繁。

仅就上述《行军篇》几处异文来看，曹注本脱误和衍误现象并存。据此，我们认为，相对于十一家注本，曹注本非但不能立即见出优长，相反，这样的注本反倒更像是十一家注本之后才出。而考察《孙子》篇题情况，所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一致的。故此我们认为，现在所能看到的宋本曹注本，应该不是曹操当年亲自为之作注解的本子。而且，曹注本，包括武经本，其与宋本十一家注本的关系及优劣等，也需要我们重新进行估量。

由银雀山竹简，我们或许也可以重新认识和衡量樱田本的价值。樱田本刚刚在日本出现时曾经引起不小轰动，一度号称是唐以前的古本，很快也被中国人熟知。对此，有人表示相信，也有人表示怀疑。杨守敬就认为该本是伪撰，但他所举反驳证据则稍显贫弱。比如他所举的第一条，樱田本“非《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本”就没有什么说服力。①详参苏桂亮：《杨守敬评日本樱田本〈古文孙子〉》，载《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孙子》在《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本来就是一个谜团，正是八十二篇的《吴孙子兵法》让我们对《孙子》在汉代的流传面貌发生很多误会，乃至产生了曹操删减篇目的误会。而杨守敬对樱田本“篇分上下，于古亦无征”②详参苏桂亮：《杨守敬评日本樱田本〈古文孙子〉》，载《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的批评，也被银雀山的出土证明，是完全批驳错了。从出土的篇题木牍来看，《孙子》十三篇以圆点为界，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③详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第92页。这样说来，樱田本的分为上、下篇，不仅不是“于古无征”，反而是有着非常古老的源头。这种两卷本的《孙子》，和《七录》所记载的三卷本《孙子》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关系，都因为“文献不足征”的缘故而无法详考。⑤我们据此也可想见《孙子》在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

相比之下，穆志超的对樱田本的认识是相对可信的。他认为，该本源出唐代本，但也经过了传抄校改。《军争篇》和《九变篇》的改动就是证据。⑥穆志超：《樱田本〈孙子兵法〉补考》，载《〈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樱田本中相关《军争篇》和《九变篇》的改动，明显是从张贲、刘寅等人的错简说而来。除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可以求得对应之外，樱田本的篇题也是或一字或两字，和简本及十一家注本相似。所以，我们似乎应对樱田本更加重视，这对考察《孙子》故本的形态，以及《孙子》在古代中国和古代日本的流传情况，或许都会有所帮助。

我们结合传本考察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篇题木牍，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在笔者看来，虽然篇题木牍太过残破，但它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对其进行认真考察，我们不仅可以对《孙子》古本的原貌多了一重了解，也可以为分析《孙子》各个传本的差异、比较其优劣，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至少可从《孙子》篇题的流变，看出《孙子》其书在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性，进而正确地分析和比较各个传本的异同，正确地认识和评判各版本之间的优劣情况，至少是能抱有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

（责任编辑：周亨祥）

Review of the Chapter Titles of Sun Zi——Taking the Chapter Titles of Sun Zi Written on the Bamboo Slips of Yinqueshan as the Center

Xiong Jianping

The chapter titles written on the bamboo slips unearthed from Yinqueshan Han Dynasty Tomb provide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us to studySun Zi, especially its chapter titles.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amboo edition and the edition that has survived to this day is helpful to studying the outlook of the ancient edition ofSun Zi, reviewing the passing information ofSun Ziin the ancient times, and judg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ll editions.

Sun Zi; Chapter Titles; Bamboo Slips of Yinqueshan

B22

A

2095-9176（2017）02-0079-08

2017-01-10

熊剑平，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本文系江苏省博士后2014年度科研资助项目“基于出土文献的《孙子》新研究”前期成果，项目编号为140207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