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亨祥

成吉思汗

周亨祥

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铁木真在取得成吉思汗汗位后，大规模强化了国家机器，建立了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国家制度。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对外战争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骑兵战术。他的战争观，体现着原始的、质朴的、自然形态的色彩。战略思想上，则以“诚信”为旗帜，鼓励骁勇剽悍的战斗作风和战死为荣的尚武精神，采取先弱后强，先邻后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法，创造了蒙古骑兵的奇迹。

成吉思汗 蒙古族 战略战术

十三世纪，正当宋、辽、金、夏相争衡时，东北方向一个弱小的蒙古族悄悄地迅速崛起，并且在前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以其精锐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世界为之震撼。蒙族在入主中原过程中，基本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宋、辽、金、西夏割据纷争的局面。其首要领袖人物成吉思汗名垂青史。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1227年），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二十世纪，伟人毛泽东在一首词（《沁园春·雪》）中这样写道：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首先，他是“天骄”，而成就其“天骄”的是“弯弓射大雕”。可惜，“只识”弯弓射大雕。这当然也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水平有关，但毕竟还是“只识”。探讨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成功的军事思想，研究其因“文治多缺”，从而限制和阻滞了应有的社会发展这一遗憾，是十分有益的。

一、 统一诸部，建立王权

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中原早已是发达的地主阶级中央专制集权的社会，而从东北额而古纳河发端的蒙古族辗转几百年，这时才发展成为填补当时北方广阔草原空白的部落群。至成吉思汗出生时，蒙古社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大小部落首领由民主推举产生，各部落以血缘关系群居而散处，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已有同祖先的氏族禁止通婚的规定，婚姻既有通过聘礼仪式的，也有大量抢婚现象，看到别部落的女子，不管未婚已婚，有利时都予以抢夺。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从蔑儿乞部族抢来的，是其父也速该抢夺了篾儿乞干乞惕部赤列都的夫人。而成吉思汗的夫人孛儿帖也曾被别的部落抢夺过（后又抢回）。这时的蒙古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部落内有贫富分化现象，有受役使的家僮，这些人主要来自其他部落，尤其是更原始的部落。部落间经常出现纷争，主要是相互掳掠牲畜、妇女、食物。部落内贫富分化后，出现部落显贵“那颜”，居于部落成员之上，优先占有掠夺来的妇女、财物。这是一个即将跨入奴隶社会的民族，处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包围中的民族，注定要跑步进入奴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他们掠夺人，役使人，可见已具备阶级压迫性质，已初步具备阶级斗争性质，但那时政治性质还不明确，没有王权，只为私利而争，只为“友情”而助。铁木真的夫人孛儿帖，被篾儿乞部抢走后，铁木真求助于扎木合和王汗，扎木合是他的“安答”（拜把兄弟），王汗是其父也速该的“安答”。这二人便分别调动其部落二万余人协助铁木真攻蔑儿乞，索回孛儿帖。部落间的仇杀争斗及兄弟间的仇杀争斗，多不具备政治性质。铁木真曾因兄弟之间争一条鱼，与合撒儿一起杀死其弟别克帖儿，这与后来铁木真登成吉思汗位后听信谗言险杀合撒儿性质完全不同。正是铁木真将蒙古族车轮推向奴隶社会的轨道，在铁木真手中，蒙古族完成了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建立了蒙古国。其契机在夺回孛儿帖后。

铁木真之父也速该为乞颜部的部落长，也速该被塔塔儿部落的人毒死后，族员离散，铁木真受到攻击、囚禁，夫人被抢走。铁木真靠朋友的帮助逃出，在王汗、扎木合协助下，打败蔑儿乞、夺回孛儿帖。这时，铁木真所在的乞颜部不少离走的部落成员又聚回了。还有不少其他部族人也来投靠，势力大增。在与扎木合相处一年多后，铁木真拉出自己的部众，另有不少依附扎木合的部落也来归附。他们在不儿罕山前的桑沽儿河畔，推选铁木真为汗。汗是推举的，联合和拥戴是暂时的。推举的人无非是想在铁木真首领下夺得更多的美女和财物。作为推举者，享有一些特权。例如豁儿赤在推举中有功，铁木真说将来封他“万户”，他却希望铁木真允许他自由选取美女三十人为妻，他认为作个万户之“官”还不足以享乐。可见，当时的“官”还没有多少“特权”。而铁木真汗目睹天下纷争的局面，却想把汗位转化为权力以控制天下。于是他以自己的“那可儿”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加强“怯薛”组织以形成控制部落的机构。“那可儿”是蒙古贵族身边携带的伙伴、伴当，是贵族的护卫和助手，可以来自不同氏族，本属于私人团伙性质。这时铁木真将忠实的“那可儿”委以职务，如带箭筒的“箭筒士”，带刀的“云都赤”，负责侦察的“远箭士”“近箭士”，还有司厨、牧马、户口管理者、工匠管理者等。本来在氏族组织中，这些都由各部落长处理，现在铁木真在“汗”的身边设置这些职务，这是向王权迈进的重要过渡步伐，为王权——国家机器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怯薛”是铁木真建立的宿卫组织，是禁卫军、常备军的原始形态。他将“那可儿”充实“怯薛”，使自己具有一支直接控制的核心武装力量，既用于出征，又用于护卫。这也是铁木真将汗位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措施。

至此，蒙古社会进入一个关键性的门槛：此前，多部落的争斗主要是掠夺财物、人口，私怨性、随机性大，汗位及部落的聚散去从，随意性大，此后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政治”性强的争斗，为“汗”的“权力”和奴隶、财产的掠取而争战，争斗的阶级压迫性质和政治集团性质鲜明起来。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战争”产生。

铁木真脱离扎木合，聚众自主，并以“那可儿”强化自己的汗位，超出了氏族部落的“常规”，扎木合、泰赤乌等共十三个部落联合起来准备袭击铁木真。由于扎木合身边有两个人将消息报告了铁木真，铁木真得以整顿部众迎战。铁木真将他的部众也分为十三翼，第一翼由其母亲诃额伦统领，第二翼是铁木真的直属部众和“怯薛”，是全军主力，其余多翼都是拥戴他的各部落。贵族妇女统帅作战，这在世界各民族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华夏民族至商代，妇好依然统兵作战。这一战，铁木真败退。扎木合俘虏了铁木真一些部众，得胜而回。可是，大战之后，原来因铁木真势力弱小而跑到扎木合去的乞颜部族一些部落成员又回来了，所以铁木真虽战败，仍拥有强大力量。这是铁木真在“汗”位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是汗位保卫战。

塔塔儿部落与蒙古乞颜部是有不少世仇的。1196年，塔塔儿被金将完颜襄击败，铁木真便与克烈部的王罕联络，共同捕杀了塔塔儿部落的蔑古真薛兀勒图，掳掠了大批财物，得到金朝的封赏，这次争战，虽为复仇起因，实是“政治集团”间的战斗，也是扩大和巩固汗位之战。

曾经提议铁木真为汗的撒察别乞和泰出，是抱着氏族部落长的心态推荐铁木真的，没有在铁木真王权下活动的思想准备，铁木真讨伐塔塔儿时，二人非但不带兵前往，还乘机劫掠了铁木真的老小营。铁木真得胜回来后，处死这二人，并从其部落选取了博尔忽和木华黎，作了铁木真的那可儿，他们后来成为铁木真的忠实将领。这时，铁木真王权的组织性透露出来，事实已证明铁木真控制下的部众已不是以往的松散联盟，人员不是想聚就聚，想走就走，已有“权威”在控制。

1201年，扎木合又集结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等诸部，联合出兵袭击铁木真和王罕。铁木真联合王罕，共同出击。这时，他们已很注意阵法和战术。他们在阵前设置三个哨所，并以三支精锐的先锋军置前阵。联军统帅由两方各出一人任一支军的统率，共六人率精锐兵众进击。选锋，是阵法和战术的最早特征。古今中外各族战争的战术，几乎都从明白选锋开始。由于有精锐前锋，结果，扎木合军大败，人马堕入山涧无数。铁木真一举消灭了泰赤乌部，王罕收降了札木合部众。这一仗，铁木真额部中箭，乞颜部也有重大牺牲。战后，射伤铁木真的人竟来投顺，铁木真将其改名“哲别”（意为箭），作为自己的“那可儿”，他后成为铁木真手下一员猛将。

1202年，铁木真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又分四部向塔塔儿大举进攻。战前，铁木真颁布军令：不准在作战中私自掠取财物，掳掠的人、畜要归聚，进行统一分配，战败时要返回杀敌，逃走者斩首。这是铁木真军队军法军令的诞生，这是政治集团的军队作战与氏族部落掠夺争斗的本质属性的不同。铁木真的大军从彻彻儿山出发，战胜了塔塔儿四部，一直追到兀鲁灰（乌尔浑）河。铁木真将俘虏来的塔塔儿壮年男子全部杀死（车轮高以上全杀），将塔塔儿贵族两个女儿也遂和也速干姐妹作为自己的第二第三妻子。

在这次作战中，贵族分子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违反军令，自行掳掠财物，铁木真执行军法，没收了他们的财物。三人怨恨铁木真，投奔了王罕。

被王罕收降的扎木合及阿勒坛等三人，还有王罕子桑昆，都把铁木真作为大敌，他们合谋，拟定了讨伐铁木真的计划，迫使王罕同意。1203年春天，桑昆率众包围铁木真驻地，铁木真以怯薛仓促应战，战斗惨烈，失败惨重，以至最后身边只有19人，待打散的部众兄弟集合后，决定向王罕求和，王罕答应了。扎木合之流大为不满，企图除掉王罕，王罕发觉后，首先发动进攻，扎木合、阿勒坛等便率部投奔了乃蛮部。

这样，王罕部众前面战胜了铁木真，后面接着势力又大大削弱。

1203年秋，铁木真在侦得王罕部众虚实之后，突然包围了王罕。经过三昼夜激战，王罕、桑昆突围而去。结果王罕在乃蛮界被哨兵杀死，桑昆在吐番被当地酋长杀死。

铁木真一举消灭了王罕的克烈部，没有将克烈部族人全部杀死，也不是将其并入本部族，而是将他们分散赐给部下各贵族作奴隶。至此，将一个战败氏族作为奴隶进行压迫的奴隶制性质的政权在铁木真的手中实现了。奴隶制“国家”的性质进一步具备。

铁木真消灭克烈部王罕后，实际上成了全蒙古草原上的首领。剩下的乃蛮部，蔑儿乞部均不自安，而铁木真也必欲全部吞灭而后快。

由于铁木真所率部众太多，各氏族居住地离合交错严重，难以按原氏族关系统领，铁木真作出了一个重大举措，将部众依十进位制，以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有建制的政军合一的组织机构，其意义与西周分封建国的意义一样伟大。铁木真还进一步强化宿卫军和护卫军“怯薛”，挑选贴身侍卫一百余人（额帖兀勒80人，秃鲁华70人），怯薛一千人。蒙古兵制由此产生。从此，蒙古军队是一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而不是乌合之众。

1204年4月，铁木真率严整的大军自克鲁伦河向乃蛮部进攻，乃蛮部的太阳汗聚集所有反对派在杭爱山聚集，渡过鄂尔浑河，在纳忽崖列阵迎敌。铁木真用怯薛为主力的先锋军冲阵，中军、后军合围而上，乃蛮部节节败退，太阳汗身受重伤，死在山顶，大多军士坠崖而死。扎木合仓皇逃命，余部众纷纷投降。铁木真由于部阵有制，又有精锐先锋，终于以寡胜众，取得了对乃蛮战斗的彻底胜利。

蔑儿乞部参加了乃蛮的联军，乃蛮战败，蔑儿乞的脱脱率众北走，1204年秋，铁木真整军追击残敌，直至次年春，残敌被各个击破，俘获大批蔑儿乞部众。铁木真采取同样办法将他们分散开来，分别赐给所属各蒙古部族作奴隶。

铁木真在凯旋回师途中，意外捉到了扎木合，扎木合请求“不出血而死”，铁木真答应了，并以贵族的葬礼安葬。

扎木合是铁木真的“安答”，多次挽救铁木真，掌握着蒙古草原上一支不可小视的势力，终于死在铁木真手下，他是为捍卫氏族部落制而死，还是为争夺汗位而死，抑或是被王权（汗）吞并而死，资料有限，难以遽定。也许后一种可能性更大。铁木真在建立国家的同时是必须剿灭散游部落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且从铁木真后来的发展来看，统一蒙古草原，扫平各部落还仅仅是第一步呢！

二、强化国家机器，建立不世武功

1206年，铁木真回到鄂嫩河草原。全蒙古贵族在这里举行大会，大家共同“推举”（已不能不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意为海洋般伟大的汗。

此时，铁木真已占领东起兴安岭，西迄阿尔泰山，南达阴山的蒙古草原广大地区，建立起奴隶制的种族压迫制度，为了巩固和扩大其统治地位，铁木真在取得成吉思汗汗位后，大规模强化了国家机器，建立了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国家制度。

首先是千户制的普遍建立。要对游牧民族实行有效的控制和统治，必须将部众纳入一定的组织建制之内。此前已创制的以十进位制将牧民置于一定建制之下，起到了良好的军政效果，现在成吉思汗在所有统治地区实行这一制度。他将新占领的广大地区分为95个千户，分给母亲、诸弟、开国功臣和贵戚统治，使之成为虽有游动，但有严格建制的、有行政系统的国家组织，明确了以建制实行统治而不是以血缘进行统治，沦为奴隶的部落成员被分给不同的建制实行统治，这是“国家”统治的明显标志。

其次，大大扩充和加强禁卫军，蒙古语称之为“怯薛”。这怯薛不但行使军事职能，还行使行政职权。

成吉思汗把怯薛从一千名扩大十倍，至一万人。原来的贴身侍从由80名扩充为一千名，警卫（散班、秃鲁华）由70名扩充为八千名。另有一千名征战先锋军，合万人。这一万人主要从各级贵族（那颜）子弟选拔，极少选自平民。而且千户子弟可带十个随从（奴隶），百户子弟可带五个，其他可带三名，贵族军士所带奴隶相当于西周以前甲士所带步徒，只不过西周是车战，这是骑战。这一万名怯薛成员的一切军赋均由选送单位的千户承担。怯薛共分四班，每三天轮流入值宿卫。怯薛长由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担任，号为“四杰”，由阿儿孩合撒儿统领。

怯薛中的“扎鲁忽赤”，汉译作断事官，就是蒙古的军政司法官员（因为社会制度与军事制度一体），兼管财政，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为扎鲁忽赤之长。

成吉思汗在1203年战胜王罕后便召开了大会，制定了较系统而确切的法律（札撒）。1218年又召开贵族议会（忽里勒台）重新规定了有关法律条文，而且随着大汗权威的提高，凡是成吉思汗的命令被记下来就是札撒，奉为神圣法规。

蒙古族原没有文字。1204年成吉思汗战胜乃蛮时捉到乃蛮的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借用畏兀儿文的字母拼写蒙古语，创造了蒙古族文字。他还从塔塔统阿那里学到了以印章为信验的办法，学到了以令牌发号令和进行联络通讯的办法。

至此，军队、司法、法律、通讯等国家最基本的权力机器具备了。蒙古正式进入阶级社会，并以阶级社会成员的资格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对中华民族，对世界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了国家机器后，随即严厉打击了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的巫师势力，清剿了残余的乃蛮、蔑儿乞部敌人，降服了畏兀儿、哈拉鲁等部，大大地巩固了统治地位。然后便展开了对金朝的大规模侵掠，并转而向西灭亡了西辽和花剌子模，灭亡了西夏；其后继者窝阔台、贵由和蒙哥统治时期，灭亡了金朝，继续向西方扩张侵略，直至斡罗思、波兰、钦察；南下统治了吐蕃、云南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八哈达（巴格达），在蒙古建国后的半个世纪里，不断鼓动的战争浪潮席卷着欧亚大陆，建立了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蒙古大帝国。

新兴的蒙古国家毕竟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周边的，也就是他的侵略对象大多已是封建制国家，有的是有雄厚社会文明的国家。蒙古在向这些民族国家进攻时，必然遇到两种制度、多种思想的激烈碰撞，客观形势迫使它不能不在两种制度，多种文明的冲突中寻找出路，致使它的制度和思想充满复杂性。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民族从氏族进入奴隶制再进入封建制，少说几百年，多则上千年，而蒙古却是以几十年时间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奴隶制，又迅速闯入封建制。这一经过高度压缩的“历史地层”内部不能不带着相互渗透的制度的时代的色彩，产生出特殊的社会形态，产生出特殊的思想体系，从而决定了其军事思想的特殊性。由于这一“压缩”时代的矛盾集中，所以注定这一时代始终是一个动乱摇晃的时代，民族间、阶级间、统治集团间矛盾愈演愈烈，结果是随着统治者的腐化加深，这种社会形态便趋于灭亡。但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武功，统一了多民族的政权林立的国家，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其历史功勋也是伟大的。

三、成吉思汗的兵学思想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对外战争中，从蒙古游牧民族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骑兵优势，创造了无与伦比的骑兵战术，而其战略决策，也在实际斗争中因势利导地加以制定，至于他的战争观，则体现着原始的、质朴的、自然形态的色彩。其兵制思想对于探讨人类社会兵制思想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构成了成吉思汗兵学思想的主体。兵制思想将专节叙述。这里，先看看他的战争观和战略战术思想。

（一）成吉思汗的战争观

成吉思汗最初的战争观就是为了乞颜部家族，进而为了蒙古的生存而战。这也是客观形势使然。成吉思汗生于蒙古氏族社会后期，大大小小部落群居散处，为了争夺财产、资源相互劫掠，部落间随着争斗形势的变化，聚散无定，天旋地转，沉浮无常。人们各自为本部落本人利益争斗不已。成吉思汗也不是天生就立志统一蒙古的，也不是天生就有为家族生存而战的思想。在他小时，曾为争夺一条鱼、一只雀，竟然与其弟合撒儿一起杀了他的另一个亲弟弟。此事遭到母亲诃额仑的严厉训斥。后来在遭到其他掠夺势力的侵袭时，靠兄弟的全力抗拒才得以幸存，逐渐在斗争中明白了团结的重要性，明白了道理。夺回孛儿帖的战斗，捍卫了家族利益。从此，成吉思汗就比较有意识地想以武力征服全蒙古，摆脱受劫掠的痛苦，结束蒙古草原混斗的局面。于是，他有意识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为统一蒙古而斗争。特别是当了乞颜部的大汗，剪除了小部落而面对与王罕、扎木合的斗争时，他表现了“天无二日”的统一战争的决心。王罕是他认的叔父，扎木合是他结拜的“安答”，都曾在成吉思汗困难时帮助、解救过成吉思汗。当最后只剩下两大势力时，成吉思汗决然剪除对方。他决心在草原上树立自己一个“权威”来结束草原的混战的不安定的局面。在统一战争后，还要解决蒙古民族向金称臣纳贡的屈辱地位问题，否则大汗也有被金杀死的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权，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发展，他决心伐金。这便是他一系列征战的基本目的，基本战争观。

刚从氏族社会末期走来的蒙古民族，对天地神灵、对自然力，有着炽热的崇敬。成吉思汗认为，战争要靠天地之赞力，靠长生天之护佑。他们认为战争的胜败，是有天意在支配。与之相应的“代天”发言的巫师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成吉思汗每战都乞求长生天的护佑。他就是在九死一生的艰苦困境中成长起来的。每至困难和危急时，他都要乞求长生天的护佑。一旦在逆境中奋起，绝处逢生，均认为天意在支持，信心、力量倍增。即使在他当了成吉思汗以后，对巫师的话仍相当相信。贴仆腾格里（巫师）离间他与弟合撒儿的关系，说长生天很犹豫，一会儿说让铁木真主国，一会儿说让合撒儿主国，若不早除合撒儿，天命归谁还难说。铁木真竟然很相信。为了保住这大汗之位，竟然想将其弟处死。赖其母诃额仑仓卒得到报告，也火速前往。训斥了铁木真，合撒儿才保住性命。但铁木真仍暗中夺了分封给合撒儿的部众，剥夺合撒儿的势力，不让其母知道。诃额仑对铁木真企图残害兄弟的举动极为气恼，不久便死了。

铁木真对贴仆腾格里（阔阔出）的警觉，是直至巫师暗中招聚了许多部众，并公然侮辱、还差点弄死他的幼弟斡惕赤斤时才引起的。斡惕赤斤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贸然闯进成吉思汗的帐寝里哭诉，与成吉思汗同寝的孛儿帖也含泪指出这一动向的危险性，才使成吉思汗决定除掉巫师势力，成吉思汗以“较勇力”为名，让斡惕赤斤备勇力之士处死了贴仆腾格里，警告了其父蒙力克。如果不是发展到危及自身政权，恐怕成吉思汗对巫师的话仍相信。即使这样，成吉思汗可能还只认为是巫师编造了谎言有不轨之行，而长生天的力量、天地的力量是存在的，虔诚地祈祷长生天是成吉思汗终生未曾放弃的。

成吉思汗鼓励蒙古部众以劫掠为荣耀、为崇高，以战斗而死为高尚，激励他们为了掠夺财物和妇女，去永不止息地征战。为了掠夺而进行战争是终成吉思汗一生所实行的。他的统一蒙古民族的战争就常在“复仇”的口号下实行，而统一蒙古民族后的对外扩张战争也是在“复仇”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掩盖不了为劫掠而战的本质，掩盖不了以劫掠为荣的思想驱动。其对外战争已明显地超出了为了蒙古族生存的范围，其掠夺的本质愈来愈暴露，手段也空前地残酷。

进入到奴隶社会以后，疯狂掠夺以满足奴隶主贵族的欲望是蒙古奴隶主阶级的首要任务。他们从掠夺战争中发展起来，又希望通过掠夺战争维持下去。游牧部落奴隶主们把取得财富和女人的希望不是主要地寄托在内部的发展生产上，而是重点放在掠夺上。每次掠夺战争后，最好的财物和女人自己先行择取，然后依差等赐与部下功臣。蒙古统一后，不可能对内劫掠，只能对外侵略扩张。其战争动员，除了“复仇”的名义外，就是以掠夺财物为鼓舞，并极力灌输勇猛劫掠的献身精神，说“生在世上如果失掉了金箭筒，活着还有什么用？”只有“手执弓箭，头枕箭筒，把自己的尸骨抛弃荒野，才真正是好男儿的贵重尸体。”你们“要像青鹰们的凶猛，”“要像怒兽搏斗，”“要以风为骑，”“以剑为友”①达林夫：《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页。等等。灌输为征战而死是男儿最崇高之死的思想。征战为了什么？仅是“复仇”和掠夺财富而已。成吉思汗灭西夏、灭西辽、伐金，都是以“复仇”的名义。远征至八哈塔（巴格达）和斡罗思是追逃敌的名义，但马蹄所到之处，差不多是遇城则屠，遇物则掠。往往屠城之后，尸积如山，然后将大批财宝、妇女掳走，而派一个小军官镇守。不能否认，掠夺为其重要的战争目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手段，是属政治支配的。孙子兵法说：“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所谓“功”，所谓“修其功”，就是一定的政治目标，就是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可成吉思汗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呢？他囿于阶级的局限，只是想让蒙古族劫掠天下，劫掠天下人财富为蒙古贵族享用，反抗者全杀戮，归顺者为奴役。他居然没有想到：将劳动力等重要生产要素消灭了，财富何以产生？似乎只要有无力反抗的部分奴隶为他们放牧就行了。然而，世界的发展进程早已将这个阶段远远抛弃，在已经发展到了有相当灿烂的封建社会文明的时代却只想建立奴隶制度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还没有想到，也不可能马上想到要怎样建立一个比现有封建制完善一些的制度，他不可能有意识地“修”这个“功”。他未能超出他所处的蒙古社会发展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正因为成吉思汗要进行掠夺，认为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是无尚光荣的，所以他铸就了锋利的长剑，他打造了坚硬的大弓，创造了惊世骇俗的战争伟业；也正因为没有具备与世界发展相适应的政治蓝图、政治头脑，所以在征战之中对社会文明给予了严重的摧残，而这种摧残本来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征战之后又面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留给了他的后继者。后继者不得不根据现实，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头脑、改变政治，否则就不能统治下去。由于积聚的矛盾深重，统治者又极易腐化，腐化之后，这些政权就先后灭亡了。

（二）成吉思汗的战略思想

成吉思汗的战略思想是从自身政治现实出发，一步步确定的。首先，针对蒙古草原上各部落抢掠成风，欺诈盛行的局面，他认为，要统一蒙古，必须以“诚信”为风俗，要在统一战斗中获胜，必须有一支内部“诚信”而绝对忠于大汗的队伍。所以，他以“诚信”为旗帜，灌输绝对忠于大汗的思想，而实则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无上权威，养成部下对主上的绝对服从。成吉思汗的这一思想和作法，与汉时冒顿为统一匈奴诸部要求部下绝对服从的作法，本质上是一样的。成吉思汗极力宣扬人与人之间要诚信，也就是汉族之所谓“义气”，认为只有诚信的人才能作为朋友。对于押着本汗（部落酋长、首领）来投奔成吉思汗的人，一概处死。而对于护卫本汗使之逃走然后投降的人，反而收留，有时还视情况委以重任。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各部落的人“各为其主”，而是警示其部下及将要投奔其部落的人对自己要忠诚，绝不能有犯上的行为。凡是来投降者，一概收纳，实际上离开原部落就是对原汗的背叛，但只要不是杀汗或押汗前来，均视为“诚信”行为。以至于后来想将成吉思汗的敌人押来见成吉思汗的人也不敢这么做。纳牙阿本想执成吉思汗的敌人塔儿忽台至，考虑到成吉思汗会因此认为自己是不可信的人而斩之，于是放了塔儿忽台，然后前往，成吉思汗竟“恩遇”之。在对扎木合的最后之战中，扎木合战败逃亡到山上，被逃亡士卒绑来交予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先以“背汗”“不诚信”杀了这些本来有功的人，然后将扎木合处死。而对从敌营来报敌情，来投奔的，一概以为是“诚信”而予以善待。尤其是自我承认有“过错”的，认为是诚实的。者别（属泰赤兀部，一译作“哲别”。）是在战争中以箭射中成吉思汗的人。那一战（阔亦田之战）成吉思汗受重伤，差点死了。后来者别来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想查问射中自己的人是谁，便问者别：从岭上飞来一箭射中我战马（实为自己颈项）的是何人？者别说，是我，愿听大汗治罪。若赐死，则死。若不死，愿为大汗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成吉思汗见其勇武，又对自己忠诚，即时予以嘉勉，并赐名“者别”（蒙语“箭”的意思，他原名“只儿豁阿歹”）。对于背叛者则坚决斩之。撒察、泰出曾拥戴成吉思汗，出过力，后离叛，被俘后，“伸颈就戮”。成吉思汗这一系列手段所要培养的是绝对忠于成吉思汗的思想。他对于可能背叛自己的人，不管是兄弟、儿子或部下，是毫不留情的。如前叙他听信巫师说合撒儿要主国，竟想处死合撒儿，赖其母阻止而后又明白是中了计，才醒悟。他的三个儿子在西征回来后，未向其贡献战利品，他竟三日不见其儿子。他的大儿子术赤因有病未及时赴召，他怀疑其有异志，目之曰叛逆，竟命窝阔台、察合台将兵先行，本人则随后出发，去征讨，旋闻术赤死讯，方才大恸。

对于投顺的人，成吉思汗如认为不可靠，则以他种名义处死。例如有勇力的不里孛阔，是“主儿勤”（乃蛮部）部，成吉思汗认为他不会忠诚于自己，便命他与别勒古台二人搏斗（摔跤）。不里孛阔很有勇力，别勒古台根本不是对手，但在成吉思汗面前，他又不能胜别勒古台，因别勒古台是成吉思汗之弟，于是伪装失败，倒下，而别勒古台在成吉思汗面部表情授意下，趁势折断不里孛阔的腰而将他杀死①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卷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总之，成吉思汗灌输“诚信”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一个内部诚信而对成吉思汗又绝对忠诚的蒙古民族。他的作法是时代的产物，虽有不少偏颇的、值得商榷的行动。但无论如何，这一战略思想和部署对于铸造蒙古民族的大团结，提倡诚实质朴的民风是起了极大作用的。而这恰恰是成吉思汗军队战无不胜的根本基础。“三军一人，胜”，成吉思汗的作法，是暗合于这个思想的，所以他有非凡的威震全球的举措。

根据蒙古习俗，选拔各部落各阶层的精干而忠实的人才组成那可儿集团，作为实现意志的核心武装力量，是成吉思汗的又一重要战略思想。成吉思汗在成长过程中可谓九死一生，历经磨难。往往在其最艰险的时候，遇到来自各部落、各阶层善良人真诚而不图报答的无私援救，才得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与其说是得了“长生天的护佑”，不如说是得了真诚善良民众的护佑。他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蒙古民族只有用善良诚信的精神统一起来，才有希望结束混乱局面。而从失败的痛苦经历中，知道必须有一支善良诚信的人组成的力量强大的队伍，方能实现理想。于是，不管是小首领、平民、奴仆，只要是真诚待已的一律结为那可儿，他们多为各阶层中的杰出的智能之士。成吉思汗少时，八匹马被人抢去，他只身去追赶。途中遇一少年在挤马乳，便向他询问盗马者踪迹。少年不但相告，还热情相助，放下手中的活，追三日三夜，找到马群后，又助他夺回。成吉思汗要分一半与他，他坚决不要，他说：我是为助朋友解困而来，不是为财物而来，我是纳忽伯颜的独生子，家中的财产于我已足矣！并将成吉思汗带到他家，其父了解事情原委后，大惊大喜，宴请成吉思汗，还让儿子送成吉思汗回家。这人便是孛斡儿出，后来成为成吉思汗“四杰”之第一。四杰之木华黎是选自他部。后来成了成吉思汗委任一方的“国王”“太师”。四杰之赤老温是泰赤兀部奴隶。奴隶出身的者蔑勒、速不台、者别等，对成吉思汗极忠诚，成吉思汗在战斗中中箭，血流过多而昏迷时，者蔑勒守护身边，口吮瘀血。半夜，成吉思汗苏醒时，口渴，他脱去衣服潜入敌营，偷奶给成吉思汗喝。成吉思汗每在危难时，总是靠这些忠实的那可儿救了命。他的四杰、四狗是那可儿中的代表。据达林生《蒙古兵学研究》讲，成吉思汗遭王罕（汗）突然袭击而惨败时，身边仅有19人。据说有人对这19人进行了考证，不少来自其他部族。如契丹（金朝）、西城赛夷、畏吾儿等。成吉思汗认识到，要统一蒙古诸部，必须团结诸部中忠诚于自己的精英，而不必顾及他的贵贱出身。相反，部落长往往不易臣服。成吉思汗主要就是依靠在实际斗争中滚雪球般形成的那可儿集团作为核心力量来进行征战的。取得大汗位后，以那可儿为核心，组成日益壮大的怯薛军，它既是宿卫常备军，又是征战的主力。

成吉思汗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战争，就需建立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鼓励骁勇剽悍的战斗作风和战死为荣的尚武精神。这成为成吉思汗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也是一般民族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通常做法。成吉思汗为汗后，所拥之众部落大小不等，人员混杂，不便统治管理，更主要的是不便征战之指挥布阵。于是他将部众以十进制为单位，全部编成十户、百户、千户的社会组织，它既是社会组织，又是军事组织，而让母亲、兄弟、儿子、那可儿分领千户、万户之官，用忠诚于成吉思汗的那可儿牢牢控制住军政大权，便于指挥调遣。从此，蒙古民族出现了有建制的作战军队。全民皆兵，军政合一，整个社会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在注重军队组织建设的同时，特别关注思想武装。前叙“诚信”意识的灌输是一种武装，而鼓动勇猛的尚武精神，加强尚武这一思想的武装，则也堪称是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蒙古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本有勇武剽悍的作风，成吉思汗因势而推向极点。宣扬：“生在世上如果失掉金箭筒，活着还有什么用？”“手执弓箭，头枕箭筒，把自己的尸骨抛弃荒野，才真正是好男儿的贵重的尸体”，要“以风为骑，以剑为友”“像饿鹰捕食”“像怒兽搏斗”等，以战死为荣，以剽悍为荣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灌输，将其部队磨砺成一支利剑。蒙古民族以其弱小之势崛起，居然能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一支具有这种价值观念和献身精神的骁勇剽悍的军队是其重要原因。

无论怎么诚信、团结、剽悍，蒙古毕竟是处落后发展阶段的弓马民族，面对周边的强国，蒙古不能不采取先弱后强，先邻后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时，就已实行了这一策略，因为他就是从弱小中发展起来的。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强敌林立，成吉思汗总注意利用矛盾，团结在一个时期内可以团结的力量，各个击破敌人，最后取得统一战争的全胜。统一以后，周边的金、西夏、宋、西域，都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封建文明的国家地区，虽则各政权差不多都很腐败，但无论哪一个的国力、经济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均在蒙古之上，无论要吃掉哪一个政权都不是易事。为了灭金，他先伐西夏，因西夏与金为盟，而西夏较金为弱，又紧邻蒙古。通过几次战争终于迫使西夏与金断交，助蒙灭金。接着以助蒙西征、伐金不力等借口灭西夏；灭西夏以后便正式灭金。先灭弱敌，后灭强敌，先灭邻敌，后灭远敌。而且在决定灭金时，利用宋金矛盾，灭金以后再灭宋。

顺便指出的是，灭金、灭宋没能在成吉思汗任内实现，但这一基本战略是成吉思汗制定的。其后辈继任者也基本上是遵循的，只是遵循时未能灵活运用，所以出现了些失误，但最终还是实现了战略目标。特别是灭金，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作了战略交待：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①《元史·太祖记》。

这一精辟分析，深刻体现了先弱后强，先邻后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

成吉思汗在征战中，总是将诱降与屠城相结合。成吉思汗凭借的是文化与制度处于落后阶段，人数相对寡少而内部无比团结，具有剽悍作战风格的民族，要消灭诸多制度、经济、文化发达，人数众多的民族或政权，很自然地想到采取诱降与屠城这两手，这两手是并用的，而用得多且“解决问题”的是屠城。他只能凭借其内部团结、英勇善战的军队，集中力量指向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不投降，城破则尽屠之，以武力威服敌人，以屠杀彻底毁灭敌方，使其从根本上没有不服统治而反抗的可能。因为成吉思汗没有能收服人心的政治、道义，没有找到统治生产力处于先进阶段的社会的统治方法，有的只是刚刚进入奴隶制的不服从就武力镇压的方法，在“文治”上，确实是“多缺”的，从这个角度看，“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是公允的。

作为一种战略思想，诱降而屈人之兵，自保而全胜，当然是高明的。但成吉思汗的诱降，大多是为了诱而屠之，往往是以能否“管住”而决定是“纳降”还是屠杀，对于可能管制不了的，或迫于兵势不得已而降的，一概杀之。因为他还没有征服别人的政治道义，非常惧怕其“敌人”危及他的政权、他的统治。而一连串的大屠杀，暂时保住了其军队的统治，却对社会、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有时是毁灭性的摧残，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是一种野蛮对文明的吞噬。在残酷手段的背后，是一颗张狂又自卑的心。成吉思汗命忽必烈征合儿鲁兀惕，其主阿儿思阑罕降，成吉思汗认为可控制住他，便嘉勉他，还“赐以女”，以此进一步结牢政治联系②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5页。。成吉思汗派术赤、察合台攻花剌子模，该城城民不降，奋力抵抗。成吉思汗又派窝阔台前往，集中兵力猛攻，梯登入城，以石油焚烧房屋，城中奋力抵抗又七日，才乞降。术赤尽驱民于城外，令技师工匠别聚一所，免死，遣送蒙古制造军械；有工匠怕远谪，以为居民可免死，躲入居民中。结果，蒙古兵将居民分配各队，尽屠之，仅留幼妇儿童，充为奴婢，城中财物尽掠而去①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8页。。成吉思汗攻撒马耳干时，城中守兵以康里人居大半，康里人以为自己与蒙古人属同种，必受优待，心怀犹豫。成吉思汗进行诱降，康里兵携家眷辎重出城降，蒙古军先让他们穿蒙古服装置军中，收其财物兵器。待第四日城降，依然屠城，然后纵火焚城。最后，将先投降的康里人也“至夜尽屠之”，“撒麻耳干全州人丁几尽虚耗”②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0、331页。。拖雷进军呼罗珊，抵马鲁城，聚优势兵力围攻，城中守将抹智儿木勒克遣一教长厚币请降。拖雷许降，赦马鲁城民不死，并以荣袍赐之守将。及守军全部出城降，拖雷命全部缚住，纵兵入城，驱民尽出，命各人携眷属衣物以行，共搜四天，城乃空。拖雷置座平原上，命引俘虏将卒至，对着所俘城民之面尽斩之，然后搜括富豪财宝与工匠，将除工匠以外的城人分付各营尽屠，“惟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为奴”。进军你沙不儿时，其教长请降，拖雷不许，大军四面围城猛攻，城裂七十余处，蒙古兵诸面登入，巷战惨烈，所见辄杀，“如是四日，猫犬无遗”，并“尽断被害者之首，三分男女小儿之首，聚之为塔”，“毁城历十五日，城市遂墟”，“唯工匠四百免死，徙之北方”③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335页。。

如此实例，不胜枚举。几乎是遇城则屠，野战亦如之。俘虏大部分是被屠杀掉。有时敌方联军数支，经招诱离散一部后，分而歼之，积尸绵亘二日路程。拔都从斡罗思入侵匈牙利之战即如此④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1、402页。，许多时候是连妇女儿童也一概杀掉，残破匈牙利的思忒里果尼牙城后，尽掠财宝以屠城，城中贵妇人三百，“盛饰请谒蒙古亲王，乞免死”，“蒙古亲王不许，命夺其财而斩其首”⑤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4页。。

在蒙古的对外战争中，这一战略思想在成吉思汗时代是用得较普遍的，而在西征中施行得最惨烈。其之所以如此，只有一种解释：他们没有能力慑服和统治这么多的人。可能认为只要有工匠为其制造武器，有童男女为奴仆和为蒙古人繁殖后代，这些疆域就可隶属蒙古了。他们当时还不可能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这也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使然。其侵金和后来灭宋之所以未实行这个战略，就在于遇到的阻力太大，而投降蒙古的金朝、宋朝地主阶级士人不断为其指点了迷津的缘故。

成吉思汗仅凭十多万人的军队要横扫欧亚大陆无异于蛇吞大象，但这蛇竟然把大象吞下了，其战略手段除诱降与屠城外，以敌制敌也是重要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没有这一条也难以达到战略目标。成吉思汗的以敌制敌含人与物两个方面。首先是掠夺敌境一切资源财物以用于战争。其次是有选择地利用敌国人力为其战争服务。这“用人”也分两个层次，第一是，凡工匠一概俘来，作为制造战争兵器的奴隶，其二便是在一定时候驱使敌国居民为前锋攻打敌国。如蒙古兵西征残破察纳底州全境，进至帛儿格城时，七十余村居民在此城避难。蒙古兵驱赶当时战场所俘的斡罗思、库蛮、匈牙利等部俘虏攻城。置匈牙利人（在匈境内，攻匈城）于前，匈牙利人尽死，则使斡罗思人继之，最后以库蛮人继之，凡退缩者斩之，攻城七日，城破，驱民于野，先掠其物，然后以“刀斧屠之”①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3、404页。。以敌制敌，最后尽屠之，既不养兵，又取兵力之用，而取用皆一时，绝不长养，因怕反叛。大凡攻城的填壕、巨堙、前锋等工作基本上都是驱使居民或俘虏去做，让他们去冒矢石，同时也就绞痛了守城人抗击之心。

成吉思汗懂得，面对强敌，以歼灭敌有生力量和掠夺敌资财为主，而不以占领地域城池为主，以使敌衰；待剪除敌之四肢、两翼之后，再全力直捣腹心。灭西夏、灭金均是这个战略思想，在西征中也用了这个指导思想。灭西夏，前后用去23年；灭金同样用去23年。通过一系列的伐西夏、伐金战争，使夏、金元气大伤。公元1224年起，成吉思汗准备最终灭西夏。首先，亲率大军，夺取河西走廊，切断西夏右臂，然后攻占河套地区，扫清西夏首都外围。根据其首都在东部，兵力部署内重外轻、东强西弱的特点，采取了如上由远及近（对敌心脏而言）、由表及里、先弱后强，扫清外围，切断退路的方针。在最后决战时，成吉思汗一方面派大军围其首都并诱降，一方面，夺取河湟地区，使其首都真正成为一座孤城，迫使西夏后主出降。此时成吉思汗也重病在身，遗言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主投降，被彻底制服了，才能发丧，防其反复。可见蒙古对即使已灭亡之西夏都戒备异常。

灭金战争也用了23年，原先多年多次劫掠河北、山东地区，然后又从西边劫掠。对城池能占则占，不能占则弃。大开大合，大机动，大迂回，使金元气将尽时，大体上依成吉思汗的战略，兵分三路，直指汴京。在西征中，也是凡遇坚城，即先扫其四周小城，使其孤立，然后再进行重兵围困，强力攻城，如此，鲜有不破。

成吉思汗非常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特别钟爱武器的优越，特别注意充分利用和掌握当时最尖端的兵器制造技术，以最优良、最先进的兵器装备部队，最大限度地提升部队的战斗力。成吉思汗有最精锐的骑兵将士，配备精良的骑兵武器，再加上当时最先进的炮，威力强大的弩，便能横行天下。所以，成吉思汗把充分利用和掌握当时最尖端的兵器制造技术，以最优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作为一个战略思想在贯彻。每至一地，必寻觅工匠，即使屠城，工匠一律免死。他们一概被送至老营去制造兵器，特别是注意寻觅制造火器、大炮等兵器的工匠。其后继者在灭金、西征、灭宋过程中，不断汇集了东、西方各地的能工巧匠，也就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制造者。不但制造了最精良的骑兵武器，更是制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火龙枪、飞火枪、火铳、大炮等兵器，在蒙古军队的一个个攻城战役中，起了单纯的骑兵无法达到的摧坚作用。炮兵、弩兵、各种火器和骑兵相配合，大大提高了蒙古军的战斗力。

（三）成吉思汗的骑兵战术思想

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用兵史上，成吉思汗的骑兵战术可谓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也无来者（未出现比肩者，骑兵已进入历史）。作为一种战术思想，无疑是一份珍贵遗产，它像一支冲出山涧的激流，汇入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的长河，激起了汪洋恣肆的波涛。

成吉思汗将骑兵的优势发展到极至，而巧妙地掩盖了其弱点和不足，创造了用兵史上的神话。骑兵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特点是快速机动，成吉思汗把这个特点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使它克服了不利于列坚阵的弱点，并因而攻破了一系列步兵坚阵，摧毁了一座座坚固城池。运用骑兵的快速机动，大开大合，大进大退的特点进攻敌人，可长途奔袭而使敌人猝不及防，如不利而撤退，可瞬息消失得无影无踪，“来如天坠，去如电逝”，处于战略战术上极为主动的地位。“敌分立分，敌合立合”，攻则聚集，退则四散。“其合而分，视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听姑诡（口哨）之声以为号，自迩而远，俄顷千里”，以至“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①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9页。由于这一条，它可以轻易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有时遇上坚城强敌，退后五百里，对方见无影无踪，便松懈下来，结果，他掉转马头，一气杀了回来，打敌措手不及，哲（者）别攻居庸关就是这样。

骑兵战队，为利于马的奔驰，队形宜疏不宜密，又因为其机动力强，聚散容易，为了掩蔽自己的主攻方向，成吉思汗创造了骑兵的宽正面进攻战术。尤其在西征中是如此，其地形更适合运用宽正面进攻。多路部队齐头并进，有如钱塘大潮，排山倒海，席卷而来，迎战之敌很难判定蒙军的主攻方向，容易达到使“敌不知其所守”的目的，有效实现自己的重点主攻。也容易实施对敌分割包围，也便于诱敌伏歼。如正面中间部队佯败，诱敌追击，左右两侧随之协同包围等。后来，拔都在西征中竟然采用三十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办法，那是将宽正面进攻发挥到极点。

成吉思汗根据游牧民族的特点，充分采用“一人多骑，羊马随行”的办法来保证战斗力和解决给养问题。《蒙鞑备录》说：“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故马不困敝”②③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羊马随行，巧妙地解决给养问题，免长途粮运之劳。“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才犯他境，必务抄掠”③，宿营时，将马“放于附近之草原”“自行觅食”，但“营留二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④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3页。

为了先知敌情，打有把握之仗，成吉思汗注意广布侦察兵，知虚实而后行。战争，贵知敌之虚实，否则，无从进行战斗。骑兵机动快速，为了有效地达到战斗目的，更需提前摸清敌情。骑队行进宽而疏，怕受意外冲击或伏击，所以，“其行军，常恐冲伏，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皆责于哨马回报。”⑤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3页。由于对敌情了如指掌，便可运用快速机动的骑兵达成各种有效的战斗目的。

成吉思汗注意发挥骑兵善于野战、远射的特点，注意歼敌于野战之中，歼敌于远射之中。常在交兵后，“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诱敌进入伏击圈，或诱敌进入泥沼地，然后纵骑兵分而歼之，使敌步兵坚阵无所施展。例如，1241年4月9日，蒙军与昔烈西亚的亨利二世的联军战于里格尼志。其联军第一军为波兰军，先击敌，蒙军前锋伪退，“波兰此军尽步兵，兵甲不完，士卒半身裸露，追敌既远，蒙古骑兵忽还击，攒射之”，波军全军皆败⑥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9页。。拔都攻匈牙利之帛思忒，“遣游骑进至帛思忒城下，诱守兵出战”，至第三日，城中大教主以为守城主将怯，“自率少数部众违令出城与敌战。蒙古军佯退，过一沼泽，大主教迳追不舍，顾其士卒身擐重甲，遂陷淖中，进退失据。蒙古兵攒射歼之。”⑦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9页。如此等等，是蒙古兵的典型战术，于野战攒射歼之，避免短兵相接。这样有效地发挥了骑兵之长而克服了不能列坚阵的不足。

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便于实施四面围困，无论是野战还是攻城，四面围困，轮番冲击是其基本战术原则。在野战对敌，专务冲阵。往往“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乘乱冲击）。“每以骑队，径突敌阵，一冲才动（刚一松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撞，再不能入，则后队为之”，“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回应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必有薄弱之处被突入。这是骑兵战胜步兵阵的基本方法。或采取臂挽团牌下马步射，敌方有步兵中箭必乱，则乘乱以骑队突入①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3、194页。。对于城池，都是采取四面围困，先攻小城，弱城，后攻坚城，实在久攻不下，也撤围；四面围困后，彻底断绝内外联系，然后以抛石机打炮入城；摧毁城墙，或填壕后蚁傅，或巨堙攻城，或穴洞攻城。这都是学习和运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器械去攻城。蒙古兵拥有当时号称先进的攻城器具，也掌握了当时应达到的技术和方法。凡不投降又必须攻下之城，则不断增强兵力，四面围困而强攻。拖雷攻你沙不儿城，“城民逆料蒙古必来复仇，遂坚其守备，城上置发弩机三千，发石机五百，”蒙古兵“首先残破你沙不儿四周全州之地，继对城设置发弩机三千，发石机三百，投射火油机七百，云梯四千，炮石二千五百担”，“昼夜战不息”，“城墙裂七十口。蒙古兵诸面攀登而入，街巷屋舍皆成战场”，“毁城历十五日，城市遂墟”②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5页。。而成吉思汗命术赤、察合台攻花剌子模，在大军围困下，竟强攻六个月未下。又增派窝阔台去，以石油焚烧房屋，四面登梯入城，最终攻下。成吉思汗对城池多是四面围困，攻下后庐舍尽毁③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8页。。而蒙军在围斡勒木志城时，遭到骁将思泰伦贝尔抗击。蒙军“攒射城上”，“如云之盖天，如雹之坠地”，“欲慑伏城中”，而“守兵乃置假人于陴上以误敌”。蒙军“且欲利用故伎，诱敌出城，思泰伦贝尔严守不出”，蒙兵焚其城之附部及修道院，杀人首示于马尾以怒城中人，“思泰伦贝尔仍禁不令出”，“已而思泰伦贝尔见敌营防稍懈，欲出其不意袭之。六月二十四日夜，出攻蒙古营，蒙古兵不及备，损伤甚重。闻别塔即于是夜殁于阵中。及蒙古兵整军包围敌众时，思泰伦贝尔已还城。”④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0页。这一战役，思泰伦贝尔仅损失三百人。三日后，蒙兵不得不撤围而去。所以，对于确实难以攻下的坚城也暂时撤围。

成吉思汗每战注意集中优势兵力先声夺人，特殊情况下，兵势不足时，特别注意虚张声势，从心理上慑服敌人。1204年，成吉思汗在与乃蛮的交战中，不但人数处劣势，且疲困。有人献计：我兵少且困，不急于围敌，远处止舍，疏散人马，不论男女老幼，于晚上人各点五处火，使敌觉我兵势极大，然后以精兵直逼敌中军，可乘乱败敌。成吉思汗表示同意。乃蛮哨兵从山头望去，十分惊讶：不是说蒙兵少吗？怎么多于星辰呢？消息传到首领太阳罕，太阳罕的决心受到很大扰乱，失去必胜决心⑤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3页。。由于蒙军一人数骑，所以常缚假人于马上以误敌，虚张声势，威慑敌人。1241年蒙军攻匈牙利时，匈牙利阿格里亚城主教瓦剌丁追蒙古兵，“蒙古兵势弱，仍设伏，并缚假人于马上以误敌”。结果主教军中伏，败还①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2页。。成吉思汗主要以武力威慑敌人，所以，他的示假主要以造成强大声威为主，以示强为主，达到心理慑服的作用，至于示弱，则只有佯败，设伏歼之这一方法。

其实，成吉思汗的屠城战略也是一种心理战，是一种心理慑服。它迫使弱小敌军、弱小城池不战而降，迫使没有坚决信心的敌人心怀惶恐、犹豫，从而给自己造成战机或为施计打开缺口。不过，屠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从心理上威慑人，吓住了懦弱者、犹豫者，却激起了仇恨，也坚定了广大民众的抵抗决心。不少城市的攻守战中，城主犹豫，想降，城民不从，坚决抗战，更有如扎阑丁，思泰伦贝尔之类本来就坚定的人，更是率众坚拒，所以蒙军也打了不少硬仗、恶仗。

蒙军在快速机动中经常欲擒故纵，诱敌入伏或杀回马枪。野战之敌若数量势力强大，四面围困后，故意网开一面，佯败，或诱至伏兵处歼之，或诱至沼泽处歼之，或故意开围纵敌跑，在敌逃跑的过程中追歼之②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2页。，具体办法多样。有时则故意装着撤围，走出几百里后，乘敌以为可喘气时，突然杀回马枪，打个措手不及。如蒙军西征攻鲁丹城时，“蒙古兵至，城民出敌，蒙古兵佯退，欲设伏败之。城民不追，还城张宴庆胜，不设备。蒙军乘其醉，突入据之。”③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3页。蒙军攻金时，就曾撤退五百里后连夜杀回马枪奔袭敌人，大捷。这就是充分利用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所形成的战术。

成吉思汗的主要战术思想如上，其后继者也基本上是延用了这些战术思想去进行征战的。他的每一思想，每一战法，都闪耀着骑兵的鲜明特色。

（责任编辑：周淑萍）

Chenghis Khan

Zhou Hengxiang

After achieving the position of Khan, Tiemujzhen, who was a world prominent politician and military strategist, reinforced the state apparatus and established a national system with the special Mongolia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urse of unifying Mongolia and the foreign wars, Chenghis Khan created the unbeatable cavalry tactics. His outlook on war manifested the primitive, pristine and natural colors. With respect to his strategic thinking, Chenghis Khan takes “good faith” as the banner. He encouraged the valiant fighting style and the martialism that took dying in the battle as honor. He took the strategy of attacking the weak first and attacking the powerful later, beating the neighboring foes first and attacking the remote foes later. Utilizing the conflicts, he routed the enemy forces one by one, thus creating a miracle for the Mongolian cavalry.

Chenghis Khan; Mongolian Nationality; Strategy and Tactic

B22

A

2095-9176（2017）02-0064-15

2017-02-01

周亨祥，山东孙子研究会顾问，原济南陆军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