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辉

（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贵州遵义563006）

一、长征史料的形成及其表现

长征史料是记载与反映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程的一切资料。长征史料伴随红军长征的出现而出现，又因其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而受到世人持续关注与研究。当前，史学界对长征已有相对完整的认识，认为长征是指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所进行的伟大征程。红军长征的内涵丰富，其基本内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斗争、共产党内部指导思想的斗争、红军与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1]基于对长征的内涵认识，必须从不同层面对长征史料进行梳理。

第一，档案资料。红军长征的相关档案资料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主要包括敌我双方的军事电文、作战报告等。档案资料相对客观地记录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而客观记录红军长征的档案资料不仅可以再现红军长征历史，也是研究长征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不过，由于红军长征的具体环境极其艰苦，加上长途行军等原因，所留下的长征档案资料并不多，在所留下的档案中大多为敌我双方电文、报告，而“红军时期或长征过程中的布告、标语、对联、票证、人物资料和书刊资料，不少已经遗失社会、流散民间，或被个人收藏占有或不知下落。”[2]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始整理长征相关档案资料，比较代表性的有：《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1991）、《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丛书》（档案出版社）、《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编印，1983）、《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印，1986）等。近些年所出版的“长征档案”相关图书，大都是在以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重组或选编而成。

第二，长征期间相关记载。这方面主要包括长征当事人有关长征的记录（日记、书信等），当事人的直接观察与记载（见诸于报刊等）。这些记载绝大部分属于当时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由于是直接反映历史、没有经过再加工，可靠性较强，其史料价值也比较高。这部分史料主要表现为长征回忆录、长征日记、红军长征相关信息报道。长征回忆方面，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稿，希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3]短短两个月时间，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约200篇作品，约50多万字，最终选择了100篇，于1937年2月装订成册。这些作品是在长征结束不久的回忆，其内容较为可靠，也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历史的核心史料。长征日记方面，数量不多，记载时间也或短或长、篇幅不一，但史料价值不可低估。比如萧锋的《长征日记》，甚至成为后来推算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里程的直接依据。另外还有林伯渠、陆定一、陈伯钧、赖传珠、彭绍辉、韦国清、李黎林、张南生、赵镕、伍云甫、童小鹏、林伟、莫休、关向应、张子意、王恩茂、吴德峰等人的日记。新闻报道类大多出现在当时的一些报纸上，而资料价值较高的当属《红星报》。相比之下，国民党所管控的报纸及其部分地方性报纸对红军所进行的报道或转载内容也不少，但利用起来一定要仔细甄别。

第三，长征后相关追忆材料。长征亲历者对长征的追忆材料，尤其是红军参战人员的回忆内容成为后人研究长征、了解长征、全面认识长征的重要文献补充资料。随着红军长征历史研究的深入，加上许多亲历者年龄增大，党史研究部门及其学者也加大了收集整理相关回忆内容的力度，不少回忆录陆续问世，随之口述红军长征历史资料也不断出现。同时，亲见、亲闻长征的直接当事人也提供了不少相关资料。所有这些资料不断积累并逐渐丰富起来，但这些追忆材料比较零散。

第四，长征相关记录的间接材料。间接材料是根据一手材料，有些是二手乃至多手材料基础上进行编写而成的。比如重要长征人物的年谱、传记等。这些经转手后的材料编纂而成的资料尽管有的经过严格的考证，但有些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可信度比一手材料低的事实，不过这些间接材料可以相对完整地描写人物及整个事件的过程，因此间接材料也可以作为长征历史研究的补充参考。

相比文献史料，长征史料中还有长征时期留下的不少遗物、遗址、雕刻、标语等等，这些实物史料形象直观，比较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的历史，也是长征历史的见证和长征历史的可靠来源。

二、长征史料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长征史料的特点表现在长征史料本身方面。第一，总量少。在特殊的时代环境、特殊的条件下，长征史料留存的总体数量较少。长征开始之前，在人民政权和红军部队中，也都建立起了文书、档案工作[4]，在中央苏区形成和积累了不少档案资料。长征开始后，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能使重要档案被安全转移，又要保证部队轻装行军作战，中革军委命令“各梯队首长应严格检查行李、文件担数，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5]尽管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长征过程中对相关文献的保存做了很多工作，但仍不可避免地损失了不少珍贵文献档案。另外，“在艰难跋涉和行军打仗的险恶环境中，也很难及时留下完整的文字图片和对所有文件资料实施系统而有效的保管，使得长征结束后留下的原始档案文献比较少。据统计，最后带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档案材料共有50余斤，约数千件。”[2]第二，分布广。红军长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运动状态，一方面保存资料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所产生的资料也比较分散。红军长征史料主要分布在长征沿线各省份的图书馆、档案馆。基于各地所处的地域优势，其所收藏的相关史料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第三，不均衡。现存的史料大多是军事资料，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很难呈现；红军各方面军资料中，中央红军相对较多，其次是红二、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则最少；长征相关资料呈现的大多是红军群体形象，而个体资料相对缺乏；另外，相比较而言，从国民党角度记录红军长征的资料较少且不易见到，等等。

其次，长征史料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相关史料的加工处理方面。近二十年来，国内出版界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长征史料，为长征文化宣传与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但有些档案资料还待解密、待开放、待整理；在所出版的相关资料中有不少是以内部出版物形式呈现的，而内部出版物因其印刷量及发行范围等原因大大制约了其史料的使用范围。

另外，长征史料的再加工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长征史料运用中，越是未加工过的资料其史料价值就越大。红军将士通过口述历史、传记、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红军长征的片段抑或是部分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征史料的不足，其史料价值不菲。但有些资料存在一些再加工现象，相比第一手资料其价值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长征历史研究在资料方面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也不能无限苛求史料齐全给我们带来所有历史细节。在现有条件下，长征史料的运用还应有更宽的视野、更新的研究手段。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给国内研究者带来的震撼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长征史料搜集整理的现实意义

史学研究需要史料支撑。史学研究需要充分掌握史料，以史料为依据，凭史料进行合理判断，而不能凭空想象、主观臆测、草率论断，为此需要进行广泛地搜集史料。长征史料记载的内容丰富，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内容。长征史料所涉及地域较多，红军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战斗千百次，可以说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十多个省份处处都有相关史料。当然，针对红军长征过程中丢失或损失的一些珍贵文献档案，更需要后人对其进行搜集整理。而搜集整理这些资料，不但有利于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保存这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当然从资料利用便利的角度来讲，也需要对其进行汇集整理。

史学研究需要准确可靠的史料。没有准确而科学的史料就没有科学的史学，史学研究需要史料，而史料需要搜集、考证、整理编辑才能提供利用，这就需要研究史料。长征胜利距今不足百年，其观点结论理应不言自明，然而有些人要么不顾长征的历史事实任意解读长征历史、要么从长征史料中的一些碎片出发，得出一些奇谈怪论。比如：“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的公里数，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红军长征之所以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飞夺泸定桥‘纯粹子虚乌有’”等。这些打着“还原真相”的幌子，采用“戏说”、“爆料”、揭秘”之类的手段，恶意剪裁历史编造谎言，肆意歪曲长征历史，抹黑红军的英勇事迹，丑化和矮化领袖。[6]这种行为给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必须予以批驳，还历史以真相。毫无疑问，当研究者面临诸多原始史料时，要想得到科学合理的结论，必须运用正确的史观来分析利用史料；另外，作为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因各种原因也存在诸如笔误、印刷错误乃至篡改等问题，若要利用这类史料，就需要对其进行校勘、考订。

宣传教育。长征文献是党的宝贵财富，记录并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活动，是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是编写和研究党的历史、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资料。做好长征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对于深入研究长征史、开展长征史宣传教育、推动长征史研究工作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红军长征文献资料为爱国爱党教育提供了很好素材。红军长征文献资料不但见证了红军长征的历史，其中所蕴含的长征精神及长征文化则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材料。可以引导广大师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维护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红军长征史料蕴含的感人故事、典型事例更是对青少年进行中共党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教育宣传和普及的生动教材。

现实发展需要。红军长征史料是记录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活动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红军长征研究的前提。深化红军长征研究，提高相关研究水平，必须做好红军长征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资料，长征史料搜集整理本身既是党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也是治国理政的现实所需。早在2010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抓紧党史资料征编，妥善保存党的历史财富。指出“加强党史资料保护利用工作。精心保管、精心整理、妥善开发利用各种党史资料。抓紧改善党史资料保管、利用、展示条件，适时建设集征集、保管、展示、利用为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馆。”[7]同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要求“及时研究解决党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党史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当前，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长征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正受到高度重视，而对长征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本身也是弘扬、发展、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7（,1）：55-63.

[2]刘英，丁家栋，杨洁.长征史料的挖掘、保存[J].中共党史资料，2007（,1）：146-153.

[3]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4]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卢毅.尊重历史还原真相——驳长征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N].解放军报，2016-09-19(07).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发〔2010〕10号)[Z].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