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在黠戛斯的军事打击下，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或南下附唐，最终在会昌及大中初年被彻底击溃；或西奔“葛罗禄”，并于宣宗大中年间在天山地区建立起了安西回鹘政权。除此之外，在晚唐中央政府及归义军势力衰落之际，曾有回鹘部族在河西地区建立起了甘州回鹘政权，从而对唐宋之际河陇地区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甘州回鹘的立国时间、可汗世系、对外关系等问题，学者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详情可参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但由于传世史书的记载甚为简略且抵牾之处颇多，所以对于甘州回鹘建国前的历史，尤其是在其渊源问题上尚存在一定的争论。本文希望在结合传世文献及敦煌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对甘州回鹘的来源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一

敦煌文献S.2589《中和四年（884）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康汉君等状》及S.389《肃州防戍都状》记载中和四年左右有回鹘持续围攻甘州，并最终迫使此前占据甘州的吐蕃、吐谷浑、龙家等部族撤出甘州。此外，P.2927《光启三年酒司判凭》附断片一（Piece1）中记载曾有“甘州回鹘一人”在光启三年（887）十一月六日左右停驻于沙州。据此，学者指出甘州回鹘政权建立的时间应在中和四年（884）至光启三年（887）之间。[1]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对于甘州回鹘政权建立的时间，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由于该问题对甘州回鹘来源的探讨影响不大，故在此不赘。

对于晚唐之际在甘州建立政权的回鹘之渊源，段连勤、高自厚等学者认为最早可追溯到原活动于漠北地区，后于1世纪左右就迁居甘、凉地区的丁零人；[2]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迠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77—82页；高自厚：《甘州回鹘渊源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10—17页。孙楷第先生认为7世纪左右进入河西的回纥部族才是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者；[3]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7本第3分，1937年。（此据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3—749页）陈炳应先生则认为丁零人不宜作为甘州回鹘的渊源，甘州回鹘主要应由唐初迁入河西的回鹘部落、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及南迁回鹘中被吐蕃安置于甘州者、安西回鹘东迁甘州者等四部分经过数百年积聚发展而来。[4]陈炳应：《也谈甘州回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36—42页。丁零人生活的时代距离甘州回鹘政权建立的时间相隔过远，可暂且不论。此外，虽然甘州地区之有回纥部众，可以上溯到唐朝前期包括回纥在内的铁勒各部入居河西之时，但据荣新江先生研究，这些回纥部族经过唐朝和吐蕃百年以上的统治，至西迁回鹘到来的9世纪中叶，早已被同化，所以他们不能构成甘州回鹘的来源之一。[1]相关内容可参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族的入居及其消亡》，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304页。所以，我们可以首先可以明确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应与西迁回鹘进入河西走廊密切相关。

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除近可汗牙帐的十三部南下附唐外，另有十五部在庞特勤等人的率领下西迁。对于回鹘西迁的情况，《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旧五代史·回鹘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等书皆有记载。其中，《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载：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则载：

对于庞特勤等人所西奔的“葛逻禄”，学者目前倾向于认为是指这些回鹘西迁的目的地是北庭杭爱山间的葛逻禄地区，而非中亚七河地区。为了躲避黠戛斯的继续攻击，西迁回鹘除大部分留在天山以北与黠戛斯周旋外，还有一部分越过天山至焉耆、库车一带，最终建立起了以庞特勤为可汗的安西回鹘政权。[2]苏北海、李秀梅：《回纥汗国的统治疆域及漠北回纥族的西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此外，李树辉认为东部天山地区（包括天山北麓伊塞克湖以东地区）为回鹘统治集团亦即九姓乌古斯的世居之地，因而亦是回鹘西迁的目的地和最终落脚点，否认了回鹘西迁目的地是中亚地区的说法。见李树辉：《回鹘西迁及其相关问题考辨（上、下）——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系列之五》，《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3期。贾丛江认为漠北回鹘汗国自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期直到840年，一直控制着东部天山北麓和塔里木盆地西北地区；840年前，部分葛逻禄人迁居于今焉耆至喀什一带，并臣服于漠北回鹘；840年回鹘投奔之葛逻禄，乃此地之葛逻禄，而非七河之葛逻禄。见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虽然两《唐书》的记述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安西回鹘与甘州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史书中庞特勤或其后嗣曾由安西移居甘州的记载，以桑田六郎和王日蔚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多直接予以采信。[3]桑田六郎《回纥衰亡考》（《东洋学报》1928年第17卷1号，第115—116页）认为庞特勤的后继者先由安西迁移至合罗川（额济纳河），并在乾符（874—879年）之后占领甘州。王日蔚《唐后回鹘考》（《史学集刊》1936年第1期；此据杨富学、杨铭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226页）将庞特勤视为甘州回鹘的首任可汗。羽田亨则进一步推测追随庞特勤西迁至安西及北庭一带的回鹘，由于不堪黠戛斯的追击，故庞特勤之后裔率领已经迁徙至安西的回鹘东迁甘州；（〔日〕羽田亨：《唐代回鶻史の研究》第3期第二章《安西甘州高昌地方の回鶻》，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上卷《历史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版，第265—271页）〔日〕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京都汇文堂书店1955年版；此据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190页）认为：“安西回鹘，即使不是全部，也应是一部分真的再次进入甘州，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此据陈俊谋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29页）认为庞特勤或其后裔率领安西方面的一支回鹘移居甘州，大约是在大中十年至乾符元年之间。汤开建认为在大中十一年左右安西回鹘内部发生动乱，由此导致庞特勤的后代从安西转徙河西而入甘州。（汤开建：《“庞特勤居甘州”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117—122页）对于安西回鹘发生动乱的时间，汤开建所依据的乃《张议潮变文》中记载大中十一年有“背逆回鹊一千余骑”，劫夺册立庞特勤的“国册”和“敕信”，且之后归义军曾屡败回鹘。但我们知道劫夺唐政府册封庞特勤使团的回鹘应该属于此时占据西州一带的回鹘，而非追随庞特勤迁居安西之回鹘。但此后学者多认为两《唐书》的相关记载舛误颇多，尤其是庞特勤“居甘州，有碛西诸城”的说法与史实相悖，且认同庞特勤或其后嗣率众东迁甘州说法的学者并没有举出坚实的证据，故对于庞特勤或其后裔居甘州的记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1]如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7本第3分，1937年；此据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8页）即言：“据甘州者疑非安西回鹘，而系回鹘夙居河西境内者……则《旧唐书》甘州回鹘为安西庞特勤后裔之说，实属文字之偶疏，不可信也。”黄盛璋《敦煌于阗文P.2741、ch00296、P.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页）也认为刘昫所言“并无史料根据，只好笼统隐约说其如此”、“安西据考证实在焉耆城，与甘州回鹘风马牛不相及，已居安西称可汗，如何能居甘州称可汗？居甘州又如何能有碛西诸城？显皆违背事实与情理”。

对于甘州回鹘的来源，新旧《五代史》的记载与两《唐书》的记载完全不同。《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载：

回鹘，其先匈奴之种也……会昌初，其国为黠戛斯所侵，部落扰乱，乃移帐至天德、振武间。时为石雄、刘沔所袭，破之，复为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所攻，余众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由是族帐微弱。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朝廷每赐书诏，亦常以甥呼之。[2]《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41页。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亦载：

回鹘，为唐患尤甚……其国本在娑陵水上、后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间，又为石雄、张仲武所破，其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1]《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6页。

由此，孙楷第先生认为唐末占据甘州之回鹘乃西迁回鹘中被吐蕃安置在河陇地区的部众。[2]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1936年第3卷第3期。（此据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713—722页。）森安孝夫推测回鹘西迁的十五部，最初就有一部分岔向南方，经花门堡进入河西，甘州回鹘应源自由漠北进入河西走廊额济纳河一带的回鹘。[3]〔日〕森安孝夫：《关于回鹘的西迁》，《东洋学报》1977年第59卷第1、2号。（此据陈俊谋汉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第8—14页）〔日〕森安孝夫：《ゥイゲルと敦煌》，〔日〕榎一雄主编：《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的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306页。陈守忠先生则进一步推测投奔吐蕃的那一支回鹘越过戈壁，从花门山堡沿额济纳河进入河西，散居甘、凉、肃诸州，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结合，到张议潮死后占领甘州。[4]陈守忠：《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7—60页。

两《唐书》及新旧《五代史》中关于回鹘一支投吐蕃的记载，应皆源自李德裕在会昌元年（841）八月反对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希望借助吐谷浑、沙陀、党项等族出击回鹘时，所提及的“今闻其国败乱无主，将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逻禄”[5]（北宋）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卷246“唐武宗会昌元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953页。。对于李德裕所言，学者指出应源自李德裕所著的《会昌伐叛集》。[6]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张仲武破回鹘在会昌二年九月，所以新旧《五代史》将回鹘余众西奔的时间系于张仲武破回鹘部众之后显然有误。[1]〔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研究》，第214—217页，则认为回鹘曾在开成五年和会昌二年，先后两次进入河西定居。从内容上看，《新五代史》在记载回鹘降附于吐蕃之事时，对《旧五代史》颇有沿袭。虽然《会昌伐叛集》中有回鹘“奔吐蕃”的记载，但实际上唐王朝对西迁回鹘的情况并不了解，因为直至大中十年左右，宣宗君臣才得到庞特勤寓居安西的消息。由此，《会昌伐叛集》中的关于回鹘西迁的记载只能是源自回鹘部众的传闻，可信度并不高。也正缘于此，对于“投吐蕃”的回鹘之去向，两《唐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而《旧五代史·回鹘传》中吐蕃将西奔的回鹘余众“处之甘州”的说法，很可能是薛居正等人根据五代及宋初甘州回鹘的活动情况事后附会的结果。

此外，虽然《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将吐蕃安置回鹘的地点由甘州改为散处河陇，但其将降附吐蕃之回鹘视作甘州回鹘渊源的意图仍非常明显。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回鹘在大中及咸通年间在甘州活动的记载。相反，在这个时期回鹘的活动范围往往在沙州之西的区域。如大中五年十月，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入朝，从而获得了归义军节度使的册封。杜牧《樊川集》卷20《授西州回鹘骁卫大将军制》中西州回鹘“交臂来朝”的记载，可与P.3554悟真撰《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序》中对张议潮“封秘策而通二庭，安西来贡”的赞扬相对应，[2]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证明在大中五年张议潮曾通过外交手段与西州回鹘取得联系，并招引其一起向唐朝入贡。[3]荣新江：《张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关系》，段文杰等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而据P.2962《张议潮变文》的记载，张议潮在大中十年六月及次年八月曾两度率军出征，分别前往伊州纳职县及伊州侧近，征伐所谓的“纳职回鹘”及“背叛回鹘”。从名称上判断，在大中末年不断侵扰伊州的回鹘当属于西州回鹘系统。P.2570《毛诗卷第九残卷》背面写有小字题记一行：“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回鹘至。”西桐，在敦煌汉文文献中有时也写作“西同”，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则作“色通（se tong）”。[1]陆离：《敦煌吐蕃文书中的“色通（se tong）”考》，《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第66—72页。据学者考证，其当即今敦煌市西南290里的甘肃阿克塞县苏干湖地区。[2]李正宇：《西同考——附论六龙地望》，《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0—120页；李并成：《“西桐”地望考——附论明安定卫城》，《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49—54页。由此可以证明，在“咸通拾陆年”即乾符二年的正月之际，归义军曾与回鹘在敦煌重要的畜牧区西同一带发生过战争。与回鹘在沙州西部频繁与归义军发生联系不同，归义军初期的河西东部却基本上没有回鹘的踪迹。S.5697《申报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等事状》中载：“□□供养，前后文（中缺）阎使君等同行，安置瓜州，所有利害事由，并与阎使君谘申。因缘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服。”[3]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以外部份）》第9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文书在述及归义军初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其中并未提及回鹘。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载：“河西异族狡杂，羌、龙、温未、退浑，数十万众，驰城奉质，愿效军锋”[4]录文参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亦载：“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摄伏，训以华风，咸会驯良，轨俗一变。”[5]录文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根据上述文献所载，即使到了张淮深统治后期，回鹘也没有成为归属于归义军的部族。

要而言之，对于甘州回鹘的渊源，传世史书的记载可以分为以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为代表的两组，但彼此抵牾之处甚多。以往学者通过辨析史料，主要形成了安西回鹘东迁说及降附吐蕃之回鹘被安置甘州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且以后者为目前所通行之说法。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咸通八年之前的敦煌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回鹘进入河西的踪迹。[1]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安西回鹘东迁甘州的可能性。

二

对于安西回鹘与甘州回鹘的关系，虽然两《唐书》的记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两点记载是相同的：其一，安西回鹘政权建立后，其内部统治曾出现过政治动荡。对此，《旧唐书·回纥传》记作“君弱臣强”，《新唐书·回鹘传》则记作“王室乱”；其二，作为西迁回鹘首领的庞特勤或其后嗣，曾由安西移居甘州。对此，《旧唐书·回纥传》载为“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新唐书·回鹘传》则将庞特勤之后嗣替换成了庞特勤，指出其大中二年之际“居甘州，有碛西诸城”。虽然以往学者多以史书记载舛误及资料不足等理由，否定安西回鹘东迁甘州的可能性，但我们却可以在敦煌文献等资料中找到庞特勤后裔移居甘州的证据，由此也就可以证明甘州回鹘确实应源自安西回鹘的东迁。

其一，安西回鹘发生内乱与回鹘出现在河西甘州等地的时间前后衔接，可证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1世纪学者伽尔底兹（Gardizi）《纪闻花絮》（又译作《记述的装饰》）一书记载了一个九姓铁勒（九姓乌古斯）首领的传说：

说起九姓铁勒，该王自称九姓铁勒可汗，在他的一族中间有一个叫阙特勤（kul tegin）的著名人物，他的母亲是Archin人，是个自由人，阙特勤的异母兄长是可汗，其兄要杀害阙特勤，把他的喉咙砍断后置于山上，阙特勤的乳母把他送到明教的经师那里。经过医治，逐渐好转，终于痊愈。后来，阙特勤到九姓铁勒的都城Azal隐居起来，派人尽量讨好可汗，让可汗心里高兴，可汗终于回心转意，答应了不再杀害他，但不准他进入王宫，派他当了五城（panjikth）的总督，他在那里积聚力量，与当地人交朋友，经常对他们施以恩惠，暗中等待时机。这时听到可汗要去狩猎的消息，于是便集合了大批队伍去袭击可汗，阙特勤打败了可汗，可汗逃到城里固守，阙特勤命令放水淹城，城墙坍陷，阙特勤宣布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其余的人都被杀，只有九姓铁勒可汗仍待在城里，阙特勤命令部下把他绞死了。于是他就接管了可汗的宝位。[1]录文转引自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另可参巴托尔德著，王小甫译，陈继周校：《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中亚学术旅行报告（1893—1894）的附录〉》，《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第111页。

据学者考证，书中九姓铁勒可汗即庞特勤，阙特勤即仆固俊，故事反映的就是仆固俊在安西回鹘内部发动政变之事。[2]对于上述记载，森安孝夫认为反映了北庭回鹘仆固俊攻占“自851年以前在焉耆庞特勤可汗统治下的西州”的历史事实，而被杀的可汗应当为庞特勤或其后继者《关于回鹘的西迁》（《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第13—14页）。钱伯泉认为被杀的九姓铁勒可汗即庞特勤，发动政变者即仆固俊。《龟兹回鹘国始末》（《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00—111页）薛宗正先生在《回鹘西迁新考》中亦明确指出“九姓铁勒可汗”即指庞特勤，阙特勤即仆固俊。田卫疆先生也认为文中所记或同仆固俊与庞特勤争夺汗国统治权有关《“卜古汗传说”史实解析》（《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79—87页）。咸通七年（866）二月，仆固俊在攻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后，通过派遣达干米怀玉入朝献俘，从而获得了唐政府的承认。[1]《新唐书·回鹘传》，第6133—6134页；《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七年二月”条，第8113页。此时论恐热尚寓居于廓州，且最终被原属尚婢婢部属的拓跋怀光所擒杀，所以《新唐书·回鹘传》所载的仆固俊斩论尚热（即论恐热）后占领西州等地的记载显然有误。仆固俊派遣米怀玉入朝，所汇报的应该就是取代庞特勤的消息。对于安西政权内部的权力转移，唐政府应该是承认的态度。因为不仅《新唐书·回鹘传》中有仆固俊“因请命，诏可”的记载，此外据BD11287《归义军节度使表（？）》的记载，仆固俊占领西州之后，还曾经得到唐政府所赐予的包括一枚银铸印在内的符印。[2]文书录文参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24页。而就在咸通七年安西回鹘内乱之后不久，此前未见有回鹘活动踪迹的河西东部地区出现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回鹘集团。

《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条”则载：

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唐政府之所以在册封失败后，将玉册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掌之，可证这支被册封的回鹘活动区域距灵州不是太远。根据此时吐谷浑、嗢末的分布范围及郗宗莒的出使路线，学者多认为被击破的应是曾生活在河西甘州一带的回鹘。[1]〔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研究》，第227—228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收入氏著《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周伟洲：《吐蕃对河陇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但长泽和俊和杨圣敏先生将此回鹘直接视为甘州回鹘，似未确。因为虽然这些回鹘此时可能生活在甘州，而且与此后建立起来的甘州回鹘政权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但两者此时似乎还不能等同。藤枝晃根据吐谷浑与浑末的关系，认为这似乎是发生在河西北部的事件。《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指出：“退浑和嗢末都是此时河西的劲族，主要活动在甘、凉一带，因此也可以认为他们合击的回鹘是进入走廊内部而立足未稳的回鹘。”甘州本属归义军节度使的辖区，唐政府之所以在乾符元年遣使前往册封回鹘，应该与咸通十三年八月原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薨于长安有关。

根据S.389《肃州防戍都状》的记载，在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吐蕃与吐谷浑部族撤出甘州城之前，吐蕃与吐谷浑的联盟是甘州城内最大的势力集团。吐蕃和吐谷浑在张议潮统治时期主要活动于青海地区，其之所以能进入甘州，并成为城内最重要的势力集团，当是其曾参与乾符元年击溃回鹘之役的缘故。而在吐蕃和吐谷浑撤离甘州后，龙家的统治者龙王代表甘州与回鹘进行谈判。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龙王派遣僧人前往凉州嗢末处请兵，并以“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相威胁，明确地证明凉州嗢末即乾符元年围攻回鹘之嗢末，而中和四年围攻甘州之回鹘也即乾符元年被嗢末等族攻破之回鹘。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龙王写给嗢末的文书中才会出现龙家一方面担心甘州继续被回鹘侵扰，另一方面又要以联合回鹘讨伐嗢末的手段，希望能迫使凉州嗢末出兵协助甘州戍守的矛盾现象。所以，我们可以明确乾符元年被击溃的回鹘活动的范围应确在甘州一带。正因回鹘此前曾占据甘州，所以在嗢末等族击溃回鹘后，P.3451《张淮深变文》中才会有所谓“得复燕山献御容”的记载。但这批回鹘在中和四年却又卷土重来，并在迫使吐蕃、吐谷浑、龙家等部族撤离甘州后，顺利控制甘州城，从而为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而言之，在安西回鹘内部发生仆固俊取代庞特勤的政变8年之后，此前未见活动于河西东部的回鹘出现在了河西的腹心地带。从“回鹘屡求册命”的记载看，这支回鹘在河西兴起的时间应在咸通末年。考虑到由安西流散到甘州地区所需的时间，可以看到安西回鹘内部的政争与回鹘兴起于甘州之间的先后关系，而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唐政府要在张议潮死后随即册封这支流散在甘州地区的回鹘的问题。

其二，通过分析西州回鹘在咸通末年的发展情况，可知在仆固俊政变之后，安西回鹘内部确实曾发生过分裂及大量的人口流散，从而为《旧唐书·回纥传》中庞特勤后嗣东迁甘州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附突骑施传》载：“及其（回鹘）破灭，有特庞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岭）。众至二十万。”[1]《新唐书·突厥传附突骑施传》，第6069页。特庞勒，应即庞特勤。这就表明庞特勤进入安西后，应首先以焉耆为中心称叶护，继而在乌介可汗被杀、遏捻可汗不知所踪后，始自称可汗。安西回鹘建立之初，“众至二十万”，声势非常浩大。所以，“散藏诸山深林”的回鹘散众，“皆西向倾心，望安西庞勒之到”[2]《旧唐书·回纥传》，第5215页。。而在仆固俊取代庞特勤之后，西州回鹘的势力异常衰弱，远不复安西回鹘之盛。据郝春文先生研究，BD11287《归义军节度使表（？）》应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给唐政府的上表。该文书载：

（前缺）

1.城，悉皆残破。回鹘狼性，绥抚甚难，仆固俊独

2.守西［州］，兵□甚寡，百姓离散，拾不壹存，虫蝗为

3.灾，数年荒歉。至于符印、亦早轮坠。降人归投，

4.因来送纳仆固俊银铸印壹面，臣已收得，不欲

（后缺）[1]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24页。

仆固俊夺得西州等地是在咸通七年，而此文书作于之后数年，所以当作于咸通末年。通过文书的描写，在仆固俊取代庞特勤、建立起西州回鹘政权后，百姓离散的情况非常严重。虽然“拾不壹存”的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从“降人归投，因来送纳仆固俊银铸印壹面，臣已收得”来看，对于仆固俊“至于符印、亦早轮坠”的记载应确有其事。仆固俊连唐政府所赐予象征权力的符印都无法保全，可见此时西州回鹘的势力确实十分虚弱。[2]《元文类》卷70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载：“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对“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与唐政府所赐仆固俊银铸印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文书称仆固俊“独守西［州］”，也就证明其与“回鹘狼性，绥抚甚难”之回鹘并非同一支势力。此外，敦煌文献P.5007《诗四首》[3]《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将P.5007号文书定名为《诗四首》，并曰：“第一第四首残咏本地事存者为咏敦煌与寿昌。”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1页。施萍婷先生从此说。施萍婷主撰稿，邰惠莉助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2页。徐俊先生将P.5007与S.6234、P.2672缀合后，定名为《唐佚名诗集》，对文书内容作了详尽的录文，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650—662页。所录最后一诗的序文称：“仆固天王乾符三年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去（中缺）录打劫酒泉，后却和断，因□□（下缺）”[1]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页。，残存的诗句只有“为言回鹘倚凶□”半句。既然归义军文人尊称仆固俊为“天王”，也就证明“为言回鹘倚凶□”之回鹘当另有其人。结合当时的形势看，所谓的“狼性回鹘”及“倚凶回鹘”都应指在仆固俊政变后脱离其统治的原安西回鹘部众。因为这些回鹘在流散过程中曾侵入归义军辖区并与其发生多次军事冲突，所以归义军方面才会对其大加指责。

其三，甘州回鹘政权建立后，回鹘可汗在致信归义军节度使时，曾使用原本应属于安西回鹘可汗的印章。由此也可以证明甘州回鹘政权的渊源应确如《旧唐书·回纥传》所言，系原安西回鹘庞特勤可汗被仆固俊杀死后，由庞特勤的子嗣所率领的安西回鹘东迁后所建立的政权。

P.t.1082《登里可汗口谕给沙州仆射书》为甘州回鹘可汗致沙州统治者的信。[2]对于文书的内容，可参〔日〕山口瑞凤主编：《讲座敦煌》第6卷《敦煌胡語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518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1页。对于文书所作的时间，乌瑞认为应在911年之后，可能反映了十几年或数十年之后的形势；[3]Géza Uray（乌 瑞）, “emploidutibétaindansleschancelleriesdes tatsdu Kan-sou et de Khotanpostérieurs à ladominationtibétaine”,Journal Asiatique,vol.269（1981）,pp.81-90.此 据 耿昇汉译：《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武内绍人认为文书应作于10世纪的曹氏归义军时期；[4]〔日〕武内绍人：《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书信初探（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说）》，〔日〕山口瑞凤监修：《西藏佛教与社会（チベットの仏教と社会）》，东京春秋社1986年版，第589—590页；〔日〕武内绍人著，杨富学译：《后吐蕃时代藏语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与影响》，《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110页注③。森安孝夫认为文书或作于932—934年左右；[1]〔日〕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2000年，第81—87页。黄盛璋则认为登里可汗即S.8444《唐昭宗某年内文思院为甘州回鹘贡品回赐会计历》中提及的天睦可汗，写作时间是在889年。[2]黄盛璋：《汉于阗吐蕃文献所见“龙家”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另可参洪勇明：《甘州回鹘登里可汗考辨》，《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第78—85页。根据文中所提及的“唐王”、“长安”等信息，可知该文书确应作于晚唐时期。该诏书又有“已变为废墟的甘州城池兴建宫殿”等内容，可以明确诏书是从甘州发出的，只能是回鹘占领甘州之后的场景。由此，文书中的仆射应指张淮深。文书作于某年“入夏暑热”之际，而张淮深在归义军内部始称仆射的时间应在光启三年（887）五月至九月之间，其又卒于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所以文书的写作上限应在光启三年五月，下限为龙纪元年（889）六月。该文书上钤有两枚印章。乌瑞注意到了印文的存在，但未能予以释读。[3]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森安孝夫先生释作“伊西□□四？镇道？都□□之印”，并指出印章的使用者是甘州回鹘。但我们知道甘州回鹘在晚唐之际并没有控制过伊、西等州，唐政府也不可能授予甘州回鹘显示其有资格掌控“伊、西”等地的印章。虽然根据《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十月”条及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李浔墓志》的记载，可知唐政府大中十年对庞特勤的册封未能完成，[4]（北宋）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第8066页；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但在此后应最终完成了册封。正因为如此，庞特勤才会“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唐政府赐予庞特勤的印章，应正是这枚“伊西□□四？镇道？都□□之印”。在庞特勤被杀后，其子嗣率众携带着原本由唐政府赐予庞特勤的印章，经过长期的争斗，最终占据甘州。所以，作为甘州回鹘的统治者，登里可汗才会在发给归义军节度使的公文上钤盖上了原本应由安西回鹘可汗使用的印章。此外，作为P.t.1082的发出者，甘州回鹘可汗之“登里”称号可与宣宗政府为庞特勤册封的名号“九姓回鹘嗢禄登里罗汨没蜜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相对应，[1]（北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29《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8页。也可证明甘州回鹘应源自于安西回鹘。

其四，在立国前后，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之间保持着既彼此敌对，而在某种外力的促使下又可以共同对敌的特殊关系，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双方具有极深的渊源，而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最大可能性也就是双方应皆源自安西回鹘。

于阗文书P.2741为于阗使臣由沙州发往于阗王庭的奏稿，主要记载了使臣在计划出使唐王朝的过程中，在沙州及甘州等地的遭遇。对于P.2741的创作时间，黄盛璋先生系于光启二年。其中，奏稿对于此时甘州地区诸多势力之间相互角逐的记载尤为详细。于阗使臣在“冬季第三月（汉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从沙州出发往甘州，第四月（汉历十二月）十五日到达甘州”。到了次年春季，由于归义军、回鹘、突厥拔野古、乌古斯等势力的介入，甘州的局势已不可控制。根据文书的记载：“春季第三月末沙州的军队来了，二十五位于迦带领二千仲云人与二百达怛人同来。他们进入甘州的第三天，毗伽可汗及其妻与二女被杀。第八天军队就离开，远至山丹，他们不敢在突厥中冒险就回去了，于是仲云都火了，他们说：‘这是回鹘人和沙州人玩的手段，他们领导我们人达一个月的陆地驱驰，却没有带到最后（决战）地点就走开了。’”[2]对于P.2741及P.2790于阗文文书的内容，转引自黄盛璋：《敦煌于阗文P.2741、ch00296、P.2790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71页。仲云人所指责的回鹘，应就是与归义军共同领导从伊州出发前往攻击甘州的回鹘。晚唐五代仲云主要生活在伊州的大屯城，牙帐设在胡卢碛。乾符三年四月之后，伊州已由西州回鹘所实际控制，所以能率领仲云进攻甘州之回鹘的只能是西州回鹘。此外，一支两千人的Ttaudagaras军队曾自称“我们两支回鹘已变成死敌”。所谓的“两支回鹘”，一支应为甘州回鹘，另一支当为与归义军联合进攻甘州之回鹘。而据敦煌于阗文文书P.2790《使臣奏稿》的记载，在甘州地区的政局稳定后，身在甘州的于阗使臣“静悄地听说，甘州的汗和西州的汗联合建立政府，他们还想统帅一支由两方面组成的军队，在麦收时开赴沙州”。甘州的汗与西州的汗所代表的集团正可与上文“两支回鹘”相对应，由此也可证此前与归义军联合进攻甘州的回鹘应即西州回鹘。正是因为甘州回鹘是在仆固俊发动政变后由庞特勤后嗣率众东迁所建立的政权，所以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之间长期处于敌对关系；但由于双方均源自安西回鹘，所以彼此之间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甚至在特殊时期，由于存在共同的敌人，还有可能出现新的政治联合。

三

要而言之，虽然以往已有学者根据《旧唐书·回纥传》及《新唐书·回鹘传》记载，指出甘州回鹘或源自安西回鹘，但一是对于庞特勤或其后裔迁居甘州的时间判断有误，再有就是并没有在传世史料之外找到坚实的证据支撑，所以甘州回鹘源自安西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旧五代史·回鹘传》将回鹘西迁的时间系于南下回鹘被石雄及张仲武等人击破之后，显然有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前田正名等学者提出了回鹘两次西迁，且均被安置于甘州地区的说法。这种将相互矛盾的记载相互叠加的做法，可信性是颇值得怀疑的。虽然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将投吐蕃的回鹘安置地点由甘州改为散处河陇，但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晚唐大中年间及咸通前期，河西地区基本上没有回鹘的活动踪迹。所以，新旧《五代史》的相关记载应均是撰者根据五代及宋初甘州回鹘的活动情况事后附会的结果。通过考察咸通七年仆固俊在安西回鹘内部发动政变与回鹘在河西兴起的时间关联性，并分析仆固俊政变后原安西回鹘的流散情况，再结合甘州回鹘使用与“伊西”等区域相关的印章及甘州回鹘与安西回鹘的微妙关系，我们认为《旧唐书·回纥传》中安西回鹘内部动荡之后，庞特勤的后裔迁居甘州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新唐书·回鹘传》在沿袭《旧传》记载时，误将庞特勤建立安西回鹘政权与其后裔迁居甘州两事混为一谈，以至于被学者所诟病，从而影响到了学者对《旧传》所载可信性的判断。

附识：本论文曾以《再论甘州回鹘的渊源》为题，分别提交给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考实与会通——第三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及于瓜州举办的“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但由于时间冲突的缘故，故未能赴瓜州参加会议。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曾劳烦赵青山、陈光文等兄查阅相关资料；于师大参会期间，拙文承蒙尹波涛先生评议；会后，在苏小华先生的要求下，笔者对论文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和完善，并改做今题。在此对诸位先生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