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元骊（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作为凝固的音乐与立体之美的代表，建筑和园林在审美的意义上呈现着特殊的风貌。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园林，是唐之盛、宋之富的重要外在表现。文人园林之美，曾是皇室园林和官僚园林的模仿对象，更是社会大众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要来源。文人园林的审美旨趣，体现了唐宋时期具有最深底蕴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深深影响了时代和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园林审美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照、情感体验和审美感悟。[1]关于审美以及审美文化的界定和讨论，可参见以下各书。周来祥主编：《中华审美文化通史秦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王建疆主编：《审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编第3章；张曙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1卷《史论卷》第5、6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唐宋时期的美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2]关于唐宋时期的美学研究，有多部专著出版。笔者所见即有如下数种。王耘：《唐代美学范畴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吴功正《唐代美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霍然：《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王明居：《唐代美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郑苏淮：《宋代美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霍然：《宋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其他散见论文，亦有数十篇。，园林研究亦有不少[3]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李浩的两部著作系统考察了史籍中有记载的唐代园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其他的较为重要的园林史和建筑史著作有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储兆文：《中国园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冈大路：《中国宫苑园林史考》，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版；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对园林之美的审美旨趣进行系统审视者，尚不多见。[1]前所列举园林史著作中，都有关于园林审美的一些阐述，且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不过由于体例限制，关于园林审美旨趣的阐述，不是著述主体，也未形成系统论点。其他则有两部讨论中国古代园林美学的著作值得特别重视，即刘天华：《画境文心：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特别是后书第2编第2、3章，详细讨论了唐、宋时期的中国古典园林美之历程；〔美〕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唐宋文人园林研究的重要著述。而这种审美旨趣的形成，又与文化转型以及民众社会心理等密切相关。在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最终定型上也有其非凡意义，殊不可忽视之。本文即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初步的分析，以了解唐宋间文人园林的审美旨趣，并为进一步讨论民族文化心理等问题提供讨论基础。

一、取法自然、景趣质野

文人园林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审美观念的凝固化阐释，中国古代的园林和文学、思想的关系极为密切，又与设计者的自身价值取向关系极大，唐宋时期的文人园林建设亦如此。文人园林虽模仿自然，但又超越自然。它的基调仍然是来自于自然，追求的是质野。唐代名相裴度的洛阳集贤林亭、绿野堂，其构思建设的创意，也是要取法自然：“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2]《旧唐书》卷170《裴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32页。裴度的集贤林亭园建设思路，是依山带水，借山借水生景，白居易诗云“三江路千里，五湖天一涯。何如集贤第，中有平津池。池胜主见觉，景新人未知。竹森翠琅轩，水深洞琉璃。水竹以为质，质立而文随。……疏凿出人意，结构得地宜。……南溪修且直，长波碧逶迤。……解缆始登泛，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向背穷幽奇。瞥过远桥下，飘旋深涧陲。”[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9《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敏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66页。其中所谓质立文随，强调的仍然是质朴，因水构园，借山为景。裴度又在郊外建绿野堂，全以野趣为之：“裴度徙东都留守，加中书令，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缙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宅东都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事。”[2]《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32《作绿野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8页。白居易亦有诗唱咏绿野堂：“旧径开桃李，新池凿凤凰。只添丞相阁，不改午桥庄。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青山为外屏，绿野是前堂。引水多随势，裁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33《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第736页。这表明绿野堂注重农家风貌，以田园风光为主，显得非常闲适。

名诗人王维的辋川别墅，有20处景致，有松，有竹，有水，有路，还有个别的馆亭。[4]（唐）王维：《王维集校注》卷5《辋川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3页。其中的质野风味，就更加浓厚。《归辋川作》云：“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5]同上书，第448页。渔樵、菱蔓、柴扉这些景物，无一不显示着质野情趣。且辋川地势高低不平，山水曲折，立意古朴质野，自成天然特色。其园林总体构思十分巧妙，力求顺应自然之势，合乎自然之理。把各种自然之物结合起来，统一构成了审美意象。裴迪诗云：“当轩弥滉漾，孤月正裴回。谷口猿声发，风传入户来。”[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29《临湖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13页。而王维亦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2]（唐）王维：《王维集校注》卷5《辋川集·栾家濑》，第422页。同时，以自然之物形成意境，特别是表现出那些具有质野本性的天然景物：“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3]（唐）王维：《王维集校注》卷5《辋川集·华子冈》，第415页。在山麓田野间还设有鹿柴、木兰柴、漆园、椒园等，将农业生产经营设施，也纳入到山水园林之中，是文人园林的特殊追求，这是在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力求形成一种质朴的审美观念及审美文化。

开元时人卢鸿一曾写道：“草堂者，盖因自然之溪阜，前当墉洫，资人力之缔构，后加茅茨，将以避燥湿，成栋宇之用，昭简易，叶乾坤之徳，道可容膝休闲，谷神同道，此其所贵也，及靡者居之，则妄为剪饰，失天理矣。”[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嵩山十志·草堂序》，第1223页。这种审美理念亦以质朴为主，而在实践中贯彻这种思路的，则以杜甫和白居易为代表。杜甫的成都草堂，既简且陋，但是在园林建设中却是质野的代表。杜甫云：“……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台亭随髙下，敞豁当清川。惟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5]（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2《寄题江外草堂》，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3页。可见草堂因应自然之物，形成质野特色。白居易在庐山的遗爱寺和香炉峰之间建设自己的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牗，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圩而已，不加白，磩阶用石，幕窗用纸，竹檐紵帏，率称是焉。……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尺围，髙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3《草堂记》，第933页。其园林特色，亦全以质朴为基础，四季景色与自然又融为一体，形制简朴，独求称心。

而时至宋代，王、杜、白的质野情趣，亦有继承。特别是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充盈，江南经济文化的日益蓬勃发展，造园艺术也在江南飞速提高，民间造园活动也最为繁盛。“江南园林甲天下”的局面，正是在宋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时期的江南文人园林，较为知名的有沧浪亭、乐圃、梦溪园等数处。沧浪亭在平江城南，平江就是今天的苏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气候适宜。园主人为苏舜钦，曾任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后来迁转大理评事，再转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陷害下，被罢官。遂旅居苏州，本来是租房居住，由于酷热难当，所以买原吴越国节度使孙承右的别墅废地，因之建沧浪亭：“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右之池馆也。坳隆胜艺，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1]（北宋）苏舜钦，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13《沧浪亭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3页。苏家并未进行大的修整，多保持有“废墟”的景致，野趣尚存，可以做到“鱼鸟共乐”。欧阳修作诗咏之，“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2]（北宋）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3《沧浪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8页。。此后名声大震，子美死后，园归章申公，才加以扩建：“广其故地为大阁，又为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既除地，发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为广陵王时所藏，益以增累其隙，两山相对，遂为一时雄观。”[3]（南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卷14《园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5册，第96页。这才成为名园，时至今日，沧浪亭仍是苏州著名园林之一。

在苏州城内西北雍熙寺之西，有朱长文的乐圃。朱长文本人曾中“进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吴人化其贤。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动京师，公卿荐以自代者众。元祐中，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4]《宋史》卷444《朱长文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27页。。应该算中下级官员出身的文人。这个乐圃亦以名重，但是不能说是非常精美之私人园林，其所看重的，还是质野之趣：“余尝以乐名圃。……钱氏时，广陵王元璙……好治林圃……遗址颇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庆历中，余家祖母吴夫人始购得之。……益其地，凡广轮逾三十亩。……熙宁之末，新筑外垣，尽覆之瓦。……敝屋无华，荒庭不甃，而景趣质野，若在岩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庑所，以宅亲党也。堂之南，又为堂三楹，命之曰䆳经。……有米廪……有鹤室……有蒙斋……北隅有高冈……下有池水……池岸有亭……西圃有艸堂……其木，则松桧栝柏黄杨冬青椅桐柽柳之类，……其花卉，则春蘩秋孤，冬晔夏蒨，珍藤幽花……千载之后吴人犹当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圃也。”[1]（北宋）朱长文撰：《乐圃余稿》卷6《乐圃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9册，第26页。其强调“无华荒庭”的状态，精神追求主要还是在“景趣质野”。

另一著名园林梦溪园，在润州城东南。园主人，是大名鼎鼎的沈括。沈括曾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后来因事被贬，“元祐初，徙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州）八年”[2]《宋史》卷331《沈括传》，第10656页。。到润州以后，沈括筑园而居，就是这个梦溪园。此园来历“不凡”，据云：“沈存中宅在朱方门外，存中尝梦至一处小山，花如覆锦，乔木覆其上。山之下有水，梦中乐之，将谋居焉。后守宣城，有道人无外者，为存中言京口山川之盛，且云郡人有地求售，存中以钱三十万得之。又六年，因边议坐谪官，乃庐于浔阳。元祐初，过京口，登道人所买之地，即梦中所游处。存中叹曰，吾缘在是矣，遂筑室焉。”[3]（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3《镇江府·梦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71册，第604页。名为“梦溪”，亦因此梦。筑室建园，因而为之记云：“巨木蓊然，水出峡中，……目之曰梦溪。溪之土耸然为邱，千本之花缘焉者，百花堆也。……翁之所憩毂轩也。……有阁俯于阡陌，……花堆之阁也。……岸老之堂也，……苍峡之亭也，……竹坞也，……杏嘴也，……萧萧堂也，……深斋也，……远亭也。居在城邑而荒芜古木与鹿冢杂处，客有至者，皆频额而去，而翁独乐焉。”[4]（南宋）卢宪撰：《嘉定镇江志》卷11《古迹·居宅·丹徒县》引《长兴集》逸文，《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97页。其不朽巨著《梦溪笔谈》就是在此撰著的，沈括死后，园宅荒废，到元代，已经“半为前军寨”。上文可见，沈括、苏舜钦、朱长文的园林趣味非常相似，要找到“野趣”，符合朴素无华的风格，虽云人作，宛如天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从沧浪亭到乐圃到梦溪园，都是追求园林的野意。

二、疏朗诗意、浑然一体

唐宋间的园林建设，不追求满，而是追求疏。特意强调留有空白，可供想象，与中国画的写意方式极其接近。在造园过程中，一般讲求景观要开阔，视野要疏朗，空间通透飘逸。不用繁复装饰布置，但是追求整体布局的平衡和互动，以简单的外在形象来表现深刻的审美底蕴。最重要的，是要有文人活动于其中，要诗酒唱和，独具诗意。人和园，人和自然，最终是浑然一体。

白居易所造园是唐代疏朗诗意、浑然一体这一造园审美风格旨趣的代表性园林。乐天不仅诗名大盛，在造园理论和实践上亦有独特建树。他在退居洛阳时“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1]《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54页。。他曾描写过：“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耄，……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2]（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70《醉吟先生传》，第1485页。池五六亩，但是竹不多，树亦不多，所有景观都是所谓“具体而微”，留有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而白居易在《池上篇》的序言中详细描述了这个园宅：“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髙桥，通三岛径。……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它，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69《池上篇》，第1450页。17亩当中，房屋占据将近6亩，水面将近4亩，竹林不到2亩，还有约5亩的空地，这说明该处园林留白意向鲜明。同时可见乐天之追求，不仅仅是园林的胜景，更要文人活动于其中，没有文人骚客的参与，显然园林就缺了内涵。造园是为了养心，清纯雅致，更是为了陶冶性情：“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时逢过客爱，问是谁家住。此是白家翁，闭门终老处。”[2]（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30《闲居自题》，第676页。正谓：“有书有酒，有歌有弦。”[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69《池上篇》，第1450页。

宋代文人园林更是如此，周维权先生曾把宋代文人园林的特点归结有四：简远、疏朗、雅致、天然。[4]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318页。特别讲求意境，并且在景题的设置上强调诗的意味，寓情于景，以便于发散联想，这和白居易的造园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与唐代私家园林不同的是，宋代私家园林略显精巧，然其总体构思仍然是继承有加，强调质野以及疏朗。据建筑史学者的研究分析，宋代文人园林极其兴盛，甚至作为一种风格几乎涵盖了私家园林的全部造园活动。[1]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第546页。北宋的私家园林多数分布在洛阳和江南地区，两地的造园风格也略有不同。李格非撰《洛阳名园记》记载了洛阳的著名园林19处，除了“天王院花园子”是临时性的花卉特别是牡丹的欣赏交易场所之外，其他的18处都是私家园林。这18个私家园林据建筑史学者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2]同上书，第556页。，富郑公园、环溪、苖帅园、湖园、赵韩王园、大字寺园等六处属于宅园性质，多带有居住建筑；董氏西园、董氏东园、刘氏园、丛春园、松岛、东园、紫金台张氏园、水北胡氏园、独乐园、吕文穆园等十处属于游憩园林；归仁园、李氏仁丰园则是植物园以花卉为主。

这18个园林，各有特色，妙趣天成。如环溪和湖园以水景取胜，环溪的南北各凿水池，东西两端则再挖小溪相连通，形成一个环状，中间形成一个“湖心岛”，所以叫“环溪”。建筑多临水建设，凭窗而立，下即有水，远望则有少室、龙门等大山，园内遍植松、桧。湖园的主体就是大湖，中间亦有“湖心岛”，命名为“百花洲”，湖北岸建有“四并堂”，取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并有在此的意思。

司马光的独乐园，规模较小，李格非认为“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所以记述甚为简单，甚至说“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他记此园，也只是因为司马光的人品值得记述。司马光自己倒是详细记述了此园：“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状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下，状若象鼻，自是分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周三丈，……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出，南北列轩牖，以延凉飔。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1]（北宋）司马光撰：《传家集》卷71《独乐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4册，第652页。司马光在此园中撰述《资治通鉴》，闲时入园观览，收到的效果是“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其他文人建筑园林也只为修身养性：“县郭遥相望，修篁百亩余。林间清济水，门外太行车。道胜随宜足，身闲与世疏。何时容命驾，采蕨钓肥鱼。”[2]（南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43《寄题傅钦之济南别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2册，第604页。“主人潇洒武陵仙，别业河东大道边。心画美田皆枕水，手栽佳木已参天。园林有地时难者，钟鼎铭功事莽然。倦客过门空大嚼，卜邻安得买清泉。”[3]（北宋）刘挚撰：《忠肃集》卷19《赤岸过柳明之别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9册，第668页。由此可见，唐宋时期的园林疏朗诗意风格，是相当一致的。

三、林泉风月、幽境深深

唐宋间文人园林，虽特重取法自然、景趣质野，但是又特别强调山水的结合，有山有水，然后又以幽为美，幽远深境，方为美景。文人园林不喜大开大合，亦不以富丽堂皇为意。在审美意象上，唐宋文人园林故意强调幽深境界，惯喜曲径通幽。

白居易是幽之境界的践行者，他在建设长安新昌坊宅园时写道：“囊中贮余俸，园外买闲田。狐兔同三径，蒿莱共一廛。新园聊铲秽，旧屋且扶颠。……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敢劳宾客访，或望子孙传。不觅他人爱，唯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牵。松声疑涧底，草色胜河边。”[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19《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第415页。园虽在城中，但是又显得偏远。而且完全随心所性，特意强调的是“幽期遇境牵”。而在《吾庐》一诗中，林泉风月，幽境深深之意再次强调出来：“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莫道两都空有宅，林泉风月是家资。”[2]（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3《吾庐》，第521页。用幽深之感的园林境界来描摹个人的退隐心路，把园林的审美旨趣显露出来，闹中取静，中隐于园。白居易在《游蓝田山卜居》中表达得很清楚：“行歌望山去，意似归乡人。朝蹋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拟求幽僻地，安置疎慵身。本性便山寺，应须旁悟真。”[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6《游蓝田山卜居》，第116页。所谓幽僻地，不一定非得在山中，城中亦好。在他的履道坊宅园建成时，云：“履道坊西角，官河曲北头。……地与尘相远，人将境共幽。……琴书中有得，衣食外何求，济世才无取，谋身智不周，应须共心语，万事一时休。”[4]（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3《履道新居二十韵》，第519页。追求的境界也是“人将境共幽”。在景物布置上，也是强调幽境，在周边环境上“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阴，门前少人迹”[5]（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8《洛下卜居》，第162页。。在园内具体设施和局部环境上强调“新树低如帐，小台平如掌。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风飘竹皮落，苔印鹤迹上。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30《小台》，第681页。。在水边也强调幽境，“袅袅过水桥，微微入林路。幽境深谁知，老身闲独歩。行行何所爱，遇物自成趣。平滑青盘石，低密绿阴树。石上一素琴，树下双草屦。此是荣先生，坐禅三乐处”[2]（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36《池上幽境》，第815页。。

在强调幽境的同时，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代文人园林也强调石和竹的审美效果。如白居易强调竹子的解心作用：“食饱窗闲新睡后，脚轻林下独行时，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3《池上竹下作》，第523页。以及竹子在周边小环境构成中的重要作用：“虚窗两丛竹，静室一炉香。门外红尘合，城中白日忙。无烦寻道士，不要学仙方。自有延年术，心闲岁月长。”[4]（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5《北窗闲坐》，第573页。再如“常爱辋川寺，竹窗东北廊。一别十余载，见竹未曾忘。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未暇作厩库，且先营一堂。开窗不糊纸，种竹不依行。意取北檐下，窗与竹相当。绕屋声淅淅，逼人色苍苍。烟通杳霭气，月透玲珑光。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乃知前古人，言事颇谙详。清风北窗卧，可以傲羲皇”[5]（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11《竹窗》，第222页。。竹子在这里成为心闲的象征物，同时，竹子又是君子的象征：“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徳。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3《养竹记》，第936页。对竹欣赏赞美的同时，白居易亦力推园林当中应该置石，特别是置太湖石，“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结从胚浑始，得自洞庭口。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间有。……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渐恐少年场，不容垂白叟。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2]（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1《双石》，第461页。。这样把石头拟人化，作为园林置景的重要组成，是唐代文人园林审美观念的真实写照。而且这些石头，均不具备实用性，只是文人园林审美意象的表达方式：“远望老巍峨，近观怪嵚崟，才髙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形质冠今古，气色通晴阴。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22《太湖石》，第491页。

至宋代，则有文人郭熙将山水之间的关系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出，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4]（北宋）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2册，第573页。。《洛阳名园记》中所提到的18个园林中“最得山林之乐”者是董氏西园，以其景致幽深见长。从南门进入，有三处“堂”，从最西边的堂边走过，有小桥，过桥有高台，高台之西的另外一堂，是园中中心，竹林环绕，泉水从花间涌出，堂四面有窗，非常宽敞，夏天的时候，“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把建筑与自然环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当属水北胡氏园，由于此园依山带水，尽量把建筑物向水中伸展。其中有一座“玩月台”，高台四望，可远眺百余里，“萦伊缭洛乎其间。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见，使画工极思不可图”。而洛阳名园当中的湖园，则再次印证了幽之境界，原本唐代旧园址，“园中有湖，湖中有堂，……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地，披林莽，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环翠亭也。眇眇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眩，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其不可殚记者也”。宋人的造园理论认为“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1]（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7册，第246页。。而能同时兼具“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这六种优点的，“惟湖园而巳”，李格非特意强调，“予尝游之，信然”。

宋人的竹、石的爱好则更甚于唐人，而又增加了对菊、梅的欣赏，更把竹、梅、菊的意境引申到园林当中。园林当中若无此，则非文人园林矣。苏东坡有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2]（北宋）苏轼：《苏轼诗集》卷9《于潜僧绿筠轩》，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8页。他自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3]（北宋）苏轼：《苏轼诗集》卷47《次韵子由题憩寂园后》，第2541页。，把竹石并称，并且放在园林里面，这也是东坡对山水的要求，“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4]（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4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28册，第716页。，以传达自身的文化信息。宋人亦撰有《云林石谱》、《太湖石志》、《宣和石谱》等赏石著述，为藏石题诗、题名、写铭文也蔚然成风，特别是在园林里面置石更是必备之物。孔傅亦云：“天地至精之气结为石，负土而出，状为奇怪，或岩窦逶迤，峰岭层棱，凡弃掷于娲炼之余，遁逃于秦鞭之后者，其类不一，……一拳之多，而能蕴千岩之秀，大可列于园馆，小或置于几案，……平泉之珍秘于德裕，夫余之宝进于武宗，皆石之瑰奇，宜可爱者。”[1]（北宋）杜绾撰 ：《云林石谱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84册，第584页。特别是著名的画家米芾，曾拜石为兄，“近代士大夫如米芾，亦好石除知无为军，郡宅有怪石，芾具公服拜之，呼为石丈，时人诮之，不恤也”。他提出的赏石四法：“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语焉曰秀，曰瘦，曰雅，曰透，四者虽不能尽石之美，亦庶几云。”[2]（明）陶宗仪编：《说郛》卷96下《渔阳石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81册，第500页。后来发展为一般所云的“瘦皱漏透”四字诀，以抽象的造型来形成观赏价值，为带动联想而形成基本意境。而关于“瘦皱漏透”的美学分析，金学智先生所解，甚为精到。他特意指出，“太湖石和中国古典园林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异质同构、异形同气的关系”[3]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第157页。。这说明石和中国古典园林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已经无法分开了。唐宋之间，林泉风月，幽境深深，只有程度的递进，却无本质的差异。

总之，唐宋间文人园林的建设，主要是意境的考虑。通过审美的观察，具体地来判断某个园林之美。其最主要的审美观察角度，是从取法自然开始的，在取法自然的基础上，唐宋文人都强调质野的感觉，唐人直接在园宅里面建设农业设施，宋人虽较少在园林中进行直接的农业生产，但是仍然强调质野之趣味。唐宋间在园林布置上，都强调疏朗，都试图用园林来表达某种特殊的情绪，也就是诗意的表达，要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而在园林的哲学思想上，则考虑林泉（山水）的结合，自然和人工的统一，最终才能达到幽境深深的效果。唐宋间文人园林的审美旨趣是三方面的结合且递进的关系，在取法自然的基础上，形成了诗意和幽境的境界。而这种审美旨趣又深深影响了宋以后园林的思路和建设举措，特别是“壶中天地”与隐士人格的广泛结合，都可以从唐宋间文人园林审美旨趣当中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