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成

见利思义
——话义德

□ 王德成

仁爱是义的本质内涵

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是否合理适宜，首先的标准是是否符合仁爱这一要求。在中华传统伦理美德中强调的是仁义并举，仁强调的是一种血缘、道德情感，义强调的是一种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血缘和道德情感，也就是说仁爱是本质内容，义是实现仁爱的表现形式。孔子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正是这种血缘亲情之爱才能体现人是社会道德意义上的人。孟子强调“居仁由义”，认为君子应该是居仁由义，勇于担当的，即“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这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拓展。汉代醇儒董仲舒认为“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是说若没有仁，我就不是人；若没有义，我就不是有爱心的人。仁是爱人，义使我成为有爱心的人。董仲舒在这里诠释了仁和义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意义。

仁义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重视人道的最重要标志。孔子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在这里，义作为行为的基本方针，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及个人思想和言行的准则，也是人固有的本质属性；义是仁内在的、原则性的规定，失去义则失去人的本性，所以一切都以义作为标准。到了孟子时代，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仁义之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在这里，孟子把仁比喻为人心，而把义喻为路，组成了符合社会道德意义的人的心路历程，使仁与义达到统一。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义的作用是培养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观念和素质，是道德情感的外在表现。仁是对他人爱的道德情感，义是约束自己要有对他人爱的情感的自律；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但社会实践活动处于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仁的表达便有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只要爱得合理适宜，合乎仁的要求，就是义。因此，仁是义的本质内涵。君子只要做到了义，就能有爱心、心怀天下、舍己成仁，为社会大众服务。

礼是义的外在价值判断标准

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是否合理适宜，还要看是否符合礼的要求。礼是为了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规范。礼不仅为外在的行为规范，还贯彻义的精神。“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是说义是根本，但要遵守礼制才能体现出义来。“道德礼义，非礼不成”“故礼也者，义之实也”，把礼作为践行义的可操作的规范来对待，这就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义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外在判断的价值标准。

在正常状态下，只要人的行为规范合于礼、遵守社会公序良俗即称为义。孟子称：“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是说人要是干了该干的就是义，做了不该做的就是不义。又如“敬长，义也”“羞恶之心，义也”，这些都是因为遵守了礼的要求，被称为义。荀子明确提出了以礼为义的判断标准：“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即“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在具体形式上表现为忠、孝、悌、敬等道德要求。宋理学家认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凡是符合规律的就是义。大家熟悉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故事，主要讲的是违背当时礼制的事。

当然，在非正常状态下违背礼制的行为，就应该另当别论了，不能一概用礼来判断是否不义了。大家熟悉的《孟子·离娄上》中，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然而当嫂子掉入水中有生命危险时，就应该“援之以手”，伸手援救嫂子。如果此时还顾虑男女授受不亲，就是不义了。这个故事就是说，礼的规定只能是针对一般情况，而世事复杂，总有许多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因而必须有变通；在变通情况下的行为不能说是违礼了，更不能说是不义了。所以，礼只能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义的外在价值判断，当有了特殊情况时，还要回归仁的本质来判断是否符合义的要求了。

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中，把义视为思想、行为之所宜，以“为义”“行义”为思想、行为价值的评价标准，义又往往与利对举，形成以义制利的“见利思义”的价值观。

见利思义是大利

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中虽然倡导以义制利的“见利思义”的价值观，但并不否认人们对利的追求。孔子就认为，追求富与贵是人之大欲，孔子治理国家首先想到的是使老百姓生活富足。孟子也提出了“制民恒产”的治国方略，荀子明确说义与利是人之所“两有”，董仲舒则指出义利为人之“两养”，即“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视物质利益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以义制利的“见利思义”的价值观呢？

因为义是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种利，不是个人的利，而是群体的更大的利，是天下国家之公利，亦即福利、民利、大利。

人必须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才能生存发展，个人必须顾及他人之利和群体之利才能避免争斗、混乱和灭亡。所以任何群体只有用义来约束和规范、调节成员的求利行为，使每个成员从群体中得到属于自己的利，才能保证群体的和谐发展。孔子说：“义，利之本也。”指明了义就是利。荀子说：“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指出用义来制利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

见利思义，引导和规范人们如何求利才能不影响他人、群体的利，保证群体的和谐共生，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强调“君子喻于义”“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君子不是不求利，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符合义的要求。

宋明理学家明确地提出“计利则害义”，因而他们坚决反对为求富而害义。“富，人之所欲也，苟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如义不可求，宁贫贱以守其志也。”这就要求君子圣人应当做到求利不妨义。

当今时代，党和国家虽然鼓励人们追求自身正当合法的利益，但也有一个如何运用正确的适当的方式去追求自己利益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的义德进行传承，既要肯定人们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又要强调人的道德水平的提升，坚持在义的限定下合理追求私利。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传统的义利观所强调的公义、公利，有益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协调和发展，也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传统义德所内含的“适当、正当、应当”等内容，也有助于帮助道德主体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从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文明素质。现实中，有很多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时，忽视了传统美德中义的道德规范和标准要求，造成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中国传统的义德观告诫我们，在取利的时候，首先应当自觉理性地判断，这种方式是否适当、合法，要看是否符合仁的要求和当代法律、法规和道德的要求，凡是不符合义的判断标准的，要敬而远之。如若有如此之心态和行动，必将推动中国社会更加清廉和昌盛。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儒学与民国文化动力问题研究（J 1 1 WE0 3）的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