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茂 旭

价格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闫 茂 旭

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价格改革经由“两落三起”的曲折历程，最终走向市场定价制度，使中国经济体制在关键环节摆脱计划经济模式，不可逆转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价格改革由此构成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践和技术基础。

价格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双轨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如此评价，除了它的深远影响之外，还因它的来之不易。党和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探索、不断深入、逐步明确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有大量成果问世*比如：黄如军：《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廖心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试论毛泽东、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探索》，《党的文献》2008年第6期；陈述：《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曾培炎：《伟大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 宝贵的经验——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20周年之际》，《求是》2012年第11期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研究的专著也涉及这一问题，如白永秀等：《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也有很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发表*影响比较大的有陈锦华的回忆录专著《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及张卓元、吴敬琏等人的回忆文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固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尤其是“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把握历史进步方向的战略眼光、胆略和气魄，推动全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和实践上产生质的飞跃”*迟爱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什么在1992年确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第956页。；但若将此演进过程归结为思想理论上的线性发展结果，则是不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系列改革实践积累集中的制度成果。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的制度创制过程，离开此前的改革实践，则易滞于理论演绎而无法研判其中的深层逻辑。也只有对这一系列改革实践的积累，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流通体制改革、价格改革等的持续演变过程进行深入探究，才能像马克·布洛克所说的那样，以对“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描述，揭示“这种真正的时间”的实质*〔法〕马克·布洛克著，张和声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亦即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这一过程的历史本然。

相较于所有制变革这类变迁进程活跃、效果直接的“显性”改革，价格改革无疑是“隐性”的；它是以数据这种较为晦涩的形式关注宏观经济信号和微观经济生活。正因为如此，价格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的作用很难被直观察觉。然而，正如年鉴学派所指出的，这些“外表冷冰冰的数字”及其组成的“历史序列”，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反映的是历史本身变迁的迹象和规律，呈现的是“为何如是展开”的历史逻辑。事实上，价格改革虽不似党的理论创新和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有直接作用，但它却是理论创新和政治决断的实践基础和技术支撑*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与技术手段也就是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具体途径和绩效有很强的关联性。对技术手段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关注重心。史学家黄仁宇还明确提出“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主张，即以数目字管理等技术手段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人事的道德价值评判，以此展示日常操作中的历史。其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等均是这方面的研究典范。。从理论上讲，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和调节手段；从实践上看，价格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最为波动和反复的领域。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理论界、学术界关于价格改革的研究，随着价格改革的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进入活跃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代表性成果如高翔：《经济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红旗出版社，1986年)、张卓元：《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乔刚：《价格改革：无法回避的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宋醒民等：《价格——改革的难关》(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以及一批研究价值较高的实录资料著作，如田源、乔刚主编：《中国价格改革研究(1984—1990)》(电子工业出版社，1991年)。随着价格改革的基本完成，关于价格改革研究的热潮趋于消退。近年来，一批亲历者所作的回忆和总结式研究成果面世，以新的视角、新的资料拓展了价格改革研究的视野，如汪洋主编：《价格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前瞻》(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成致平：《价格改革若干大事聚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彭森主编：《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1978—2008)》(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年)、杨圣明：《中国价格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

一

从1953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管理体制。许多商品的价格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价格没有发挥其调节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维持经济秩序，国家采取冻结物价的措施，使价格体系更为扭曲。1973年12月国家计委颁发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管理的价格(商品)目录》中，规定实行国家定价的农产品收购价格113种，商品零售价格138种，工业出厂价格1086种，总计1337种；其中，实行国家定价的零售商品总值占社会商品零售总值的97%左右。*成致平：《价格改革三十年：1977—2006》，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商品价格很难随生产经营成本和供求变化而灵活调整，只能是多年“一贯制”，甚至“一价定终身”。由此造成的结果，首先是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愈发严重。据测算，1975年、1977年农产品价格分别低于价值29.2%、29.4%，工业品价格分别高于价值15.54%、14.2%。据此，仅1975年农民就少收多支217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7%、农业净产值的22%。*成致平：《价格改革三十年：1977—2006》，第17—18页。另一个结果则是削弱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效果，造成工业领域新的乱象。由于价格管理僵化，比价不合理，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利润率悬殊，如1978年全国国营企业平均成本利润率为29%，其中石油为73%，工业设备制造为29%，农机为9%，煤炭为0.7%，石油比煤炭高出100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农民收入低下，企业亏损经营，经济乱象长期得不到消除，国家财政负担逼近临界点。从供给侧看，要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调动农民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就必须有看得见的物质激励；从需求侧看，要使经济搞活，就必须让市场搞活。二者的结合点在于价格。换言之，只有从价格入手，才能破解国民经济的难局。

正因为将国民经济拉回正轨的紧迫性，价格改革早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最先的举措是建立覆盖全国的价格管理与定价机构体系。1977年8月，国务院成立国家物价总局，并在全国所有县级以上政府、相关政府部门和工厂、商店建立物价机构，配备定价人员，同时中央对地方下放部分价格管理权限。不同地区、部门、工厂、商店因此有了一定的定价权，逐渐成为有自己利益的市场主体。原来高度集中的物价体系开始松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指出，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至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如此具体规定调价品种、调价幅度，并提出明确要求，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建立合理价格体系以刺激生产、促进发展、理顺各方面关系显得极为急迫。国务院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分期分批对原有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包括从1979年到1981年分3个年度提高粮食、油脂油料、棉花、大豆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肉、禽、蛋、奶等8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价幅度年均10%以上；同时从1979年到1983年分5个年度提高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纺织品等轻工、原材料、小商品价格以及交通运输价格，提价幅度年均20%上下。*参见杨圣明：《中国价格改革研究》，第103—105页；部分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5—9页。

改革措施的效应很快显现。由于物价基础较低、提价幅度合理，再加上补贴及时，农副产品市场没有出现波动。在农副产品提价的同时，国家经过反复调研和测算，决定自1979年11月起对全国城镇职工每人每月补贴5元，加上副食品的敞开供应，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因此，这一轮价格改革被视为一次“成功的试探”。*参见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61页。但这一轮价格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刺激和引导作用非常有限。工交领域虽然也有提价，但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并未因此显著提高。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最先发现和指出这一问题的代表人物。他在1980年初提交给国务院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取代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他认为，只有所有的政府干预从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中消失，使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经济利益追逐者，国企改革才能获得成功；而只有市场形成价格的活动占据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建立。*参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272—273页。这些主张已经超越简单的价格调整范畴，试图把价格改革引向带动建立市场机制这一更全面、更根本的范畴，事实上揭示出价格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立之间的逻辑关系。在1980年9月的一次会议中，薛暮桥的报告受到了中央的高度赞扬。*参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277页。他的观点与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遥相呼应：“这些改革还是局部的、探索性的，工作中也出现了某些前后不衔接、相互不配套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前一段改革的经验，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的科学论证，尽快拟定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逐步实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4页。薛暮桥提出的以市场形成价格的体系替代政府计划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方式，并让所有企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价格改革设想，此时有望成为中央总体经济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

然而，社会主义同商品货币关系相排斥、同市场经济本质上不相容的认识，此时仍居主导地位，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改革因此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对立面。尽管经济体制的缺陷这时已很明显，主要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没有市场调节；但是，由于此时市场形成价格的领域和品种太少，市场形成价格只是政府定价的补充，没有现实经验的支持，党的领导人的看法只能囿于被“一五”时期历史经验证明过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上：“计划经济部分，这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这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245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李先念文选(1935—1988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2页。。虽然这期间理论界提出过“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集(1979—198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5页。的观点；邓小平更是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这些在当时没有能够成为全党和理论界的共识，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改革并不为主流理论所认可。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原则。十二大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页。十二大还特别强调：“这几年我们对经济体制实行了一些改革，扩大了企业在计划管理方面的权限，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方向是正确的，收效也很明显。但是，由于有些改革措施不配套，相应的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因而削弱和妨害国家统一计划的现象有所滋长。这是不利于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今后，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决不能忽视和放松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19页。对中央计划在经济中重要性的强调，从理论和政策上否决了薛暮桥关于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全面价格改革的提议。第一轮价格改革也就止于调整部分物价和补贴消费等初级层面。

二

思想理论层面的搁置在实践技术层面遇到了“软抵抗”。由政府根据理论价格测算，确定各种产品合理价格水平，从而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的努力未达到预期效果，并且由于产品不断增多、成本变化复杂而越来越难以实施。但同时，市场形成价格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价格改革计划搁置之时，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紧要关头之际。一方面，农村改革日见成效，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迅速提高，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城市改革虽已起步，但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城乡非国有经济，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经济的繁荣，而且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国有经济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指令性计划的束缚下缺乏活力、困难重重的状况愈发明显，在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经济竞争中直落下风。这种情况下，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来调整价格结构的改革思路，走向“边际收益递减”：提价对于企业生产的刺激效果越来越小；许多生产资料特别是初级工业产品价格仍然偏低，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仍很严重。相反，越来越多的投资特别是快速增长起来的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和乡镇工业企业的投资，在价格的调节下，趋向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同时大大扩张了对于短线生产资料的需求量。1978年至1984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7.4%，工业生产增长73%，而价格偏低的基础工业生产却没有相应增长，其中石油仅增长10.1%，原煤增长27.5%，电增长47%，钢增长36%，铁路运输增长35.6%。*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16—17页。由于这些基础产品的供给增长速度缓慢，同时需求增长很快，供求缺口越来越大。特别是当国民经济从之前几年调整所形成的“谷底”走出之后，社会总需求急剧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的供求矛盾日益扩大，涨价压力随之增大，其价格上扬在十二大前后已成不可遏止之势。提价调价这种“小修小补”的做法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一时期，由于涨价压力巨大，各地企业越权涨价和非法交易的行为越来越多，以至于不得不由中央纪委直接出面领导制止涨价的工作*田源、乔刚主编：《中国价格改革研究(1984—1990)》，第64页。。启动新一轮价格改革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通过市场上的竞争行为，对价格改革进一步加压。“工农业产品成本不断发生变化，新产品日益增多。实行计划价格的范围逐步增大”，“社队企业蓬勃发展，价格方面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增多”，而且“随着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地区间、部门间的价格关系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张平主编：《中国改革开放：1978—2008理论篇》(中)，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7页。简言之，由于商品的生产消耗和供求关系是经常变化的，价格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但是，行政定价的机制不可能很好地反映数以万计、十万计的商品的生产消耗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只能使价格关系僵化，比价、差价不合理，并且长期得不到纠正。*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价格改革》，《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这种局面不仅与1979年第一轮价格改革启动时相仿，而且因为市场竞争的出现，价格扭曲的矛盾更加尖锐。解决办法又回到了薛暮桥等人所主张的全面价格改革方案上，即还价格的本来面目，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去形成，逐步放开价格，实行市场主导的价格体制。如此才能把价格关系理顺，改变价格扭曲状态。

所幸的是，十二大虽然强调计划的重要性，但也确认计划应划分为指令性和指导性两部分，强调无论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价格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这就为开启新一轮价格改革留下了理论和政策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页。。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这个文件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确定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同时，它确认“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显然，这是一个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所不同、以市场调节机制为基础的新体制。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决定讲了一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十二届三中全会再次对价格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对价格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改革方向作了系统论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7—58页。。在此基础上，全会提出了价格改革的原则，强调要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发挥价格体系对于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同时要求全党“学会掌握经济杠杆，并且把领导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一方面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9页。。价格改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在此前后，国务院就价格改革方案进行了多次研究。1984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了《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85年4月12日，中央媒体播发了国家物价总局负责人关于价格改革方案说明的讲话录像，向全国宣示新一轮价格改革的起步。此时，持续增长的主要农产品通过超购加价收购的比重越来越大，1983年国家共收购贸易粮1900亿斤，比前一年多收500亿斤，农业净征购足够城市人口两年的消费量，1984年又面临着扩大收购的任务，某些长期缺粮省也传出“卖粮难”的呼声。尽管国家增加了收购量，产粮区许多农民家里仍有相当多余粮无处可卖，市场粮价大幅度下跌。*田源、乔刚主编：《中国价格改革研究(1984—1990)》，第64—65页。鉴于这种情况，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将重点放在了“调整农村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生猪收购价格和猪肉销售价格，适当提高铁路短途运价”等方面，并提出“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放开”。*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215页。随后的几个月里，粮食收购量因购销价格的提升而有所下降，生猪等副食品购销价格也因在各地陆续放开而有所上升，生产量和供应量显著增加。由于肉价和副食品价格上涨而使城镇居民增加的支出，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发给了一定的补贴。这种积极而又稳妥的做法，同1979年的调价一样，没有引发社会震荡。也正是因为这次价格改革推进顺利，中央领导层和理论界产生了一种乐观的预测，认为现在的价格改革步骤还可以提速。这为三年后的“价格闯关”埋下了伏笔。

三

第二轮价格改革开局顺利、效果良好，直接带动了理论界讨论“市场体系”的热度。1985年7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一批青年干部和学者，在深入调研价格改革所产生的活跃市场的基础上，向中央领导提交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的报告。报告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处于市场关系中，而一切市场关系又都处于计划的调节控制之中。报告强调，在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整个经济内部不是有两套指导参数，而是只有一套指导参数，即受计划调节的市场关系。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劳动者无不围绕市场关系运转。家庭作为日常消费单位，在安排支出和选购物品方面除了收入和价格之外，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组织，生产和投资决策完全由自己根据外部经济环境和自身情况独立作出。报告进一步提出，应推行以实现市场统一价格为中心的全面配套改革，发挥价格信号的灵敏反应作用。*参见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221—223页。这一报告受到党的领导人的肯定。当年9月，由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议，在长江游轮“巴山”号上举行。“巴山轮”会议以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学说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突出强调宏观经济间接管理的作用，指出这一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企业对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反应程度，为此必须与微观改革协调进行。*参见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224—227页。一些经济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以价格为中心，财政、税收、工资等配套联动的“价税财改革”方案，期望一步到位并入市场体系，但因财政平衡难度太大、缺乏可操作性而搁置。*参见郭树清、楼继伟等：《全面改革亟须整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和《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研究》(《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

理论界的主张反射到高层，促使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价格改革市场化的方向。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逐步形成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关键，是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逐步形成少数商品和劳务实行计划价格、多数实行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价格体系，更好地发挥价格这个最重要、最有效的经济杠杆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调节作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75、276页。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的认识，终成价格改革思想的主流；价格改革的实践也从调整价格转向转换价格形成机制。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政策思路开始主导此后的改革。国家于1986年8月放开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等7种工业消费品价格，11月又放开包括日用杂品等24个大类749种小商品的价格，1987年下半年开始放开百货、文化小商品等价格。1987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实行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产品的定价权。同时改革进出口商品作价机制，使进出口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相关联。市场形成价格的范围这时已经超过政府定价的范围，价格改革呈现出全面推进的势头，市场机制对于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来。

有了新的实践经验做基础，邓小平再次提出不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1985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1987年2月，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这些论述为十三大作出新的判断作了重要准备。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总结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鲜经验，并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提升。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十三大不再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的提法，而是使用“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强调这一体制从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三大还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26页。

十三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市场取向的道路继续前进。为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采取措施，一方面开始破除原有计划体制内的许多条条框框，给企业“松绑”，促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适应市场的要求，以便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开始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加大指导性计划，进一步放开价格，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但在此时，通货膨胀的阴影越来越大，价格“双轨制”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蓬勃开展的价格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难题。

通货膨胀问题的显现几乎与价格改革的启动同步。1984年的国家货币发行量比1983年增加49.5%，增长近半，其中10月至12月一个季度的发行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的比例高达146%*基础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货币的大幅增发，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价格改革尤其是应对提价和发放补贴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后，地方政府为扩大自身财政收入，普遍实行信贷扩张政策。这样一来，积累和消费同时扩大，“超高速”与“超分配”互相促进，使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在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于正在进行的价格改革，有媒体甚至说：“用部分产品价格的上涨来完成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各种商品的比价趋于合理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227页。。这些说法很大程度上扰乱了人民群众对生活和对改革前景的信心。许多地方出现抢购风潮，直接导致钢材、汽车等生产资料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同时，由于一些地方竞相进口这些商品及其生产线，外汇支出猛增，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国家外汇结存急剧下降。这样又反过来刺激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虽然党和政府在1986年采取了“软着陆”方式来调整经济，但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过热状态，连续4年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供需差率1983年为4.7%，1987年扩大到13.6%。为了适应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每年货币量的增长都高于经济增长。1987年底的货币流通量达1454亿元，比1983年增长174%。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年均上涨7.3%，其中食品类价格年均上涨17%左右。*基础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36—37、639、647—649页。

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在此时也充分暴露出来。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为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就实行统购价格和超购价格区别对待的政策。1985年中央1号文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后，农产品收购价格“双轨制”仍然保留下来。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要求工业品价格尤其是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紧紧跟随，与之配合。1985年1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对企业超产自销工业生产资料加价幅度限制，由供需双方协商成交，放开计划外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对统配煤矿实行承包制，包干任务内煤炭执行国家定价，增产部分加价50%至100%，提高石油、天然气价格，超产油品实行市场调节价。*彭森主编：《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1978—2008)》，第130—131页。计划内钢铁实行浮动价格、优质优价，计划外实行市场调节价。这样，便出现了“计划内”“计划外”商品实行不同定价制度、执行不同价格水平的价格“双轨制”。与此同步，家用电器等较为紧俏的耐用消费品也出现了价格“双轨制”，即紧俏商品的一部分以国家指令计划内较低价格的方式出售，另一部分以计划外形式采取另一种较高价格出售。实行价格“双轨制”的积极作用非常明显。它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扩大了市场形成价格的范围，推动了生产资料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使市场在价格形成上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既活跃了市场，也刺激了生产。但是，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双轨制”也滋生出大量腐败问题。“官倒”“卖批文”等权力寻租现象迅速蔓延，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恶劣影响，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据估计，“双轨制”在1985年至1988年期间造成的年均价差、利差和汇差总额达2000亿元至3500亿元，占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0%至30%。*吴敬琏主编：《1988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通货膨胀和“双轨制”带来的问题，在1988年夏天的“价格闯关”中集中爆发。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消息在媒体上公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业已存在的高通胀预期，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价格改革已不单是经济问题，而是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价格闯关”宣告受挫。面对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实际上终止了1985年以来的第二轮价格改革。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两点方针改变：一是从加快改革步伐转向其后两年以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为重点；二是强调价格改革不能孤军突出，改革必须是全面的配套改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750页。。由全面价格改革带动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势头随之受到遏止。

四

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着眼点的治理整顿付诸实施。除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之外，整顿措施主要围绕价格改革做文章。1988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收回一些已放开商品的定价权，重新由政府定价或冻结物价。包括核定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零售价，对计划外生产资料严格执行最高限价，重新控制定购粮、议价粮价格，城市大路菜实行计划价格不能放开，北方冬储菜、定量供应部分猪肉价格不准涨价，对蚕丝绸规定最高收购价，对名烟名酒规定价格的上下浮动率，对所有重工业、轻工业品实行最高限价。*彭森主编：《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1978—2008)》，第132页。1989年，物价控制更趋加强，对生产资料进一步实行全国最高统一限价，扩大专营范围，棉花市场不再开放，粮食、服装等基础性生活资料不再允许个体户批发经营。*田源、乔刚主编：《中国价格改革研究(1984—1990)》，第106页。这些措施是非常严厉的，对迅速稳定价格总水平，控制通货膨胀产生了直接效果。通货膨胀在很短时期内就降了下来。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大力强调中央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的权威地位。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也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这些论述对治理整顿的进行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

客观来讲，以理论价格计算为基础从而在全国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的价格改革设想，从一开始就有理想化色彩，毕竟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商品短缺十分严重，也因此同时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的努力，从开始就陷入矛盾之中。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矛盾尚不明显，但随着市场形成价格的产品增多，冲突愈益激烈。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价格扭曲、不合理问题，但“双轨制”反而形成新的扭曲、新的不合理。治理整顿将重心放在治理通胀、维护社会稳定上固然不错，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只是把问题冻结了起来。尤其是价格“双轨制”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强化，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纾解。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打断了治理整顿的正常进程。很多人因为政治风波和经济失策，把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归咎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的文章，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同基本社会制度相联系，重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声调，重新强调政府定价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将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24—143页。一时间，对价格改革的纠偏演变成对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诘难和否定。改革再次到了一个重大关口。

经济问题并不因思想理论上的纠缠而改变自身的运行轨迹，治理整顿因政治风波被打断后，通货膨胀出现反弹，物价指数再次上涨10%以上*基础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65—66页。。为进一步抑制通胀，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决定。新的治理整顿措施还是将突破点放在价格改革方面，提出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1990年先取消煤炭价格“双轨制”，以后逐步增加取消的品种。对于短期内难以取消的品种，通过适当提高计划价格，加强自主价格管理的办法，逐步缩小两种价格的差距。*田源、乔刚主编：《中国价格改革研究(1984—1990)》，第96页。严厉的治理整顿措施使价格总水平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回落，1990年以后，通货膨胀基本缓解，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

但是，过于全面、严厉的紧缩措施，导致了经济在1990年硬着陆，经济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发展速度出现明显的减缓和滑坡。*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例，1983年至198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10%以上，1984年高达14.7%；而1989年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4.1%，1991年有所提高，达到8.2%。与之相应的是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亏损额连续增加：198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为81亿元，1989年增加到180亿元，增长1倍多；1990年增至348亿元，又几乎增加1倍；1991年继续增加，达到367亿元。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增加。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21、215、231、430—431页。再加上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突出表现在市场疲软和工业生产滑坡方面。从1989年8月到12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连续5个月为负增长；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8.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下降8.9%。农村消费市场则疲软更甚，全国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下降14%左右。1990年同期又下降6%左右。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的增速也逐月下降，1989年10月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企业亏损额在1990年7月达到150.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99.2%。*参见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第343、350、351页；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0)》。

宏观经济的严峻态势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为了激发经济活力，中央决定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深化改革。为更有效开展宏观经济管理，中央强调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31页。。随后，中央又对这一机制作了新的进一步的阐述：“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应该说，这些提法，是治理整顿工作在理论上的反映，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老路上去，它们同十三大的提法是一致的，而且阐述得更为明确。这为重启经济体制改革作了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由于市场疲软和生产回落是企业财政困难加剧、经济效益恶化的直接原因，而这两项又都与价格体系密切相关；走出困难的具体措施又回到以市场为取向、以放开为主线的价格改革老路上来。价格改革顺势重启。

有了之前的经验和教训，第三次价格改革格外注重放开的力度和速度。同时为避免刺激社会预期，党和政府在政策口径上不再使用“价格改革”这一术语，而是采取“只做不说”的策略。具体方式是控中求改，相机调放，在通货膨胀受到明显抑制、市场趋于平稳的情况下，有计划、分步骤地调整5大类20多个系列的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油、煤炭、盐、统配木材及铁路等价格提高幅度都接近或超过100%。*彭森主编：《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1978—2008)》，第133页。与此同时，国家建立起价格总水平的监测和调控体系，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丰富了价格管理的手段，使宏观调控更符合经济规律。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初步达到。有了宏观调控体系的保障，一批长期管制的商品价格也逐步放开了。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开始运营(深圳为试运营)，标志着市场价格体系中灵敏性和波动性最强的部分——资本价格和资本市场，被纳入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的范畴，市场因素大大加重。此后，国家陆续决定，油、肉、蛋、茶、糖的价格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调节。1992年在商业企业中全面推行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截至1992年11月，“消费品的价格已全部放开，生产资料的价格只有少数产品，主要是煤、石油、钢材，还由政府管理价格，但是也只是这些产品的一部分”*朱镕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价格改革问题》，《价格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2期。。价格生成机制重新回到市场渠道，市场定价制度的基本架构创制完成。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价格改革，价格改革就像是市场经济的精灵一般，一旦放出就很难再放回瓶中。价格改革使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不可逆的事实，无论使用什么词汇概念，实际运转的都是反映和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容。一些学者不失时机地将价格与市场体系再次连接起来，指出所谓市场就是能形成竞争性均衡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制度，在规范的市场上能够形成价格信号，从而引导资源配置*胡舒立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确立的——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改革目标模式讨论的历史回顾》，《经济参考报》2012年12月6日。。他们借助价格改革第三次启动的契机，努力改变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

经济改革和发展在进行着，理论的争论也在进行着。从1990年2月开始，关于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争论迭起。在改革面临考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接连发表谈话，重申他对计划与市场的观点：“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367页。这些谈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争论仍在继续。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发表重要谈话，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经过一番讨论之后，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提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2、200页。。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终于在中共十四大上“瓜熟蒂落”。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一新体制的各项重大原则。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建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体系。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和实践历程总体虽然顺利，具体却波澜起伏。这其中既有思想和理论认识的“软约束”，也有实践和技术的“硬约束”。而价格改革“两落三起”的曲折历程表明，当思想理论层面未能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供给时，技术领

域会衍生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机制和手段；而技术的成功又将产生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思想理论领域的纠缠和反复在“像泉水般涌流出来”*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价格改革》，《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的商品面前，在活跃、繁荣的市场面前，在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正如朱镕基后来总结的那样：“经过十几年的价格改革，公众已经对市场机制由不熟悉到比较熟悉、由不适应到比较适应，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心理上都对市场机制有了较强的承受能力和一定的认识能力。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市场经济已不再是停留在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已经成为中国公众生活的现实环境。”“可以这样说，中国已经在最重要的方面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道路。”*朱镕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价格改革问题》，《价格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2期。也正是在这种“不可逆转”中，我们看到了历史话语形成过程之外的“复线的历史”*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朱昌裕)

Pricing Refor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al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Yan Maoxu

Pricing reform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of China.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early 1990s, the pricing reform went through the “two downs and three ups” of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process, and ultimately the market pricing system was confirmed. As a result, the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casted off the planned economy model in the key link, and irreversibly went on the market economy road. Therefore, the pricing reform constitutes the practice and technologic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the goal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3&ZD193)的阶段性成果。

F726.1； F123.91； K275

A

1003-3815(2017)-07-00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