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帆

·党史资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共高级军事干部的培养*

叶 帆

本文以新发现的俄罗斯档案资料为基础，较为全面地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末最负盛名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共高级军事干部的培养，重现了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启科、刘云、黄第洪六名中共学员在军事学院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揭示了他们在校表现及其选择革命道路与该学习时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中共党员；留学苏联；军事干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培养的大批中共军政干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在学习军事的留学生群体中，就走出了5名元帅，3名大将，7名上将，8名中将和7名少将。他们在将星闪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中，构成最为璀璨的一个星群。长期以来，由于受历史资料匮乏等因素的制约，中外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充分和深入。笔者仅找到一篇与本文题目直接相关的文章——《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著名中共党员》①卢庆洪、刘晓鸣：《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著名中共党员》，《党史博采》2009年第7期。。该文对曾留学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共学员进行了介绍，称刘伯坚、王如痴、刘畴西三人曾于20年代末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但是，根据笔者掌握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特别班”学生名单、评语等档案资料来看，此三人并未在该校学习过。刘伯坚(俄文姓Шерстинский)于1928年进入坐落于列宁格勒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档案全宗中有许多刘伯坚的材料；王浚欧(即王如痴，俄文姓Вальцев)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刘畴西的相关资料笔者没有发现，可能是因其当时使用的是别的化名。此外，《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著名中共党员》一文中提及的20年代末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名单中还缺少黄第洪；刘云、屈武、陈启科、左权四人的入校年份也是有误的。在华小勇的《左权三次军校的求学经历》、唐艳香的《试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苏教育与中国革命》、张泽宇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党员留学苏联述论》中也都简要提及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培养过中共高级军事干部。本文以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为主，以相关人士的回忆录为辅，力图在此基础上，重现80多年前刘伯承等六名中国学生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及生活情况。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使更多的团体和学者对此课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伏龙芝军事学院简介

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一所专为苏联红军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最高军事学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它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法国的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学院的前身为1832年建立的尼古拉耶夫斯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为纪念沙皇尼古拉一世而命名)，帝俄时期数以千计的高级军官从这里毕业并担任军队中的行政和指挥方面的职务。1918年10月7日尼古拉耶夫斯基军事学院重组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1921年8月5日更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为纪念1925年去世的俄罗斯内战时期卓越的红军统帅及前任校长伏龙芝，该校于同年11月5日更名为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又称陆军大学)，并一直延续到1998年与其他院校合并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80年中，近30名苏联红军元帅、兵种主帅以及数以万计的将校都出自于这所学府。苏联乃至现在的俄罗斯军人，均以能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为荣。不仅如此，伏龙芝军事学院还一直是苏联军事科学的研究中心，曾被人们冠以“红军大脑”的美称。

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国高级军事干部培养的起源及目的

伏龙芝军事学院与中国人最早结缘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1925年，在为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高素养军事干部时，学院保留了四个名额给国民党党员。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程潜，保送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萧赞育进入该校学习军事。但由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学不设翻译，对学员俄文水平要求较高，所以这四人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语。1926年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派送他的得意门生贺衷寒、杜从戎、周明、王懋功赴苏。虽然他们俄语水平并不达标，但是因其军阶较高，所以顶替了前述四人的名额。陈启科、左权、萧赞育三人自愿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而李拔夫通过自己强烈的要求，被分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和共产国际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贺、杜、周、王被蒋介石召回。他们四人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仅半年时间，加之不懂俄语，所以学到的东西十分有限。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作出“分共”的决定，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中共开始派遣大批学员赴苏学习军事。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自己的军政人才，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又能使身份暴露的革命青年暂时脱离国内险恶的生存环境，从而保存斗争骨干。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立了今后革命工作的总方针，即：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序幕。

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的武装斗争路线，1927年秋，苏联除了对中国学员开放一大批军事院校外，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20年代末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共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Афанасьев)、刘云(Лювин)、屈武(Шипов)、陈启科(Пчелин)、黄第洪(Калугин)、左权(Рогозин)。其中屈、陈、黄、左四人于1927年9月9日依照军事学院的第158号命令，由工农红军军事教学院校管理总局的管理处派至该校，进入基本系一年级学习*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藏，档案号24696-1-217，第166页。。刘云早于他们四人在1927年3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154-400，第81页。，是“特别班”的班长兼党支部书记。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由于他没有语言基础，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先将刘伯承和其他同来的各级起义指挥员送往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基础课程。1928年10月，刘伯承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的名字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长久以来，中外史学界仅知道刘伯承在苏联时候的俄文姓，并不知道每个学生都会有的俄文名和父称。作者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履历表中，找到刘伯承亲笔填写的个人情况。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154-400，第130页。(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Афанасьев)。在1927年入校的5人中，只有屈武一人是由中共指定派来学习军事的*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225-949，第5页。，此前他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刘(云)、陈、黄、左4位均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以优秀青年军官身份保送进入学院。刘伯承作为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著名将领，进入这里学习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伏龙芝军事学院并未因为他们此前已具有相当的军事知识就直接录取，而是待他们分别在其他学校系统地学习俄语以及相关的军事词汇之后才予以录取。此前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刘云曾在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就读，刘伯承则是在高级步兵学校就读。对入校学员有着如此苛刻要求的院校，当时在苏联只有伏龙芝军事学院。

伏龙芝军事学院针对中国学员的教学目标则充分说明了它对学员要求苛刻的原因：培养省级和州级军事司令部党委的领导；培养团级、旅级、师级各兵种合成部队的指挥官；培养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军事将领及军中常设部门的组织家*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藏，档案号62-2-168，第225页。。

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学院分为基本系、供应系、东方系和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进修班。1928年时基本系学制为三年，教学分为冬夏二季。冬季学期主修理论课程，夏季学期则是将冬季学习到的军事理论进行实际的运用和演练。基本系下设11个教研室，包括战术、参谋部事务、军事史及军事艺术、军事行政管理、军事地理、军事政治工作、社会经济学、军事工程技术、炮兵技术设备、军事语言学和体育教研室。其中战术教研室开设通用战术、步兵战术、炮兵战术、骑兵战术、空军战术、化学战战术、装甲战战术、工程兵战术、通讯战战术等课程。社会经济学科教研室开设社会形态演变课、联共党史课、列宁主义课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等。*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藏，档案号62-2-176，第57页。

从学时上看，冬季学期以学时计(45分钟)，而夏季学期以自然小时(60分钟)及天数计。一年级冬季学期课程用时830学时，自习用时721小时；夏季学期学习时间为52天，312小时，平均每天6小时。二年级冬季学期课程用时728学时，自习用时797小时；夏季学期学习时间同样为52天，312小时。三年级冬季学期课程用时598学时，自习用时900小时；夏季学期学习时间降为25天，150小时。*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藏，档案号62-2-176，第56页。自主学习的时间逐年增加是因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要求学生在三年级期末提交自己的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很遗憾，笔者未能在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刘伯承等人当时毕业的论文。笔者推测可能是，中国学员组成的“特别班”在1930年应召回国时，由于某种原因仍停留在二年级*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225-2991，第5页。，而不是本应在的三年级，所以也就没有完成毕业论文。而其他的较小的书面作业笔者也没有找到，可能是学校没有保存。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师资力量也是苏联最强的，其中有教战术的С.加米涅夫(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俄国内战时期五名后来的苏联元帅都曾是他的部下)。此外，教战术的还有相当于上将军衔的校长艾迪曼、特利安达菲洛夫(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副司令，有着“苏联灵活战术理论之父”的称号，他的理念曾被成功地运用于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等。教战略的有图哈切夫斯基(时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1935年被授予元帅衔)等。教军事行政管理的列别杰夫(时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藏，档案号62-2-176，第3页。伏罗希洛夫(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被授予元帅衔)、布琼尼(1935年被授予元帅衔)等著名军事家亦曾到校作专题报告。

伏龙芝军事学院十分注重俄国内战时期的军事理论研究，着重研究教授伏龙芝的《伏龙芝选集》、沙波什尼科夫的《军队的大脑》、特利安达菲洛夫的《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叶戈罗夫的《消灭邓尼金》等军事理论。这些军事教材深入地总结俄国内战的经验，确立了一系列军事指导原则，并成为编写苏军条令、教令的基础。

冬季学期主要是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学员们在课堂上研习理论知识、经典战例、战术研讨等。夏季学期的主要学习方式是战地实践、作战调动、军事演习等。“特别班”的学员在战术教员的带领下，多次到高加索、敖德萨、明斯克等地进行野外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如1929年三四月间，刘伯承和同学们参加了在高加索的联合兵种演习，加入防守山岗的第九步兵团。他们在那里考察地形，研讨战术，获益匪浅。为了配合军校学员搞好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苏军总参谋部抽调了许多红军的步兵、骑兵，有两三次甚至还动用了海军、空军，耗资不菲。*屈武口述，陈江鹏执笔：《屈武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除了伙食上没有专设的中国食堂，无法吃到合胃口的饭菜之外，其他方面均比中山大学要好。中山大学每生每月只有10卢布的奖学金，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学员则能拿到每月100卢布以上的津贴，享受的是苏联中、高级干部的待遇。在校内吃不着的东西，在校外能买得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学生，常常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相约一起去中餐馆“打牙祭”。刘云、左权、陈启科、黄第洪四人都是湖南人，刘伯承是四川人，屈武是陕西人，个个能吃辣。这些人聚在一起，少不了点些辣子鸡丁、回锅肉、担担面、剁椒鱼头之类的川菜湘菜，用“以辣会友”来形容他们，一点儿也不夸张。在这家中餐馆里，他们还常常“他乡遇故知”，如步兵学校的伍修权、王智涛、吉合、李修业、万永诚，中山大学的叶剑英等。通过“吃中餐”这种方式，留莫的中国学生一方面可以从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稍作放松，另一方面又可以尝到久违的故国风味，略解思乡之情。无论是穿着军官制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穿着士兵制服的步兵学校的学员还是穿着学生制服的中山大学的学生，在这家不大的中餐馆里，他们的身份是一致的——革命道路上的同志；他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革命事业的成功。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学员们住的是宽敞、明亮、干净的套间，全天供应热水，每天都能洗澡。伏龙芝军事学院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看电影、体育比赛、文艺晚会等。中国学员对学校安排这样优越的条件既感激，又珍惜。刘伯承曾说道：“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对中国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十分关心。他曾亲临视察，并和他们座谈，嘘寒问暖，听取他们的意见。屈武回忆说：这使我们感到分外亲切，像生活在祖国、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国学生的教育，坚持学习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经常把国内有关重要文件、著作、简报及政治、军事信息转到学院，作为他们学习的参考。学校还在他们每次收到新的重要材料后组织研讨会，使他们不与国内形势脱节，砥砺报效祖国的坚强意志。

1929年4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学员就毛泽东写的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纷纷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发表见解。研讨会由支部书记兼班长刘云主持，“左家拳”(即左权，原名左纪权，同学们按谐音给他起的昵称——作者注)打了头炮。他首先痛斥地主豪绅对自己家庭的残酷剥削，接着说道：“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阶级压迫愈强，则贫苦农民阶级的反抗愈烈……由于红色政权是代表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得到贫苦农民的真心拥护。中国广大农村，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土壤”。屈武应道：“中国现今有4亿人口，农民约有3亿多，占了80%。我们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也好，研究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好，必须首先正视这个现实。刚才左权同志所说到湖南农村的情况，农民受压迫甚烈，陕西、四川以至全国的农村都是一样”。刘伯承强调：“中国的革命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文章，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中国革命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得见了”，并表达了自己强烈希望回国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并肩战斗的意愿。*屈武口述，陈江鹏执笔：《屈武回忆录》，第197—198页。

中国学员的在校评语及其后来的人生历程

伏龙芝军事学院根据每个中国学员的在校表现，给他们作了政治上和学习上的评语*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154-400，第39—40页。。笔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了这份珍贵的文件，使我们有机会真实地了解中国学员们在校的综合情况。虽然学院的评语过于严苛，但却是相当客观的，并没有受到当时政治风潮的冲击和影响。例如在对左权的评语中，并没有因其牵涉上“莫须有”的“托派”倾向和“江浙同乡会”这两件在当时中国留苏学生群体中的大事件而对其有不公正的评价，评语写道：“政治积极性中等，总体发展良好。平静、自信、沉稳克己。未发现不合时宜的行为。俄语掌握得不太好，但可以独立研习发予其的俄文资料。能够用俄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军事上相符于全班总体水平，即中等偏上一些。处理情况时略迟缓，但足够自信。对技术手段的斗争非常感兴趣。政治方面的发展良好。”1942年5月左权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为了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左权用一腔热血，捍卫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洗刷了背负多年的不白之冤，粉碎了一切对其立场的怀疑和指摘。

与左权形影不离的黄埔、中山大学同学陈启科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政治积极性中等，未发现不合时宜的行为。在校守纪律，总体发展可以。虽慢但能够正确地解决收到的任务。在执行上认真准确。略有些自负。体弱，还未掌握俄语，但听力尚可，用俄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些困难。军事方面总体上训练合格，表现出在参谋部工作的倾向。政治发展合格。”结论是“对于独立工作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政治上的坚定性还需要考验”。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考验“政治上的坚定性”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930年夏，刚刚归国工作不久的陈启科因被中山大学的叛徒同学出卖在武汉被捕。在狱中，陈启科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意志刚强，铁骨铮铮，无论是高官利诱还是酷刑逼供都没能使他屈服。10月5日，陈启科在武昌东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4岁。

刘云是我国第一个飞行员。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任航空局军事飞机学校教务主任兼党代表。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他凭借两架教练机，与德国飞行教官一起训练出了中国首批10名飞行员。“东江讨陈(炯明)和杨(希闵)刘(振寰)，刘云亲自驾机参战，轰击敌军大本营，屡获战功，国民政府曾对其进行嘉奖。”*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225-2992，第7—8页。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他的评价是：“政治上不突出，未发现不合时宜的行为。有些深沉，不爱表达，总是很稳重。在校守纪律，总体发展良好。俄语掌握情况好，在军事方面准备合格。能很快地掌握情况且非常善于在技术工作上(图纸等)作出判断和决定。在执行上既快且对，政治发展很好。”结论是“在实践中经过政治坚定性的考验后可以让其独立开展工作”。1930年9月2日，刘云在武汉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9月6日，刘云慷慨赴死，时年30岁。航空学校的同学唐铎深为悼惜，写道：“大业未成身先死，客星先已落前军。 ”

左权、陈启科、刘云三人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英勇献身，可谓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但他们的同窗黄第洪则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1930年回国后，在白色恐怖下，黄第洪由失望转为绝望，由绝望产生了叛变革命的念头。他给蒋介石写了密信，希望能够通过出卖负责与其接头的周恩来，换取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所幸他的阴谋被中共中央特科及时发现，并果断地予以清除。我们或许可以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给黄第洪的评语中看出一丝端倪：“与同志间的关系有时尖锐、不讲情面，性格孤僻”。政治方面学校给出了“及格”的评定，但强调此人“尚不能独立从事领导组织工作”。黄第洪可以说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培养的中国学生中最可耻的一个。

屈武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波折，非常可惜的是他因一念之差付出了7年多拘禁的代价，辜负了学院给他出具的最好的评语：“整体和政治发展均好，积极、守纪，在班级中享有威信。俄语水平较好，在军事方面准备良好。能很快地估计形势并作出决定。决定表达清晰明了，但有时执行上不太坚决。(在校期间——作者注)表现出了不错的组织能力。”结论是：“在预先考验过其政治可靠性的前提下，比其他学员更适合于独立工作。”本应回国在武装斗争中施展身手的他，接到盼望已久的归国命令时却犹豫再三。此时的屈武与苏联姑娘尼娜结婚不足三周，正处在新婚燕尔的甜蜜阶段，这也是他犹豫再三的原因。但所有的中国学生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莫斯科，都只是为了学习如何从事最危险的革命活动，回国之后赶赴战斗的最前线。屈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回国。但是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刻，他看到尼娜由于伤心过度昏厥在了月台上，重情义的屈武与支部党代表刘云多次交涉无果，忧急成病，三天后独自跳车返回莫斯科。他的这一举动不仅违犯了党纪，更是严重违犯了军纪！返莫后一个月，屈武就被学校拘禁调查。学校怀疑他半路折返另有企图，有日本间谍嫌疑。经半年审讯调查无果，以“违反军纪”罪名判处屈武到摩尔曼斯克的古拉格劳改营流放10年。1930年至1937年间，屈武曾多次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回国效力，但都无果。抗战爆发后，经过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多方斡旋，方于1938年回到重庆。40年代起，屈武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1987年曾任民盟主席)为国共合作和新中国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屈武去世，享年94岁。

刘伯承的“特殊任务”及同学眼中的刘伯承

无论是在1929年12月31日伏龙芝军事学院给中国学员的评语还是学员名单上都只有上述五人。使人颇感困惑的是刘伯承怎么会平白消失了呢？几份尘封的历史档案以及一些中国学员的回忆录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条线索是在1930年5月6日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党支部审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发现的。文件中提及，战术学老师多不拉沃利斯基询问刘伯承，为什么没有完成布置的作业？刘伯承答道，因为奉命去西伯利亚执行任务，所以没有来得及。由此可知刘伯承曾被派往西伯利亚执行某“特殊任务”，但因涉及军事机密，在审委会上并未多谈，所以具体在西伯利亚做了什么以及何时出发和返回都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不晚于1930年5月初，刘伯承已完成此项任务并返回学院。

第二条更为直接的线索出现于1929年10月30日的标为“绝密”的档案中。刘伯承与8名其他军校的中国学员被派往某地，刘伯承被单独列出并注明：“以其丰富经验，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来自陆军大学(曾经任军长)”*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154-400，第115页。。这份档案与伍修权的回忆相印证：“1929年秋在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我曾被派往伯力苏军远东司令部工作，听说刘伯承也在那工作，还是‘远东工人游击队’的司令。”*《刘伯承回忆录》第3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只是这支部队一直在伯力的山区里训练，伍修权对刘伯承是只闻其事，未见其人。虽然中东路冲突很快结束，这支工人游击队并没有参战，但刘伯承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得到上下一致的赞同。上述资料证明，1929年秋到1930年春，刘伯承受学校指派前往伯力执行“特殊任务”，随后返校继续学习。

略有遗憾的是，因刘伯承赴远东执行任务，错过了学校给中国学员下评语的日子，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校方对刘伯承在校表现给出的最终评价。但在几名同学对他的描述中，刘伯承这位37岁的将军级学生的形象，一下子鲜活起来。屈武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同志，是一位红色的指挥官，在工作中没有出过差错，在学习上非常努力，精力充沛，还会独立翻译教材。他对所有科目都感兴趣。”陈启科说：“刘伯承在学习上很努力，对党也非常忠诚。”一位叫欧列宏(音译，О Ле-Хун)的学员对刘伯承的评价是：“他热心于政治生活和学业，甚至在假期时候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225-2994，第2页。刘伯承在高级步兵学校的同学，后来的少将吉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刘伯承同志十分关心我们，常抽时间回学校看望我们，问寒问暖，从思想上积极鼓励我们努力上进。我们的相处虽短暂，却使我终生难忘，给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树立了光辉榜样。”*《吉合回忆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1页。真诚朴实、随和可亲、刻苦努力、稳健沉着、具有长者之风的儒将，可以说是对刘伯承三载留苏的比较准确的评语。

国内形势与中国学员归国时间

国内史学界长期以来没有将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毕业生归国的时间弄清楚，许多文献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1卷《刘伯承传》中是这样陈述的：“1930年7月，刘伯承离苏回国，8月初到上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而《刘伯承传》一书则对这个问题做了模糊化处理，先谈了“立三路线”的形成，然后说“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离苏回国，于8月初到了上海”。《屈武回忆录》中没有直接的时间描述，但是可以从其他时间的叙述中推出：“我和尼娜于1930年4月初结婚……结婚刚一个星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我和刘伯承、左权、刘云、陈启科、黄第洪六人，务必于翌日清晨动身回国……第二天清晨，我们六人按原计划动身了”*屈武口述，陈江鹏执笔，《屈武回忆录》，第206—207页。。据此推测，一行六人的回国时间大致应为4月15日左右。《左权传》中则写道：“1930年6月，左权、刘伯承一行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苏联远东边陲——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不远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然后到达绥芬河中苏边界……在交通站稍事休息后，在一个苏联人的带领下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

经过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脉络梳理与新材料的补充，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第一，《屈武回忆录》中所给出的时间是靠不住的，前文用过的档案材料显示，1930年5月6日伏龙芝军事学院党支部的审查会议上，六名中国学员全部出席并都有发言，所以归国日期绝不应早于此时。第二，《屈武回忆录》中关于结婚刚一个星期就接到紧急回国命令也是不准确的，在另外一份1930年6月30日屈武所写的返莫原因说明材料中，他的表述是：“我刚结婚还不到三周，而且非常爱我的妻子，突然接到回国的命令，我差点儿昏了过去”*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225-949，第44页。。这份材料比较可信。首先，事情刚过去一个月左右，不容易有记忆偏差。其次，这是一份给校方解释刚刚犯过的错误的说明信，校方自然掌握他们回国的日期，所以在这封信中屈武不敢不以实相告。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回忆这段经历时屈武已年逾九旬，能记清楚每个时间及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漫长的岁月淘洗下，大概只剩下了刚结婚不久就被命令回国的印象，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1930年大批留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终止学业回国？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学员又是什么时间离苏归国的？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要先弄明白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情况。

1928年底的中国，虽然名义上被国民党统一，但各路军阀拥兵自重。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发起了名为裁兵实为“削藩”的“军队中央化”活动，激化了与各地方实力派的矛盾。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各派动用100余万兵力投入内战。本来准备用于“剿共”的国民党军队也多数被调去参战，客观上使中国共产党获得喘息和发展的时机。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建与发展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写道：“革命的发展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红军在发展壮大，苏区在不断扩大，这一切都应集中为统一的全国性运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另见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4-1-579，第10页。从这些论断中不难发现，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已产生了过于乐观与“左”倾的判断。至1930年夏，全国成立的正式红军已有15个军，共7万余人，建立起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郭德宏、阎景堂主编：《红军史》，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新的革命形势催生了对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中方和苏方几乎同时提出了派中国军事学员回国从事武装斗争的要求。1930年4月14日，曾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马马耶夫在一份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秘密报告中建议道：“加快结束中国学员在步兵学校和军事学院的学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97页；另见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4-1-573，第14页。(军事学院指伏龙芝军事学院——引者注)。仅三天后的4月17日，李立三于上海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寄来分析国内情况的信，在信中要求：“尽快派遣能干的中国同志回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129页；另见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4-1-600，第10页。。根据这项要求，刘伯承和刘云被安排在5月24日带着接头暗号秘密回国，其他4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则被安排在次日即25日秘密回国。此外，还有46名各军校的中国学员同期回国(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傅钟、李特等——作者注)*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154-400，第155页。。

根据屈武回忆录来看，他们6人是同乘一趟火车回国的，因屈武要下车回去找尼娜，其他人纷纷劝阻，所以有许多他们在车上互相交流的细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学院是将6名学员合并为一批送回中国的，并没有按照原计划执行。启程的日期，应该是5月24日或5月25日。除屈武外，刘伯承、左权等5人于8月到达上海，踏上了各自下一阶段的征程。

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共高级军事干部的培养，是在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联共(布)、共产国际决定援助中国共产党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路线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它既是苏联对中共军事学员教育的一个缩影，又是其完整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透过90年的风雨云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中国学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得到的教育熏陶，对我军的战略战术、军事教育、军队建设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伏龙芝军事学院对学生的在校表现、特长及未来的发展，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作为将来党组织在对其培养和使用时的参考。今天看来，学院当年的这些评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体现了对组织和个人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20年代末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6名中国学生，同为具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又在同一所学院接受相同的教育，但因其回国后所走的道路不同，个人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这也正是同时期整个中国留苏学生群体归国后发展的真实写照。

(本文作者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莫斯科 119991)

(责任编辑 张 政)

The Cultivation of Advanced CPC Military Cadres at Frunze Military Academy of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1920s

Ye Fan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Russian archives,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training of senior CPC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Soviet Union’s most prestigious Frunze Military Academy in the late 1920s. Filling a research gap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rticle shows how the six CPC members at the military academy, Liu Bocheng, Zuo Quan, Qu Wu, Chen Qiken, Liu Yun, and Huang Dihong, lived and studied, revealing their performance at the academy as well as the inextricable links between their choice of a revolutionary path and their period of learning.

* 本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D231；K15；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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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15(2017)-02-01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