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坚

·地方党史研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高精尖”发展方针的提出与演进

黄 坚

自1958年4月上海提出工业向“高精大新”方向发展的方针后，该方针先后经历了从“高精大新”“高精大”“高精大尖”到“高精尖”的不同表述；“高精尖”也从一个工业发展方针演变为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共同指导方针。它的贯彻实施，使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初步建设成为全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成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功范式和样本，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精尖”方针；上海范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提出并积极贯彻了向“高精尖”发展的方针，进而将上海这个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老工业城市，建设成为新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有关上海“高精尖”方针的研究存在一些分歧与不足：在其提出的时间和依据上分别存有两种观点①一种观点认为是“上海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8页〕或“在50年代末，当上海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张忠民：《经济历史成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1958年”〔陈沂主编：《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16页〕或“1958年4月24—25日”〔江怡、邵有民主编：《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56页〕。和三种看法②有的认为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第308页〕，有的认为是“根据中央的要求，以及上海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定位和上海的实际情况”〔张忠民：《经济历史成长》，第369页〕；或者认为是“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和‘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陈沂主编：《当代中国的上海》(上)，第516页〕。；在方针提出后不同时段的各种表述及其内在原因的探讨方面，则没有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在方针的评价上，大都仅局限于从上海市委的决策、工业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述*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第308—309页。。本文拟通过初步梳理和分析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确定该方针提出的时间及其依据，厘清其各种表述的演变过程并剖析缘由，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该方针对新中国上海城市精神的塑造、上海工业化发展路径选择与“上海范式”的意义，以期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时期上海地方史的研究。

一、上海“高精尖”发展方针的提出及其依据

上海“高精尖”方针到底是何时提出的？由于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的同时，就已初步规划了上海市工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向；继之，1957年6月17日，上海市计委提出了《关于上海市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综合报告》*《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98)第056号，第437页。；1958年1月15日，上海市计委在市人委第十三次会议上宣布了上海“二五”计划的控制数字*《现代化工业星罗棋布 上海第二个五年气象万千 大型建设项目达126个 生产总值要增加1倍》，《文汇报》1958年1月16日。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第279页。。因此，上海市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实际跨越了1956年、1957年、1958年三个年份，认为“高精尖”方针是“上海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并不能确定提出该方针的具体年份。1958年4月23日，《文汇报》发表题为《上海工业确定新发展方针》的文章，提出上海“已经确定了生产高级、大型、精密新产品的方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办的《党的工作》报道，1958年4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论及“上海工业的方向是什么”的问题时，提出上海工业应该“发展高级的、精密的、大型的产品，发展新产品，如高级合金钢、电子计算机等”*《彻底改变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使整风运动获得更大的胜利》，《党的工作》1958年第15期。。依据上述两份资料，笔者认为上海提出该方针的时间，虽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一天，但可以断定是1958年4月。

上海提出“高精尖”方针的依据是什么？上海提出该方针，既与当时时代发展的大背景、党中央确定的宏观发展战略相关，又与上海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密切相连。

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来看，新中国成立之际，适逢世界科技进入飞速发展时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核技术、火箭技术、微电子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纷纷涌现，二战后期弹道导弹、火箭、喷气式飞机、雷达、原子弹等新式武器先后亮相，这一切，都使世界各国认识到发展领先的科学技术对于壮大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开始投资发展科技，美苏两国更是展开了白热化的技术竞赛。与此同时，各国的工业化革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经济上遭人封锁，外交上得不到某些大国的承认，军事上依然受人威胁，甚至遭到核讹诈。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尽快追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早日实现工业化，这是时代和国情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

从中国的宏观发展战略来看，中国共产党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在借鉴苏联经验，结合国情的基础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战略，并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发展路径。因此，国民经济一经恢复，党中央便制定、实施了“一五”计划，并在世界形势趋缓的50年代中期，及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随即组织编制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重点确定了13个领域的57项任务、616个中心研究课题，明确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同时，确定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并调整了沿海工业发展的政策。1957年底，党中央更加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号召。

然而，由于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五”计划的实施未能使中国迅速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未能迅速改变中国仍不能制造一些重型、精密的设备，不能设计某些特大的、技术最新的和特别复杂的工程，以及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才起步不久的现状。因此，党中央决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号召全国各地发展工业，抓住对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钢铁、石油、有机化工、机械工业等建设项目，调整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规模，并“集中力量发展原子弹、导弹、飞机和无线电事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15页。。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号召“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同年4月5日，为解决和防止全国各地发展工业以后，最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与全国其他各地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某些问题，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要求上海、天津、辽宁以及其他工业城市应该立足于全国，从全国全面发展的观点，“在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主要应该发展高级的、精密的和大型的产品，发展新产品，在这方面提高技术，提高质量，赶上并超过国际水平，并以此为主干推动全国其他各地”，“除开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外，应在技术方面、设备方面和人才方面，支援中小城市地方工业的发展，帮助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42页。。因此，发展“高精大”产品，发展“新”产品，是中国工业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党中央对上海工业发展方向的明确要求，更是党中央利用上海等老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带动全国工业发展的战略部署。这是上海制定“高精尖”方针的直接政策依据。

与此同时，1958年伊始，上海工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历史时期。当时，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加速农村工业化，然而却遭遇到了生产设备极其匮乏的瓶颈，为此，各地纷纷要求上海供应大量的机械设备、化肥工厂的成套设备、中小型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各种小型的轻工业工厂设备、水利灌溉设备、农业机械设备、建筑器材以及小型电站全套设备等。同时，武汉钢铁厂、包头钢铁厂、鞍山钢铁厂等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为早日完工，也纷纷要求上海尽早提供各种协作设备。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同层次、大规模需求的出现，无疑给上海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促使上海一方面必须尽快克服工业原材料基础薄弱，数量小、品种少、缺门多，设备简陋，大型设备和产品匮乏，铸锻能力薄弱，缺乏大型骨干企业等发展短板，加强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迅速提高工业生产技术和水平；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工业基础以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相对集中的优势，积极发展“高精大新”产品，实现与各地差异化协调发展。这是上海制定“高精大新”方针的现实依据。

综上所述，1958年4月，上海市委之所以制定上海工业向“高精大新”方向发展的方针，是上海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的历史阶段，在党中央积极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主动顺应时代要求，响应中央号召，服从国家战略需要，促进各地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克服自身发展短板，迅速提升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战略性选择。

二、上海“高精尖”发展方针的演变及其原因

上海自提出工业向“高精大新”方向发展的方针以后，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的历次市人代会、市党代会、市工业会议、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该方针的表述先后经历了“高精大新”“高精大”“高精大尖”“高精尖”的演变，并最终从一个工业发展方针演变成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共同指导方针。

1.从“高精大新”到“高精大”

1958年5月16日，上海在提出工业“高精大新”方针后不久，便正式起草了《1958—1962年上海工业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了实施该方针的具体行动纲领。根据《规划纲要》，“二五”期间上海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是要“成为全国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上海重工业要发展大型的、精密的机床设备和工矿企业的成套设备，发展高频电讯电子仪器和精密仪器仪表工业，制造大型远洋货轮，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机电工业基地。建立炼铁工业，发展中厚钢板、合金钢等各种高级钢材，建成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化工原料，建成一个以煤、石油、电石、食盐等为中心的综合利用体系；上海轻纺工业要“建立一系列的化学纤维抽丝织造工业，成为一个棉、毛、丝、麻和化学纤维综合性的纺织工业基地”，要“利用各种化学新原料，发展高级日用品和文化精制品，为国内外高级产品的供应中心之一”*《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第588、589页。。

然而，时隔不到半年，上海“高精尖”方针的表述经历了第一次变化，从“高精大新”到“高精大”，去掉了“新”字。1958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积极改组上海的工业生产组织，向高级、大型和精密的方向发展”*《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1958年11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同年12月28日至1959年1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也作出了相类似的表述：“根据全国的统一计划，上海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向高级、精密、大型的方向发展。”*江怡、邵有民主编：《中共上海党志》，第176页。只是“大型”“精密”的顺序作了对调。

上海“高精尖”方针表述发生变化的原因，对照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中共上海市委扩大会议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高精大新”方针，其实涉及“发展高级的、精密的、大型的产品”和“发展新产品”两个方面。就两者的联系来说，“高精大”产品应该是“新”产品，而“新”产品不一定是“高精大”产品。因此，依据当时上海工业实际需要担负的任务和克服的短板，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二届党代会在相关的表述中都更加强调了上海工业要发展的是“高精大”产品。

2.从“高精大”到“高精大尖”

在相隔更短的时间内，上海“高精尖”方针的表述经历了第二次变化，从“高精大”到“高精大尖”，增加了“尖”字。1959年2月20日至3月7日召开的上海工业会议提出：“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应当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既要满足市场的需要，又要向高级、精密、大型、尖端的方向发展”*吴明、冯小敏主编：《“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同年5月28日至6月6日召开的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肯定了这种表述，提出：“上海工业生产应当根据国家统一计划的要求，在‘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下，既要力求满足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又要逐步向高级、精密、大型、尖端的产品方向发展”*曹荻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59年6月1日)，《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第511—512页。。

这次表述变化的原因，既与当时党中央提出的长远目标及对上海的迫切要求与期望密切相关，又与上海服务全国的高度责任感、将工业生产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的发展理念及坚持发展新技术和尖端科学的决策紧密相连。

从客观上来说，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大约要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并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要完成1959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关键是要搞好“全国一盘棋”。而在全国这盘棋中，“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邓小平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页。因此，党中央对上海寄予了厚望。一方面，党中央要求上海机械、电机工业生产较多的产品，生产其他地方无法生产而上海有条件生产的“许多账上无名、必须上海协作的，特别是大型、高级、精密的产品，如电机配套方面的仪表等”*吴明、冯小敏主编：《“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第369页。；另一方面，党中央还要求上海等地方科研力量积极参与发展新兴的尖端科技。1958年12月20日到1959年1月4日，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提出：“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强调地方科研力量……要积极参加全国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例如喷气技术、空气动力学、高温合金、电子技术、高能燃料、人造地球卫星、若干重要的基础理论，以及在像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方面，地方科研力量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力所能及地积极参与”*《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0页。。会议提出要“继续加强几门新兴的尖端技术的工作”，认为“各地对发展几门新兴的尖端科学技术，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发展尖端科学技术 保证生产更大跃进 全国科技会议提出今年计划草案，一九五九年科学技术重点任务》，《文汇报》1959年1月16日。。

从主观上来说，上海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未来十五年的发展目标后不久，便主动提出要“争取提前在十年内，使上海的工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使上海工业的发展水平，达到全国在十五年、二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达到的水平”。上海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支援全国在十五年、二十年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吴明、冯小敏主编：《“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第371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上海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1959年上海工业生产高级、精密、大型、尖端产品的比重和新种类产品，“都将有显著的增长”。特别是重工业要多产优质钢和扩大钢材品种，“今年合金钢将由一九五八年的七十种增加到一百多种，还要试制比较大型的远洋海轮和成套发电设备等新产品，提炼多种稀有金属，制造高级、精密的仪器仪表、电讯器材等，以适应工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需要；综合利用煤、石油废气、天然气等资源，生产高级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以及其他基本化工原料”。由此，“上海工业生产的水平就将进一步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之上，从而有可能为国家建设服务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作出更大更好的贡献”。*曹荻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59年6月1日)，《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第512、513页。对于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上海其实早在1958年9月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上海科学技术工作最近情况的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要发展新技术和尖端科学。同年10月，为改变上海工业新技术处于空白的状况，上海积极部署建立原子核、电子学、无线电技术、计算技术等16个新技术和尖端科学的重点研究所*重点是5个新技术研究所，即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与复旦大学联合筹建的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筹建的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力学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筹建的上海电子学研究所。，并在高校中设置尖端技术专业，抓紧培养相关新技术科技人才。

因此，促成“高精大”方针演变为“高精大尖”方针，既有客观上中央对上海的要求，也有主观上上海力图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意愿。

3.从“高精大尖”到“高精尖”

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上海“高精尖”方针的表述又经历了第三次变化，从“高精大尖”到“高精尖”，去掉了“大”字。1960年1月，市委在闵行召开第一次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闵行会议”)。会议提出：“上海应发展成为国家新产品试制和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加速发展高级、精密、尖端产品；上海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加强工农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精、尖产品服务，特别是在无线电、仪器仪表、新材料、精密机械、小型和新型电机制造以及造船科学技术方面要加速发展；尖端科学技术要打下稳固、扎实的基础，基础理论研究要有独创性。”*李开亚主编：《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78页。同年3月26日到5月6日，市委召开工业会议，强调“要使产品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制造高级、精密、尖端产品的工业基地之一，成为我国先进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柯庆施：《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文汇报》1960年4月5日。。同年5月，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生产高级、精密、尖端产品的基地之一，建设成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之一”*《柯庆施在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1960年5月14日)，《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第537页。。

上海“高精尖”方针表述第三次变化的原因，既与中共中央关于加速发展尖端科技的决策有关，也与当时上海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关。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带走资料，停止设备供应，导致中国在许多新技术、尖端科技领域的发展受挫，中国新技术装备的生产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是“原材料的数量、品种、规格的保证问题”*《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79页。。面对严峻的局面，为使我国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上取得完全主动，不受制于人，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和研制“高精尖”产品，并对上海继续寄予厚望。1960年1月，聂荣臻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把上海建成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城市，为发展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开路”*李开亚主编：《上海人民政府志》，第478页。，鼓励上海“要发挥技术优势，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08页。。

与此同时，上海经过1958年、1959年两年的建设，不仅提前三年基本完成了“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建立起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创制了一些新装备，研发了一些新技术和新工艺，为上海向“高精尖”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使上海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原材料十分缺乏的城市，要长期依靠外地大量供应原材料、燃料来发展大型产品和一般生活用品，显然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当时，全国各地由于受到“大跃进”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方面对上海提供的各类机械设备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为上海轻纺工业提供的农副产品原料也大幅减少，这使上海深刻认识到本地工业必须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发展原材料消耗少、技术要求高的“高精尖”产品，发展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急需的新材料才有出路。因此，发展“高精尖”产品，不仅成为上海工业发展的方向，也是上海科学技术工作必须围绕的目标之一。

这一时期，上海不仅在方针的表述上，保留了“高精尖”三个字，同时去掉了“大”字，而且对发展“高精尖”产品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更加强调“要特别注意研究试制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尖端产品，力求补足空白、缺门，成批投入生产，迅速占领高精尖阵地”。具体来说，“钢铁工业要进一步扩大钢材品种，要求比1959年增加近1倍。机电工业要积极发展高压、高真空、超低温机械设备和耐高温、超高频的无线电元件、半导体元件和机电设备，并发展重型和精密机械。化学工业在大力增产三酸二碱等基本化工原料的同时，要重点发展合成橡胶、高级塑料、高效农药和各种化学试剂、溶剂。轻、纺工业……要努力发展高级产品。轻工业要生产高级光学玻璃、高级照相机和手表、五彩胶卷等；纺织工业要进一步提高精梳织物的比重，生产防缩防皱防污的高级棉布、透明花布、精纺毛织品和耐高温耐腐蚀的各种工业用织物”。*曹荻秋：《关于上海市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文汇报》1960年5月18日。至此，上海各行业要发展的“高精尖”产品的“名录”更加明晰。

4.从工业“高精尖”到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高精尖”

时隔近三年后，上海“高精尖”方针的表述经历了第四次变化，即从工业发展“高精尖”产品到上海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向“高精尖”方向发展。1963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提出：“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之一，使上海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有计划、有重点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积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并能够在先进科学技术上积极发挥样板作用，进一步支援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陈丕显：《深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为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而斗争》(1963年12月16日)，《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1964年9月召开的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要求上海“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战斗号召，尽快地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更好地发挥上海这个基地的作用，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要求“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造，使上海工业和科学技术迅速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上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1964年9月26日)，《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第653—654页。。由此，上海“高精尖”的方针，已突破了单纯地对上海工业产品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成为对上海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共同要求。

上海“高精尖”方针表述再度发生变化，既是党中央确立的发展新目标和对上海的新期望、新要求的反映，也是上海探索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与工业生产技术相结合之路、克服“两个落后”问题*即上海不少产品在质量和成本等方面落后于国内先进水平，更为突出和主要的是上海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的具体体现。

1963年9月，党中央决定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工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打下更扎实的基础。同时，科学技术新的十年发展规划要求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963年至1972年这十年内，“在重要和急需的方面，赶上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并准备向七十年代的水平过渡”，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99页。为了完成这样的发展目标，党中央对上海支援全国、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期望，要求上海不光以产品支援全国，更重要的是要在试制生产“高精尖”产品、探索和掌握新技术上发挥“样板”作用。因为“上海的研究试验任务能否及时胜利完成，对我国赶上六十年代科学技术水平关系很大”。*《聂荣臻副总理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64年3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52-1-199。与此相应，国家分配给上海的新产品试制任务和科研任务也愈来愈重。如在1963年至1965年机电工业新产品和1964年新型金属材料的两项试制任务中，上海即各占全国任务的1/3左右*《鼓足革命干劲，为加强上海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而斗争(初稿)——刘述周同志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4年3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52-1-190。。同时，在国家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中，“上海担负的研究课题的比重是很大的”*《陈丕显同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草稿)》(1964年3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52-1-188。。上海每年要接受近2000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

与此同时，早在调整初期，上海就已开始探索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工业生产技术相结合之路。根据既确保国防尖端技术过关，又要保证吃穿用科研任务完成的原则，上海在系统调查科技工作和工业基础的同时，重点调查了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国防尖端科技“开门七件事”，摸排技术关键，寻找薄弱环节，逐渐摸清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工业生产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上海形成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共同向“高精尖”发展的设想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1963年，上海在制定市科技新的十年发展规划过程中，通过系统调查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趋势，以及上海市科学技术现状和工业基础，发现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因素，上海存在着“两个落后”的问题。因此，上海要建设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要完成国家交办的各项试制和科研任务，在科学技术上赶上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必须解决“两个落后”的问题，就必须发挥科学研究工作在工业向“高精尖”发展中的先导、引领作用，这就为上海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共同向“高精尖”方向发展提出了现实的需求。

综上所述，上海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向科学进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按照上海、天津等工业城市在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要发展“高、精、大产品”“新产品”的要求，结合上海实际，于1958年4月提出了上海工业向“高精大新”方向发展的方针。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仅该方针的提法几经变化，而且其适用范围也由工业领域扩展至科学研究领域，到1963年最终确定为“使上海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有计划、有重点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据此，上海首先在工业和科学研究方面，打好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基础，接着，重点发展新型金属材料、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及新型硅酸盐材料等6个新兴基础工业，以及氧气炼钢、工业自动化等18项新技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初步建设成为我国的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

三、上海制定和贯彻“高精尖”发展方针的意义

学界对上海“高精尖”方针的评价普遍比较高，但较多是从市委决策、工业发展角度加以论述，认为它“是50年代后期中共上海市委确定上海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是从上海实际出发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对于解决当时上海工业发展方向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在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中利用什么、发展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合理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回答。这对上海工业长远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向“高精尖”方向发展，“是上海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目标的“重要部署”。*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第308—309页。

除上述评价外，笔者认为这一方针还有三方面意义。

首先，制定和贯彻向“高精尖”发展的方针，是中央与地方良性互动的产物，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和谐发展的典范。它既是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以重工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在“向科学进军”，赶超国际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进程中，从全局发展的战略高度向上海提出的期望和要求，凝聚了中央对上海的殷切厚望。同时，它也是上海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充分挖掘、利用和发挥自身原有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优势，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并在促进国家工业化、推动全国各地建设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中作出更大贡献、发挥更大作用而作出的战略性选择，进而成为上海自觉的要求和追求。它体现了上海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体现了上海的大局意识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上海善于因势利导发挥主动，积极进取，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

其次，制定和贯彻向“高精尖”发展的方针，使上海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需求，工业和科技相结合，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该方针的表述由最初的“高精大新”到“高精大尖”再到“高精尖”的演变，其适用范围由最初的工业生产领域扩展到科学研究领域，生动反映了上海积极探索顺应国家工业化战略、国防建设需求，并符合本市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通过对工业化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之间内在联系的不断思考和摸索，上海最终找到了这条顺应时代要求、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五六十年代上海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城市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海后来的走向和路径，并延续至今。

再次，制定和贯彻向“高精尖”发展的方针，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树立了较为成功的“上海范式”。它不仅对上海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国家工业化进程、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它使上海掌握了一批核心科技，研制出一批高精尖产品，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半导体材料、无线电工业、电子计算机制造工业等新兴工业，优化和完善了工业产业结构，提高了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能级，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对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有效地提高了上海工业产品的质量，使上海工业产品在相当长时间内畅销全国，成为高品质的象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品质可靠的产品和技术。它也使上海的科学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上海提供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及其产业化转化，在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外，它还为上海培养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队伍和生产队伍，并进一步培育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城市精神。

总之，“高精尖”发展方针的确立与贯彻，为上海建设成为全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为上海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人才和经验基础，其功不可没。

(本文作者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上海 200030)

(责任编辑 朱昌裕)

A Review of the Proposal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High-Grade, Precise, and Sophisticat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Huang Jian

After Shanghai proposed the “high-grade, precise, and sophisticat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April 1958, the expression was changed from “high-grade, precise, big, and new,” to “high-grade, precise, and big,” to “high-grade, precise，big, and advanced,” to “high-grade, precise, and sophisticated” during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its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igh-grade, precise, and sophisticated” has become the common guideline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Due to implementation of this development policy, Shanghai became a national advanced industrial,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 in the mid-1960s, and a successful paradigm and model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New China.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hanghai and even on the entire country.

D232； F120.4； G322.0

A

1003-3815(2017)-02-00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