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磊

·专题研究·

改革之初科技领域变革中的上下互动*
——以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为例

杜 磊

改革之初，中央领导人相继对科学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等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受美国“硅谷”模式的启发，中科院研究员陈春先在个别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由于当时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启动，这家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企业甫一成立，便遭遇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围困，最终在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后，才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这家民营科技企业走过的路印证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体制外先行的变革过程，具备上下互动的变革特征。

科技体制改革；变革路径；民营科技企业；上下互动

受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创，我国的科学事业遭到了破坏，不仅研究机构管理陷入瘫痪，有的甚至被肢解，而且许多科技人员也饱受批判和迫害，科技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早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亲自抓科研机构的整顿工作时，曾肯定了《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并强调指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粉碎“四人帮”使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也给中国科学技术提供了发展的契机。邓小平在恢复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1978年3月，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参加了会议。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会明确了“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破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精神桎梏，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确立、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的重申，都要求科技资源和体制为实现“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任务而服务。从1980年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相继对科学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技术要面向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一时期，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在全国范围启动，整个中国还不具备科技转化和科技企业诞生的条件，先行一步的科技改革必然会与旧有体制发生冲突。但是，总体上“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不少科技人员已经萌发了变革的冲动。在此背景下，受美国“硅谷”模式的启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在个别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下，艰难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我国民营科技企业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初被称为民办科技机构或民办科技企业，由科技创业人员为主体创办，科技人员一般占从业人员的30%以上，按照非国有非国营模式经营，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制，主要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五技”经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活动。1993年6月，原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民办”改称“民营”，并定义民营科技型企业是相对国营而言的，它不仅包括以科技人员为主体创办的实行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民办科技机构，而且包括由国有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创办的实行国有民营的科技型企业。。

一、改革之初变革路径的选择

1978年，在改革开放前夕各行各业掀起的出国考察热潮中，中美核聚变学术交流计划启动，陈春先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据杨培青回忆：“当时最早对外开放的是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直属各学部纷纷派考察团到世界各国访问。”杨培青口述，谢文雄、李树泉整理：《科技体制改革与“863”计划》，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0页。。中科院派他访美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的托卡马克装置。与美国托卡马克装置的飞速发展相比，更吸引他的是“硅谷”和“128号公路”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1980年第二次访美时，美国科技体制和“硅谷”每年400多亿美元的产值使陈春先受到了强烈震撼和冲击*陈春先曾感慨道：“对我震撼最深的并不是这些最先进的技术，而是他们那里有一种关系，这就是我们说的硅谷每年400多亿美元的产值，这个数不是很准了，这是当时美国专家给我们介绍时记下的，有2000多家搞技术的公司，非常繁荣。”陈春先：《中关村变革早期活动的历史反思》，在《中关村故事会》上发表的主题讲话(2003年9月13日)，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年4月22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58页。。他认为，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发展，“真正的关键还在于充满活力的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的体制”。1980年10月23日，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他作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访美报告，介绍了美国“硅谷”经验和技术扩散区的概念，并认为自己的学科专业“应该结合工业应用发展，首先应该成为一种有用的工业技术”。他还指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陈春先：《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 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 年 4 月 22 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 57、62页。当时他就下了一个决心：“我们中关村为什么不能学习硅谷那种模式。”应该说，陈春先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中关村与美国硅谷都具有智力密集区的资源优势，并认为我们应该移植“硅谷”的成功经验，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体制差异，这也就预示了陈春先将“硅谷”模式作为其探索的起点和目标，必然会遭遇体制上的冲突与障碍。

与此同时，1980年陈春先还经历了合肥光机所八号电感装置的停建*1970 年，在讨论中科院第四个五年计划赶超项目时，物理所的陈春先、电工所的严陆光等人提出了利用合肥光机所八号电感装置，建设一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磁场环形热核反应实验装置”(即“托卡马克”)的设想。而 1980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中发(1980)2 号文件中，批转了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会议纪要。文件中指出：“二机部的托卡马克装置将于明年建成，科学院不必另建，可与二机部合作共同利用，搞好研究工作。”由此，合肥八号装置停建，这给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思想上的混乱。参见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 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 年 4 月 22 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 45—48 页。。这件事使他认识到：“要重新看待国家给科研的拨款。党和政府当年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国防、‘两弹一星’的拨款不惜代价。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自然减少对国防科研项目的拨款，还会要求我们为国民经济服务。我们要主动为国分忧，在中关村进行新的试验，把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技术扩散领域。”*齐忠：《陈春先创办首家公司传》，2013 年 5 月 9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8794d0100d79o.html。一方面美国之行使陈春先对“科技的经济功能”有了初步的感悟；另一方面长期禁锢在旧体制之下的人生经历，又使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根本弱点是缺乏与经济、与市场的互动。

访美归来的陈春先反复地对人讲“硅谷”创业的故事。但是，几乎没有人了解“硅谷”是怎么回事。在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影响下，科研人员的思维延续了相对封闭的模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金、决策、计划等完全依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相对隔离。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少有人可以理解陈春先所认识到的本质问题，即科技要与经济结合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为了推动计划的实施，陈春先找到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胡定淮，向他介绍了仿照“硅谷”模式、以海淀区为中心向周围扩散新技术的设想，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海淀区科委的工作是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而新上任的胡定淮正在思考如何利用海淀区的科技优势寻求发展转型的问题。这样，两人不谋而合。*据胡定淮回忆：“我刚来海淀科委工作的时候，海淀科委叫农业科委，跟农村差不多，工业很少，科技企业很少， 公司也不多，都是小打小闹的。我是学农业的。后来我想海淀区有这么好的条件，有科学院，我们要利用这个优势， 把科技企业发展起来。当时邵干坤(时任海淀区常务副区长)主管这些，我们都是这个想法。我们意识到只有科技企业才能成为海淀区发展的支柱，农业根本不行。听完陈春先介绍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那些提法，我们认为这很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非常支持他。”参见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 年 4 月 22 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 61 页。

10月中旬，陈春先又找到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他也非常支持陈春先，表示：“凡是有利于四化的，我们都大力支持，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摸索。”*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 年 4 月 22 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 61 页。他还建议陈春先去找北京市科协学会部部长赵绮秋。

早在1980 年 3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科协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组织。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 科协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参见黎功德：《发展我国的科技咨询事业》，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 年第 12 期。自此以后，中国科协把组织科技人员开展咨询服务活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1980 年5月，北京市科协率先成立了北京地区第一个以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为目的的科技咨询机构——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陈春先找到赵绮秋，赵绮秋依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并考虑到现行体制不允许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离开科研机构自己办公司，她建议陈春先用“等离子体学会”的名义搞咨询服务。

在征得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理事会谈镐生院士、潘良儒教授的同意后，北京等离子体学会于10月12日向市科协提交了《北京等离子学会试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报告。报告中明确写明：“服务部的宗旨是团结等离子体科学技术及其工业应用领域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技术工人，推广先进技术交流和新成果的推广应用，通过具体服务项目为‘四化’作出贡献。”*龙景主编：《中关村第一村民的创业传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6 页。

10月23日，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陈春先正式提出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的设想和计划。这一设想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和支持。 “硅谷”模式是陈春先探索的起点和目标。凭借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陈春先亲自指导管理小组，先后联络了中科院物理所、力学所、电子所、电工所以及清华大学等单位的20 多名科技人员，组建了服务部初创期的兼职成员队伍。*其中有中科院物理所的崔文栋、纪世瀛、刘培铭、刘春城、潘英、李兵、耿秀敏、栗达人、蒋涛和宛振斌；有电子所的郭和忠、吴德顺，力学所的曹永仙，电工所的陈首燊，清华大学的杨津基、罗承沫，社会技术开发骨干杜尔文、谷京陆，北京市科协的陈庆国、关建男等。参见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年4月22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63页。

当时，中国还完全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陈春先所提出的“新技术扩散试验区”必然面临重重障碍。在最初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时，唯一得到的政府支持就是科协的批文*陈春先：《追忆中关村》，《中关村》2008 年第 4 期。。办公用房是他从物理所借来的半间仓库，另外又盖了两间木板房。为了筹集服务部的启动资金，学会又从力学所借来500元，其中200元留在学会，300元用作服务部开办费。*王殿儒：《追思陈春先开始致力于发展民营科技事业的一些往事》， 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 年 4 月 22 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65页。陈春先还派其同事纪世瀛到银行开办账号。而当纪世瀛拿着一叠现金到银行申请开账户时，被银行业务员以没有上级单位批准的红头文件为理由拒绝办理。*龙景主编：《中关村第一村民的创业传奇》，第73页。最终在赵绮秋的帮助下，纪世瀛才拿着一张200元的支票在工商银行东升乡分理处建立了独立账号。紧接着，纪世瀛又到公安部门办理公章。开始时，他是用市科协学会部的名义去办，对方不予批准。接着，赵绮秋又让他拿学会的介绍信去办理，对方仍然拒绝，并提出只能由市一级的单位开介绍信才予以办理。最终，赵绮秋以市科协的名义开了介绍信，服务部才获得批准。*赵绮秋在“陈春先创业史料”座谈会上的发言(2013 年 1 月 8 日)，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 年 4 月 22 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66页。

10月25日，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的名义，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批复同意，陈春先及其同事开始试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参见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年4月22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65页。。服务部成立后，本着“两不三自”(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指导原则*北京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北京市·开发区卷·中关村科技园区志》，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22页。，开始推行面向市场、自主决策的商业化技术服务。首先，服务部与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合作建立了“海淀新技术工厂”“西颐电子服务部”和“电子电工培训班”。接着，又承担了“用于电子工业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用于电子对撞机的高压火花间隙开关、用于冶金工业的等离子体冶金技术和用于锅炉安全的保护系统等科技项目”。到1983年时，服务部已经签订了27个合同，与海淀区的4个集体所有制小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服务部创业的第一年，就有了2万多元收入。为了感谢成员的付出，陈春先动员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这3名业务骨干每人每月领取7元津贴，而自己分文未取。*参见纪世瀛：《中关村首家民营科技机构与华夏所》，张福森编：《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到1983年，服务部的津贴涨到每月15元*服务部曾在1980年11月10日颁发“津贴标准”，共计9条：“第二条，参加短期技术咨询的人员，按每天1至1.5元发给补助费。第三条，管理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者，享受10至20元津贴，第四条，常务或专题科技顾问，享受每月10至25元津贴。第五条，工人、技术人员及其他人员，按每小时0.5至1元发给津贴。第六条，有显著成绩的人，技术服务部每月可发给7至10元的奖金……第九条，每人每月享受的各种待遇总计不超过30元。”参见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8页。。虽然数额较少，但是服务部的成员初步得到了市场回报，先进技术服务部的探索为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提供了具体的思路与做法。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初科技体制变革的路径选择，首先来源于民间的个人突破。先进技术服务部的艰难破土，代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探索萌芽。应该说，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之一，科技体制的改革进程遵循了自下而上的路径。科技人员突破体制的束缚，将科研成果与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走上了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道路。

二、民间探索的一波三折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任何一个突破旧体制的做法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议和反对。因为观念和体制的陈旧，当时的中关村根本不具备“硅谷”的发展环境*陈春先：《中关村二十年发展的思考》，《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0 年第 4 期。。这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陈春先创办的服务部“成为中关村一支威胁旧体制的幽灵”*罗雪挥：《揭秘内参“拯救”中关村内幕：记者“越位”采访受阻》，《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期。。虽然服务部每年只有两三万元的收入，也仅给业务骨干每月发了十几元的津贴，但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完全不同，直接冲击了原有科研体制中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最开始的时候，陈春先提出学“硅谷”时并无人反对，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硅谷”，但将服务部的收入作为津贴给科研人员发放后则改写了这个故事。*周熙檀：《引领中关村科技春天第一人陈春先》，《科学时报·中关村周刊》2001 年 3 月 27 日。因此，陈春先等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搞技术转化、服务和咨询，并且将少部分收入给科技人员发放津贴的事情很快引起中科院物理所的关注，引来一场查账风波。

首先，阻力来自物理所领导层。物理所一位领导刚上任时就找陈春先谈话，劝他不要移植“硅谷”经验，搞扩散新技术的事。其次，阻力主要来自物理所的工作人员，物理所里不少人也对服务部议论纷纷。由于陈春先任物理所一室主任，对该室的经费和物资调拨有签字权，有人就说他“把核聚变项目中的物资拿到服务部给卖了，还把项目的钱转到别的单位，再从别的单位转到服务部私分。中关村各科研所的人说，想干私活就去找服务部”。*齐忠：《陈春先创办首家公司传》，2013 年 5 月 9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8794d0100d79o.html。

1981年5月，物理所领导在物理所大会上把服务部定性为“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还对服务部每人每月拿7元到15元津贴，办培训班发讲课费等事提出批评*王缉志：《陈春先历经磨难未能聚集财富》，《知识经济》2002年第2期。。该领导先对一室财务账、材料账进行了检查，认为财务账有疑点，涉及金额十几万；而材料账问题更多，服务部人员经常违规使用一室的材料。这时，又有人说陈春先在服务部每月拿15元津贴*后来经调查核实，陈春先没有领取津贴。参见李洪波、张妉丹：《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有问题》，《经济日报》1983年1月31日。。于是，物理所领导提出要查服务部的账。在物理所领导的强烈要求下，1982年3月，北京市科协组织总会计于伯江、赵绮秋等5人(其中有3名会计)，对服务部1981年全年22笔收入，236笔支出，从单据到总账逐一清查，结论是：服务部账目清楚，手续齐全；陈春先精力都用于技术方面，从未参与服务部财会事务。北京市科协将查账结果及时向物理所作了通报。但是，物理所领导认为北京市科协偏袒陈春先，又于两个月后提出要由物理所出面查账。5月间，物理所副所长等6人(其中有4名会计)对服务部进行第二次查账。他们除了查1981年全部账目外，还查了1982年头三个月的各项账目，结果仍然没有问题。但物理所领导坚持认为：服务部主要成员来自物理所，拿物理所发的工资，做出东西再卖给物理所是损公肥私；服务部制造的电源卖给别的单位，是吃里扒外，个人干私活捞钱，抢物理所生意。他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公开批评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当时，服务部人心惶惶。尤其是拿过服务部津贴的科研人员都害怕被扣上“经济问题”的帽子，纷纷把津贴退回服务部，以求清白，甚至要退出服务部。由于物理所不公布查账结果，使得社会舆论也很纷乱，服务部面临被拖垮和解体的危险。*纪世瀛：《中关村首家民营科技机构与华夏所》，张福森编：《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第6、7页。

陈春先与物理所领导之间的争议，实质上是由对科研人员通过有偿方式(即“从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做法有不同的认识，也是由对科技是否具有经济功能的认识不同而引起的，是转型时期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以物理所领导为代表的一部分科技工作者*1983 年 4 月 28 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说：这件事作为经验教训相当典型。现在提倡改革，而我远远不够一个改革派，我自己认识不够。科学院以学科为主，结合经济建设，认识不足。现在是又要改革，如何改革，有不少新课题，要么成为保守派，要么成为风头派，都是不对的。我个人认为管和陈恰恰是两个极端，管对改革不大积极，而陈是积极的，但有些胡来。我认为不能各打五十大板，要站得高一点，把他们的优缺点都恰如其分地总结出来。这样对物理所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06 页。认为：科技人员的本职就是搞科研，如果科研人员偏离科研去搞咨询服务，特别是搞有偿服务，那就是破坏了当时的科研秩序，等同于窃取国家科技成果。“争议的焦点在于科技人员利用多年积累的知识与成果进行服务，这是说不清楚的一笔账。搞服务的人有津贴，搞课题的人没有津贴，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没有人搞科研，科研秩序就乱了。”*龙景主编：《中关村第一村民的创业传奇》，第 89 页。查账风波表面上是陈春先与物理所领导的个人争议，实质上是新旧科技体制之争。争议的产生绝不仅仅是哪个单位的问题，更不仅仅是某个领导的问题，症结在于当时的科技管理体制*参见李洪波、张妉丹：《不做改革的旁观者——再访物理学家陈春先》，《经济日报》1983 年 2 月 7 日。。这个争议实质上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科技人员是否可以自己决定在国家体系之外办一个机构，二是是否可以将用知识服务得到的钱分给个人*参见陈春先采集小组：《追梦：从聚变到扩散——陈春先跌宕起伏的一生》(2014 年 4 月 22 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第 76 页。。

由此可见，1980年至1983年，虽然中央不断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两个面向”等一系列方针，但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正式启动，整个社会从观念到体制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变。因此，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服务部自然与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遭受阻力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中央对科技发展政策的战略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中央领导已经感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相脱节，这种脱节使得经济发展没有推动力，而科技发展也没有后劲。在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1980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脱节的毛病*转引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83页。。1980年12月25日至1981年1月5日，国家科委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着重清理了在科技发展目标、规模、速度、管理体制上的“左”的影响，指出了“贪大求洋”、不切实际地追求完整体系、科研经费全由政府财政包干、成果无偿转让、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性难以发挥、忽视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等一系列问题。2月23日，国家科委党组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提出了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五条方针，第一条就是“科技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五条方针是：1．科技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技术结构；3．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与推广工作；4．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5．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技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技的重要途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3—106页。。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现在的问题是要把科学技术的作用切实发挥出来，使它真正成为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为使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现行体制需要逐步加以改革。”*朱丽兰、管志安、徐昌敏：《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1978—1991)》，大连出版社，1992年，第170页。这一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放弃在1978年科学大会上所提出的赶超计划，注重科学技术与经济如何实现结合的问题。

在1981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服务。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并首次将科学技术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高度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当时国家领导层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振兴经济，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现代化，仅依靠老科技、老设备、老材料、老工艺、老产品是办不到的。而依靠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则“翻两番”是办得到的。发展一定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就有实现的把握。否则这个目标就会落空。参见赵紫阳：《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第1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82页。

10月24日，赵紫阳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题为《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的讲话，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不依靠科学技术，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把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9页。随后，“两个面向”成为指导中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基本战略方针。

由上所述，在1978年后的短短几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科技与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作出一系列指示，反映了中央关于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表明了最高决策层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度和决心。然而，这一新的科技方针，一时不能为科技界所普遍理解，甚至遭至一些科研人员的抵触或反对，他们担心“两个面向”削弱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科学的研究。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科学院一些科学家同党中央比较对立。对立的焦点是科学家们希望能够有稳定的时间做基础研究，不愿意再去做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但是，当年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所以中央提出的方针是，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国民经济要依靠科学技术。中科院一些老同志和比较老一点儿的科技人员，在讨论中就不赞成中央的这个方针。*曾涛：《访现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2007年9月1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1bfd801000chq.html。胡耀邦曾两次来到中科院举行座谈会，要求老科学家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大力推广应用技术，为经济建设作贡献；可惜，当时老科学家们只认准基础科学研究这条道，反对搞什么应用技术，并且与他唱反调，弄得他下不了台*笔者对科海公司首任总裁、原中科院物理所科研人员陈庆振的访谈(2014年7月5日)。。一部分科技工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科研人员成天接受‘改造’和‘再教育’，浪费很多大好时光，如今‘科学的春天’来了，应该大搞基础研究，把‘文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别再搞什么科技体制改革新花样。”*齐忠：《陈春先创办首家公司传》，2013年5月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8794d0100d79o.html。一些科技人员专注于基础研究领域内的“赶超”，而对“面向、依靠”方针不够重视。还有很多人认为：“面向国民经济”与“工农兵”结合没什么两样，新的方针会严重削弱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从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例如，著名学者许良英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担心：“在当前扼杀基础科学的所谓科技体制改革下，不挣钱的行业(包括科学和教育)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科学出版社去年起要自负盈亏，国家只补贴学报，一般学术著作一概不补贴。目前书店里，除了教科书和升学指导之类，已见不到物理、数学著作了。这种对科学的摧残，后果比‘文革’还要严重。”*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第97页。基于这种认识，中科院里许多老科技工作者与中央领导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同的观点与纷争，而整个中科院里都弥漫着对新出台的办院方针的质疑之声*例如，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之争，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要为国民经济建设多作贡献的迫切要求下发生的。根据国家新的科技规划和要求，中国科学院在1981 年正式确定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工作方针。不过，这个方针正式确立几个月后，便遭到了质疑。1981 年 12 月 25 日，赵紫阳致信胡耀邦和邓小平，提出科学院的工作方针有问题。赵紫阳在信中称：“文革”前科学院的方针是侧重应用，而不是侧重基础 , 目前科学院的方针并不是这样定的；他同意杨振宁看法，即我国科技界(包括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而不是在基础方面。信中还谈到，关于这些问题，科技界在认识上有分歧，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对科技为四化服务会有影响。1982 年 2 月 20 日，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科学院党组召开科学院的工作讨论会对办院方针进行讨论，但是，经过持续一周的热烈讨论之后，大多数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都倾向于办院方针不宜修改。一些科学家希望办院方针能够稳定，担心政策的反复会对科研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参见王丽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之争》，《科学文化评论》2010第6期。。对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回忆和总结道：“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对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存有疑虑。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属于哲学，高于政治、经济、文化，怎么能‘必须面向经济’？同时，经济工作战线上的很多同志也对科技如何进入经济不甚了了。”*胡菊芹、仇方迎：《宋健：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科技日报》2009年8月21日。

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央所提出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受到不少科学家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方针便成为中央领导人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

四、民间探索与中央决策的契合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春先的试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央领导人的战略谋划，为实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方针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正当陈春先创办的服务部受到质疑，面临解体时，一篇新闻报道使事情的发展出现转机。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主管采编业务。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和纪世瀛，并亲自对1500多字的稿件进行了审阅和修改*赵绮秋在2006年接受《海淀史志》记者赵习杰采访时这样回忆：我爱人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副社长，他主管发稿。平常我没跟他详细说过陈春先的事情，这次就跟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你这件事倒是个新鲜事，派个记者去采访，看看可否搞个内参。他就派潘善棠记者采访陈春先，采访中关村的一些人，调查了解情况。小潘回来后写了个稿子，因为老周也知道这些情况，又跟他一起研究修改。他们认为这是挺好的一件事，市里也很支持。但是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说法还是很多，政策性的东西也不明确，改革开放没有中央政策的指导和支持，往下走也很难。于是他们决定通过内参渠道向中央反映，想让中央领导知道，希望能得到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参见赵绮秋口述，赵习杰整理：《关于中关村发展初期的一些情况》，《海淀史志》2006 年第2 期。。1983年1月6日，一篇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文章在绝密级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当时全国大约只有100人有资格看到这份内参*罗雪挥：《揭秘内参“拯救”中关村内幕：记者“越位”采访受阻》，《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期。。这篇文章以“新技术扩散试验”和“探索一条在我国扩散新技术、新的科研成果到生产中去的路子”为视角，对于陈春先所做的新技术扩散试验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并反映了其在创办先进技术服务部时所遇到的困境与相关问题*潘善棠:《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实验初见成效》，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1983 年1 月6 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编委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内部资料)， 1993年，第79页。。

这篇内参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1983年1月7日，曾经担任过中科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1月8日，主管科教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委托科协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天就作出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1月13日，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进行了批转：“请明瑜同志阅，在我们制定制度和政策时可按胡耀邦同志和胡启立同志指示精神把陈春先同志的意见考虑进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1980—1988)》(内部资料)，1993年，第82—83页。

1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中央领导对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批示精神，并明确指出：陈春先带头搞技术扩散，服务部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应当予以支持。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今日报纸要目”栏目中登载了《经济参考报》的一则消息：研究员陈春先等探索一条把新技术、新科研成果扩散到生产中去的路子。1月29日，刚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为尽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的长篇报道，这则消息被刊登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今日报纸要目”栏目中：“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员陈春先进行新技术扩散，遭到阻挠”。这时，物理所领导立即打电话告诉经济日报社的有关负责人，说陈春先以权谋私、有经济问题。然而从1月29日至2月16日的《经济日报》共刊登6篇文章对搞“新技术扩散”的问题进行了报道*除上述提到的一篇外，还有李洪波、张妉丹：《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有问题》，《经济日报》1983 年 1 月 31 日；李洪波、杨洁、张妉丹：《给“科学上的二道贩子”摘帽子——访物理学家陈春先》，《经济日报》1983 年 2 月 2 日；李洪波、杨洁、张妉丹：《科技人员能量远远没有发挥——有关陈春先报道在科技界反响强烈》，《经济日报》1983年2月3日；李洪波、张妉丹：《不做改革的旁观者——再访物理学家陈春先》，《经济日报》1983 年 2 月 7 日；李洪波、杨洁、毛铁：《奋斗不息的人——三访物理学家陈春先》，《经济日报》1983 年 2 月 16 日。，并公开指出：“我们要大力支持科技界的改革工作。阻挠、抵制改革的‘马蜂窝’一定要捅，而且要一捅到底，影响新生事物发展壮大的阻力一定要坚决排除。”*李洪波、杨洁、张妉丹：《科技人员能量远远没有发挥——有关陈春先报道在科技界反响强烈》，《经济日报》1983 年 2 月 3 日。

与安徽小岗村所引发的中国农村变革一样，陈春先的实践实际上开启了国家科技与经济结合战略的先河，形成了科技体制变革的第一次自下而上的过程。1983年1月5日，在中央对陈春先的报道作出批示的前三天，胡耀邦在参观中科院科研成果展览交流会时讲道：“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没有科学技术是不行的。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和科研人员面向四化建设，面向生产力的提高。基础科学的研究应当重视，但是，当前整个科研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加强应用研究上*这也是当时不少留美华人科学家的建议。参见张劲夫主编：《海外学者论中国》，华夏出版社，1994年。……你们科学院如果能够靠自己的收入，实现经费的部分自给，就比较主动了。这应该是个方向。当然，对于一些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研究，国家还是要投资的，但你们还要主动找饭吃，自己搞收入。可以自办小工厂，也可以与工业部门联合，生产一些高水平的产品。”*葛能全编：《钱三强年谱长编》，第592页。

当时中央高层部分领导人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实现科技的经济功能的问题。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对陈春先的实践高度肯定的批示，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为贯彻“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方针而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具体来说，对于中央领导人而言，陈春先的实践既顺应了当时“搞活经济”的总体方针*陈春先曾这样讲道：“在知识分子当中复苏了科技的小农经济，1983年1月，一份关于发放津贴引起的争论的内参送到中央以后，中央领导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发放津贴的事情，我们受到了很大压力。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农村正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搞得很成功，于是‘包’字进城，城里也想搞承包。当时中央也有这种考虑，就是要放开，要让大家挣钱，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的做法正好起到了试点的作用。”陈春先：《追忆中关村》，《中关村》2008 年第 4 期。，也回答了如何实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正是中关村的这场争论，引起了当时正在考虑城市改革的党中央的关注。中央的指示是肯定了知识可以作为一种财富进入市场，肯定了科技人员参加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或者更明确的是中央领导人肯定了科技应该发挥其经济功能。*陈春先：《中关村二十年发展的思考》，《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0 年第 4 期。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科技组副组长于维栋对此评论道：“那时高层也在苦苦思考这两者的结合点，突然发现群众里边出现了这个苗头，科技人员出来办企业，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效果显著。所以，在当年那种环境里，陈春先的试验具有真正的首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科技机构’是一个来自群众的创造，而中央又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笔者对于维栋的访谈(2014年1月2日)。由此可见，如同改革初期中央领导层不再将农民的自发势力*薛汉伟先生在总结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示中，提出了两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个人利益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自发势力。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反复批判的包产到户，不再被制度设计者视为异己力量。反而被打造成了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开辟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航道的破冰之船。薛汉伟、王建明：《制度设计与变迁：从马克思到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异己力量反复批判一样，以陈春先的实践所代表的科技领域的自发势力同样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公开支持。

历史表明，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贯彻落实“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国家战略的历史逻辑展开的。在这个艰难突破的起点上，陈春先的试验为落实中央提出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一个范例，进而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起到了某种启示和促进作用*据《科学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原主任李国光回忆：“在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中央有关部门还邀请了陈春先等三位民办科技机构负责人到北京座谈，请他们讲述自己机构的成长过程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等。当时参加起草《决定》的同志们听完之后很受启发，认为这样的新生事物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有好处，应该支持。所以在《决定》中加了一句话：‘允许集体或个人建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机构’，这句话成为后来民营科技企业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之路的最强有力的政策基础。”笔者对李国光的访谈(2014年1月12日)。。英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中国改革是一场“边缘革命”，是社会的边缘力量起作用*科斯认为：“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政府能够容忍从草根阶层发起的经济试验，正是因为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政府认为其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徐尧、李哲民译：《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77—95页。。仔细爬梳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办历程，可以看出，陈春先的实践虽然带有“边缘革命”的历史蕴含，但是与中央决策层的互动始终是其发展变迁的主要脉络之一。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 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章百家：《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党史》2008年第6期。所以，民间探索与国家战略的契合是推动科技体制改革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的根本动因。与小岗村所引发的中国农村变革一样，陈春先的实践实际上开启了国家科技与经济结合战略的先河，也印证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的变革路径，以及“体制外”先行的变革过程。

(本文作者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 深圳 518060 )

(责任编辑 高远戎)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Reform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First Private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 Zhongguancun

Du Le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period, the central leaders issu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directives regard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society and the ori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spired by the U.S. “Silicon Valley” model, Chen Chunxian,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ith the support of individual government officials established the first private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 Zhongguancun. Because the urban reforms had not yet been initiated, private enterprise operations based on a market economy faced challenges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traditional ideology. It was only after instructions were issued by the central leaders that the enterprises could proceed on a normal development path.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technology compani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cess of top-down chang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utside of the system.

* 本文为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探索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历程及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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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15(2017)-02-0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