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敢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民国“莫干乡村改进”学理及其新时期乡建启示

李敢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足以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却鲜为学界所深入了解认知。基于史实梳理和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乡建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民国社会学家学术思想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一个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维度切入，提供了若干服务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黄郛；莫干山；乡村建设；“大农业”；“村镇化”

一、写作背景与问题提出

国内学界一旦提及中国近代史上乡村建设运动议题，皆论有晏阳初（1890～1990）和梁漱溟（1893～1988）等方家①，但关于黄郛（1880～1936）及其夫人沈亦云（1894～1971）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1928～1950）却相对鲜为了解与认知，不失为一种缺憾②。实际上，在民国时代，“莫干乡村改进”的社会影响力足以媲美前两者，而其政治影响力甚至远高于前两者（参阅后文介绍）。

虽然“莫干乡村改进”只是中国近代史上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片段，但本着发掘旧日乡建史实的诉求，基于实地考证，本文对“莫干乡村改进”历史资料予以了重新梳理，且将此案例置于今日新农村建设大环境中进行再审视，围绕“村庄转型向何处去”，提供了关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历史与现实、经济产业与社会文化双向融合的分析视角。

不过，鉴于多重复杂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黄郛一度被定格为“亲日派”软骨头，乃至“汉奸/卖国贼”，毁之者有，誉之者亦有，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在文章结构上，首先，有必要对黄郛及其夫人的一生做个简要介绍；其次，对“莫干乡村改进”脉络予以整体性呈现；再次，探讨“莫干乡村改进”的学理意义；最后，探讨“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于今日乡村建设的启迪，例如，当年“莫干乡村改进”原址浙江德清县③与浙江其它地方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成绩与不足及其提升空间等。

二、黄郛与其夫人沈亦云概介

黄郛，字膺白，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民国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之一，但却终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有此言，大概有以下几方面要素：其一，黄是同盟会最早期的成员之一（“丈夫团”团长），与陈其美和蒋介石义结金兰；其二，辛亥革命时期任职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参与过上海光复，是规劝清皇室退位与维护保存故宫博物院最大功臣之一；其三，1921年，出任华盛顿会议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1924年，在冯玉祥“北京政变”时期，任职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在此前后，还陆续参与过“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和国民党“清党”等事件；其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过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27）、外交部长（1928），以及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933）等职位；其五，1928年5月，在“济南惨案”处置过程中被蒋介石免职顶罪，1933年，在“塘沽协定”处置中再次替人受过，从此以后，身负“反共”“亲日派”乃至“卖国贼”等污名（黄沈亦云，1967a，1967b，1967c；沈云龙，1976；沈亦云，1980；杨天石，1993；方可，2002；张学继，2005；上海地方志办公室，2008）。

沈亦云④，本名性真，浙江嘉兴人，黄郛第二任妻子。“亦云”一名为其从天津女师学堂毕业时，时任校长傅增湘所赠，她还自己为自己取了个名字“景英”。辛亥革命爆发后，沈亦云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1912年嫁给黄郛，解放后移居美国，并于1961年写成《亦云回忆》（沈亦云，1980）。该著述以史料详实，信息真切而著称于世。

实际上，“济南惨案”后，黄郛便开始退出政坛，隐居莫干山，从事乡村教育与改良事业；“塘沽协定”后则完全退隐，全身心投入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直至病殁。自黄郛在1936年辞世后，“莫干乡村改进”事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到1950年，离不开其夫人在非常时期的操劳，谓之苦心孤诣以至殚精竭虑，并不为过。以下按照黄郛和沈亦云两个时期，分别对“莫干乡村改进”的脉络予以概要性介绍。

三、“莫干乡村改进”（1928～1950）脉络

（一）黄郛时期（1928～1936）：“受诸社会、报诸社会”，尽显男儿英雄本色

黄郛兴办“莫干乡村改进”活动一直奉行“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信仰理念，倡导以“意远进渐”的温和方式从事乡村建设（沈亦云，1980：96～99）。

1928年，黄郛与沈亦云在莫干山先购后修“白云山馆”，拟作为退隐之所。初始，主要是埋首书籍、吃斋念佛和零星做些善事。其后，悉心经营以“耕读并重、勤俭忠慎”为宗旨的莫干小学（1932），主张“以学校为中心，谋农村之改进”。随之，依托小学开办农业种养场，以场养校，执行教育与生产实践双结合方式。如此一来，既可以增加学生动手能力，学习乡村实际知识，也有助于小学生自力更生。⑤此后，在当地开始乡村公益设施建造，例如“膺白图书馆”以及白云池水库⑥等农田水利设施（钱昌照，1998：22）。

黄郛余生以学校教育作为改进农村事业的中心，并试图不再过问“窗外事”。依据沈亦云的记录，黄郛经营莫干小学的动机有三：其一为报德，即“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其二为育才，黄郛目睹当时莫干农村儿童基本目不识丁，痛心于此；其三为帮扶农民，在莫干小学成立的同时，“莫干农村改进会”和“莫干农事试验场”等从事具体乡村改进工作的机构也相继成立。⑦它们主要执行自治、自教、自养、自卫四大职责功能，⑧旨在帮助农民举办福利项目，增产增收，改进生活，从而“使得农村自有其乐趣所在”（黄沈亦云，1967c：35～51；沈亦云，1980：112～123）。一言以蔽之，在黄郛看来，乡村改进实践是推进农村改良以及改变农民“贫愚弱私”⑨面貌的不二法则。

的确，在黄郛心目中，农村事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数千年来养国家者农村，而国家尚无暇谋所以养农村者”；从事局部农村志愿工作是国民应尽义务，乡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身心健康的国民；理想的农村当有“习于农村、了解农村”的基本人才，这些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才宜渐进知晓农村最需要什么、最厌烦什么，努力做到“上应政府法令，下合地方需要”；农村改进工作可以围绕农民体质、农民技术以及农村市场销路拓展等几个方面展开；为此，有必要采用现代合作方式和科学技术。农村问题的解决，既需考虑农业机械的使用，也需兼营工业；农村建设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农村居民种种需要，也在于吸引城市居民长期居住而不只是短期休闲度假，且“自治自卫自教养，相友相助相扶持”的农村不局限于在莫干山出现，而应遍布全国（黄沈亦云，1967c：53～61；沈亦云，1980：126～133）。

（二）沈亦云时期（1936～1950）：沧海横流、苦心经营，方晓巾帼不让须眉

1.1936 年～1945年

1936年底之后，对于沈亦云而言，夫君赍志而殁，江浙相继沦陷，“莫干乡村改进”何去何从，自然是极大考验。例如，在日军数次侵犯莫干山和庾村期间，黄郛生前悉心经营的莫干小学、文治藏书楼、教学设备器材、宿寝用具，以及饲养场的养殖家畜，屡屡被日军劫掠吞噬，“断炊”是常有之事。

在将位于杭州的唯一住宅捐献国家用于抗战经费之后，⑩驻留于莫干山的沈亦云首先接手了黄郛生前主持的乡村改进会之“庾村公共仓库”，继续为当地农民融资并为其生活提供帮助，这也是黄郛隐居莫干山期间从事的多项乡村建设活动之一。1937年底，因时局骤变，以及出于对沈家人身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浙江政府力劝沈亦云避难上海。到上海后，沈亦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信给留守在莫干小学的时任校长郑性白，了解小学情况，继续出资维系小学运营。在郑性白及其夫人李雪钧，以及其他亲友同仁的鼎力支持襄助下，莫干小学全体教职工历经艰辛，时时警戒，在日军侵略战火中顽强生存，而且还因时制宜开设了莫干“临时中学”，每个学期都不存在完全停课情形，直至抗战胜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体校董事会的示范和支持之下，当时莫干小学全体师生不仅维系了莫干战时义务教育的工作秩序，还以铺修道路、节食捐粮、担架救护等方式协助政府军抗战。与此同时，沈亦云等人继续从事救济灾民与其它相关乡村农事改进工作（罗永昌，2013：193～199），落实了“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信仰理念。在这期间，莫干乡村教育与改良工作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培养了一种患难不屈的精神，以及为国家、为乡村建设全身心投入的志趣，即以“对农村之热心报以对国家之贡献”（沈亦云，1980：591～592）。

2.1945 年～1950年

抗战胜利后，对于沈亦云等热衷乡村事业的人士而言，除了莫干小学的复建，亟待开展的还有对既有农村改进事业的推进，毕竟，庾村公益事业是黄郛退隐政坛后的最大志愿。在亲友同事的集体努力之下，沈亦云确立了新庾村事业当奉行“以生产之力，扩充教育，以教育之功，改良农村”的复建方针（沈亦云，1980：556），庾村教育和农事工作再度紧密结合。庾村复兴计划执行后，主要有两件工作值得肯定：其一，一度名扬江浙市场的莫干蚕种场发展于此阶段，蚕场培养的“天竺牌”蚕种在当时业界口碑极佳，该品牌延续至今；其二，在沈亦云等人的周旋下，受益于联合国救济总署资助，以及宋美龄赠送的50头乳牛和2头种牛，“莫干农场”得以快速建立，而让当地人可以喝上牛羊奶也是黄郛生前的一个夙愿。

浙江和上海相继解放后，出于综合权衡，沈亦云同意将莫干小学，以及庾村蚕种场、奶牛场、农场、林场等资产悉数交由新政府管理，仅保留墓地、藏书楼等用作“纪念”。其后，沈亦云于1950年经香港去了美国，直至1971年辞世，未曾再度返回莫干山。

概而言之，在黄氏夫妇等人的精心呵护下，历经二十多年努力，莫干乡村改进工作获得稳步发展，并初显成效。例如，当地乡民的村规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与提升；例如，在1934年江南大旱时，相较于周遭饿殍遍野的情形，庾村无灾民饿死情形；再如，其间，庾村无失学儿童，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是莫干小学毕业生，乃至有父子叔侄同校同呼先生的佳话（罗永昌，2013：202～219）。这期间莫干小学毕业生中，既有从军抗战捐躯者，也有以专业知识服务地方和社会者，一些毕业生至今尚健在。

实际上，即便是解放后新上台的浙江人民政府，当时对于黄氏夫妇等人的奉献也予以了充分肯定，曾复函给沈亦云，“台端在莫干山所做生产教育事业，已有相当成绩，请本为人民服务意愿继续努力”（沈亦云，1980：662）。

四、“莫干乡村改进”的学理意义

不同于一般社会学论文倾向于大幅引用“洋理论”的写作方式，关于“莫干乡村改进”对促进乡村建设的理论意义及其价值，本文侧重从同期的民国时代部分社会学家（尤其是专长于农村研究与社会调查者）的学术思想评议着手。

这个写作思路多少与本议题主角有关，即黄郛先生的一位连襟为中国社会学最重要奠基者之一陶孟和先生（1887～1960）。另外，从社会学及其运用而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两大特色，一是包括农业实验主义、农村合作运动、乡村教育等板块在内的“乡村复兴”运动风行一时；二是在那个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发展，除却陶孟和之外，还出现了诸如陈达（1892～1975）、孙本文（1892～1979）、陈翰笙（1894～2004）、李景汉（1895～1986）、言心哲（1898～1984）、杨开道（1899～1981）等一批学界翘楚，且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位置，其中系列社会调查与乡村建设议题成果尤为突出。

当然，本文之所以一时埋首于“故纸堆”，也是找回濒临“丢失”的民国时代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尝试（田毅鹏，2005）。这种尝试，如用陶孟和先生的话去概括，是因为，历史的功用在于明白现在的情形和思想，而要明白现在，需要对过去有充分知识，需要先知其如何经过（参见金毓黻，1993：168）。于是，主要以“莫干乡村改进”所处时代社会学家的学术思想去反思这场改良实践的学理探讨，或许具有一定的拓展价值。

（一）民国时代“乡村建设”与“莫干乡村改进”的中心内涵究竟为何物

关于“乡村建设”一词何时进入理论界“大雅之堂”，学界的一个共识为，其肇始于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2005）也有关于乡村建设是什么、由来、意义、关键，以及救济乡村和创造新文化对于乡村建设价值功用一类相关论述。当然，相近主张在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彭禹廷、江恒源，以及陈翰笙等先贤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欲以局部渐进的乡村改进和农村复兴方式去救治和振兴中国。例如，孙本文（1948/ 2011：191）曾明确指出，农村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建设的四大类问题之一，其中尤以土地问题为甚。

与此同时，一个客观事实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家国离乱的非常时期，其中尤以乡村破敝为甚。在当时，包括乡村教育、农村实验在内形形色色的“改良救国”呼声不绝于耳。因而，“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正是其时国内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产物或者缩影（侯建新，2000；郑大华，2000；李德芳，2001；何建华、于建嵘，2005；徐秀丽，2006；虞和平，2006；郑大华，2006；李金铮，2013；李金铮，2014）。

前文也有提及，黄郛认为，乡村事业是中国的根本。实际上，黄郛隐居莫干山之初所目睹的农村种种困苦，正是其萌生兴资办学、从事帮扶农村事业的一大动力源。无论是从黄郛的人生阅历，还是从其人格情操而言，只有“报诸社会”的实践方可能得以解决。

因此，“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第一点价值意义在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陶孟和那样的研究者，还是黄郛那样的实干家，对于乡村建设都有着一种卓绝的家国情怀，一种敢于担当的执着坚韧。

进而言之，这种担当尤其体现于，当年莫干小学整体教职工团队在抗战非常时期的努力。在他们身上，可以清晰地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风采与品格。而在这一方面，或许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众多倾向于只关注“绩效考核与稻粱谋”的社科工作者所难以具备的内聚性精神品质。因而，“莫干山乡村改进”实践的最大成果在于，对秉持知行合一、家国一致信念的乡建精神的培育，对成为陶孟和（2011：221）所言“有责任心的人”价值观的肯定。当前，在再度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这种乡建精神与人才理念，尤其值得继承与发扬。

（二）“莫干乡村改进”何以存续：也论“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

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背景来看，“莫干乡村改进”无疑是一场地方化的社会进步实践。相对于当时武康县的整体乡村建设而言，黄郛从事的莫干小学乡村教育及其附属农业试验，是整体事业的一部分。正如李景汉（1991：21～22）所言，农村社区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于调查而言，应用具有首要位置，为此，一要发现事实，二要说明事实。孙本文（1935/2012：86）也认为，乡村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其地方性和时代性予以充分估计。于是，乡村改造适宜以技术、经济和科学为主，而以宣传为辅（杨开道，1935：21）。杨开道此语，或可用作对“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秉性的一个不错注脚。这是因为，倘若抛开其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争端，纵览“莫干乡村改进”方方面面，尤其是农村生活三大块，即自治、经济和教育（杨开道，1931a：19），均具有明显的专注于实践而远离空论的风格。

而就莫干乡村改良实践整体而言，这种“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务实风格具体指的是，反对空谈，不求“根本解决”，只求“逐步解决”，主张面向实际问题进行探究与求解，经由不断的实践和实证，奉行实干兴村与科学兴村之准则。关于实干兴村，借用杨开道（1932，9～11）的论述，农村问题不是单靠喊口号或“理论研究”即可以解决，乡村改良第一步是了解真实的农村，应如诊病一般去弄清楚病症的诱因与病理，然后才可能找到解决之道。比如，务必先弄清楚农村建设的主体问题，只有具有自己意志、能力和工作的“村民自己”才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杨开道，1931b，7～10）。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深入农村，聆听农民声音，与此同时，以扎实的田野工作去发现农村到底需要什么，并细心地考察特定地域乡村社会需求的实在情形（如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竞争优势、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底蕴等），而不是继续摆出“为农民做主”的官学精英高姿态。科学兴村指的是，农业生产需要及时吸纳新科技新技术。乡村改进事业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技术与理念的与时俱进。上面介绍莫干乡村改良实践整体线索时也提及，黄郛不但重视一般农业发展，还倡导农村市场拓展、新技术与机械的使用，以及与工业一道发展的乡村经济复兴之路。再例如，陶孟和（2011：28～32）也曾指出，“新农业”离不开基于农业机械化与科学化的农业技术革命。于是，不论是农民增收，还是农业增效，抑或是农村发展，科学作为与理性决策均不可或缺。

光阴荏苒，回顾历史，民国时期，包括“莫干乡村改进”在内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阐释，尽管意见纷繁复杂，但民国社会学人一般都可以在扎实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观点见解，例如，李景汉（1930：21～23）曾论断，关于农村问题症结及其解决办法的争执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而关于乡村问题病灶，李景汉（1933：85～86）认为，乡村最缺乏基于自立自强的公民训练，以及基于团结合作的道德陶冶。陈达（1934：39～49）认为，人口数量与人口品质不匹配为农村问题的主要病根。言心哲（1939：355～359）则将农村病因归纳为赋税、人口、农村组织涣散等九个方面。而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陈翰笙（1985：43～45）则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地主阶级压迫才是农村建设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

岁月如梭，正视当下，尽管在政权性质与乡村社会问题种类与层次等方面，今日中国与民国并无多少可比之处，但在新一轮乡村建设中，国内理论界“坐而论道”的状态至今也无多少实质性改观，“仰望星空”者多，而坐言起行者少。因此，对于新时期乡村建设全体利益相关者而言，“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脚踏实地风格与作为，在今日乡建中尤为可贵。也只有如此持续前行，方有可能孕育出有效解决各地乡村建设实际问题的能力、情怀与智慧。

（三）“莫干乡村改进”的后续理论求索：社会与国家力量如何更好合作

不同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普遍具有救亡图存之诉求，如今，国家逐步发展强大，但是，关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这一世纪难题的破解，同样面临着诸多压力与挑战。在转型变迁新时期，国家与乡村各自权力与权利基础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都还处于磨合调试中，也即，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在形态呈现及其角色扮演、功能发挥和互动关系等方面，均处于形塑之中。

进而言之，近十余年来，始于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新农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莫干乡村改进”一类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涅槃再生。但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在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空间提升等方面，衍生出的问题也很多。譬如，部分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有沦为新农村建筑（外观）建设之嫌，多局限于基础设施层面的“造村”或者并村，而“建新村”运动背后的乡村经济产业、乡村组织结构、乡村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内容却相对鲜有新进展。再例如，农村适宜劳动力流失加剧问题，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北浙东地区，乡村劳动力流失问题也并未有多少实质性减缓，反倒是越来越来多的农村适宜劳动力趋于到城市，或者是附近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镇务工或定居。

关于此类现象的利弊得失，不宜简而化之，而需要辅之以分门别类、审慎细致的调研考察。因为，这其中涉及到“村庄转型向何处去”变迁过程中类型、趋势、功能发挥等多重维度，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域乡村的历史文化特色、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既有产业形态，以及其它物质性或非物质性资财遗存等差异性村庄特质。于是，“村不再村，庄不再庄”既可能是一种工业化、城镇化之后，村庄的全面衰败或“沦陷”，也可能是一种从传统“农业型”农村向现代服务业农村转变后的升华，而且，在后一类新型现代化乡村中，不仅有可能见到传统“乡愁”的再次萌芽，也可以见到过去一直以城市为载体便捷舒适现代生活的乡村转移（见“启示”部分的分析阐释）。

于是，问题解决的一个思路是疏而不是堵，例如，可以遵依“一不越位，二不错位”原则。一方面，国家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乡村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的改良提升，其中需要由乡村自己完成的事项，尽可能经由乡村自治，借助市场与社会力量去完成，国家力量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宜管得过多过细。另一方面，循序渐进地推进城乡体制改革，促进公共服务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化与共享化，有序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新空间。为此，户籍、土地和金融等配套改革措施需要及时跟进。简而言之，今日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依赖于城乡互动之上既有体制机制藩篱的循序突破，乡村建设诸种问题的解决，将更多取决于特定地域内城乡一体“化”的水准、成本与效果。

五、“莫干乡村改进”对于今日乡村建设的启示

承前所述，囿于多重因素，“莫干乡村改进”的史实与学理价值，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状态，亟待进一步发掘。结合历史与现实，以及在浙北和浙东的初步调研，关于“莫干乡村改进”对于今日乡村建设启示，做出以下三点总结：

（一）复兴之路：从农村起步，重建乡村社会文化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诠释，中华民族再度复兴是最大化版本的中国梦。只是，中国目前依然处在复杂的多重转型期，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而言，“复兴之路在于从农村起步”。实际上，关于以农村为研究单位，重建乡村生活的主张，杨开道（1929：12～19）曾多有阐释论证，例如，他认为，农村生活是改造农村的目标所在，而谋求“全体农民的生活幸福”是乡村改造的最终归宿。

而从农村起步，重建乡村社会文化生活，首先需要细细讨论乡村生活的灵魂是什么，以及对应象征符号与价值信仰体系在哪里，例如，是否为乡村文化与日常生活方式重建，如果是，则新时期乡村建设中需要怎样的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以及二者之间如何相结合才为合宜，等等。

与此同时，有鉴于文化主要体现于人们的社会性行为（孙本文，2012：61），仅从日常生活方式完善去观察，今日乡村建设，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的乡村建设，尽管在“口袋充实”方面所做工作可圈可点，但是在“脑袋充实”方面的实践尚有待于探索和丰富。比如，基于风俗移易的基础之上，健康生活和消费方式如何更有效推广等事宜。黄郛当年在莫干山推进乡村改进实验时即非常看重移风易俗的功用，择其善者而从之，提倡不吸烟、不赌牌、讲卫生、守秩序等有益生活方式。再比如，在将近90年前，基于关联性社会调查，陶孟和也曾论证（2011：39～52），乡村文化振兴、祭祖风俗和佛教等民间信仰对于乡村生活的黏合聚集有着重大功用，重建乡村信仰非常重要。在这一方面，历史经验或值得反复咀嚼品味。

（二）新思维：“大农业”，助推复兴乡村经济活力

如果说，重振乡村活力的第一步是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建设，第二步则为乡村经济产业建设。陶孟和（2011：31～66）很早即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部分，振兴中国不仅在于改造农村文化与生活，还要关注农村的社会经济建设。为此，陶先生还亲自组织了一系列县域乡村的经济社会调查。依据浙江调研实际，笔者进一步认为，还可从“异业整合”与产业融合等角度出发，对农村经济产业转型或升级等内容展开研究。

关于这一观点，首先，姑且还是以“莫干乡村改进”原址德清县莫干山镇为例。近年来，以“土洋一体”和“新旧一家”为特色的“洋家乐”的群落化发展，以及其他类别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化发展，已成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文创共生已经成为莫干乡村经济产业升级的一条可行路径。与此同时，伴随文化旅游的发展，在莫干山镇，以生态农业为标志的现代农业也得以快速成长。概而言之，农村经济在莫干山镇既有“生态化”体现，更有“文创化”体现，“软硬”与“新旧”产业融合特色日趋明显。

进而言之，关于新时期“莫干乡村改进下一步可以做什么”的后续关注，最重要的莫过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比如，能否给各个村庄更多自我选择空间，由其自主发展。基于当下莫干实践，一个可能路径为，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一方面，以文化融合携手产业整合，这有鉴于台湾的乡村社区营造经验，文化元素再创造可以为乡村带来不同寻常的生命延续力。而“大农业”之间多元有效的产业整合，有望成为乡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大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支持城乡互动联合发展，从理念价值到技术行为，以及空间布局等规划设计，均可以涵纳在内，采取以“过去（乡村）记忆加现代（城市）印象相结合”的乡村改进路数。努力做到，既能尊重和保留原有形态，例如，民间礼俗的复活；同时，又能容纳活跃多样化的现代生活，例如，新式消费方式的迭代。而要实现这类发展规划愿景，除却知识技能之外，更需要自上而下利益相关者的智慧与视野。

其次，就德清全县整体情形而言，除了县城西部“莫干民国风情小镇”和庾村文化创意产业园之外，县域内还有其它农村在经济产业发展转型方面具有此种“软硬（新旧）产业复合化”特色。例如，县城中西部五四村以“花花世界”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群落，以及位于县城东部东衡、雁塘等村落间的“中国钢琴音乐谷”文创园。基于此类地域化乡村产业发展特色，在笔者看来，此类乡村产业转型或可涉及到对既有“农业”概念的某种另类理解。比如，农业或许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第一产业，还可以包括更为广义的农村产业，可涵盖一二三类产业，也即，只要有助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产业都可以纳入其中。这种基于异业整合的综合化“大农业”发展思路及其转化，或许可以更好地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改良目的实现。

再次，从浙江而言，此种主打生态牌、文创牌进行脱贫致富的“大农业”乡村产业发展路径，除德清之外，还存在于安吉县余村、湖州南浔区荻港村，杭州桐庐荻浦村，以及浙东宁波市奉化滕头村等地。其类似之处在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多元一体化，且大致都包括农地规模化、农业企业化与科技化，以及农村生态化、文化创意化等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提出的“大农业”概念，旨在探讨，在服务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经济产业发展转型的某种可能路径。当然，也由于此“大农业”概念提法有违传统产业划分标准，并不适于统计层面用途。至于是否适合用于乡村经济产业整合式发展，以及是否有后续研讨价值，有待于学界批评。

（三）“村镇化”：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一条可能新路径

综合以上浙北浙东的新农村建设成绩与不足，可以发现，在旧式城镇化扩张过程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丛生的“城中村”与“镇中村”。相较之下，在浙江部分地区，在新式乡村建设中，却已开始浮现出“村中镇”现象。此处的“村中镇”不是指乡村简单地被城镇吞噬而同质化或孤立化，而是指乡村生活质量的现代化与城镇化。例如，在这类乡村，不仅可以大致均等地享受到过往以城镇为载体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还可以享受到城市中难得的生态资源。在这种“村庄里的城市”的发展模式范畴内，“城”在村中，村在景中，体现了一副“乡城一体化”图景，从而构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某种“另类”标杆。因此，这类“村中镇”同样属于一种新型城镇化的乡村建设产物，尽管往往有“城市”之实而无“城市”之名。本文姑且将此现象命名为“村镇化”。进而言之，如果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李强等，2012）角度去观察，此种“村镇化”实际为就地城镇化的一个折射，体现了别具一格的乡村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路径，以及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或可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特定类型与阶段。

[注释]

①1.晏阳初先生于1926年至1936年在河北定县进行了10年多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后于1940年至1949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命名为“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梁漱溟先生于1928年开始倡导村治和乡治，其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启动于1931年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的建立，历时七年有余。

②说来颇愧怍，笔者踏入社会学这条“河流”，算来已有10余年，但在2014年之前，对黄郛及其乡村改进事业却未曾有过了解。在2014年初，因为一项县域文化产业调研缘故，笔者来到位于德清县莫干山镇“陆放版画藏书票馆”，乃得知，该楼实为黄郛当年修建的文治藏书楼（也是当时莫干小学图书馆）。继而，在2015年夏季，承蒙王春光研究员及其团队的善意，笔者得以有机会参与由陆学艺老先生发起的国家大型国情调查研究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之德清调研（子课题），在对黄郛一生及其莫干乡建事业了解日益增多情形下，觉得实诚有必要予以梳理呈现，以供时下乡村建设参考借鉴，至于错谬之处，文责自负。

③“莫干乡村改进”主要发生于莫干山庾村，原属于浙江省武康县。武康县在1958年并入德清县。当年改良故地主要位于如今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燎原村及其周边地区。

④沈亦云姐弟4人，皆为时代翘楚。二妹沈性仁（1895～1943），民国知名才女，翻译家，于1917年嫁给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三弟沈怡（1901～1980），著名水利专家，黄河治理专家，解放后去了台湾，其后去了美国。三妹沈性元（1906～1986），艺术家，教育家，于1927年嫁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钱昌照先生。钱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倡导成立者，一生为民族工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⑤“以农村教育促农村改进”是当年黄郛办学一个重要出发点。1932年6月1日，莫干小学举行开学典礼时，黄郛致辞说：“我夫妇二人将来即以学校为家，愿乡村父老予以合作，使莫干小学成为我们农村改进的先声，莫干小学的学生，各个能成为地方上有用的人才。”

⑥白云池水库兴建于民国二十三年庾村大旱之际，命名取自膺白和亦云各一字。

⑦1934年，江南大旱时（甲戊大旱），还在“莫干农村改进会”下面设立了“旱灾救济委员会”，因其组织有方，工作有序，对于救助莫干山村灾民、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功用。

⑧莫干乡村改进之“自治”包括订立山林公约、调解纠纷等；“自教”包括儿童教育、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健身场等；“自养”包括推广改良蚕种、推广改良麦种、提倡造林、水利交通建设、提倡副业等；“自卫”包括壮丁训练、建立消防队、设置医诊室等。

⑨中国农民有“贫愚弱私”四大病为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所提出，此处借用。

⑩卢沟桥事变之后，沈亦云立即将夫妇二人位于今杭州市南山路105号唯一住宅及附属财物捐献给国家，“以供抗敌之用”。参阅：项文惠.寻访黄郛别墅.浙江档案，2001年第3期。南山路原名膺白路，为蒋介石纪念黄郛功劳而命名。沈氏捐献的住所即黄郛别墅，本世纪初易名为“1917花园餐厅”。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后，在2014年，该高档会所再易名为“1917咖啡与茶”，其中一楼为大众消费场所与户外休闲区，二楼为民国名人陈列馆。

责任编辑：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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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17）01-0091-09

2016-09-21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5YJC840016）、国家社科重大规划课题“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98ASH001）、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1150XJ3515009）。

李敢，男，江苏睢宁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专业（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经济社会学、转型社会改革与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