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雅华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100091）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林雅华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100091）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过于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具体的革命与现实实践中的理论指导意义；忽视了其在价值、理想、道德、规范等层面的丰富内涵，从而造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僵化与片面的理解。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内部包孕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与剩余价值理论所提供的实现路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本质的矛盾，同时也为我们深刻展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面自由解放的价值追求。

科学社会主义；异化；自由；解放

19世纪30～40年代，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日益尖锐。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马克思、恩格斯精心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扬弃了其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将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与此同时，他们改造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吸收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中的积极成果，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剩余价值论；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了此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吸收了法国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英国欧文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批判。1848年，他们二人合作的《共产党宣言》问世。这部天才般的作品，以一种历史预言般的语调，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横空出世，同时也宣告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实现。除此之外，这部作品也以犀利的历史眼光，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承担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最为重要的是，这份纲领性的文献，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实现，划定了历史维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提供了现实路径。

一、科学社会主义是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已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文明弊端，看到了其合理性的匮乏与无法超越的伦理困境，揭示了以“羊吃人”为代表的血淋淋的剥削与压迫。但是，他们却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无法看到其对人所造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异化，因而无力开出疗救的良方，只能将这一系列批判诉诸为一种“道德义愤”。正如马克思所说：“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将“道德义愤”转化成革命实践的，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所带来的历史成果。从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来看，这样一种突破性的成就，使得社会主义终于能够从漫长的乌托邦想象，落实为可以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革命实践、斗争实践而达成的历史目标。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价值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发展并实现了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建构。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无产阶级不再仅仅依靠理论来解释世界，而是能够真正地运用这一革命性的纲领去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以此促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及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整个人类的自由解放。

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不同层面的历史进行梳理、总结与把握之后所创立的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体系。在这其中，渗透着一种浓厚的对于人类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命运的深刻反思。正是因为如此，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克服的本质性矛盾，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它也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吸取了人本主义的价值资源、从启蒙运动中获取了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对人、人的社会劳动、人的本质性存在，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思考。最终，它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面自由解放的价值追求。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符合科学理性的理论建构，更是一种贯穿了价值理性精神的理论创见。换言之，它不仅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也符合历史的应然性、主体性，充分肯定了作为历史主体性力量的人以及人的价值、道德与理想在历史进步过程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正如方爱东教授在《社会主义的价值学视域：原则与启示》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具体的革命与现实实践中的理论指导意义；往往忽视了它在价值、理想、道德、规范等层面的丰富内涵，甚至完全淡化了它对于人心的感染、整合与鼓舞的作用，从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遭遇到了历史性的困境。实际上，“大到社会主义制度，小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全面自由解放，都有着无法脱离的紧密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为这一历史性的跨越提供了最为根本的价值规范与实现途径。”②就此而言，除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与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在科学理性层面的具体实践，我们还必须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的范畴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并且在其价值理念的引领下，进一步推进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价值体系的建设。

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前文已经提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由解放，是一种包孕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深刻的价值追求。那么，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建基于历史考量、现实反思的价值理念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具体阐发。从一个方面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以及在这样一种理想性的社会形态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由解放，必须要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得以落实。共产主义社会与此前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相比，都更强调人在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也体现在精神生活层面。但是，精神层面的自由解放，绝对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是首先要求人能够从各种剥削、强制、压迫性的自然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人才能真正成为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的觉醒精神自由的人。对此，马克思曾经这样说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③只有从这时起，贯穿于人类历史中的生存斗争才能得以停止，人在一定意义上才能摆脱自然对人的控制，摆脱私有财产对人的异化，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境遇，开始自觉地创造真正属于人的历史。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以及在这一理想社会形态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由解放，是一个面向未来敞开的、充满希望的未完结的状态。它并非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对抗压迫、不断对抗剥削的充满动量的过程。用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趋向“尚未”、给人以憧憬的未完成的当下。正是由于其未完成，就使得我们必须在不间断的努力奋斗中，去实现这一历史性的价值理想。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曾经在他的《宗教社会学》中，有过如此表述：“只有在具体的现实存在与未来的理想信念之间不断保持张力，才可能让人类朝着自己的理想，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改造当下。”④总体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是一个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体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但它并非仅仅只是一个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一个建立在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思想建构。

1．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曾说：“在马克思的科学思想中，最富有成果的历史创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⑤确实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含着马克思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性思考，更包含着他对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于人作为推进历史发展进步的主体性地位的强调。当然，我们不仅需要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唯物主义，也要从价值规范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次解读，人们就会发现，在这其中蕴含着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取向的价值追求。在这其中，人是作为大写的具有主体性地位的历史性存在而被凸显出来的。”⑥可以说，除了超越以往各种理论之上的对于人类历史的准确认识与把握之外，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于人之价值、人之主体性地位的全面高扬。也就是说，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之中，人也通过不间断的历史实践，完成着自我更新与自我完善。那么，究竟如何来具体理解唯物史观中的价值取向呢？

其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依靠切实的物质基础，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回顾此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当社会总体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之时，社会中的个体也将随之得以提升与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人与社会的发展之间，其实蕴含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内在关系。当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人的劳动、探索与实践。同样的，人的发展也并非一个凌空蹈虚的过程，它始终无法摆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的发展前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正像国家一样，我们不能从一种纯粹形式的角度去考量法。意即，我们不能用一般的人类精神的发展形式来考察法，而应该从其所根源的物质生活关系，或者说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去理解。在黑格尔那里，他遵循了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先例，将其称为市民社会。就此而言，若要考察法，便是要深入到当时的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中。”⑦由此，马克思超越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樊篱，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并不在于高深玄妙的精神王国，而在于其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的基础上，长久以来备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才能得以充分地培育与发展。如此一来，过去时代中，资产阶级借以打败封建制度的各种历史性力量，才能被掌握到无产阶级的手中。凭借着这一力量，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其所带来的物质生活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拥有了实现的前提与基础。因为产品的丰富不仅意味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人的自由与解放。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囿于私有制的根本属性，丰富的社会产品与资源无法惠及最普通的劳动者，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与受剥削。而当一切的生产、产品、物质、资源全都极大丰富之时，当一切的渠道面向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完全开放之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⑧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可能。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能真正得以享有无拘无束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以及人在本质意义上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其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还需要生产力之外的第二个向度，这就是充分完善与发展的社会关系。当人类作为智慧生命开启历史征程之时，他还只是一种个体的存在。为了应对自然界的种种危险与威胁，个体的人结成了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形式。这些社会共同体形式，跟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迁与更迭。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之后，旧有的生产关系就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描绘。当然，在实现了社会化之后，人在获得共同体力量的同时，也陷入了新的社会关系的束缚。想要获取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就必须再度挣脱各种社会关系的锁链。在马克思那里，这样一个再度挣脱的过程，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西方18世纪以来的“市民社会”中，一种介于国家与私人生产之间的极为繁荣的市场得以发育完善，充沛涌流的商品流通，使得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被“物与人之间”的消费关系所取代。如此一来，人就从一种受制于固定人群的附属品，变成了能够操控商品生产消费的“个体的人”。马克思认为，这样一种将人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解放出来，过渡到“人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创造了资本主义时代灿烂繁荣的工业文明。不过，尽管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的私有制，它所承诺的人在生产与交换领域的市场自由、经济自由，并没有带来人的真正自由。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基于市场层面、物质层面的形式上的自由。由于资产阶级仍旧掌握着生产资料，也因此仍旧掌握着压迫和剥削的武器。因而，在市场自由交换的遮蔽之下，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的一个零件，屈服于分工体系，完全变成了各种资本形式、经济形式的现代奴隶；并在此意义上，由于虚假的“自由”而丧失了真正的自由。对此，马克思提出，必须要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打破雇佣制度，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生产联系，让人在获得“市场解放”的同时，进一步获得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只有这样，人才能依据自身的需求与能力，真正拓展自身的疆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人充分意识地到自身一度被束缚起来的力量，并且借助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将其充分地加以完成和实现之时，我们才能说，“人类开启了自身解放的历程。”⑨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说，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历史发展线索，马克思所创设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充满前瞻性的视野，揭示了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变迁更迭以及人在这种变迁中所经历的多种发展形态。简言之，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虽则表征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却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点。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⑩之时，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解放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人在经历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之后，将会进入到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这样一个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人从自然界、社会关系、物的束缚中不断得以解放的发展进程，以及“个人向完成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的价值理想得以实现的进程。所以，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不仅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同时也是把握人的自由解放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全面解放之价值追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剩余价值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提供了实践路径

除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揭示之外，马克思还通过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客关系的颠倒所造成的“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由此，他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合理性，提出扬弃和超越这一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促进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以实现人性的复归与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其一，消除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由此实现人自由的解放。关于人的异化，马克思在其理论体系中有过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入阐发。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例，马克思在其中探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异化问题。他指出，在费尔巴哈那里，“哲学只是一种思想性的理论表达，即便它得到了合理性的论证，但究其本质而言，它不过是通过另外一种形式来对人的本质进行异化的表达。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也应当对哲学进行批判。”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赞赏之情。他认为，费尔巴哈已经看到了人类社会种种意识形态话语（包括哲学）之中所存在的异化。但是，他又接着指出，人的本质的异化，不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还体现在物质经济领域。因此，他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进一步挖掘到，这些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的现实根基。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现实根基就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因而，光是从哲学批判的范畴揭示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异化还不够，还必须通过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眼光，才能洞察到经济生活对于人的内在异化。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将市民社会视为人类摆脱部落、家庭束缚的崭新共同体，着力强调自由竞争的天然合法性，甚至将劳动分工视为符合人类天性的本质特征。但是，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神话无疑将劳动者束缚于不断细化的分工体系里，从而丧失了其自我创造、自我确证以及自我完成的本质维度；此外，它还将劳动束缚于庞大的商品交换市场，使其成为一种抽象的价值符码，甚至变成一种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信仰。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不再是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是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挣钱活动。同样的，劳动者也不再是一个自由自觉的个体存在，而变成了只顾挣钱的动物。这样一来，外在于劳动以及劳动者的货币体系就彻底统治了人，使人为了获得货币所带来的幸福，永恒地受囚于异化劳动与人之异化的巴别塔之下。从根本上来说，造成这一双重异化的根由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交换体系以及货币资本体系。这些高度抽象客观的体系性奴役，使得所有的劳动产品全都丧失了感性、具体、活动着的个性，也就使得劳动者彻底丧失了活泼的自由个性，丧失了自我创造、发展和完成的自由，只能无意义地漂浮在虚无的货币海洋之中。

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在他看来，解决这一异化状况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彻底终结以剥削与压迫为主要特点的资本主义分工体系，进而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将人从各种各样的受压迫、受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也就是说，让劳动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化，成为展示自己、发展自己、完成自己的真正的“历史”。

其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剥削，由此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除了对劳动与人的异化进行分析之外，马克思还通过对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深入分析，为我们揭示出了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隐秘手段。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造就了物质领域的快速发展，却仍旧无法摆脱剥削与压迫的本质。通过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家占有了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而工人却只能依靠既定的工资，长久地受制于制度性的压迫。可以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的每一次的发展和进步都是通过对内的残酷剥削以及对外的残酷掠夺来实现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的无产者以自身的劳动创造出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使得他们借助各种手段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无情的剥削和压迫。即便资本家通过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方式尽力缓解二者之间的社会矛盾，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资产阶级仍旧侵占了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此外，工人所获工资与资本家利润之间的巨大差距，仍旧决定了工人阶级永恒的受剥削的本质地位。因此，剩余价值理论一方面揭示了资本家进行剥削的内在秘密，另一方面也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公平性与非正义性。对此，马克思提出，为了彻底消灭剥削，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就必须要将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通过这种超越国界的广泛联合，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并最终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也就是说，只有在基于生产与剥削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彻底终结之时，人才能真正地脱离各种异己、抽象的力量，真正成为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主人。到那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如前所述，通过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所进行的分析，科学社会主义集中传达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社会公平正义取代剥削与压迫的价值理想——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只有如此，人才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全都变成自由人。劳动才能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人类的本质自由活动。当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得以消除之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解放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现实启发

总的来说，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道德谴责”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价值理想，始终深刻关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始终将人在本质意义上的解放视为奋斗目标。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充满实践意义的奋斗路径。在此意义上，它实现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历史中的辩证统一。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的当下，如何重塑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已经成为了每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地看到，在种种制度性话语、制度性建构的背后，其实有着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支撑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表达——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它所要求实现的，不是单个国家、单个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与解放，是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能超越此前任何一种社会理论，而成为最具影响力、最能鼓舞人心的理想信念。只有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所承受的不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今天的中国，已经迈人了新一轮的深化改革的进程。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在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凸显出来。尤其是在文化价值领域之中，如何重建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已经成为了极为迫切的问题。除此之外，来自世界不同政治体制的对话压力也在日益加深。重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价值追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担负着民族振兴、文化使命、理想追求的政党而言，就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扎实的理论研究，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从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式语言、机械僵化式的语言中解放出来，重新焕发其生命力，不断提升其对话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让它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成为激励与凝聚广大民众之认同与共识的核心资源。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之所以在各种道路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所承诺的对于压迫与剥削的彻底消除，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全面解放的实现。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理想的引领下，“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建构，才真正得以实现”。但是，正像文章开篇所提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面向未来开放的、充满动量的历史性过程，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人之为人之历史进程的起点。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僵化的理论建构，而在于对不公、剥削与压迫的不断扬弃，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不断更新、不断发展。

[注释]

责任编辑：郭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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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17）01-0032-07

2015-07-1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WW001）的阶段性成果。

林雅华（1982-），女，福建福州人，中央党校文史部，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西方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