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达明+张杨+张婷婷

摘要：文章以2002年-2015年沪深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探讨了企业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战略越偏离行业常规战略时，企业创新绩效就越高。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干扰之后，文章结论仍然保持不变。这表明，趋同于同行业的惯用战略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自行开发和设计的成本，但是很难激发企业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动力。因此，超越同行业的战略常规而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变革，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发挥创新潜能，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文章的研究对于指导和促进企业进行战略变革以及更好地认识创新绩效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战略差异；领先地位；创新绩效

一、 引言

战略差异是指企业为了取得领先地位并获得超额利润，而采用和同行业其他企业具有明显差异的约定和行动（蓝海林、皮圣雷，2011）。已有研究表明，战略是影响创新业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高质量的战略设计是提升商业活力的要素（Buzzell & Gale，1987），商业活力又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创新行为本身潜藏着高成本投入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战略选择和企业创新动机存在密切关联。既然战略选择和企业创新动机存在关联关系，那么接下来需要验证的重要问题就在于：企业的战略模式能否影响创新绩效？其影响路径又是怎样的？

本文着重于探讨公司的战略模式选择怎样作用于创新绩效，从而对以往研究中的缺漏进行弥补。战略模式惯例是各行业在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动态变化的（Cassiman & Veugelers，2006）。相应地，战略差异是特定企业采用异于行业惯用战略的现象。既有文献表明，战略模式的选择和企业今后的行为模式具有对应关系。从一个侧面来看，趋同的战略可以避免企业违背监管部门的规定，从而减少外界阻力（刘刚、于晓东，2015）；然而然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趋同的战略会导致相似度较高的业务挤压，从而降低超额报酬（Hiller & Hambrick，2005），使得想获得平均报酬以上的企业无法施展拳脚。因此，仅仅从既有文献很难推断战略模式和创新业绩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战略差异度的研究却说明，企业采用异于同行业的战略时，可能因风险增大而得到极端的业绩，进而增强了在业务上革新的动力（Tang et al.，2011）。据此，战略差异会提升业务革新动力，那么战略差异度能否改变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话题。

我们利用2002年～2015年沪深两市披露了创新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差异化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当我们将财务困境风险、盈利能力、外部监督和证券市场表现等可能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发现如果上市公司选择异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战略模式，则企业创新绩效会在其后年度中相应增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可证实本文的结论稳健成立。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从独特视角入手，提供了战略选择影响创新绩效的逻辑链条。既有研究着重于考察战略选择对经营行为的作用，相对忽略了战略选择怎样作用于创新绩效。鉴于此漏洞，本文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选择不同战略模式的公司具有不同的创新动力，进而产生不同的创新绩效；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忽略了战略选择和企业行为之间的传导机制，本文统筹考虑企业战略选择可能导致风险变化，指出企业运用创新手段来应对风险变化是理性行为选择，进而为解释战略和创新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创新一直是许多实证研究的主题。当前，学术界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创新行为。创新绩效的研究逐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Judge和Hu（2015）关于信息产业的经验证据表明战略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对风险的偏好。Graham等（2002）、Riley等（2003）和Callen等（2010）分别以信息产业、交通产业和装备产业为研究对象，同样证明战略模式可以部分解释企业的投资行为。若产业进入充分竞争阶段，战略偏好将出现分歧，从而触发企业投资模式和绩效的变化。另外一些研究考察了企业对于行业战略集体变动的反应。Cuellar等（2011）认为当同行业其他企业出现集体的战略选择变动时，往往会诱发后动者的跟随，否则后动者将采用革新的方式进行赶超。Cuellar等（2006）通过对于网络行业的研究，发现当企业变更其既有战略模式，呈现出独特性而异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时，利益相关者将给予积极的回馈；反之，若企业一直保持和同产业其他公司的战略一致性，那么将逐步减退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更有一些文献证明，企业创新绩效和公司的市场反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Wyatt，2008）。吴锋刚和沈克慧（2013）的实证研究说明，如果新的创新项目上马，将会得到市场迅速的正反馈，这种创新行为得到的肯定甚至能抵消较差业绩的声誉毁损作用。王燕妮和张书菊（2011）的证据表明，创新动机和企业面临的行业环境息息相关。上述行为模式均是为了利用创新来获取超额报酬，从而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胡元木，2012）。我们进行总结后可以看出，既有文献更多地倾向于研究战略选择是否直接影响企业资本投资和市场价值，至于其中的影响机制无人问津。尤其是影响市场价值和吸引外部投资者的创新活动是否与战略选择存在关联，并无研究能予以准确回答。

实际上，创新绩效和公司的经营策略紧密相连，并且公司经营策略同战略模式存在密切的关联。在产业演变的过程中，每个产业都会逐渐铸就一个比较规范的运作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常规战略（罗仲伟等，2014），不仅仅是由于执政当局会指导辖区公司运用具有标准化的战略模式，而且同行业成员往往需要应对相近的经济不确定性，相互之间的比对和模仿能够一定程度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损害。既有研究对上述逻辑推论进行了很好的支持。Hiller和Hambrick（2005）、Tang等（2011）等研究都发现：战略异于行业管理的幅度和企业个体的经营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根据风险收益理论，采用差异化战略获得超额经营业绩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较大的潜在损失可能性。反过来，假若企业为了避免潜在的损失而和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保持较为一致的战略模式，那么其也只能获得中庸的行业平均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付诸精力进行创新的动机也相应受到削弱。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逻辑来更为严密地甄别战略模式如何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首先，战略选择往往和监管风险密切相关。契合同行业的战略则利用同业经验规避了较多的法律问题，这有助于企业适应制度环境（Meyer & Rowan，1977），从而增强公司创新的动机和能力。但是超越普通战略而进行战略创新的企业往往会面临监管成本，因此其会倾向于运用监管方支持的方式方法（比如科技创新）来弱化违背法律的风险；第二，趋同于产业战略套路在成本节约和企业生存压力方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企业如果单纯效仿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战略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行设计和开发的成本（解维敏、方红星，2011），但是很难有动机进行新的改进和创造。相应地，独特的战略模式带来的风险会强化业绩的波动性，进而有可能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特殊化的战略安排蕴藏着经营方面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而为了达到高额的回报率，企业必须开展更多的创新活动；最后，独特的战略安排可能是的经验共享成为障碍。特殊化的战略安排和同行业企业的差距越大，那么企业利用产业既有经验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的可能性就越低，从而在经验分享和知识传承方面存在较大的障碍。在脱离行业既有的共享经验之际，若要取得等于甚至高于行业盈利能力的业绩，这就要求企业研究能够超越行业常规技术的途径，进而激发创新的潜能。综上可知，正是由于特殊的战略安排下可能潜藏着法律制度风险、运营风险以及知识风险，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势必会具有更强的创新动机，进而促使企业释放内在的创新力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企业战略模式越偏离行业的常规，则创新行为越突出，且创新的绩效也相应越高。

三、 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考虑到许多行业的企业创新活动很少，而只有高新技术行业的创新活动才有研究价值。我们借鉴 Cui和Mak（2002）的研究，从沪深上市公司中遴选医药业、信息业、电子科技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等高新技术行业作为初始样本，依据如下规则遴选所需样本：（1）剔除上市时间不够一年的样本；（2）剔除控制变量缺失者。其中，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批准的专利数据通过手动查询样本公司年报附注所得到。

2. 模型和变量设定：依据国际学者们通用的模型设定形式，考虑到企业战略差异影响创新绩效存在时间差异，本文将计量模型的设置中的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1个年度；为了消除极端值对实证分析的影响，本文将所有连续变量 1%以下和99%以上分位数缩尾（Winsorize）；为防止聚类的影响，所有变量的标准差均进行代码和年度的Cluster处理。

（1）企业创新指标。本文分别通过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两个视角来度量企业的创新业绩。一方面，对于创新投入指标而言，我们借鉴Brown等（2009）的做法，采用R&D支出金额来进行替代。为了剔除规模效应，我们用销售收入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另一方面，在创新产出指标上，我们借鉴谢维敏和方红星（2011）的做法，用企业专利数量的自然对数进行替代。

（2）战略差异指标。本文的战略差异度指标DS参考 Geletkanycz和Hambrick（1997）、Tang等（2011）、叶康涛等（2014），整合六个关键领域的分布模式来判断企业的战略布局，进而体现公司战略模式异于产业套路的水平。本文所选择的六个关键领域涉及企业宣传经费（销售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研究开发成本（无形资产净值与营业收入的比值）、生产要素比例（固定资产净值与职工数的比值）、设备维护能力（固定资产净值与其原值的比值）、业务辅助支持（管理费用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和融资行为（资产负债水平）。在性质上，上述每一个领域都从特定的方面映射着公司的战略方针。其中，企业宣传经费、研究开发成本、生产要素比例、设备维护能力体现了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拓展领域上的举措。而业务辅助支持表明了企业组织架构安排，融资行为则代表着企业的资金获得方案（Geletkanycz & Hambrick，1997）。在此基础上，计算同行业同年度的每一个维度的战略模式均值，进而体现各企业在每一个战略维度上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程度。由此，本文将按公司进行标准化的六个战略维度指标取平均值，可计算出文章的主要解释变量（DS）。DS的取值越高，则表示个体战略模式偏离产业均值的幅度越高。

借鉴既有的相关研究，本文针对影响创新行为的因素，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ROA）、分析师跟踪（Analyst）、成长空间（BM）、市场业绩（RET）、证券换手率（Turnover）、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比例（Indir）、产权性质（SOE），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虚拟变量（IndDum）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Dum）。

四、 实证结果分析

表1列示了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上市公司的创新行为可以看出，样本上市公司的平均创新业绩（LnPatent）为1.067；平均创新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RDTA）为0.178。从战略差异指标（DS）指标可以看出，其平均为0.527，最大值为2.335，最小值仅为0.060，表明样本中各上市公司的战略安排有着较大的差异。为节省篇幅，控制变量的分布特征不再赘述。表2列示了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第（1）-（2）列是对创新行为和创新业绩指标（Patent/TA、RD/TA）的OLS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战略差异度指标（DS）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公司的战略越偏离行业平均情况，则企业创新业绩越高，该发现契合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基于此，本文用同行业同年度的中位数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业绩指标进行分类化处理。（3）-（4）列展示了Logistic回归结果，可发现战略差异度较高的企业，其创新指标大于中位数的可能性更高。同时也说明了战略差异往往诱发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创新活动，并力求保障创新能帮助其规避战略变革的风险。各控制变量系数也与既有研究保持一致。

为进一步确保上述实证发现的可靠性，本文开展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测试，总体而言并未改变原有结论。本文的研究样本是沪深A股高新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主要原因在于，本文样本中的行业创新活动较活跃，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然而可能诱发自选择的担心。为此，本文采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阶段，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指标，解释变量为原模型所采用的各变量，另外，我们选取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战略差异度指标标准差作为IV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中我们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该值纳入第二阶段的回归中，可以发现DS在第二阶段的个模型中仍然显著为正。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2002年～2015年沪深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手工搜集了企业创新数据，考虑战略选择可能导致风险变化，实证检验了企业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而为解释战略和创新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显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越大，则企业模仿同行的可能性越小，从而刺激了企业创新绩效。即便在进行了Heckman检验、变量替代等稳健性检验的情况下，本文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这表明，公司创新行为受到企业战略安排的支配，选择不同战略模式的公司具有不同的创新动力。在法律环境风险、经营风险和知识共享风险的三重压力下，特殊的战略安排有助于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规划还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创新业绩。根据本文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重要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战略选择的差异化除了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经营业绩之外，还能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应当勇于采用差异化的战略模式，从战略安排的层面提升企业的总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运用创新手段来配合战略模式的选择和变革是一种理性行为选择，企业应当充分地调动创新积极性来适应自己的战略决策，进而保持战略变革和创新活动的协同。

参考文献：

[1] 解维敏，方红星.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J].金融研究，2011，（5）：171-183.

[2] 刘刚，于晓东.高管类型与企业战略选择的匹配——基于行业生命周期与企业能力生命周期协同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115-130.

[3] 罗仲伟，任国良，焦豪，等.动态能力、技术范式转变与创新战略——基于腾讯微信“整合”与“迭代”微创新的纵向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2014，（8）：152-168.

[4] Brenes E R， Camacho A R， Ciravegna L， et al.Strategy and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mmodity boom--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

作者简介：游达明（1963-），男，汉族，湖南省益阳市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战略管理、投资决策、生态经济；张杨（1984-），男，土家族，山东省济宁市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战略管理、投资决策、生态经济；张婷婷（1992-），女，汉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战略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