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东，杜 平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及其再组织化问题

张海东，杜 平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新社会阶层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而日渐崛起的一个新社会群体。近年来，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不断壮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层概念，但是在职业特点、阶层位置上也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新社会阶层大多属于“原子化”的存在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规模庞大、职业流动性强的新社会阶层群体，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如何有效地实现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议题。

新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分化；再组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体制的逐步确立，新社会阶层日渐崛起，其总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为72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左右。在一些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所占的比重更高。规模日益扩大的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是新社会阶层群体还是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从新社会阶层群体生成的角度来看，市场化是新社会阶层生成的主渠道，新社会阶层普遍具有较高的市场能力；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群体大多属于“原子化”的存在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如何有效地实现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就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议题。

一、社会学视角中的新社会阶层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大致属于体制外的中间阶层，职业流动性较强，其快速崛起不仅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也在推动着我国的社会向“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的过渡。

（一）新社会阶层分布在体制外部门

职业分类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新社会阶层“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职业上，主要分布在新经济社会组织中，在“体制外”部门工作是新社会阶层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在吸纳就业的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有部门。我们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新社会阶层的调查发现，在工作组织类型上，有64.4%的新社会阶层在民营企业就业，有12.5%就职于三资企业，还有19.7%的属于个体工商户；在就业身份上，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以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技术人员和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为主，占到了一半以上①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7-134页。。

（二）新社会阶层大多属于体制外的社会中间阶层

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大多属于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属于新中间阶层。如果将阶层位置和职业特征结合起来分析的话，新社会阶层就可以称为体制外的中间阶层。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能力，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有的甚至还是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从经济状况上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更为优越的住房条件以及更强的消费能力。我们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新社会阶层的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的年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21倍，而新社会阶层的家庭年均收入接近社会平均水平的2倍；新社会阶层的住房产权状况、住房面积以及居住小区类型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新社会阶层的年均家庭总支出是社会平均水平1.71倍②同上。。在阶层认同上来看，新社会阶层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普遍较高。新社会阶层的家庭阶层认同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以及综合地位等方面来看，新社会阶层的个人阶层认同位于中间水平③同上。。

（三）新社会阶层具有较强的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主要体现在职业流动和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在职业流动方面，新社会阶层职业流动率较高，但其跨体制的职业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流动特征。调查数据表明，新社会阶层的工作稳定性低，其职业流动率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61.1%的人表示工作以后换过工作单位，远高于社会总体状况的37.8%；新社会阶层的工作变动也较为频繁，在表示换过工作的新社会阶层中，有26.6%表示换过一次工作，有11.4%表示换过两次工作，还有7.4%表示换过三次工作④同上。。这一数据表明，在有过工作变动经历的新社会阶层中，超过一半换过两次以上的工作。新社会阶层职业流动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跨体制流动具有明显的单向流动特征，也就是说，在新的社会阶层中从体制内向体制外部门的职业流动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反向职业流动的比例则很低。调查结果显示，从体制内到新社会阶层的流入百分比为15.5%，新社会阶层向体制内流入的百分比仅为却仅为6.2%。这说明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流动渠道是开放和畅通的，事业单位的技术人才到体制外部门创业也是相关政策积极倡导的，而反过来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虽然不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流动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的。所以，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流动不是跨体制的职业流动，而是在体制外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体制分割”是新社会阶层群体职业流动中面临的壁垒。

在阶层流动方面，虽然新社会阶层大多位于社会中间阶层，但是其向上流动的空间有限，向下流动的几率相对而言却比较大。根据已有的社会阶层与流动研究，我国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讲，中间阶层向上流动的目标应该是更具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而且获得更高层次的阶层地位也是很多中间阶层成员的追求。实现向上社会阶层流动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首先实现向体制内的职业流动，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各种因素，尤其是职业流动过程中“体制壁垒”因素的制约，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可能有机会实现这种向上的阶层流动。相反，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作为中间阶层的新社会阶层如果不能通过种种努力或者即使经过各种努力也不能保持现有的阶层地位，那就极有可能会向下流动，下滑到更低的社会阶层，从而失去现有的中间位置阶层地位，例如，一些创新创业失败的新社会阶层成员。

（四）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使社会结构更为复杂

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复杂，从而呈现出多维二元结构特征。所谓多维二元社会结构是指由一系列二元结构及其相互交织作用而呈现出来的一种结构性特征。在这些二元结构中，既有基础性的，也有衍生性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典型的基础性二元结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影响，城市和农村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为了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但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在维续。与此同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区域发展差距等问题又新增加了特大城市与其它城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使得特大城市与其它城市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二元结构。此外，基础性的二元结构还包括基于体制内外差异而形成的二元结构，有学者称之为新二元社会结构。实际上，在城乡和体制内外差异的二元结构之外，我国社会近些年来又形成了一些新的二元结构，各种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加总起来便构成了这里所说的多维二元结构。在现实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上述结构因素相互交织作用而衍生出一些次级二元结构。这些由基础性的二元结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次级二元结构就是衍生性的二元结构。多维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非常复杂，成为名符其实的复杂社会。

（五）新社会阶层的崛起推动着我国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过渡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还推动着我国的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在阶层构成上，“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社会底层群体十分庞大，而中间及以上的社会阶层比例较低。新社会阶层的持续壮大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社会阶层位置从较低位置阶层向中间阶层过渡。根据有关调查数据推算，在我国一些特大城市，“橄榄型”社会结构已经初具雏形，其新社会阶层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关数据表明，全国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为5%左右，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分别为8.4%、14.8%以及13.6%①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7-134页。。

二、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

从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来看，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渠道以及市场能力是其生成、发展的三个重要机制。其中，市场经济体制是催生新社会阶层的制度性因素，市场化是新社会阶层快速成长的重要渠道和推动力；而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自身具有很强的市场能力。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是催生孕育新社会阶层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国家和政府是企业生产、分配、消费等各项经济活动的主要掌控者和指令人。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长期受到国家政策的压制与意识形态的批判。而配合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单位制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石以及主要管理模式。单位制及与之相配套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配置，为体制内的人设置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生活空间，使得人们的各个方面都严重受制于单位，形成某种共性化的生存模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单位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单位，也就意味着“没有社会的保障”。因此，我国城市社会中仅存在干部、工人以及知识分子等主要群体，缺乏体制外群体大规模生成的制度性因素。

而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我国社会在产业与职业结构变迁的不断冲击下，原来简单、固化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松动与裂变。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我们正面对一个与以往大为不同、更为复杂与多元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原先我国社会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群体”（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社会正在形成并还在不断分化出新的社会阶层。伴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各类中介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建立，新社会阶层群体也由此应运而生。

近年来，党和政府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发展，并做出了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与变革。例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6年11月4日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解决了体制外群体的后顾之忧，使得体制外企业与部门可以安心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创业与就业人员，由此，新社会阶层人士也不断得以成长与壮大。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没有新社会阶层的产生；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也就没有新社会阶层的壮大发展。

（二）逐步完善的市场化渠道是新社会阶层快速成长的核心动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较为完善的市场化渠道也逐渐得以形成。从就业人员的数量来看，大多数在体制外形成的行业与部门迅速增长。数据显示，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这7200万新社会阶层正是通过市场化渠道进入体制外部门工作，并逐渐成长为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另外，在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领域，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各种私营、外资企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员，成为我国就业渠道的重要增长极①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课题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3页。。

其次，从就业方式来看，传统的依靠顶替父母、国家分配等方式在市场化渠道下已经逐渐式微，而新社会阶层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就业的，大多是在就业市场上自主就业，有些新社会阶层甚至选择了自由职业这种较新的就业形式。自主择业成为新社会阶层最主要的就业渠道，在特大城市中，个人直接申请应聘工作的比例为61.1%、职业机构和他人推荐的比例为22.1%②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查报告——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调查》，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7-134页。。新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产生是个性化的、自主的。其从事的行业是自主选择、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控制和干预，而这一点正是由逐步完善的市场化渠道得以保障。完善的市场化渠道，为新社会阶层的就业以及人数的增长，提供了核心推动力。

（三）强大的市场能力是新社会阶层自身发展壮大的内生机制

从市场能力角度而言，“新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市场能力。吉登斯（Giddens）将市场能力界定为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强其讨价还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具体来看，主要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即对于生产资料的财产占有、对于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和对于体力劳动力的占有，由这三种不同的市场能力产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阶层：上层、中间阶层和下层。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体制外的创新创业人员需要很强的市场能力，而且体制外部门也主要依据个人市场能力的高低来选择从业人员③张海东、姚烨琳：《市场化与市场能力：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机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14页。。

从生产资料来看，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直接拥有属于自身的生产资料，在市场竞争中占有先天的优势。部分私营及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或社会组织人员拥有企业的股份，其市场能力也较强。从教育程度上和技术资格看，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调查结果表明，62.3%的新社会阶层接受过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其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大多数新社会阶层人士拥有本专业的职业资格认证，可以说，新社会阶层拥有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分配正在逐步趋于一致。而从对体力劳动的占有来看，新社会阶层人士都从事非体力工作，而对比与社会的总体情况，新社会阶层在单位或企业中进行更多的管理活动，拥有更高的管理权限。因此，从这三方面看，新社会阶层具有强大的市场能力。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新兴业态的不断涌现，部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市场能力能够不断得以显现和发展。例如，2015年国家正式提出了“国家互联网＋”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必然会推动相关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为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催生的新业态，为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施展能力与才华布置了广阔的空间。新社会阶层自身强大的市场能力，是其在巨变的新时代中不断成长的内在机制。

三、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

从社会治理角度讲，作为体制外社会群体，如何对新社会阶层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问题。

（一）新社会阶层再组织化的必要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城市的单位制度、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在城市，“单位制”集资源分配、社会整合、利益表达以及政治动员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使得社会呈现出明显的“过度组织化”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市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改革相适应，单位所承担的一些社会福利等职能逐渐向社会进行剥离，单位人转变成为了社会人。新社会阶层群体事实上以“原子化”方式存在着，“游离于社会组织、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体系之外”，存在着“去组织化”①徐永祥：《社会的再组织化：现阶段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课题》，《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第24页。的问题。“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社会组织化方面，程度最高的为国有单位职工，而其他成员在社会领域则普遍处于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状态之中”②同上。。对于新社会阶层群体来说，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与所在的工作组织几乎没有任何的联系和沟通。

新社会阶层大多具有受教育程度高、专业技术水平强、思想观念较为活跃、工作流动性大等特征。面对这些体制外的“社会人”，一些与“单位制”相适应的传统治理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发挥整合新社会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中的原因可以从新社会阶层的非组织化特点中寻找。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给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③李路路、王薇：《新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界面》，《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第139页。。如何通过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来实现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社会阶层再组织化的含义及主要途径

所谓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是指通过各种形式将处于非组织化状态中的新社会阶层重新组织、整合起来，以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力军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积极搭建交流的平台，将“原子化”存在的新社会阶层群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满足其社会参与的需要。

大体说来，新社会阶层相应的再组织化途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造良好政策环境，积极鼓励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基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将新社会阶层群体有机“组织”起来。也就是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积极鼓励新社会阶层群体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团体类组织，充分发挥这些社会团体在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现实中，近几年来，随着新社会阶层规模的不断壮大，很多地方都成立了新社会阶层联谊会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组织，这些都是新社会阶层“再组织化”的积极尝试。

其次，积极打造新社会阶层工作的平台和品牌。新社会阶层工作平台对于促进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交流，增强新社会阶层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打造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工作品牌也是新社会阶层“再组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例如，上海市委统战部开始打造“海上新力量”的新社会阶层活动品牌和工作平台，从实践上来看，该平台在新社会阶层中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所组织的活动得到了新社会阶层群体的高度认同和大力支持。

再次，引导新社会阶层群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新社会阶层群体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参与意愿和能力，因此，有必要对新社会阶层进行“因势利导”，由相关部门负责积极整合不同方面的资源、对接各种不同的社会公益需求、建立健全不同部门的合作机制，为帮助新社会阶层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奉献爱心提供有效的平台和载体。

最后，促进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部门与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联系和交流机制。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在新社会阶层“再组织化”的过程中，还需要充分发挥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重要作用，积极吸纳其参与到相关决策的过程中，通过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来“上传下达”，一方面，落实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和主张；另一方面要深入了解和掌握新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等，为进一步做好新社会阶层相关工作提供积极的参考。

责任编辑：曾昭贵

D613

A

1002-0519（2017）04-0081-05

2017 - 06 - 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研究”（17ASH004）

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杜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