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083）

•战略研究：中国思想 中国道路•

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083）

国家的崛起需要硬实力的支撑，需要首先保障国家的安全。中国的崛起必须理性看待全球资源的短缺，以全球战略的眼光谋发展，认真汲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经验，明晰基于实力逻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学说及其大国制衡理论，构建自己的治理世界的能力。

实力逻辑；力量均势；国家安全；国家战略

处理世界性问题是一种能力，对于国家而言，就是国家治理世界的能力。任何国家，尤其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自己治理世界的能力及其塑造理论。在这个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已有相当多的经验，中国人则处于初步实践和学习阶段。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①胡锦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5年6月1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3435351.html。是绝对有益的。

一、崛起的中国必须直面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

中国现在已不是饭量有限而又无力的小孩子，他长大了，肠胃消化吸收功能也强大了。市场经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极大地刺激个人的能动性，把人纳入资本范畴来消耗，一切都成了资本化的东西；资本与生俱来的不赢利即灭亡的特征使整个社会周转得非常快，中国也在资本的刺激下转起来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新问题，我们原以为我们地大物博，只要生产上去了，我们资源取之不竭。现在则发现，生产确实上去了，可资源的存量却日益匮乏，中国犹如一个饥肠辘辘大汉，空有一身武艺。

现在西方人一方面赞扬中国人好。中国人怎么能不好呢？给欧美国家提供了那么大的市场，那么多的廉价商品。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②《中国对全球GDP贡献率15%》，2004年9月20日，http://news.sohu.com/20040920/n222124515.shtml。这样只干活不吃饭的中国人当然好。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又说“中国威胁”。威胁在哪儿？就是你能干的同时，饭量大了，吃得多了。现在的问题是，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世界的资源是绝对不够的，而中国的国内资源消耗正在接近极限，这样的矛盾便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发展本身。经济是发展了，但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却严重不足。昨天我们担心的是市场不足，若断了外部市场，就等于中国的外贸拉动力没了，国内许多企业就要停工。而在今天，资源则成了中国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中断，中国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发展和生存不一样，前者贵动，后者贵静。生存是在作瑜珈功，被埋到地底下，只要有一点能量，就能活下来。这种状态在经济中就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它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工具很容易结合。一把锄头、一个人、一点地，就可以生产吃饭了。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因为它使用的生产工具最简单，所依赖的条件最少，在山里也能种地，在森林能采集，在海边能打鱼。这种经济不为利润，生产直接与消费一致，自给自足，没有发展的压力，所以它生存能力极强。但与之相应的是它的发展能力却极弱。自然经济方式我们已经感受过。毛泽东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生存下来，不依赖外部市场的自然经济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相对缓和的世界环境中发展起来。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了经济运行的“硬道理”。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启动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做自然经济的瑜珈功了，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消费与需求之间利润已经介入，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了生存问题——国家发展的中断就是国家生存的中断。

只要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其发展就是国家生存的“硬道理”①“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只要把发展势头打断，市场经济国家就会倒下。不管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这样。当今中国面临的威胁就是可能出现的发展中断。透支资源发展经济，这条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道路已不适应于中国了。

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在GDP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下降。也就是说，生产与资源的消耗呈反比变化。现在我们资源的消耗比GDP还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部极其依赖，在资源方面我们已是饥肠辘辘。过去我们是市场短缺，现在解决了；金融短缺，我们大量地引用外资，金融短缺也解决了，货币多元化对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有利的。现在是资源短缺，我想中国人也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国际资源只是相对稀缺而非绝对稀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一个著名的关于饥荒的理论，②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要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他认为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穷人的“粮食权利”失败。他说“粮食权利所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支配的最大粮食数量，实际消费量可能小于这一数量”，“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为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后者发生的可能性”。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31、61页。他说饥荒的原因并不是没有粮食，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没有消费，也就是说多数人的粮食消费权利失败。为什么呢？囤积。拥有粮食的少数人消费不了那么多，他放着，大多数人有强烈的粮食需求却没有能力获得粮食消费，需求与消费的严重分离才导致粮食价格的居高不下。这样饿死人就成了囤积者发财的前提。如果说，消费与生产的分离是价值产生的前提，那么，需求与消费的分离则是价格产生的前提。现在的世界是需求中心和消费中心分离。资本主义早期，消费中心和需求中心都统一于欧洲，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消费。美国崛起造成世界上欧洲的消费中心与美国的需求中心相分离，美国人在打败英国人和西班人后，成为消费的中心。消费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要靠枪杆子维护，不是天生就给你的。

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穷人呢？那是因为他们只有需求能力而没有消费能力，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消费权利的失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酒肉臭”，是消费过剩，富人用不了这么多，但他还要贮财；“冻死骨”是有需求能力但无消费能力。人的消费能力不仅是体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利的实现能力。近代美国靠强力打破了英国的垄断格局，此前，世界资源都往英国走，打破之后资源都往美国走。与欧洲曾是世界消费中心而美国曾是世界的需求中心一样，现在的美国是世界消费的中心但却不是世界需求的中心，世界的需求中心已从北美转向亚洲。现在几乎全世界的穷人在养着美国。美国当然好了，它是靠制造南方国家的贫穷来实现自己的好生活的。它用暴力几乎把全世界的石油拿过去。它的通讯费非常便宜，因为其所用能源成本低。如果有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他们很自豪，“我们才几美分”，这都是因为他们被全世界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世界资源供养着。现在，亚洲这个新的需求中心崛起，印度和中国是其中的需求大户。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解决资源供给的问题。

二、国家崛起是一个极残酷的淘汰过程

历史运动根本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我们不能相信文化万能。威廉一世于1066年从法国下海打进英国并实现统治（1066-1087年），在法国人统治的时候，整个法国的生活方式渗入到英国的贵族生活里，这与近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渗入到印度贵族生活中一样。因此，现在英国人展示几句法语，实际是下意识地暗示自己“高层次、小范围”的身份。可见，暴力而非所谓“文化”创造了贵族和等级。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文化的作用也不要太迷信。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是所谓“没文化”的人创造的。毛泽东说得好：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

同样，历史也不是用金银财宝，用现在的话说，不是用GDP或GNP堆起来的。中世纪时世界财富云集中国。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描述中国到处是财富，这对西方影响很大。读过《查理大帝传》的话，就知道那时的西方人穷得不得了。东方来的人，在查理大帝眼中是很富有的。西方这时有强烈的物质需求，但没有可消费的生活资料，这激起了十字军东侵，共打了二百多年，把阿拉伯的财富掠过来，这为意大利崛起提供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紧接着西班牙崛起并用最残酷的暴力将富裕的拉丁美洲洗劫一空，大量黄金运回欧洲。1588年，英国又把西班牙打败，进而打败荷兰，英国就成了海上霸权。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崛起，欧洲的财富迅速涌向法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财富随国家暴力流动的规律。接着俾斯麦于19世纪下半叶使德国统一并于1871年打败法国，此后德国一直是欧洲财富和科技的中心。一直到二战时，德国科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多。②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 ，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 参见申漳：《简明科学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二战后美国崛起，20世纪末苏联解体，美国便成了世界财富和科技的中心。③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参见孙汉文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2页。可见，国家经济运动乃至文明的转移过程决不是一个“阿弥陀佛”的过程，而是一个极残酷的民族淘汰过程。

国家富裕一般有两条路：一个是靠自己干，一个是打败富国，杀富不济贫。国际斗争更多属于后一种情形。保罗•肯尼迪写的《大国的兴衰》里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④［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9页。。富裕的清朝被西方人击败后才半个世纪，中国人就成了“东亚病夫”；苏联解体后，大量国家财富，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迅速流向西方。

现在中国已取得了大的成就，就是保卫这些成就的认识跟不上。从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注意到中国国防产业及自主创新问题。现在我们60%多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但世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也意味着自卫手段也要全球化。

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共产党早期误以为政治就是谈判，多数人像个君子，斯文得很，不如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懂政治。陈独秀想通过迂回的方式，结果蒋介石跟共产党没谈到底线就动了刀子，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党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是这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发展也不是请客吃饭。一战结束后，劳合•乔治内阁在1919年做出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样的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从此，“十年无大战”的假定就一直作为英国军备政策的指导思想，史称“十年规则”。①萨本仁、萨支辉：《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5页。这为英国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绥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据。面对希特勒的咄咄攻势，张伯伦政府除了忍让外竟一筹莫展。今天，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紧，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要有危机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创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系统格局。

三、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支撑

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年）对均势学说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不同的只是，这个“比例”是由谁安排及对谁形成均势制约。

世界和平永远是大国战略力量通过特定形式磨合达到的平衡结果。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讲的都是国家战略力量间的平衡。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国家战略力量的平衡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实力大的一方，总会在平衡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这个意思上说，冷战才是和平的常态，和平是国家间军事力量相互抵消后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抵消采取什么方式。

国际问题会拓展中国人的视野。从我们国家人民的知识结构来看，20世纪40年代是军事挂帅，全党学军事。50年代全民学技术。到“文革”中全民学政治，搞阶级斗争。“文革”结束后大家一窝蜂地学数理化，那时陈景润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后来又争当万元户。接着又办班弄文凭。后又开始学政治经济学，再后来“政治”不要了，学经济学、金融学、房地产，最后是国际金融学，玩经济泡沫。下一步我看会再次重视政治，不同的只是从阶级的政治转到国际政治。中国目前国内问题很多，但这并不可怕。大家知道，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之初，都有巨大的社会分化问题。大家看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讲的就是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大凡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讲利润起家，在初期一般都要压低消费资金的支出，当然，这不应当成为国家对社会责任的托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这些国家的解困之道。英国、美国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们通过海外扩张，扩大利润回流。通过牺牲资本外围地区，即将国内的贫困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将国内的两极分化转换成国际间的南北差距，这样尽管不怎么道德，但它们确实由此获得大量高额海外利润以增加社会福利，反哺国内贫困阶级，国内工人阶级由此过上了贵族化的生活。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同时它也是英国侵略中国、印度在东方掠夺最疯狂的时代，其间大量利润回流英国，穷人一夜间成了富人。从国内范围看，英国资本主义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世界范围看，它又通过战争牺牲东方民族使英国另一部分人即原来的穷人也富了起来。后来居上的美国发展道路也是这样。19世纪的70、80年代，美国工人很贫穷，童工很多，当时工人暴动还夺取几个城市。但美国对此也不是从国内入手，而是到海外打开市场，扩大海外利润回流，以此化解国内因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此美国政府大力发展海军，国内政治问题通过依托于军事手段的海外扩张来化解，这是英美国家成长道路上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身躯，肌肉、神经走到哪里，骨头就走到哪里。对一个国家而言，骨头是军队。神经是文化，是我们信息传播。肌肉又是什么呢？是经济，是公司，但公司都要有军队跟着。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几乎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一国之经济犹如一人之膀臂，不管你伸多远，只要没有军队跟着，谁都可以斩断你。不要以为贸易就靠谈判，谈判就靠技巧。国家谈判后面如无威力，仅凭技巧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在发展问题上切忌纸上谈兵。中国要解决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要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而这与英美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也是资源配置问题。但问题在于：是仅在国内配置资源，还是同时也在世界范围配置资源？今天的中国自己得到的很少而为世界贡献的却很多，那按权利义务相等原则，中国就有权利从世界获得相应的资源配额，这是民主的权责对等原则，这对奉行民主原则的西方国家当然就不应当是“中国威胁”。吃饭干活，天理而已。在吃饭问题上，西方民主立即就显出其虚伪性：中国做了贡献并开始需要世界资源时，这时西方大国不给你，就说你“威胁”了他们。一方面是有需求而没有相应的消费资料，另一方面是有消费资料但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这是世界资源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与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失业后备军的多少决定的道理一样。

看看英国是怎么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对此，尼克松在他的著作中有精彩的描述。他写道：

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做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①［美］尼克松：《真正的战争》，常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2-93页。

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治理世界的能力大为惊叹，他在日记中借评价丘吉尔表达对英国人及其地缘政治思想的赞赏，他写道：

丘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实所罕见。（1943年11月24日）②张秀章编：《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685页。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一斑；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1943年11月30日）③张秀章编：《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687-688页。

英国人的逻辑是实力逻辑，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说“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④［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57页。。这里基辛格说的“合理的安排”就是国家进行世界治理的和平理念和实现这种理念的方法。英国人治理世界的方法是分而治之，是靠国家间的均势制衡。如不能制衡，那也要从大版图国家中分裂出小国来制造这种均势制衡。对此，基辛格有过很精辟的理论总结，他在《大外交》一书中这样写道：

“光荣孤立”并未阻止英国针对特殊事件与他国临时结盟。英国为海权国家，缺少大规模常备陆军，偶而会需要与某一欧陆盟国合作，但它总是宁愿事到临头才选择合作的对象。每逢这种时刻，英国领袖们均能表现出不计前嫌的弹性。⑤［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当然与英国短暂结盟的各国也各有其目标，通常都是为了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或疆域。一旦其作为超出英国认为恰当的限度，英国便会转向或组织为维持均势而对抗旧盟友的新联盟。这般铁面无私，坚决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为英国赢得了“老奸巨滑的英国”之喻。这种外交形态或许称不上如何崇高，但确实保持了欧洲的和平，尤其是在梅特涅的体制的边缘逐渐出现破绽后。①［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强国的标志不在其富有，也不在其武备精良，而在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大宋灭亡，不在不富，不在良将不广；苏联之亡，不在其武备不强，也不在人才不多，而在于国家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及由此产生的战略管理能力，而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国家的战略能力的支撑。

四、在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总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经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曾领世界文明之先。在中世纪，中国是世界文明巅峰。近代运势西渐，从阿拉伯半岛到意大利，经西班牙到荷兰和英国，最后到美国。从20世纪末始，这种运势又开始从美国向太平洋西岸移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新世纪伊始，这种移动速度与美国衰落的速度同步加快。好在中国曾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文化布局的底蕴还在，华夏文明在东亚仍在延续，毛泽东思想还在中国发展。如果在传统的基础上能够批判性地吸收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中的优秀成分，那么，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的伟大复兴就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业。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不称霸”思想，并且认为这个思想是未来中国治理世界理论中极重要的部分。中国永远不要走霸权主义道路。如果美国真逼出中国霸权来，那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世界霸权是与整个世界结怨的事，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如果一个国家到了“千夫所指”的田地，那就无可救药了。中国应该是与亚洲各国相互依存的地区性大国，因为世界太大了，谁也管不过来。大国多分担一些责任，大家合作，是理性的道路。中国别说力量铺张到世界，就是铺张到整个亚洲，也没什么好处，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已是前车之鉴。国力不能透支。中国应该是东亚的大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台海统一。

今天的中国也在经历着与昨天美国相似的历史进程。与昨天的欧洲人之于美国人一样，今天美国人面对的也是一个正在崛起并也负有反对国家分裂任务的中国。同样，美国人也重复昨天欧洲人的腔调：一会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一会是“中国威胁”，新世纪初美国小布什政府还将中国列为“邪恶国家”和“潜在对手”。这些都能说明什么呢？这些只能说明，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美国一样，正在骂声中崛起；其结果也一定与昨天的美国一样，中国将从美国右翼眼中的“邪恶”国家成长为世界人民心中的“民主、文明、富强”并且是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

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一定要有成熟的治理世界的理论。基于实力逻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学说及其大国制衡理论，是近现代国家尤其像英美这样的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英国人在开辟工业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人在与英国博弈并从英国人手中接棒的同时，也学会并成功运用了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法国的黎塞留、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马汉、富兰克林•罗斯福、马歇尔、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是娴熟运用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大师。

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进入21世纪并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全球视野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预备。

责任编辑：杨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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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519（2017）04-0027-06

2017 - 03 - 20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