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晴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媒介与傈僳族音乐的传承发展

李 晴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良好的传媒环境使音乐在傈僳族村寨迅速传播，不但丰富了村寨的文化生活，而且促进了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本民族的文明程度。

媒介；傈僳族；音乐传承发展

傈僳族是一个音乐文化非常丰富的民族，很多傈僳族音乐作品都是傈僳族人民精神意向的体现。他们在长年累月的生产活动中创作出很多具有傈僳族特点的民歌曲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媒介的传播，本地的傈僳族音乐和外来音乐相互交融，为本土音乐注入了活力，形成了如今傈僳族独有的音乐文化。本文旨在考察傈僳族音乐传播问题，分析媒体、外来音乐文化以及傈僳族本土音乐文化间的相互关系。

一、媒介技术的先进性推动传统民歌曲调的清晰传承

傈僳族传统民歌曲调的创作、传播和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媒介技术在傈僳族音乐的传承中的作用发挥有限，而且历史上傈僳族没有创立文字，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傈僳族人民都是用原始的方式传递信息，如口耳相传、刻木记事、结绳计数、树叶传递等。其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口耳传承傈僳族音乐成为了唯一的传播方式。

傈僳族音乐的传承基本是靠一代代的民族艺人口耳相传、心授，没有相应的乐谱和图像、影音等其他介质资料，以至于其传播面较窄、受众群较少，造成很多传统音乐失传，保留下来的一部分传统民族音乐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最初的韵味。

傈僳族传统民歌曲调的这种传播模式，也即是“实际由声腔细微末节构成的旋律风格和演奏（唱）风格，还是自然传播过程中被传播对象的乐手或歌手依靠记忆来保持”[1]。人的身体是傈僳族音乐传承的基础载体，传播者通过个体对音乐的解读、记忆进行口头传播，让群众能接受并喜欢传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代代的音乐传播者，并不断传承下去。由于基本依靠人的身体进行传播的傈僳族音乐具有客观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制约了该民族音乐的传播、传承。同时，基于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和领会不同，这种差异性会造成音乐传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傈僳族歌曲的传播者会对音乐进行相应的修改、补充和完善，这就形成了一首歌曲在同时期或不同时期有几种不同的音乐文本，无形中也造就了傈僳族音乐多样化生态。学者曾遂今在研究口传心授的传播方式时说：“口头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难免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在口传心授的双方可能会出现对所传播的不同音乐文本。”[2]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逐步在傈僳族村寨普及，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音乐传媒生态环境。尽管传统的傈僳族民族曲调的传播依然采用口耳相传、心授的方式，但是现代媒体已经对部分传统音乐进行了包装、拷贝、传播。为更真实、全面地记载、传播傈僳族传统音乐，人们通过现代电子媒介对其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发扬，以求全面、科学地记载传统民歌曲调，清楚地反映其历史本初的韵味，显示其原始、古老的不懈生命力，并呈现给受众。

运用现代电子媒介传播傈僳族音乐，利用技术手段全面、客观地记载音乐作品，可以使该音乐保持原始的韵味和品质，并原汁原味的传承，也可以增加新的音乐内涵和品质，也能成为外界解读该地区民族文化、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社会发展变迁等方面的素材，进一步增加对傈僳族群众的了解，解读他们的人文理念、民族文化和思想状况。“促进音乐艺术更全面、有效地继承发展，也促进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发展。”[3]

二、大众传媒的发展加快外来音乐的迅速传播

“没有语言和文字的中介，人类传播就不能摆脱原始的动物传播状态；没有机械印刷和电子传输等大量复制信息的科学技术手段出现，就不会有近现代的大众传媒。”[4]大众传媒的发展加快了外来音乐在当地的传播速度，同时也促进了外来音乐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傈僳族村寨的传播。以傈僳族依块比村为例，当下常见的三类外来音乐在依块比村传播。

第一类，外来汉语歌曲的传播。几十年来，歌坛上人才济济，新人辈出，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歌曲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他们创作和演唱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广泛的汉语歌曲。这些汉语歌曲的传播，影响着傈僳族依块比村音乐文化的互动。和其他地方相同，汉语歌曲及其他语言类歌曲通过广播、影视及音乐光盘等传播到依块比村。由于外来音乐中汉语歌曲数量太大，究竟有多少首汉语歌曲传播到村里，都有哪些汉语歌曲曲目，没有人能统计出来，也没有人能说清楚。目前，依块比村音乐传播的主体已经变成了汉语歌曲，村里的青少年尤其喜欢汉语歌曲，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普通话不流利，依然喜欢唱汉语歌曲，并乐此不疲。在日常的音乐传播过程中，汉语歌曲是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最多的音乐类别，譬如婚丧嫁娶、企业开业庆典等活动中，汉语歌曲传唱的最多，这种状态对依块比村原来的音乐传播模式的改变是具有颠覆性的，同时也丰富了本地音乐的创作类型，并产生了诸多新傈僳族歌曲。

第二类，中国化的傈僳族教歌——《赞美诗》的传播。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到云南怒江传教，傈僳族群众中有一定数量的基督教信众。《赞美诗》就被傈僳族艺人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重新创作、并被翻译成傈僳语的教歌，在宗教活动仪式上进行歌唱，这些教歌由牧师在教堂进行引导传唱，村民们在固定时间到村里的教堂参加宗教生活，除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外，教堂大多时候是村里男女老幼的休闲娱乐、相互交流沟通的场所。日常生活中，村民们都忙于生计，一起沟通、交流的机会不多，教堂的宗教活动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现在的教堂配置有电视机、DVD、VCD机及其他多媒体媒介设备，当村民们在固定时间聚在一起时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大家会跟着牧师传唱《赞美诗》，跟着DVD、VCD唱外来汉语歌曲、新傈僳族歌曲和傈僳族传统民歌，他们也不定时举办村民们一起参加的文艺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促进了各类型音乐的交流、交融、传播。

第三类，缅甸傈僳族歌曲在当地的传播。云南福贡县地处边疆，边境线长142.218公里，县域西部与缅甸有几个地区山水相连，有一部分傈僳族群众跨境而居并相互通婚。傈僳族依块比村老村长普六元介绍，在缅甸的这些地区，有很多从福贡县搬迁过去的傈僳族村民。自古以来，福贡县有些村寨与缅甸的这些地区就有通婚的习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甚至是在文革期间，民间都不间断地有人员往来。在中缅两个不同国度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中，又基于相同的母语、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和宗教信仰，双方的音乐交流互动更方便、频繁。譬如，缅甸傈僳族歌手经常到福贡县演唱，同时，缅甸傈僳族歌曲的光碟字幕多数是傈僳文，借助媒介作用，缅甸傈僳族歌曲在福贡县内得到广泛传播，这些碟片里歌曲的的艺术风格贴近生活、朗朗上口，与当地的新傈僳族歌曲相似，具有较强的亲切感，让傈僳族村民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缅甸傈僳族歌曲很快就融入到村寨的音乐传播互动中，傈僳族村寨的音乐内容也得到了扩充和完善。

三、外来音乐的传播促进了本土音乐的创新发展

本土音乐若要保持活力和不竭的创造力，必须加强和外来音乐的交流，取长补短，保持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生命力。外来音乐依靠大众传媒进行纵向传承，横向传播，促进了本土音乐的创新发展。

在当下自媒体时代，新技术带来的传播的交互性大大方便了音乐的创作和传播。一个移动终端的电脑或智能手机就能在接收音乐信息的同时，可以评论或转发，甚至进行翻唱和模仿等二度创作，还可以把具备良好自媒体特性的音乐作品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自媒体给音乐创作带来了便利，也扩展了傈僳族歌曲创作、传播的平台。由于外来音乐的迅速传播，异质音乐文化的大量介入，给本土音乐增添了新鲜的成分，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外来音乐的传播，打破了本土音乐原有的呆板模式，除去了陈腐的观念。外来音乐文化与本土音乐文化进行实质性交流，促成了外来音乐元素与本土音乐素材有机的融合，其结果是傈僳族歌曲有了量的增加、质的飞跃。

老树发新芽，傈僳族原始的民歌曲调的花园里绽放出鲜艳夺目的新傈僳族歌曲的花朵。新傈僳族歌曲是外来歌曲与本土传统民歌曲调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歌曲。新傈僳歌曲很好地体现了傈僳族音乐原始古朴的韵味和怒江山川的秀美，同时还兼具现代感的音乐符号，歌词明快易懂、符合现代生活，容易被群众接受，很好地契合了傈僳族村民的欣赏习惯。有些新傈僳族歌曲，听起来动听悦耳，像涓涓细流、欢快、纯美悠扬；有些歌曲则感觉就象瀑布顷刻间飞流直下，一泻千里，热情奔放。这些新时期的音乐特点和内涵文化都促进了新傈僳族歌曲的大众化发展。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在当地涌现出一批批在创作和演唱新傈僳族歌曲方面有成就的本土传承艺人，例如，车四恒、李旭华、江晓春、春欢月等是这批艺人的代表。他们借鉴其他音乐的特点融合傈僳族传统民歌曲调创造的作品深得当地群众的喜爱。大量新傈僳族歌曲在依块比村传播、在傈僳族村寨传播。他们的歌声传遍怒江两岸，回荡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上空。

新傈僳族歌曲依托现代电子媒介和传统方式传播，在创作过程中包含了原始传承中不具有的乐谱、全方位的立体记载和新式包装。通过现代媒介技术对新傈僳族歌曲进行创作、传播，“克服了创作在传播构思中的遗忘性，从而使创作过程进入清晰化、条例化和有序化状态”[5]，电子媒介的运用使新傈僳族歌曲从根本上避免了由于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所造成的歌曲在传播过程中导致的音乐文本多样化的情况。

在社会变迁中，“交流的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文化中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6]。在傈僳族村寨，对本土传统音乐进行传播、传承和创新，有利于外界更好地认知这里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原始、古朴的人文内涵；有利于打造本地区旅游文化品牌；有利于引导本地旅游业的发展。傈僳族音乐的传播、创新和发展，对本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傈僳族群众对音乐的喜爱，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盐不吃不行，歌不唱不行”，基于此，他们更乐于接受本土音乐和外来音乐的的传播，从而满足自身精神层面的追求，愉悦身心。音乐在傈僳族村寨的传播，是人民生产方式、生产活动、生活习俗等赋予的一种艺术形式，不仅是傈僳族群众生活感知的反映，更是他们深层次心理、精神活动的体现。“媒介通过梳理人们的认识，使其趋于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形成一般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7]媒介促进了音乐的传播，开阔村民的视野，拓展了他们的思想意识，提升了文明程度。不同语言的音乐在民族地区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1]郑荣达.音乐传播与科技进步[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4）：3.

[2]曾遂今.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上）[J].武汉音乐学报，2003（3）：37.

[3][5]李勇.媒介对音乐文化传播的作用[M].沈阳:沈阳文化学刊出版社，2007（1）.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尼尔·波兹曼，章艳[M].娱乐至死.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沈国芳.中国传媒大趋势[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J642.21

A

“云南民族大学校内青年基金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7QN22）。

李晴（1987-），女，云南怒江人，现就职于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主要研究方向：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