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蕾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初探
——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几点思考

王 蕾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它起源于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国家，如果从传教士们的工作开始算起，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德国的比较音乐学开始建立了真正意义的学科概念，二战后民族音乐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逐渐引发了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后又形成了学科整体性的框架结构。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学者才开始研究中国以外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借鉴学习了许多国外民族音乐学大家的理论与观点。本文是笔者在学习了西方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之后，结合自己的田野工作经历引发的一些思考和自身的感受。

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局内与局外；主位客位

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世界不再封闭独立，随着历史演变，由原来的“地域性”变为“地球村”。民族音乐学不止研究非欧洲的音乐，更多的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本文是笔者在接触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并读过张伯瑜的译作“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之后，结合自己所学，对这一学科的一些感想。

民族音乐学，这一新兴不足百年的交叉学科，如今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与专家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ethnomusicology”曾一度广泛称之为“比较音乐学”。这一点的由来也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从18世纪开始，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一些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亚、非、拉丁美洲，伴随着经济文化等的交流，发达国家的一些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文化学者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非欧洲国家的文化之门。他们试图用欧洲音乐学家们的观点和理论去了解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音乐文化。在19世纪，以德国音乐人类学家施图姆夫为代表的柏林乐派，曾在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成立了一个具有学术特色的音乐研究群体，主要从事音乐史，音乐形态，乐器学的研究。施图姆夫及其学生一直在进行着田野工作，并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但是柏林乐派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及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认为人类音乐文化就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他们试图研究非欧洲的“外来的”音乐，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进行对比，以得到人类音乐发展的历程及规律。但是到最后，这种“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偏见使得许多考察及搜集不了了之。在19世纪以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带领下，着重实地考察，开始深入调查非欧洲地区，从强调音乐文化意义的角度提出“文化价值相对论”后，引申到音乐学领域成为“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价值观”，这一观点为后来民族音乐学学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实不止是国外，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也在1927年入柏林大学专攻音乐学，他是我国最早系统地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将中国传统音乐及某些东方国家民族的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开创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并先后在1924年和1929年完成他的《东西方乐制之研究》以及《东方民族之音乐》两部著作。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以“第一个”评价王光祈：“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第一个介绍来东方的学者就是中国人——王光祈。”

在笔者研究生学习阶段，老师就教导我们“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灵魂和基础。所谓“田野”就如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一样，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强调要进行实地考察，因为只有建立在坚实、科学的实地考察和丰富现场音乐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的民族音乐学课题，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我们国家的民间音乐调查要追溯应该从《诗经》就开始了，《诗经》中的 “风”“雅”多以这种方式采集而来。汉代的乐府也是以李延年为首多次在民间收集歌谣而得以流传下来。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蔡元培先生又主持中央研究院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20世纪40年代，张鲁等人在延安《民族音乐》杂志发表《怎样采集民族音乐》一文，这是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关于涉及实地考察最早的历史文献。诸如此类对后世的民族音乐学家及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的“田野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指导这一学科方法论的意义。

关于“Anthropological Field Work”，美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玛利亚·赫尔顿提出被研究的人群大多是未受过教育的，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没有文字记载，大多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记载着他的过去。所以她在自己文章《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手册：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五个“W”一个“H”，即 Who、When、Where、What、Why、How。以这五大类列出问题清单。但是笔者在自己的田野工作的考察过程中发现，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这使我发现，很多时候在田野考查开始，更重要的是与采访者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笔者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局内人”的生活，以“局内人”的视角研究他们的音乐文化生活。必须先保持友好的相处，获得他们充分的信任，这样才能开展相关的调查工作，获得我想要的信息。因为笔者研究的是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难免在文字、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等存在差异，所以我自己的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以便为后来打下坚实基础。

在自身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定义什么是局内、局外或怎么样定义局内或局外的关系是调查工作中的难点。这对我进一步分析田野工作、录音、记谱分析以及写好音乐民族志有很大的关系。在看过张伯瑜先生《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三方定位》的文章后，有了更大的启发。主要观点是其一：局内人与局外人有三方面。即人与音乐的关系；人鱼音乐的距离；人（研究者）与人（被研究者）的关系。其二：主位观与客位观也有三方面。研究者作为客位；研究者作为主——客位的结合；研究者作为自己。不难发现，现在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已经发展为本身研究音乐文化中的一员，当他们研究自身本土文化的时候，他们具有局内与局外的双重性格。对外，他们又是局内人；而面对自己民族内部来说，他又很可能成为局外人。这一角色的转换往往是与谁来比较而定的。研究者们往往就是他们（被研究者）的一份子。以笔者为例，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到了现在致力于发扬满族文化的老师，他本身就是满族人，但是由于长期在外地工作，没有积累与传承太多的关于满族内部的文化。当与他交谈，他说希望自己能做一名“不太合格的传教士”，弘扬他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此他与本民族内部年长的传承人相比，他又是一个“局外人”，而与我，他是真正的“局内人”。

身为客位的笔者还有深刻的感触，就是作为民族音乐工作者，所收集的资料量一定要大，涉及范围也要相当广泛。因为这一学科与很多学科都有一定的交集，如果我们平时没有量的积累，很难筛出精华，要把各种收集到的资料以相互支撑例证的形式统计好，使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形成相互联系的格局。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因为我的导师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她治学严谨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她很好地把音乐与哲学相联系，形成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在她研究的范畴中，不仅仅是研究音乐这一门学科，例如她在讲述印度尼西亚佳美兰音乐的课上介绍过印尼有100多个民族，音乐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在印尼，最具代表的就是在爪哇发展并流行与东南亚的一种叫做佳美兰的音乐，印尼人视为国宝。它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国家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使用二度音阶，一种叫“斯利安德罗”的五声音阶，一种叫“佩洛洛”的七声音阶。 看过简介的记录片后，老师曾经问到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印尼的传统音乐，难道只是让我们对其进行记谱、曲式等理论的分析？我们学习过民族音乐学的学生们都知道，音乐的主体观是人，研究人的音乐也就是研究人的行为，进而上升到哲学的角度就是研究人的思想，这个民族怎么就创造出这样的代表性音乐。这其中，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需要我们学习的有太多太多，不止是停留在单纯音乐学科门类中。这一点，不得不说国外的大学比我们做的要好很多，他们之所以在音乐领域里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构架，是他们纵横了诸多门类的学科交织在一起，形成丰富博大的系统，随之而来视角也宽广了，不怕没有创新拓展的新思路、新观点。

正如2015年在南京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多元并置，融合重构”的思潮下，刚刚踏入民族音乐学领域的我们，应该如何充分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同时去更好地推动我们国家的学术发展。综上所述仅是笔者对民族音乐学的自己的感触及拙见，也希望在笔者以后攻博的过程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我们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贡献出一份绵力。

[1]张伯瑜.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2]张伯瑜.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三层定位[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2）：44-49.

J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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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1989-），黑龙江省大庆市，研究生，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