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海

在书法史上，清代的书法，可谓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站在这个峰顶上的何绍基则是清代晚期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的书法家之一。

何绍基，湖南道州人，字子贞，东洲蝯叟等。历经晚清四个朝代。纵观子贞书法，“篆分遗意”，真草隶篆皆工，造诣极深，博学多艺，诗画印精绝，独创执笔回腕法，更为书林别调，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家学传承 积淀丰实

何绍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人称道，其对子女的教育尤为严格。嘉道年间多数书家以唐碑为宗，何凌汉对欧、褚、颜较为倾心。故其教子亦从唐碑入手。颜平原为唐代书法宗师，何绍基兄弟四人书法皆宗平原。何凌汉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传授经、史、诗文与书法，更注重对子女的立身处世。其父言传身教，教子有方，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其母不随父上京，不享荣华，勤俭依旧。何绍基早年既有严父，又有良母，家庭的熏陶。另在何绍基与母寄居舅父家中时，其舅交其识字，练字，并培养了他勤学好问的求知品质。

青少年时，何凌汉聘请家庭教师，十年苦读，奠定了他扎实的学问根基，楷书功底主要是这段时间打下的。壮年时期何绍基多次参加科举，历经童试，乡试，殿试（第八名）。入仕途至“学政”，后“忠勤正直，不避权贵”而罢官从教。坎坷的人生，丰富了何绍基广博的学识。他的好友曾国藩言：“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礼仪》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日字好。以余观之，自则必传千古无疑矣。”其外交游甚广，也是其成为一代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所提到的人物不下数百人，且多为学术界人士，如：阮元、包世臣、魏源、曾国藩、杨瀚等。何绍基其良好的家庭早期教育，广博的交游，使他能看到很多好作品，听到不少高超的见解，整日读书作文，谈碑论画，文气久蓄胸中，自然化得笔墨氤氲。进士，编修，国史馆协修，总篆，学政等职，也使他笔墨更为练达，眼界更为开阔。

二、因时二化 尊碑抑贴

何绍基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清朝中晚期。设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动荡变革之际。官场贪污成风，官吏昏庸，政治腐败。英国人利用鸦片轰开国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何绍基正是在社会逐渐走向衰亡的时代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何绍基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其时值清代学术的全盛时期。兴起了史称“朴学”之风，“朴学”也称之为考据学，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见不合，则相辩诘……不以为忤”，才出现了何绍基敢于大胆校改其师阮元的金石考证文学，从中也窥出何绍基可贵的辩证书学思想。

清朝的书法分为帖学期和碑学期两个时期。元明时的“帖派”，至清早期占主导地位，主张宗董、宗赵。至何绍基生活的年代，文字狱大兴，文人学者专志于考据，证经订史。当时金石出土日丰，摹拓流传日广，这样由考据直接涉及到书法艺术，“碑学”日渐兴起，开始宗唐碑。理论上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推动，书法实践上出现了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一大批大家。无论是汉碑、魏碑还是唐碑，都是何绍基师法的对象，他敢于对官阁宣战，“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书者，亦未有能衣架书而刻百家书者。”以此不难看出何氏因时二化，对“扬碑抑帖”思想的形成。

三、锲而不舍 探索求变

在帖学式微，碑学兴起的影响下，何绍基积极投身碑学实践。其对碑学有着由衷的喜好和特别的感情，访碑不避艰险，购碑不惜重金。对唐碑中《大唐中兴颂》、《李思训碑》、《道因法师碑》厚爱有加，勤以摹习。其临写范围，上溯周秦两汉，于北碑亦无所不习。每临一碑，多至百遍，少亦数十遍，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故皆能入神化境。自言：“……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骨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每著书作字，气力为疲……”又云：“余自得此帖后……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又有言：“舍既性嗜北碑，故摹仿甚勤，……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子，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何绍基在写字实践中，探索求变是难能可贵的。王潜刚在《清人书评》中评何氏云：“……其小楷先有死工夫，然后变化，脱去翰林字而入古，故妙。”沙孟海先生曾言：“他的字有一种翩翩欲仙的姿态。”马宗霍评说：“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地。且必如此而后能入乎古，亦必如此而后能出乎古。能入能出，其斯能立宗开派。”何氏的学书不难看出他探索之勤，挖掘之深，熟谙篆隶，以篆入手，方出古质气。何氏从微观的执笔、运笔、用笔方面详加探索，从李广“猿臂善射”法中悟出了“回腕高悬”的执笔方法，即虎口向上，掌心向胸，五指对胸，指端指管，腕肘俱悬，回环如张弓状。此法虽不必提倡，但其探索创新的精神亦无可厚非。

四、中锋用笔 书归篆隶

清中晩期，随着碑学的昌盛，强调彰显个性的书风，产生了一大批充满个性的书法家。何绍基的篆、隶、行、楷均独树一帜。长期的书法实践，和传统的用笔方法，使何子贞能坚持以中锋用笔。我们从他所传世的楷书、行书作品可以看出，他学习颜平原收益颇丰。“书归篆隶”作为何氏的书学思想，那么，由其思想指导的实践应是“中锋用笔”之法。中国的书法传承序列即由篆而隶，而楷而行，而中锋用笔则是书法起始的笔法，乃至后世的真行草书中是否是用中锋，亦成了一个评价书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明清帖学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中锋用笔”的作用。何绍基独具慧眼，看得明白，疾呼“中锋用笔”，在《与汪菊氏论诗》中说：“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可见他对中锋用笔的认识之深。中锋用笔可以使线条厚实、圆润、饱满、充满生机、使书法作品高古厚重;反之，少用中锋，就会使线条扁薄，少蕴蓄、内涵。由此思想的引领，何氏自然而然，主张“书贵通篆”篆则中锋，书法要出篆籀之气。他说：“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公，……”他能感悟出颜真卿、李北海书作之中的篆籀气。故有“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他遵循中国书法发展传承的规律，于是乎他的“分隶行楷，皆以篆法行之，如屈铁枯藤，惊雷坠石，真足以凌砾百代矣。”马宗霍在《书林纪事》中给予他这样的评价。

五、古质厚重  四体皆工

何绍基的书法植根于传统，源于篆隶，使得各种书体都能沉着厚重，格调高古。时人及后世多以为何绍基“中锋用笔”，取法篆书。而工长所评不一，笔者认为何绍基，以篆人书，四体皆工，为晚清书坛全才亦不为过。下文分述以证之。

篆书：何绍基潜心研究古籀金文，“以金写篆”，对后来的金文、大篆的取法，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他的篆书打破“婉而通”的篆法思想，不是再现石头的残破、质朴和风化感，而是再现钟鼎青铜彝器的厚重、蕴藉之感，他将行书笔意纳入小篆笔法，用笔方圆俱有，有静有动、动静结合。

杨守敬评说：“何绍基篆书纯以神行，不以分布为工。”从篆书创新方面来说，清人有人衣为他的书法，篆书为第一。

隶书：他的隶书用力最深，马宗霍在《书林纪事》中写道：“……何蝯叟……及居长沙，临张迁百余通，衡方、礼器、史晨又数十通，”何庆涵语“先公六十岁后，喜临分书，两京诸碑摹写殆遍，而于《张公方》、《杨孟文》二碑临本尤多，各百余通。”沙孟海先生评其书：“何绍基各体书，隶书第一，真书还在其次，……隶字的好处，在有一缕真气，用笔极空灵。”谭译 评其为“六朝而后言八分，无能过者。“在清代所有隶书家中，何绍基是最有广度和深度的，他综合清前后隶书创作之长，创造出既有深厚的汉碑功底，又具有个性意趣的超逸多姿的新风貌。

楷书：何绍基的楷书，根于颜真卿，更以篆隶笔写楷，楷中蕴篆分意趣。在结体上以横势为主，重心多往右下方倾斜，有翩翩欲飞之势。有一股古朴、厚重、圆浑的风格。其小楷尤为精彩，韵味十足。王潜刚对其小楷极为佩服：“蝯叟，小真书较大真书胜数倍，或以为如此古拙笔，而能有如此精妙小楷，甚奇。“对当时的馆阁体有着强大的冲击。

行草书：行草书于何绍基来说成就颇高。其根底是颜真卿的《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将秦汉篆隶、北魏碑刻熔为一炉。其形体，笔法敢于突破，吸取篆隶、北碑，化人行草，起到“苍劲、老辣“之效;以回腕法造就“生”、“涩”之妙。笔画中渗入篆书的圆劲内敛，隶书的起伏向背，北碑的翻折，《道因碑》的刚直爽劲，加上他独有裹锋，逆人，颤动，结构上宽博开张，墨色上燥润变化。《清稗类钞》评说：“行体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达到“有法”至“无法”的境界。

何绍基成为清中晚期的一代大家，以“以书贯通篆”的书不思想为体系，独出机杼，四体皆熟，博经通史，诗妙画精，实为世人称道，无怪乎于马宗霍盛赞其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