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平

【摘要】《聊斋志异》反映科举黑暗的小说虽不占主流，却与蒲松龄一生热衷功名而屡屡“困于场屋”的经历有关。蒲松龄对出生寒微、“才名冠一时”而屡试不第的书生充满同情，借“鬼狐史”来张扬他们的人生价值，抒写心灵的酸楚;对幸进的“凡庸”之流无情地讽刺;对“鼻目双盲”的主考官辛辣地嘲讽。

【关键词】科举类小说;《聊斋志异》;原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中国文学“发愤著书”的艺术传统，借奇幻迷离的“鬼狐史”抒写“块垒愁”。主要体现在以科举为题材的作品中，其中的书生大多出生寒微，“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这正是作者自身科考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孤愤”之情的寄寓。

一、科举类小说产生的原因

文学是心灵的写照，是激情的喷射。《聊斋志异》中科举小说的产生与蒲松龄特殊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他自幼勤奋好学，19岁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名噪一时，仕进信心倍增，满以为鹏路风云，却不料屡试不第，不得已在缙绅家坐馆教学，直到70岁才“撤帐归来”。71岁那年，他才援例拔贡，补为岁贡生，为此他作自嘲诗云：“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队妻孥梦亦羞。”

科举发展到清代，流弊凸显。为了获取功名，读书人埋头于时文八股。考生拉关系、走后门，甚至行贿行骗，捞个举人进士;主考官有眼无珠，徇情枉法，真才实学者名落孙山;文墨不通、品行低劣者挤入衣冠之列。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人生体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志》中满腔激愤地说：“集腋成裘，妄续冥幽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作者只将孤愤之情，寄托于鬼狐所居之所。

二、对科举的揭露，表现于对落第士子的深切同情

蒲松龄对士子落第的痛苦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为此他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创作了一批揭露科举制度腐败和弊端的作品，如《叶生》《于去恶》《贾奉雉》《司文郎》《王子安》等。

具有自喻性的名篇《叶生》，其主人公叶生“文章辞赋，冠绝一时”，而他在科场上，一次次“榜既放，依然铩羽”，抑郁苦闷，却死不瞑目，死后魂魄定要追随丁县令，报知遇之恩，将平生所学教给丁公子。丁公子在他的教授下只一年工夫“便落笔能成文”，乡试中举。丁县令曾问叶生：“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叶生曰：“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无可憾，何必抛却白纻，乃谓之利市哉？”在似乎达观的言辞中，浸透了作者辛酸的人生感慨。

《司文郎》中的宋生也有类似的经历。恰如蒲松龄的一生，自身的才学无缘获得证实，只能归之于命运不济，修为不够。作者将这些人物“有价值的一面毁灭给人看”。作者似乎觉得单靠形象不足以把满腔的不平与愤懑发泄出来，索性以“异史氏曰”直接大发议论。如《叶生》中的“异史氏曰”，与其说是感叹叶生的遭逢，不如说是蒲松龄自我人格的张扬，以卞和自况，叹世无伯乐，叫人对落第士子顿生同情。

《王子安》篇末把考生比作：手提篮子的乞丐、被人叱骂的囚犯、秋天瑟缩的冷蜂、走出笼子的病鸟、被人拴着的猴子、吃了毒饵的苍蝇、毁了鸟巢的斑鸠。对考生充满同情，更有作者的辛酸和体验。

三、对科举的揭露，表现在对幸进“凡庸”的无情嘲讽

科场之弊，真才往往被黜，凡庸之辈却入仕。《郭安篇》写了由进士出身的县令判的两个案子，令人啼笑皆非。其一，某人有一僮仆，因做了噩梦，不敢睡己床，“移宿他所”。而另一仆名叫郭安的见了这个空床，就寝于上。还有一仆名李禄的“与僮有夙愿”，“夜操刀入，扪之，以为僮也，竟杀之。”郭安之父告到县里，哀号曰：“半生只此子，今将何以聊生！”县令陈其善对李禄不加丝毫处罚，即判李禄为郭父之子。郭父只得“含冤而退”。文末作者感慨曰：“此不奇于僮之见鬼，而奇于陈之折狱也。”其二，写“济之西邑”一名凶犯杀了人，被杀者的妻子告到县里。县令大怒，立即将凶犯捕来，拍案大骂曰：“人家好好夫妇，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寡守。”作者于文末感慨和嘲讽：“此等名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对于这两起杀人案莫名其妙的判决，体现了凡庸幸进者的无能，作者对于幸进凡庸的无情嘲讽，不正是对科举制度的揭露吗？

四、对科举的揭露，还表现于对主考官的有力鞭挞

《司文郎》中写王生、余杭生两个同寓报国寺，余杭生十分傲慢，“狂悖”“多无状”。后有宋生来，多给余杭生以嘲弄、难堪，才使他“傲睨之气顿减”。一天，游历殿阁，见廊下坐一卖药盲僧，宋生惊讶地说：“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请教。”于是同来请教。盲僧以鼻代目，焚文判之，王生“亦中得”，接着余杭生焚文，僧“心受之矣”，始焚已作，僧“咳逆数声”，“强受之以膈”，差点“作恶矣”。数日放榜，余杭生竟领荐，王生下第，使盲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富有才学的王生屡试不中，而文章令人作呕的余杭生却得以高中，盲僧的行为，其实是嘲讽那些眼鼻皆盲的主考官。昏聩无能的主考官，其录取标准当然是以他们的尺度的，这怎能谈得上为国家选拔栋梁！

蒲松龄历经数十年科考，看出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他对考生持有不同的态度：对屡困场屋的“佳士”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幸进“凡庸”进行无情的揶揄嘲讽;对于既“盲目”又“盲鼻”的主考官，则不遗余力地进行嘲讽，恨不得掘目剜心。当然，鉴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只限于揭露弊端，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本质是为统治者选拔忠实的奴才，加上他受佛教影响，在个别小说中将科考不第归于命数、罪孽、修为不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因而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不及后来吴敬梓那样全面、彻底、深刻。

参考文献

[1]盛伟.聊斋志异校注[M].西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3]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