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群

12月，西方圣诞节又一次伴随着商家的各类促销信息而进入公众视野。洋节在近代中国的浮沉，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别样思考。

“外国冬至节”

近代中国第一个记述西方圣诞节的中国人是清朝同文馆学生、外交官员张德彝，1868年他随中国使团出访英国时曾经亲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圣诞节并记述下来。

后来出使英法的郭嵩焘、曾纪泽等都在出访日记中记述了西人把Christmas称为耶稣诞辰。1876年刘锡鸿出使德国期间，曾经在当地参加过一个“克莱斯麦司衣符”的晚会，也就是平安夜晚会，他还在晚会上遇到了分发礼物的德国圣诞老人。不过他看到的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诞老人，而是德国民俗中的圣诞老人（英文作Father Christmas）。他的起源是公元4世纪的希腊主教尼古拉斯，他当年活着的时候经常以匿名的方式向当地穷人派送各种礼物，为众人所感念，后来他的事迹经过时间和民间演化，以他为原型的德国圣诞老人出现在德国宗教改革之后。10年之后，清朝驻美公使张荫桓则在美国当地度过了一个圣诞节，并在晚会上见到圣诞老人。当然老张当时就认为这个扮成老头的家伙只是负责给参加晚会的孩子们分发玩具的，因此称之为“货郎”。

1870年以后，随着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加剧，西方圣诞节逐渐在通商口岸和租借地流行开来，不过那时候中国人还视其为“外国冬至节”。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外国人那里，普遍庆祝西方圣诞节也是不到200年的事。比如英国清教徒为表示与老欧洲的天主教决裂就反对过这个节日，他们在北美的移民甚至通过法令禁止过此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80年以后才彻底终结，这其中最大的推手是商家借机炒作推广过节打折等经济行为。

商业推广与文化抵制

这种商业捆绑节日的模式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同样奏效，清末民初时候的西方圣诞节还局限于当地传教士组织的宗教活动，进入民国以后就逐渐成为外出游园和聚众欢庆日，这其中离不开商家的大做文章。

1926年西方圣诞节前夕，旅居上海的作家陈学昭写道：“这几天，半殖民地似的上海，各公司、各家店，红红绿绿，无处不在赶这‘外国冬至的热闹！我走过大马路，在先施、永安两处的玻璃框，真闪得我眼花了……”她所经过的先施、永安都是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百货公司，商家们在西方圣诞节的商业促销在她那个年代已经如火如荼，跟今天西方圣诞节商家的行为如出一辙。即便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部分地区，一时之间没有夺占上海各处外国租界，租界暂时安稳于日寇铁蹄之外的“孤岛”时期，西方圣诞节仍然有模有样。1938年12月5日《申报》的《外国冬至》 一文就指出：诸如皮衣、大衣、手套、羊毛衫、羊毛毯、绒线、鞋帽、火炉、补药、糖果、玩具、香烟、自来水钢笔、毛巾、香水、火腿、美国柑橘之类，不管与西方圣诞节有没有关系，都在西方圣诞节“外国冬至”这一天推销猛烈，生意火爆。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既视感。这一情况即使在日军端着刺刀冲入租界之后依旧疯狂不减。1943年12月25日《申报》 批评说：“昨晚耶稣圣诞夜，整个上海的享乐场所都为之疯狂竟夕，狂欢之辈竟忘了处身什么时代！”

这种疯狂实际上反映了民国时代旧中国的畸形社会构成，上海等大城市里灯红酒绿，得利阶层不顾家国危亡纵情享乐，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整个中国的命运并非一体，而当时只能集中在上海等大城市里得到体现的西方圣诞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这种短暂疯狂的气息。

作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西方圣诞节在中国也受到了一些本土学者的强烈抵制，民国学者吴承仕就批评说，那些过西方圣诞节的人不记得中国孔子的“圣诞”却记得过洋人的“外国冬至”，颇有本土文化意识节节败退之相。同时他也看到，过洋节实际上基于公众对商品的需要，广告和商品才构成了西方圣诞节的核心。当时对西方圣诞节的批评还包括，数典忘祖不顾民国重要纪念日，沉溺享乐不记得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等等。正如1926年12月25日《民国日报》刊登广告所说：“今当耶稣圣诞之日……藉物质的辅张，做精神之迷障，稍不经意，当受其迷。”

这些对本土文化危机的警觉和愤怒，在今天读起来仍旧透着足够的危机意识。当今天的西方圣诞节商家活动大肆展开时，我们再不用像当年的质疑者那样，背负着被外国军舰开入黄浦江直抵腹地的恐惧，再不必恐慌于外国大炮、钢笔双重入侵亡国灭种的危局，这是100年来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抵御外侮的一个成果，我们理所当然的享受。与此同时，我们面对洋节更加自信，在安享太平岁月的时候仍坚守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根脉，更加对外来文化海纳百川拿来主义，相信这才是对洋节在近代中国之行的最有力回答。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