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云，赵科翔，2，苏 祎

(1.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杨秀云1，赵科翔1，2，苏 祎1

(1.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通过分析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差异化特征,结合相关文献构建了评价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全局熵值法赋权并按地域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进行测度，而后对影响因素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反映自“十五”以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促进公共文化发展的政策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各省份的公共文化投入及产出均表现出持续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化、城乡差异以及中部凹陷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和财政分权等因素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影响显著。

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城乡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健康发展，人们的需求结构逐步从“温饱型”转向“发展型”，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愈发旺盛，显示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不断增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相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1]，且其“公共性”决定了政府是最有效率的供给主体。因此，在政府认识到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性后，从2005年至今，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公共文化发展的政策。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任务列入规划；2010年，国家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工作，并于2011年公布首批28个示范区的名单；2013年，文化部发布《“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到2015年要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结构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此阶段中，政府下拨的文化事业资金也从2001年的80亿元逐步发展到2014年的583.4亿元，年均增长率约18%。这些政策和资金支撑为我国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的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使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自“十五”时期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夯实我果文化建设根基、奠定文化自信底气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和同一地区的城乡差异特征，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和均等化有待深化。尽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异普遍存在[2]，但不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同一地区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不符合公共文化“公共性”的要求。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水平逐年扩大，呈现地域性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化格局[3]，东中西部的基尼系数均值也从2000年的0.1545上升至2009年的0.1809[4]，而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南和西北六大区域间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5]。从省际角度观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较突出的省际非均衡特征[6]，且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偏低，多数省区处于中低水平[7]。因此，参考已有文献，结合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特征事实，合理设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标体系进行测度，针对水平测度结果展开影响因素分析，成为提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理论和实际支撑。

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特征事实

我国31省区间、或同一省区城乡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资源禀赋、以及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均有差别，各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区域间、城乡间不均等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基础建设不均等和资本投入不均两类。由于公共文化服务是面对个体消费者的，因此在选择衡量指标时，不再选用总量指标，而选择人均量指标进行比较。

(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区域不均等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区域不均等可以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资本投入两类指标得以反映。

2014年，全国31个省市主要文化机构的平均数量为每万人0.56个，山西、内蒙古、重庆、四川、陕西、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9省份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省份除山西是中部地区之外，其他省份均在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省份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其中该指标最高省份是西藏，每万人平均3.006个，最低省份是上海，每万人是0.226个，西藏是上海的13.3倍。从该指标的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近些年的增速最快，东部和中部地区增长缓慢。因此，无论是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可享受性，还是基础设施享受性的增长率，都反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公共文化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如图1所示。

图1 2003-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每万人主要文化机构数

公共文化服务资本投入包含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部分。2014年，各省人均文化事业费投入的平均水平为53.79元。其中西藏、上海、北京、青海、天津、内蒙古、宁夏、浙江、海南、新疆等10省的人均投入高于平均水平，其他21个省份则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其中人均文化事业费投入最多的是西藏，投入为160.06元；投入最少的省份是河南，仅为18.43元，二者差距是8.68倍，东西部省份水平普遍高于中部省份，差距明显，如图2所示。

图2 2003-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文化事业费投入

图3 2003-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每万人平均主要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

2014年，全国每万人平均主要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为5.03人，其中西藏、浙江、陕西、上海、甘肃、山西、内蒙古、北京、青海、福建、新疆、安徽、宁夏等13省份的人力资本投入高于平均值，其中，最高的是西藏，达到14.833人的水平；最低的是广西，仅为2.418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的情况明显好于中部地区，如图3所示。

(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不均等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差异，也可通过基础设施配置和事业费投入的不均等来反映。

截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553个县级图书馆和705个县级文化馆建筑面积小于800平方米，分别占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总数的20.4%和24.1%；主要服务于农村的1 630家县图书馆图书总藏量14 527万册，仅占全国图书馆总藏量的18.4%；且有680个县级公共图书馆和818个县级文化馆建于1990年之间，配备设施已经极其老化、陈旧。全国各级艺术表演团体赴农村演出114.04万场，占全国总演出场次的65.6%，比重比2013年上升2%。但由于农村地区相对分散，相对于城市地区的总量优势在均量比较中依然落后，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文化生活丰富性与城市地区存在不小的差距，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城乡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均等现象明显。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文化事业费投入比例较低。“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村文化事业费投入占比始终在30%左右浮动，最高的2010年仅为36.0%，与城市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见表1)。2011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文化事业费投入，到2014年末，农村地区的文化事业费投入从流量角度来看已与城市地区极为接近，但因之前农村地区投入亏欠过多，农村文化经费存量不足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善。

表1 “十一五” 以来文化事业费投入情况 (总量/亿元 比重/%)

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测度

在阐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基础上，为正确判断我国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异，进一步探讨影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因素，提出促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的政策。本部分将借鉴已有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评价的相关文献，如：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保障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方面建立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8]；从服务规模、服务质量、资源运作效率、公平公正、可持续性构成等方面建立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运作效率体系[9]；以投入、产出双维度分别建立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等[10]。全局熵值法不仅具有熵值法的特点，在赋权方面具有客观性，避免了主观赋权方法的不足，而且在根据原始数据所拥有的信息量来计算信息熵时，可根据各项指标取值的离散程度对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对取值离散程度大的指标赋予较大的权重，可以从空间维度有效挖掘数据信息和从时间维度充分反映数据的动态变化趋势。

(一)指标体系设定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总指标是不同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数，其具体测度依靠拟定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了四个一级指标，并分别以八个二级指标进行反映，如表2左侧三列所示。数据来源于2004-2015《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及文化产业数据库。

(二)指标权重设定

采用全局熵值法对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进行赋权时，通过4个步骤来实现。

第1步：建立全局评价矩阵并标准化

(1)

第2步: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ej由以下公式得出：

(2)

第3步: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由每个指标拥有的信息熵，可以得到第j项指标的权重θj。具体计算方法为

(3)

第4步:得到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

在上一步计算出的各个评价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利用综合评价法得到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具体计算方法为：

表2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的权重

(4)

按照式(1)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基础上，将各二级指标合成相应的一级指标。并依据式(2)和式(3)计算得到各个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赋权重见表2右侧两列所示。

表2反映：公共文化活动领域是最受重视的公共文化服务评定领域，所占权重超过1/2，而后是公共文化投入领域、公共文化机构和公共文化队伍。这是因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最终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动，它是公共文化发展最终产出的集中表现，而资金、机构和人力主要代表了公共文化的各类投入。在二级指标权重中，艺术表演团体的国内演出场次的影响最高，因为在互联网时代，电子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纸质出版物，群众文化机构表演专业性相对较低，所以专业的艺术演出是居民最乐于选择的公共文化活动；在相关公共文化投入中，文化事业费的权重最大，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我国的公共文化投入较低，是制约公共文化发展的主要瓶颈。

(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测度

首先，本文对31个省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公共文化的二级指标具有以下结构性特征：

在公共文化投入二级指标中：各省人均文化事业费(X1)均实现了稳定上升趋势，说明我国自十五时期以来，政府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所投入的文化事业费绝对量增长速度极其明显；但文化事业费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X2)却在逐渐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其他公共服务，各地方政府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视度在减弱。当然这也与我国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事业的政策有关。每万人主要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X3)指标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总体趋势上升，涨幅并不明显，反映公共文化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均需要明显改善，这也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每万人主要文化机构数(X8)也存在一定波动，但整体来看西部地区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省份人口密度普遍较低；民族种类繁多，弘扬民俗文化的机构数量也相对较多。

在公共文化产出的四个二级指标中，除每千万人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场次(X6)波动较大，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之外，其余三个二级指标均说明了一定的问题：每万人借阅图书册数(X4)反映了不同地区间的文化观念差异，该指标可以用来解释东中西部的文化活动差异，甚至可以用来部分解释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异。从整体和指标的历史趋势来看，东部地区的居民善于通过纸质书籍主动学习，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主动学习的态度和能力和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较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数字化的阅读方式对纸质书籍造成的冲击，但数字化的阅读方式往往只给阅读者提供了碎片化的知识，而忽略了对知识的梳理与系统化过程。来自Pew的“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的统计结果显示：2013年仍有约69%的美国人读纸质书，28%的人读电子书。这恰恰说明了纸质书籍阅读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以后在公共文化事业项目推广实施时要必须注意关键点之一，即重视读书学习的思想教育。每万人群众文化机构组织文艺活动次数(X5)存在波动，但整体保持上升态势，且在“十二五”时期之后增长明显。反映出在现有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将部分文化机构职能转变为介于公益和市场运作之间的做法有效激励了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使其愿意到乡村和城市公益地区组织公共文化活动，进行公共文化普及。每百万人博物馆举办展览数(X7)数值较低，说明博物馆这种文化载体，对人们的基础知识，历史科学知识普及效果严重不足，这也和博物馆的市场经营模式具有密切关系。凭身份证件免费参观的做法虽然促进了一部分居民的参观欲望，但也使博物馆的经营主体没有宣传和进一步推广的动力。受众少，参观者不足成为博物馆推动公共文化发展的硬伤。

根据公式(4)的测度方法，对2003-2014年31个省市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指标进行计算，得到每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区2003-2013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数见表3。

表3 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和东中西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数情况

表3结果显示，按照2014年的各省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数，可以将我国31个省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指数水平远超其它省份，包括上海(49.72)和西藏(47.18)；第二层次的指数水平高于全国各省平均水平(19.34)，包括浙江、北京、青海、宁夏、新疆、内蒙、福建、天津、海南等9省；其余省份均位于第三层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容乐观。在2014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个省份中，东部区域占6省，西部区域占5省，而中部地区省份均属于第三层次。而按照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略优于西部地区，而东、西部地区显著优于中部地区，呈现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中部凹陷”的局面。

三、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为进一步探寻提升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路径，缩小公共文化服务的区域和城乡差异，本部分将基于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相关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在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3,11-12]、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13]、文化政策和财政分权[14]、政府的财政供给和制度供给[15]、城市化水平差异因素等[16-17]。参考以上文献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在测算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指数时构建的指标体系，我们选择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城市化水平作为影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主要因素。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反映了地区公共文化的市场需求；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反映了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力度；财政分权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大小和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资金规模。具体变量如下：

被解释变量：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采用前文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标体系得出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指数来代表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解释变量包括：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的人均GDP来衡量(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人均GDP采取平减处理)；

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采用文化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

城市化水平：用地区城市化率进行衡量；

财政分权：采用财政支出分权来衡量，使用中央和地方本级预算支出的人均值以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然后乘以一个经济规模的缩减因子以过滤经济规模的不同对指标的影响。具体衡量方式见式(5)。

(5)

其中，EXP表示人均预算支出，GDP为国内生产总值，下标i表示第i个地区，c表示中央政府，t为样本年份。

由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取值在[0,1]之间，而人均GDP取值较大，因此对变量做对数处理，可以缓和变量出现异方差和偏态性的趋势。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PUBLEit=αi+βilnGDP+β2lnCULit+β3lnFDEit+β4lnURit+εit

(6)

式(6)中，PUBLEit表示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GDPit表示人均GDP，CULit表示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FDEit表示财政支出分权，URit表示城市化率变量，下标i表示地区，t为年份，βi(i=1,2,3,4)是系数，εit是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为了保持数据的可靠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实证研究采用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支出数据取自相应年度的《中国财政年鉴》，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数据采用前文中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标体系所得的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指数，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取自各年度的《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过相应的计算而得。

31个省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随机效应模型Wald chil2(4)=738.50，通过 分布检验，说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 检验， 值=177.58，通过检验，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总体拟合优度为0.7312，组内拟合优度为0.6671，组间拟合优度为0.6671，模型拟合程度较为理想；各估计参数Z统计量通过P检验，各个估计参数均显著。Hausman检验显示，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都具有正影响。财政分权反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保证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发展的资金供应，有利于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基础，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能够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带来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与优惠，有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表4 31个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从各个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排序情况来看，各解释变量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各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反映了各解释变量变化率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变化率的影响程度，即上述三个相关因素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影响程度的排序为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经济发展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是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相应增加。而公共文化服务属于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由政府作为主体提供，即使将市场化的供给方式引入，也主要是采用政府购买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投入，财政分权程度作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大小的一种衡量方式，是我国省际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同样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它影响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财力分配，不仅能给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政府资金投入，而且能够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带来政策方面的支持与优惠，有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控制变量城市化水平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负影响。这说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城市规模聚集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在拥挤效应的作用下，随着城市化率的继续提高，会增加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成本，不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但城市化水平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较小，说明其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影响不大。

四、主要结论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的差异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全局熵值法，构建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数指标体系，对我国区域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对我国不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差异化特征客观存在，主要表现为显著的区域差异和同一地区的城乡差异，并均可归结为省际间、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间的基础设施不均等和资本投入不均等两类。

2.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对影响因素赋权，并测度了31个省份2003-2014年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结果发现：(1)公共文化活动在公共文化服务指数中权重最高，体现了我国公共文化的市场需求方向，说明公共文化服务事业项目推广实施的第一要务是满足人们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基本需求；(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和东中西部区域间不均等的特征事实，具有“中部凹陷”特征。

3.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解释变量的绝对值排序来看，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为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城市化水平。由于模型中财政分权的估计值远大于另三种影响因素，这也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直接资金投入，应将和财政分权密切相关的改革体制作为提升省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政策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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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司国安)

Research on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YANG Xiuyun1，ZHAO Kexiang1，2，SU Yi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Xi′ an 710061，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02，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featur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China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t measures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31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e total entropy method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leve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a series policy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is obvious, and the public cultural inputs and outputs show a rising trend in every province since the Tenth Five Year Plan.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level of central region is the lowest among thre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attention degree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ublic cultural;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2016-08-21

陕西省社科

(13D191)；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14KRM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skz2014004)

杨秀云(1968-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G124

A

1008-245X(2016)05-0081-08

10.15896/j.xjtuskxb.201605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