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海纳百川

记得刚接手《上海管理科学》时，我在第一篇“主编寄语”的文章谈的就是“海纳百川”，以期从兼收并蓄的视角彰显《上海管理科学》的海派特色。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旧话重提，何以？

近来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管类学科，稍有骚动，批评声不断，主要指向该学术领域的“崇洋媚外”和“西化”倾向。例如，在经管类，有的质疑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充斥大学，高校学生学的不是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管理学而未见自己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经管学院引进的人才也是以留洋为基本条件，而且有了“海龟”与“土鳖”之分；学院考核的指标也以西方所谓的SCI类核心期刊为标杆，然而SCI却在近日又出卖了，一向被看重的影响因子也遭非议……于是，关于学术领域的“崇洋媚外”，以及因地缘政治的冲突，更有引申出的“文化汉奸”一词也纷至沓来。我们的学术界怎么了？

无需回避的是，我们的学界在导向上确实是出了些问题。我赞同施一公的说法：“我们的大学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这是我们大学导向的最大问题。”这种错误的导向一是迎合了这些所谓顶级期刊的商业计划，让办刊的人发了财；更严重的是，如果把在某些西方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对科学的严重扭曲。

科研上的错误导向，确实出现了“向西看”的倾向，并名之谓“国际接轨”。这种倾向冷落了“本土化”或谓一些务实的研究，使得研究脱离本国经济社会的实际。但是，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以“崇洋媚外”而全盘否定西方的学术成果。我们还是需要用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吸收西方优良的学术成果，兼收并蓄是发展学术的可选路径。

想当年，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既请来了留过洋并有学术专长的胡适等，也用固守传统学术的辜鸿铭上讲台。各种学术思想在北大迸发。更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北大、清华，汇聚着一批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李大钊、蔡元培、闻一多、陈独秀、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他在旧学上的造诣精深，考上进士又入翰林院还留学欧洲，但他偏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为新文化运动制定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一个蓬勃向上的社会，无论如何都要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创造和培育一批追求真理的学者，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也不能“唯什么”为标准，“唯什么”为标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注意吸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引入一些学术成果，这无疑是应当的，但是不能只学人之皮毛，忽略其根本，即符合现代的民主法治和科学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一种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的复兴，中国学术的振兴，需要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为实现中国梦助力。当然我们学人之长时，还是要“不忘初心”。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