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中医方法学】

从诠释学方法看中医理论研究的路径

张宇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与解释过程的理论。在中医理论研究中，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关系的不同认识也始终存在着困扰与争议，由此形成了“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与“文本中心论”3条不同研究路径的分野。中医理论研究是对应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与适用范围，以供众多的研究者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3种路径的研究都会在各自的道路上继续不断地取得各种进展与成果，同时也都各自存在着相应的问题。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文本中心论”的立场无疑应代表中医学发展进步的方向，我们应该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

诠释学；中医理论研究；理解；解释

诠释学又称解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与解释过程的理论。诠释学最初起源于古希腊对语言逻辑的研究与西方中世纪对《圣经》的注释。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的昌明，西方哲学界对诠释学的研究与探讨逐渐受到重视，并将之发展为成熟的诠释学学科。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诠释学方法对中国学界已不再陌生，并在多个学科领域得到普遍重视。

诠释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诞生于19世纪西方哲学界，但诠释学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方法论，却是早已被人类所广泛的运用。从广义上讲，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训诂与注疏的方法，就是中国古人对诠释学不自觉的运用，因而实际上所有对中医理论的研究都可以归入到诠释学的视野之中。当我们从诠释学的角度来反思我们对于中医理论研究的各种方法与路径，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医学术的理解。

1 诠释重心的转换与中医理论研究路径选择

在诠释学的视野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构成了西方诠释学的重要主题。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开始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再到后来的哈贝马斯、利科尔以及贝蒂、赫施等，众多的诠释学家们对人类理解和解释过程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耐人寻味的探讨。而与此相应，在中医理论研究中，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关系的不同认识也始终存在着困扰与争议，甚至由此形成了不同研究路径的分野。

1.1 “作者中心论”的研究方法

在诠释学研究中，“作者中心论”的立场是最早出现的，由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与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并为稍后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所认同和发展。

“作者中心论”的立场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原意，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就是要去把握作者原意，作者原意也因此成为支配整个理解活动的核心。换句话说，作者对自己意图的表达是文本得以产生的初始动力，而对文本中传达作者原意的把握也是读者理解活动的基本追求目标。文本乃是使作者的意图得以表达并为读者把握的媒介。通过作者和读者相互连接，作者对的体验及思考得到传承，传统得到接续。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中，作者的意图始终起支配作用[1]。

这一思想方法在中医理论研究中无疑最容易得到共鸣，无论是古代对经典的注释工作，还是中医对经典与各家学说的研究，“作者中心论”的立场是最为普遍的。在这一类研究中，其主要的研究目标是力图还原作者本人的思想与经验，文献考据与综述则是最为常用的方法。在这一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从古至今有众多的医家与研究者投入到相应的研究工作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2 “读者中心论”的研究方法

“作者中心论”的观点在诠释学研究中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逐渐提高，“作者中心论”所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逐渐浮现出来。

总的来说“作者中心论”的观点把诠释学方法理解为重建对作者客观认识的过程。然而，由于每一个读者都是具有主观思维的个人，而并不能简单地当作无差别、无个性的抽象存在看待。而在读者个体性差别实际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消弭主观与客观的差别，从而保证对文本中“作者原意”的准确把握？这实际上存在着难以解消的内在矛盾，这就为“读者中心论”观点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诠释学从“作者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转向始自海德格尔，而最终完成于伽达默尔。“读者中心论”的观点认为，“理解”主要不是与追寻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原意相关，而是与读者自身的生存状态有关。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种向作者原意的回溯运动，相反它是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现的此在的存在方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真理与现实态生命的思维型沟通。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读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理解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思想性沟通中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1]。因此，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强调：“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止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行为。[2]”

“读者中心论”的转向，实际上是为了消弭“作者中心论”中主观思维与客观目标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站在“读者中心论”的立场来看，读者的个体性差别实际上是源于他的历史性，即每一个读者实际上都无法摆脱处在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当中，因而读者理解文本的目的，从本质上讲是为了回应其时代关切的现实问题。单纯的回溯作者原意对读者来讲并无现实意义，而有意义的是从文本中汲取灵感而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创生过程。

在现实中的中医理论研究中，“读者中心论”的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与应用。所有的实验、临床与中药研究所涉及的理论研究工作实际上都带有“读者中心论”的意味。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科学的思维方式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中医学，突然毫无保护地面对着科学思维的质疑与挑战，如何为中医学确立符合科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即中医学的“自我辩护”问题成为当代中医界最为关切的中心问题。由此，所有实验研究的方法与思路实际上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而实验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阻且长期无法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在行业内与社会上又多次爆发了有关“中医科学性”的大论战，对问题的回应开始出现向哲学方法探索的倾向。另一方面，在临床实践中西医学占据了行业的主流话语权，中医学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西医学的挑战与渗透，则是中医临床在当代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对此问题的回应则构成了临床与中药研究的主体，其主要形成两种思路，一是引入西医学的合理成分以帮助改造中医学理论；二是从中医学理论与思维方式中获得灵感，而以西医学的方法展开研究并获得成果。大部分的中医临床研究都属于第一种思路，如病证结合的研究，就是将西医学的疾病分类体系引入到中医学的临床实践中，在西医学的疾病分类框架下开展中医的辨证与治疗研究；而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则是第二种思路的典型性代表，是从中医典籍中获得治疗疟疾的经验与灵感，而开发符合西药标准与规范的新药。

1.3 “文本中心论”的研究方法

“读者中心论”的转向，标志着诠释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无疑是一次进步，然而“读者中心论”的立场同样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得诠释学研究的重心不得不再次发生转向。

由于“读者中心论”的立场主要着眼于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回应，文本的意义在于读者基于自身历史性的“创生”，而“作者中心论”中所一再强调的还原“作者原意”在此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因而，这一立场就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作者的思想被忽视、误读乃至曲解的危险，在极端的情况下，不负责任的“读者”甚至可以为其自身的特殊目的而随意歪曲作者的思想，这显然是违背诠释学理想的。因而在现实中，以实验研究为代表的中医现代研究的盛行，非但没能取代以文献考据为基础的传统研究方法，反而在暴露自身缺陷的同时，又凸显了坚持中医学传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在行业内逐渐又形成了呼吁回归中医传统的“归真”思潮。由此，“读者中心论”的思想虽然在某一方面解决了“作者中心论”所面临的矛盾，而从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强化了“作者中心论”的立场。

针对这一矛盾，法国哲学家利科尔则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对立的“文本中心论”，为诠释学的未来走向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利科尔认为作者、文本、读者三者是紧密相关的，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方面，而必须在三者之间达到一种协调。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不能放弃，对读者在文本解读中开启的“创生性意义”也必须予以考虑，这就需要一种能使它们协调起来的中介。利科尔认为，这一中介就是“文本”，理解与解释都是围绕“文本”来展开的，作者与读者只有通过文本才能彼此关联并形成思想的交流。利科尔“文本”与“口语”不同，“文本”是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话语，具有永恒性与简化性的特征，从而弱化乃至解除作者表达“文本”时本应具有的语境关系，使得“文本”本身呈现出一种意义不确定的状态，必须有待于读者重新建立语境[1]。

因而“文本”意义的确立，实际上是由作者、文本、读者所共同参与完成的，而文本本身作为作者与读者间发生超越时空联系的中介，无疑应处于理解活动的中心。一方面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者主观心理期待的客观化作品；另一方面文本又是读者理解活动指向的对象，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读者才有可能让作者的思想融入到现时态的生活，创生出文本的当代意义。

利科尔认为，“文本中心论”对于文本中心地位的关注可以克服“作者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两种诠释学路向的弊端。他在《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如果诠释学的主要关注不是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意图，而是展示文本面前的世界……与文本世界的关系取代了与作者的主观性的关系，同时读者的主观性问题也被取代了。[3]”这样，不仅真正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性得到尊重，同时读者的主观性也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中医理论研究中，“作者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研究方法的弊端实际早已被认识到，并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如何“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开展理论研究工作，至今为止尚无成熟可靠的方法可以借鉴。而利科尔“文本中心论”的观点，无疑为中医理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启示。其实在中医历史发展中，“文本中心论”的研究方法并不罕见。譬如在《伤寒论》注释工作中，喻昌提出“三纲鼎立学说”，刘完素根据《内经》“病机十九条”发展了燥病病机，吴鞠通在《内经》热病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温病三焦辨证体系等。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在充分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借鉴了前人的经验而回应与解决当下遇到的现实问题，从而促进中医理论的发展。而在当代的中医学理论研究中，这一类重要的研究工作虽然仍有人在做，但已是散在而不成系统的，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不能和前两条研究路径相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潮对中国的冲击，使得回应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升高，导致“读者中心论”立场过度强化所致，这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中医理论发展的常态。然而应如何基于“文本中心论”的立场，重新建立中医理论研究的方法，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文本中心论”的观点相对于“作者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发展，然而我们却并不能就武断地认为“文本中心论”的方法就一定能取代“作者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因为中医理论研究虽然属于广义的诠释学范畴，但并不等同于诠释学研究本身。中医理论研究的是对应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与适用范围，以供众多的研究者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3种路径的研究都会在各自的道路上继续不断地取得各种进展与成果。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文本中心论”的立场无疑应代表中医学发展进步的方向，我们应该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

2 从诠释学要素看中医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如前所述，所有的中医理论研究都可以被纳入到诠释学视野中来考察，而由于研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研究路径的选择并不等同于对研究成果价值评判的标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判断某一项中医理论研究是好的、有价值的研究呢？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了中医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了解诠释活动本身究竟包含哪些必不可少的要素。

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神使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是诸神的信使，他的任务是来往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与凡人国度间传递消息。因此，诠释学最早的任务是在不同语言间做翻译与沟通，而近代以来诠释学首先在德语地区流行也与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需要将《圣经》从拉丁语翻译为德语的迫切需求有关。翻译是将文本的意义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相互转换，这实际上是诠释者在深入理解原文本意义的基础上，使用新的语言解释的过程。因此，在最初的古典诠释学研究者眼中，理解与解释是诠释学的两大要素，诠释学在古代就是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

随着诠释学的发展，尤其是“读者中心论”的观点出现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以理解与解释来界定诠释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加上“应用”。所谓“应用”就是把普遍的原则、道理或观点即真理内容运用于当前具体情况，或者说在普遍真理与诠释者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之间进行中介。因而诠释学认为，诠释者所诠释的内容只有得到应用，才能说这项诠释活动本身是有意义的。不过与我们日常经验中先理解后应用不同，诠释学所强调的应用乃是理解本身必具的成分，它从一开始就规定了理解活动，因此诠释学实际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者的统一[4]。从另一方面讲，“应用”本身即带有实践的意义，而诠释学本身又包含着具有实践能力的意味，即通过对诠释学的“应用”能够在怎样的程度上解决诠释者关切的现实问题。因此，所谓“实践”是说明诠释学本身不是一种语言科学或沉思理论，而是一种可以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技艺”。

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理解、解释、应用与实践能力是诠释学所包含的4个要素。一项好的诠释活动应该是以上4个要素的统一，而不应有所偏重或有所忽视，即是否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很好地解释并能否在现实中应用，以及是否具有指导回应现实关切的实践能力？因此以此四要素为标准，我们对中医理论研究也可以意义与价值也可以做类似的评价。我们认为，一项好的中医理论研究应该是能够在深入理解文本内容后，对其中隐含的意义作出清晰的解释与阐述，而其中解释与阐述的内容应当能够回应与解决当前时代所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具有能够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的实践能力。若以此标准来衡量前述3种研究路径，“作者中心论”的路径过于强调理解与解释而忽略了应用；“读者中心论”则只重视应用不重视理解；此两者则又同时都忽视了实践能力的重要性。而“文本中心论”的路径则较为重视实践能力的问题，但由于近代以来科学思维与西方医学的冲击过大，造成古今中医理论间“语言性”与“脉络性”的断裂，对此在“文本中心论”的研究路径下始终未找到如何解决文本理解与现实应用统一性问题的成熟方法。

我们知道，当前中医发展中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医现代化”问题，即中医学在现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医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是由3个不同维度的问题所组成，即如何正确认识与理解传统的中医学知识？如何回应科学思维与西方医学对中医学造成的冲击？如何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中实现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这3个问题实际上也分别对应着理解与解释、应用、实践能力3方面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中医理论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不同研究路径的分野，3种路径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都各自存在着相应的问题。对“中医现代化”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当前还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未来仍然需要作更进一步艰苦的探索工作。

[1] 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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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3250(2017)06-0777-03

2016-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