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阳失却了炽热的光芒，像个蛋黄挂在天边……早上太阳刚冒头，我便从北京出发，先是坐飞机到达省城，又从省城坐汽车到了镇里，接着又坐上了“风彩车”——一种我故乡的敞篷简易小车。再用双脚走上几里山路，我的目的地就到啦。

我沿着熟悉的山路走着，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一路上仍然是似曾相识的风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微风夹带着山间特有的清香迎面拂来，把我的思绪带回了从前。

我在这个小山村出生、长大，犹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在村里玩耍的情景，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得仿佛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曾一度认为这个小村子就是全世界。后来我上了学，念了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广阔，知道了这个小山村是落后、封闭的，拼尽全力就为了离开这里，去追寻更大的天地。后来我终于如愿走出去了，离开了这个山村，在外面摸爬滚打，虽在有些人眼中也算成功，但是又何尝没有委屈和无奈呢？每到夜静时分，我便会十分想念故乡。想到我这次回乡的原因，我不由得苦笑，可以说我是“逃”回来的……故乡，这片我心里的净土，只有这里的人们才不会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只有在这里我才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详。

正在思索着，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口，路边一块极其古拙的大石碑上写着“金茂村”三个字，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字迹都快被磨没了。据我爷爷说，他小的时候，这块石碑就已经立在这儿了，是我们村的标志。看到这块石碑，我的心中涌入了一股熟悉的暖流：这就是我的家乡，我回家了！

一晃几年不见，她还是有了变化。村里的主干道已经修成了宽阔平整的水泥大路。砖瓦结构低矮破旧的房屋排排林立，是我自小看到大的，然而在这熟悉的景色里，也夹杂着一丝陌生：一栋栋钢筋水泥建造的花园式楼房耸立着，鹤立鸡群一般，怎么看都有几分洋洋得意的优越意味。我定睛看去，超过一半的人家都已修建了楼房！我的家乡，虽然还是那个小村庄，也可以说，不是原来的那个小村庄了。

我正在品味着家乡这一独特的变化，却被一阵喧闹声打断了。只见路边一幢崭新的楼房门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知在做什么。出于好奇，我走上前去，只见门脸上写着“彩票投注站”几个大字。这东西都引进到我们村里来啦？惊讶之余，我便走进去看热闹。只见偌大的一楼厅里全是人，都在忙着看号选号，机选的、自选的、买大复式的……還有看热闹的。老板娘忙得不亦乐乎，左手接钱，右手按键，十个指头上下翻飞，嘴也不闲着：“快来选号吧，前几天老孙头中了一等奖，就是我打的票呢！”

我定睛一看，惊喜地叫出声来：“阿梅？”

老板娘抬头看到我，也笑了：“阿波哥！你回来啦！好几年没见啦，你这是刚进村吧？”她有心寒暄几句，又被买彩票的人给转移了注意力，只得腾个空对我说道，“阿波哥，你先坐一会儿，休息一下！一会儿我有空儿就过去跟你说话。”

看她忙不迭的样子，我点点头，就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回忆着过去的事情。阿梅叫陈春梅，是我们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她家开着杂货店，阿梅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杂货店西施”。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儿，阿梅经常从家里偷糖果饼干之类的给我们吃，有时被她爸妈发现，就是一顿责骂。我们躲在墙角，手里攥着阿梅辛苦换来的“劳动成果”，不敢作声，等着阿梅挨完训斥出来一起吃。那个时候的快乐多简单啊！渐渐地，阿梅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小时候爱抹鼻涕掉眼泪的小丫头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再也不和我们厮混了，成了小伙子们心目中的“村花”。

后来，她被许配给了一个村干部的儿子，郎才女貌，村里人都看好这一段姻缘，但是可伤心坏了村里一帮小伙子。说起来我也是其中一员呢！在那懵懵懂懂的岁月里，阿梅可以说是我情窦初开的对象了。

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我不禁失笑，脸上也微微发热了。我看向忙碌的阿梅，想从她身上搜寻几丝童年的影子。只见阿梅脸上化着精致的浓妆，头上顶着挑染成酒红色的大波浪，穿着时髦的蕾丝裙子和足有七八厘米高的高跟鞋，又时尚又大方，一点儿也不输给大城市的女人。我心里浮现出当年那个穿着小花布衫、梳着两条黑辫子的姑娘。现在的阿梅确实很漂亮，但是，我还是怀念当年那个带着几分土气和稚气的可爱姑娘。

“阿波哥，好久不回来啦，大家都想死你了，你没怎么变样呀，这次回来能住几天呀？” 阿梅的声音将我从回忆里拉回现实。她已经忙完了手边的事，在我身边坐下了。我回过神道：“这次能多住一阵子，一个月吧。”

“是吗？早听说阿波哥是有名的大记者，不是很忙吗，住这么久，不会耽误工作吗？”她甜甜地笑着。

我不想多谈工作，便往四处看看，说道：“阿梅，你家倒是大变样了，盖了这么豪华气派的大楼房，得花不少钱吧？”阿梅笑着说：“阿波哥猜猜？”我猜测道：“二十万？”

阿梅咯咯地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说道：“阿波哥是开玩笑还是瞧不起乡下人呀，现在可不是前几年了。二十万起个平顶房还差不多，现如今起这么一个两层的，再加上装修，花了四十五万呢！”

“四十五万！”我有点儿惊讶。“可不是，现在的物价涨得飞快，什么都涨，豆角都四块一斤了，以前可是四斤一块！”阿梅指指楼上，又接下去说道：“光靠杂货铺快要生活不起啦，这不，改成彩票站了，也要学城里人，勇于吸收新鲜事物嘛！”

像是响应她的话一般，外面一阵喧哗，哀叹、抱怨、诉苦声不绝于耳，仅有一两个笑逐颜开的。看我疑惑，阿梅便解释道：“刚才开奖啦，这些哭丧着脸的人是没中的。”说着她又凑近我，小声道：“有几个人天天来我这里买彩票，啥活也不干啦，据说家里的老底都被拿来买彩票了……”我不好接话，便沉默着。阿梅又看着我笑了：“阿波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也支援一下我的生意呗，打个奖碰碰运气！”拗不过阿梅的劝说，我只得掏出钱来买了几张彩票。阿梅一边打出彩票，一边还在做着广告：“我家很准的，都出了好几次大奖啦。一看阿波哥就是有福气的人，说不定一下子就能中大奖呢！”

我接过彩票，便告辞出了门。心里很有几分惆怅，记得以前的阿梅，说话轻声细语，爱脸红，从不爱搭话，哪里会像现在这样甜言蜜语地招徕顾客呢。可是，那样的阿梅，只能存在于记忆中了。

我穿过街道，向自己家的方向走去，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如今它显得既熟悉又陌生，道路宽阔平整，路边楼房林立，很有几分城市的味道。然而，走着走着，我还是发现了村子与城市的最大不同之处，那就是厕所。城市的卫生间有下水道， 污水通过下水管网汇合到污水处理中心，进行统一处理。而农村则没有排水系统和设施，只安装了排水管，将污水和秽物直接引流到楼房后面或是侧面。若是走到这些光鲜亮丽的楼房背后，就可以看到无法掩饰的缺陷。像孔雀的漂亮尾巴，无论外表多么繁华美丽，一旦掀起来就暴露了光秃秃的原形。我感慨着，这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呀。

二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自家的门口。我推开那熟悉的木门，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院子里的母亲。“妈！”我叫了一声。母亲放下手中的蒲扇，惊喜地站起来，揉揉眼睛，几步赶到我身边，拉起了我的手：“小波，你可回来啦！快进屋吧！”接着又朝屋里喊：“老头子，快出来，小波到家啦！”

我问道：“我爸在家呢？”母亲看着我不住地笑，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可不是，自从听你说要回家，你爸早就在家等着了，隔一会儿就出来看看你到家了没有，这不，刚进屋。你好久都没回来啦，你爸一直念叨着不放心你呢……”正和母親寒暄，父亲从屋里应声而出，他大步走到我面前，仔细端详着我，接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瘦啦！”

现代社会虽然有电话和照片作为沟通手段，可以听到声音，可以看到人像，但是这种冰冷的数字信息传递永远也比不上实实在在的温暖。看着父亲母亲和蔼的笑脸，感受着他们手掌的触感，我的鼻子突然一阵酸楚。父母都老了，几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却好像过了很久。他们脸上的皱纹愈加深刻了，眼光也浑浊了，和我记忆中几年前的差别大了好多。突然觉得自己的不孝，只顾着在外面打拼，这么久没有回家。只有回到家，我才不是外面那个看似气派的“大记者”，也不是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的小角色，也不用在酒桌上运筹帷幄，时时刻刻提着神抓住向上爬的机会。在父母面前，我永远都是个孩子，是个连回家都需要他们担心的孩子。

跟父母寒暄了一阵，便进了屋，屋里的摆设还和几年前一样，我安心地在屋里坐下，父母屋里屋外地张罗着晚饭，一阵兴高采烈。我正在享受这份安详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争吵声。“妈，怎么了？”我问母亲，走出去想听个究竟，母亲叹口气说：“还不是你那堂弟阿雄。”阿雄是我二爹（二叔）家的孩子，就住在我家隔壁，比我小三岁，两年前听母亲说当上了村里的支委。“阿雄怎么啦？”我好奇地问。母亲侧耳听听外面，放低声音说：“唉，吵起来了，估计又是为了阿雄赌钱的事，别提了，你也别管啦。”“阿雄怎么会赌钱？我出去看看。”说完，我不顾母亲的劝阻，走出了门，来到了隔壁二爹家。

阿雄正在院子里跟二爹、二婶争吵。二婶气愤地说：“早上刚拿走一千块，一天的时间输个精光，又回来要钱。你还要去赌？”

阿雄满不在乎地说：“妈，你懂什么，我这次拿了钱，肯定就能翻盘了。再说了，这就是个消遣，现在谁不玩儿，就我的身份，就咱家的家底，还不够我玩儿的吗？”

二爹狠抽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到地上用力地碾碎，骂道：“阿雄，你看你都赌成啥样子啦！再这样下去，咱家有多少家底也不够你败坏的，我看你这个村干部也不用当了！”

阿雄梗起脖子叫道：“不当就不当！这个破村委，我还看不上呢！早就不想干了！”

二爹霍地站起身来，指着阿雄，脸红脖子粗地骂道：“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看着二爹和阿雄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样子，我叹口气，走过去，叫了一声：“二爹，二婶，阿雄。”二婶和二爹看到是我，按捺下火气跟我打招呼：“阿波，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家。阿雄，这是怎么了呀？”我问在一边静默着的阿雄。“没事。”阿雄把脸转过去，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显然还在气头上。我叹口气，对二爹他们说：“我和阿雄好久没见了，我们出去走走吧。”说着就一把拉起了阿雄，走出了家门。我问道：“阿雄，怎么和二爹他们吵嘴呢？”

阿雄忿忿地说：“今天打牌，手气不好，早上带去的一千块钱转眼输没了，刚刚回家要钱来，没想到爹妈还是那个样子对我。”

我也有点儿火气，说道：“你怎么还学会赌钱了呢？输了钱难道你就不心疼吗？还要再赌。再说，你是一个村干部，应该以身作则，打牌赌钱影响多不好啊！”

阿雄却理直气壮地说：“哥，这你就不知道了。小赌怡情嘛，打牌是很好玩的。别看小小一张牌桌，其实内里乾坤无限啊。这就是个舞台，有主角有观众，不同的牌桌是不同的舞台，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技术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生马子、有玩表情的等等。技术流的人能掐会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穿别人的牌;玩刺激的人出手狠，不琢磨就砸钱，跟这种人玩最过瘾啦;生马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按常理出牌，很克技术流;玩表情的人最有意思，有好牌装可怜，没好牌装牛气，和别人眉来眼去获取信息……”我看阿雄越说越兴奋，急忙打断他，说道：“你别说这些啦，我不想听，我是问你为啥还要打牌，输了那么多钱，惹得二爹二婶不高兴，你就不能戒了牌瘾吗？”

阿雄撇撇嘴，不以为然地说：“这两个老古板，一点儿也不懂得年轻人的娱乐。现在村里的人除了傻瓜之外，哪一个不打牌赌钱呢？”

听他如此说，我真想上去打他一巴掌。但我不是他爹，连他亲哥也不是，打他还不够格，就大声道：“你怎么这样说话呢？难道打牌赌钱很光彩吗？你别忘了你还是个村干部！”

阿雄说：“村干部怎么啦？在村里，打牌满足了群体性活动的需求，对于老百姓来说，既有凝聚力又有影响力，既是文化又是娱乐。这就是新的乡村文化啊，实话告诉你，村子里的牌场就是村支书主张办的呢！我作为村干部，把它活跃起来，又有什么不对？”

阿雄振振有词，我竟然无言以对。不知不觉我们已走到了村子中心的牌馆门前，里面正传出来一阵一阵的叫好声和哗啦哗啦的打牌声。阿雄像打了强心剂一般，眼睛都发亮了，他兴奋地说：“哥，你不信就跟我进去看一看吧。你往那儿一坐，看他们打牌，喜怒哀乐一览无余，有拿了一手好牌沾沾自喜的，有出错一张牌悔恨难当的，有一手烂牌捋不顺而唉声叹气的，有封人之牌自己被封而愤怒不已的。打牌者精神抖擞地奋战，观战者更加有劲头，叫喊声、数落声不绝于耳。主角在自我展示中显示了神通，发泄了情绪;观众在围观中打发了时间，获取了谈资。在展示和观看的过程中，牌桌周围形成了一个舆论场，玩得好的得到观众的赞许，玩得差的会成为笑谈……”阿雄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看到我一脸厌烦，又放缓语气说道，“哥，我也知道玩大了不好，再说有输有赢，不会把家底赔光的。万一涉及到家底，那就不是娱乐了，而是真正的赌博了。观众也不能乱说话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我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吧。”

我谢绝了阿雄要带我进去“见见世面”的好意，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去了。眼看他兴高采烈地进了打牌馆，我也转身离去了。

我沿着大路信步走着，心里却在想着阿雄的话。他的话虽是强词夺理，却也不无道理。现在打牌风靡整个村子，给人们增添了几分茶余饭后的消遣和娱乐，使农村人们的业余生活丰富了，的确是它的贡献。然而，这就是新的乡村文化吗？旧的乡村文化衰落了，新的乡村文化真的应该是这副模样吗？农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化和娱乐？像我们村子里这样的“牌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正常替代还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呢？

我闷闷不乐地思索着这个问题，良久没有答案。不知不觉出了村子。金茂村的北边便是“大河”。大河本不大，其实是一条小河，名叫“长乐河”，然而村里人一直称其为“大河”。长乐河可以称为金茂村的母亲河了，我童年时，孩子们的娱乐可离不开这条河。一到夏天，长乐河碧水荡漾，草木飘摇，河边的芦苇别提多茂盛了，时常有成群结队的野鸭子在这里出没，硕大活泼的鱼儿顽皮地跳出水面，打个漂亮的圈儿，又“叮咚”一声翻进水里。在遥远的记忆里，长乐河就是一幅最美妙的田园风光。吹拂的清风带来一阵阵水草的清香，碧水、蓝天和绿草相映成趣，住在附近的人家在门口提水煮饭、洗衣，光着屁股的娃娃在清澈的河里游泳戏水，看见有人来了便羞赧地把小身子藏在水里，时常惹来一阵笑骂。我们在芦苇荡里捉迷藏、抓鱼、摸河蚌、网河虾，运气好的话还能抓到一只发呆的野鸭。我记得我最爱做的事就是徒手抓鱼，记得有一次，我在石头缝里抓到了一条肥硕的鲤鱼，足有一公斤重，我高兴坏了，一连好几天做梦都会笑醒。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抓住了一条鱼，便如同抓住了整个世界，不亚于当上了“世界总统”。而成年以后，无论取得怎样大的成就，也再没有那种纯粹的快乐了。

想到这里，我突然来了劲头，如今正是夏天，想来正是河鱼肥硕的季节，我虽已是人到中年，又有谁规定中年人就不能下水捞鱼呢？那种纯粹而极致的快乐，即使是在梦里，也是久违了的。如今我回到家乡，虽然是一身疲惫，虽然身上已背负了太多的沉重，但如果能够重温童年，回到那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无所顾忌地投入长乐河的怀抱，体验那种单纯和无知的快乐，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长乐河啊，对于我这个游子，你应该会敞开怀抱接纳你这个玩伴的亲近吧？我怀着憧憬的心情，越走近长乐河，越是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的，几乎要跳出来了，我笑自己，像一个即将见到初恋恋人的毛头小伙子一般，长乐河又何尝不是我的“初恋”呢？

近了，更近了，我马上就见到了我的长乐河……我设想过无数次见到她的景象，甚至在梦里，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景。

原本碧波荡漾的长乐河，已经消瘦成了一条小溪，我记忆中河面的地方，莫名其妙地多出了几座楼房，光秃秃地立在那里，前面拉起了一条横幅，几个大字映入眼帘：金茂新村示范小区。

瘦成小溪的长乐河在人家屋外卑微地流过，像是得了一场大病的人，佝偻着身体，有气无力地缓缓流淌着，河水浑浊不堪，有些地方已经见了底，露出臭烘烘的烂泥，河边垃圾遍地，烂菜叶子、破旧塑料袋、食品包装盒、各种破铜烂铁混杂其间，发出难闻的刺鼻气味。几只鹅摇摇摆摆地在垃圾堆上徘徊着，拣着里面的烂菜叶子、烂果皮吃，见到我，抬起头一阵呱呱呱地叫。不远处一家化工厂烟筒里冒着黑色浓烟，下水道流出的黑水向着长乐河滚滚而来。

如今的长乐河就像是被抛弃的野孩子，浑身上下脏兮兮、黏糊糊的，哪里还有鱼、虾、河蚌的影子？只有苍蝇、蚊子这些令人厌恶的生物，在河边嗡嗡盘旋，徒增了一丝恶心。

把天然的自然风光破坏殆尽，建起了几幢楼房，成立了所谓的“金茂新村示范小区”，对自然环境不管不顾，长乐河已经名存实亡，变成了一摊“死水”，这对土地、对生态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难道没人看得清这一点吗？这样下去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还有什么？“愚蠢！无知！”我吼着，胸中的怒气也不能减少一分。但看着污浊不堪的长乐河，她的昔日盛景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听到她在向我求救，她在发出绝望而低沉的哭泣，然而我除了能怒吼几句，还能做什么呢？我心目中的伊甸园，已经被玷污，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容纳我的内心、洗涤我的灵魂了，然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忍再看，默默无语中，转身离去。

三

晚上十点多钟，我在卧房躺下，准备就寝。说也奇怪，我在外面的睡眠一直不好，晚上常常思前想后，入睡有点儿困难，然而一回到家，就像回到了小时候，脑袋一沾枕头，睡意便一阵阵薄雾一样袭来，慢慢将我笼罩，这就是梦，我就要进入梦乡里了……

迷迷糊糊之中，忽然听见客厅里一个粗门大嗓嚷嚷道：“大哥啊，阿波回来你怎么不叫我过来喝酒呢！”这一声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一下子把我从半梦半醒中炸起来。我侧耳细听，是二爹的声音。

父亲笑呵呵地应道：“阿波刚回来，累着呢，随便吃了点儿饭，明天打算叫你呢！”二爹又是响亮的嗓门：“我大侄子回来了，下午过去转了一圈儿就走了，也不叫我过来，好几年没见啦，可想死我了，我这不过来见见嘛！”话音没落，我的卧房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咚咚咚紧似雨点儿，同时传来的还有二爹那大嗓门：“阿波，快出来，让二爹见见你，可想死我啦！”我阿爹也说：“阿波，快起来吧，你二爹来看你呢。”

虽然被打断了睡眠，但是二爹都到门口了，看这个架势，不见是不行的。没办法，我只得皱皱眉，一边起身下床，一边抬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这才打开门。刚迈进客厅，还没等我看清眼前景象，一股酒气就旋风般刮到面前，“啪”的一声，我的肩膀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掌，差点儿把我打了一个趔趄，耳边又响起了炸雷般的声音：“阿波！下午过去也不说坐坐，转了一圈儿就走了，不知道二爹二婶多么想你！”

几年没见了，二爹还是这样风风火火的性格，眼看还是喝了酒来的。二爹这么多年都是嗜酒如命，为喝酒，不知道误了多少事，可是谁劝也不听。阿雄的性子，简直和二爹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连那股犟劲都是一模一样，阿雄染上了賭瘾，既戒不掉也不想戒，这不就和二爹是一样的吗？

我们在沙发上坐定，阿娘端来茶水。我屁股还没把沙发焐热，二爹就凑过来仔细地端详着我，笑眯眯地赞道：“阿波，这几年不见，你长得越来越像个大领导了！”

从没听到过这种不伦不类的赞扬，我哭笑不得，只得赔着笑脸道：“二爹，你喝醉了吧，我是你看着长大的，何况我明明就是个小记者，怎么能长得像大领导呢？”

二爹喷着酒气说：“我没醉，我侄子可比大领导还厉害呢。别以为二爹不懂，现如今，不管多大的领导都怕记者，记者的一支笔可厉害呢，既可以把他们捧上天，也可以将他们贬到地狱里去呢。”

“有这么厉害吗？”看着二爹神气活现的表情，我忍俊不禁。

二爹笑了一会儿，把茶杯放下，收起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而庄重：“阿波，你二爹虽然没多少文化，但多少也懂得社会上的事情，你现在当上大记者啦，二爹知道你的厉害。今晚二爹一是来看你，二是来求你一件事。”

“二爹，有什么事就说吧，我一定能帮就帮。”看到二爹一脸凝重的样子，想必是有什么大事，我也不由自主地严肃起来了。

“阿波，你真是我的好侄子。是这样，阿雄前几年就当上村里的支委了，可是他嫌这个官不够大，天天自暴自弃，无所事事，现在的状况你也看到了，他每天都去玩牌赌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我有些纳闷二爹要我帮什么忙：“我昨天也劝过他了，没有用，我帮不上忙啊！”

二爹摆摆手，接下去说道：“我不是让你劝他。阿雄那个死样子，谁劝能管用？是这么回事，你看现在村委班子就要换届了，我想让阿雄当书记，他早就说过了，当书记既威风又有利可图，你就帮帮他吧。”

我疑惑万分，“二爹，你找错人了吧？我又不是当官的，再说如今村官都是民意选举加上面委派，这事我怎么帮啊？”

二爹换上了一脸谄媚的笑容道：“哎哟，这还用我说吗？就凭我侄子的身份地位，只要你到镇里跟那些当官的讲一下这个意思，我看准能行。”

我苦笑着：“二爹，你太高估我了，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事我真的帮不了。”

二爹的笑容顿时凝固在脸上，他板起了面孔，硬邦邦地道：“阿波啊，做人可不能忘本啊，在外面混得有点儿出息就忘了自己姓啥了，这可不行！”

见状，我只得放缓了语气道：“二爹，不是我不帮，我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按说阿雄的能力也不错，既然想当书记，就下下苦功，多做出点儿成绩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啊，我要真的是个大领导，说不定还能伸出援手帮他一把，现在我真的不行。”

不管我如何地解释，二爹就是听不进去，他提高了嗓门说：“怎么不能帮？我听说你和省里那些当官的都有交情，说一句话的事情！这么点儿小忙都不帮，你还是我老王家人吗？亏我还叫你一声大侄子，阿雄还叫你一声哥！”二爹的酒劲被他的怒气给蒸发上来了，他挥舞着两手，麻着舌头大喊大叫，前面的话还听得清楚，后面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我阿爹见状，就说：“阿波，不然这样，明天你跟省委组织部的邱处长通个电话，说一下这个事情，行就行，不行就算了，邱处长是你的好朋友嘛，对你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我刚要拒绝，阿爹在暗地里掐了我一下，我便把嘴闭上了。二爹一边怒火冲天地嘟囔着什么，一边踉踉跄跄地走了，把门甩得震天响。

二爹一走，我就发火了，把杯子往茶几上一蹾，愤愤地道：“嗜赌成性，还想当书记？书记是给老百姓做实事的，阿雄真要当上了书记，还不照样天天赌钱，这个书记无非是他敛财的工具，成了他继续大赌特赌的本钱！依我看，长乐河都是被这些人搞坏的！”

“哎哟我的小祖宗！”阿娘三步并作两步地抢进屋里，忙不迭地来捂我的嘴巴，“你可小声点儿吧，不知道你二爹家就在咱家隔壁呀！”

我余怒未消，话音只得降低了几个分贝：“想当个村里的书记，就想把关系打到省里去，这世道究竟怎么了，我这张脸拉不下来！再说，阿雄想当书记的动机也不好。这电话我没法打。”

阿爹无奈地笑笑，说：“不打就不打吧，回头说人家不同意就算了。你二爹就是这个脾性，死犟，认准的死理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事情过后就好了，你二爹不会记恨你的。”

我心情很差，怏怏地回到卧房，倒头便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大早，刚吃过早饭，我三爹前来拜访了。三爹住得离我们远一些，他面相严厉，自小我便有些怕他，因此并不甚亲近。三爹提着一些本地的土特产上门来了，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还给我点烟，我有些受宠若惊，但更多的是不习惯。鉴于昨晚刚和二爹闹了一些不愉快，我心里很不舒服，这会儿见到三爹亲热的笑脸，心里多少有了一丝安慰。

三爹说：“阿波啊，我们这一辈一共就你爹、你二爹再加上我三个兄弟，小辈的也就你们几个孩子，你小时候我常常哄着你玩儿，你都记得不？现在你大了，今后我们也得长来往。一个人在外面漂泊，多少会有些不如意，有事就和三爹说，千万别客气呀！”

我心里涌过一丝暖流，感激地笑着：“放心吧，三爹。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

三爹又继续说道：“话说回来，我们三个兄弟，属我最不中用，所以眼下遇到了点儿困难，不得已，我拉下这张老脸求你帮个忙，就是你不回来，我也要到北京找你呢。”他一边说一边挠着头发，不时地瞟着我的脸色。

这才是正题呀！我心里不由得苦笑，升起了一种厌烦无奈的情绪，脸上却丝毫没有表露出来。有了昨晚二爹的教训，我心里多少有了一丝准备。“你有话就直说吧，三爹。”

“是这样的，你回来也看到了，咱们村子绝大部分人家都盖起了钢筋水泥的楼房了，就你三爹家还住着破旧的砖瓦房。你堂弟阿东都快三十了，谈了几个女朋友接连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对方要求有个楼房。女方希望自家孩子嫁个好人家，一定要有个楼房，使人家看得起，这要求并不过分。阿东眼看越来越大了，为了使他能娶上媳妇，你三爹没办法了，俗话说‘瘦驴拉硬屎，不盖楼也不行呀，只能掀了老底，东拼西凑了十几万块钱，要给他盖起来这个楼。眼下已经下了地基，墙也砌到半截子了，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没钱买材料，工程队走人都已经一个月了，不能再等了，如果有台风来可就麻烦了，前功尽弃不说，钱都白费了。阿波，你可得帮帮忙啊！”三爹猛吸了一口烟，摇晃著脑袋，脸上似蒙上了一层黑云，堆起的皱纹都能夹死蚊子。

我的心抖了抖：既然没有盖楼的资金和实力，那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呢？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就算娶了媳妇，这笔钱又怎么还？然而我心里琢磨的这些想法却不能说出口，三爹来也不是想听我这些话的。我清了清嗓子，说道：“三爹，差多少钱你就直说吧，我尽我所能支持你。”

“不用装修、搞防护网什么的，至少也还差十三万。”三爹猛地抬起头盯视着我，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我虽料到三爹说出的数字不会小到哪里去，但这个数字比我预想的还是大得多。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三爹，你侄子也是靠工资过活的人，没多少积蓄，你看这样行不，我先支持你两万，剩余的你再想想办法。”

“什么？才两万？两万块钱顶个屁用啊！”三爹急得像要哭了。

这时阿爹也进来了，站在门口。我转脸一看，阿爹正局促地搓着两手，眼中闪现的分明是期待的目光，见我看他，阿爹便朝我点了点头。

我转过脸，心里好似压了几千斤的石头。我刚要说话，阿爹走过来说：“你是京城的大记者了，名声在外，不帮你三爹的忙，人家也要说闲话啊。我看这样，你先借给三爹四万吧，不足的部分三爹再另想办法。”

我心里苦到不行，似吃了几斤苦胆。我是记者，并没有太多积蓄，我盘算了一下，四万几乎是我的全部家底了，如果全部借给三爹，我怎么生活呢。我本能地想拒绝，看看阿爹，又看看三爹，叹了口气，狠狠吸了一口烟，说：“三万。”

三爹很不满意，不过也没办法，只得长吁短叹而去。阿爹转身看着我，张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叹了口气，无言地转身出去了。

我正一个人坐在屋里沉思，阿娘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来，给我递了两个煮熟的苞谷。热气腾腾的苞谷打断了我的思绪，“妈，好烫呀！”我笑着接过苞谷，两手互颠着，不住地吹着气，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家乡这种新鲜的苞谷我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吃过啦，还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去偷苞谷烧着吃，别提多香了。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有时候就会难以抑制地想起这个味道，属于童年的味道。

阿娘微笑着看我吃，时不时帮我擦一下嘴边的残渣，停了一会儿说道：“你舅舅来啦，他听说你回来了，特地过来看你呢。”

“我舅舅来啦！”我霍地站起来。舅舅姓邢，是我小时候最敬畏的人，要说我在故乡最想念的人，除了父母和妹妹，就要数我舅舅了。舅舅年轻时候当过好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子里很有威信，口碑也比较好。记忆中的舅舅个子很高，脸盘黝黑，肌肉发达，手脚粗壮，是村里有名的“大力士”。有一次庄户人家闲来无事，在场院里比力气，几百斤的石臼，年轻的小伙子只能用两只手推倒，还累得咬牙切齿、满脸通红，当时三十多岁的舅舅大摇大摆走上前去，只伸出一只手，轻轻松松地就把石臼掀翻了。从此，舅舅多了个“邢一手”的绰号，既是说他力气大，也是说他办事有办法，有“一手”。

舅舅脾气火爆，性情干脆利落，充满了自信，又讲道理。村里的小孩子没有不怕他的。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场院里玩，七八岁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连猴屁股都要伸把手，真正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几个先是翻跟头玩，后又鼓鼓捣捣地抽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我们跑去地里偷了几个苞谷，然后将院里的一堆稻谷秸给点着了，烧苞谷吃。烟火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向场院里堆放的大垛稻谷秸悄悄蔓延而去，眼看就要酿成火灾了，舅舅突然出现，他先是将火扑灭了，接着就瞪着铜铃大的眼睛，冲我们几个逼过来了。我们吓得魂飞魄散，急忙逃跑，舅舅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追，一直把我们撵到村外的野地上，我们喘着气跑不动了，平时在家里都是说一不二的“小霸王”，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此时却都吓得嚎啕大哭。舅舅走过来，一个接一个地问：“知道错了吗？错在哪儿了？”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知道错了，不该偷苞谷，不该点火。”舅舅骂道：“小混蛋们，想吃苞谷就大大方方地说，别人同意了之后就光明正大的拿，偷東西是不行的！放火就更不对了，引起火灾怎么办？再让我抓到你们放火，就打断你们的小狗腿！”教训完了，一人扇了一巴掌，连我这个外甥也不能幸免。有个最皮的男孩子一边哭一边说着要去告诉自家爹妈。舅舅呵呵地笑了两声，又瞪起眼睛虎着脸说道：“你找吧，去把你爹娘找来，要是敢有二话，我就连他们一块儿揍！”

如今回想起来，舅舅打在我脸颊上的那一耳光，好像还火辣辣的疼呢。一转眼三十多年的时光，好像被我舅舅一个耳光就扇过去了。

说话间，舅舅就进屋了。舅舅已是接近七十岁了，仍然是高高的个子，身子骨挺拔硬朗，精神矍铄，目光清亮，看上去和五十多岁的人没什么区别。我迎上前去，舅舅拉住我的手，慈爱地看着我，说：“阿波，好几年没见啦，你好像瘦啦。”

我感受着舅舅的手，曾经蕴含着无穷力气的大手，如今也布满了皱纹和老茧，微微颤抖，不复当年的气势了。当年的“邢一手”老了，他的手也老了。想到这里，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一番家长里短之后，我问舅舅：“舅舅，你现在还当着村支部书记吗？”舅舅摇摇头，说道：“早不干啦。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是王立荣。”王立荣是我的本家，也曾经是我的玩伴。小时候倒不是很淘气，就是蔫坏，好多损主意都是他出的，没想到现在当上书记了。

舅舅恨恨地说，“那个臭小子，简直王八蛋，不但没能力，而且没人性。大兴土木，建这个建那个，我看全是瞎胡闹，动不动就叫老百姓去白干工，不给钱，政府给的钱全被他贪了！那个村中心的打牌室就是他主张办的，现在就是一个赌场，带坏了多少乡亲，哪里还有个老百姓娱乐场所的样子！”

舅舅的话，真正是与我心有戚戚焉，我不住地点头。舅舅又说：“林村长（村委会主任，人们习惯称呼为村长）也干了十来年了，勉强算是有点儿良心，算是个好村长吧。现在身体不行了，这一年多经常跟大夫打交道，简直是医院的‘常驻嘉宾了，干不了村长这活儿啦。”舅舅玩味地看着自己的一只手，翻过来掉过去，“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还比不上我当年一只手呢。”

我意识到在这个话题上舅舅说得有点儿多，便闭口不谈，等着舅舅自己打开话匣子。果然，舅舅接下去说：“这回村两委换届，我和阿忠商量好了，他要干，而且要书记、村长一肩挑。”

阿忠是我舅舅的二儿子邢孔忠，也就是我的二表弟。他十多年前大专毕业后，先在三亚的一家私企工作，有了一点儿积蓄之后，就自己干起包工头，承包工程，听说经济收入很是乐观。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心血来潮，要回来当什么书记、村长呢？

舅舅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人各有志。既然你二表弟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还向我表示，如果他能当上，一定公道正派，积极为村里的乡亲办实事办好事，决不像王立荣这个王八蛋那样，尽干些缺德的事。我能不支持他吗？”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阿波，你二表弟想当村长，钱不成问题，他能拿得出来的，最多也就花三十万块。”

舅舅轻描淡写的语气，把我吓了一跳：“当个村官要花这么多钱？这钱，是给谁的呢？”

“给谁？”舅舅啐了一声，忿忿地道：“买选票呗！农村可不像过去了，过去我当书记的时候吃力不讨好，没人愿意干，现在？这么说吧，谁干都得拿钱铺！说是民主选举，实际上你不给人家好处，谁选你呀！”

看着对这种事情似乎司空见惯的舅舅，我咂咂舌道：“就算花钱，可也不能这么多吧？”

舅舅说：“现在是啥都涨价，刚实行选村长的时候，一张选票才五块钱。到了上届改选，就涨到五十块，听说这次少二百块下不来。我已经算过了，全村八个村民小组，选民有一千三百多人，按一千张选票算，就是二十万块，再加上送礼物、摆酒席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花销，没个二十几万，打不住砣。”

舅舅又慢条斯理地说：“这些还仅仅是当村长的代价呢！要当书记，还得再费功夫呢！”我吃惊地看着舅舅：“当书记还要花这么多钱？”

舅舅摇摇头，对组织人事工作很内行的样子侃侃而谈：“当书记就不需要这么多了，因为书记是党内选举，容易掌控，关键是镇委定谁为书记候选人。支委会选举比村委会选举先走一步，所以当上书记候选人是最重要的一环。”舅舅看着我，直言不讳地说道：“阿波，这就需要你帮忙了！”

我苦笑着说道：“那我能帮上什么忙呢？”“阿波，你名声大，交际广，而且据我所知，你正好有朋友是咱们县的领导，你从中周旋，打通一下关节，舅舅绝对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能成功的。”

抛开我对舅舅的尊敬与信赖不谈，我对二表弟邢孔忠确实印象不错，对他的为人和办事能力也比较相信，然而，这种选举的事情，我作为局外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该掺和的。何况我如何开口呢？我正在为难，阿娘从灶下跑过来了，站在门口，局促地盯着我，神情同三爹来的时候阿爹的表情一模一样。

我心里一沉，转过脸不想看她。阿娘开口了：“阿波，这个忙你得帮。这么多年你舅舅帮了咱家不少，你现在有了能力，怎么能不帮忙？”

“妈……”我刚要开口，母亲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你刚才吃的苞谷，还是你舅舅特地给你拿来的呢！你舅舅这么疼爱你，你一定要帮你二表弟一把啊！何况你二表弟当上了村官，我们也有好处啊！”

听见母亲如此说，我简直是哭笑不得，刚刚咽下去的香甜的苞谷粒也苦涩了起来。当年和小伙伴偷苞谷被舅舅教训的情景历历在目，是舅舅教导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光明正大的拿，然而如今舅舅自己却在做着这样的事。现在我长大了，不再偷苞谷了，却是舅舅拿来苞谷给我吃，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求我。这不失为一种讽刺。

我想辩解说，我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也想表明自己的立场，不愿意掺和这些事。然而看着母亲和舅舅期盼的眼神，这些话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好吧，我试试。”我艰难地开了口。母亲和舅舅立时露出喜色。舅舅道：“阿波，你现在就打电话，我就在这儿听着。”

“舅舅，非要这么急吗？就不能等我好好想想之后再说吗？”

舅舅吸了口烟，直言不讳地说：“阿波，不是我不信你，我怕你过一会儿心里反悔，又不愿意帮舅舅这个忙了。”母亲也在一旁帮腔：“是啊，阿波，既然舅舅着急，你就现在打吧，也好了却他一桩心愿，免得他天天记挂着。”

我只好拿起电话，打给了县委副书记张光毅。张书记是我的大学同学，关系说好不好说坏不坏，一直保持着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从来也没有谈过工作的事情。

“立波，怎么有空儿打给我呢？”张书记热情的声音传过来。我答道：“没什么事情，就是问问你最近的工作怎么样，我回乡了，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啊？”张书记哈哈笑了几声：“我嘛，还是老样子，忙呗。最近县里在忙着选拔各乡镇村官的事情呢。”我正愁如何将话题引到这上面，一听之下赶忙抓住机会，接下去说道：“金茂村的村支部书记候选人，现在定下来了吗？”

“还没有呢。”说着，张书记话里的笑意收敛了几分，“金茂村啊……立波，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你的家乡吧。怎么，有人选推荐？”张书记何等敏锐，一句话就洞察了我的意圖。我只得硬着头皮说道：“是的，有一个叫邢孔忠的，能力和人品都不错，我觉得他能胜任村支部书记这一职位，何况……”

张书记打断了我的话：“立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邢孔忠是吧，这个人我记下了。”“真是万分感谢，改天一定上门道谢，好好叙叙旧。”我感激地说道。张书记笑了两声，又说道：“立波，作为同学，我得提醒你一句。我不知道那个邢孔忠是你的什么亲戚，按说，你提的这事是个小事。就算是大事，你向我张了一回嘴，我也会尽力。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这事是你不应该做的。跟我说一次也就算了，可不能长做，长此以往，会对你造成不良的影响。”

我的脸火烧一般，唯唯诺诺地跟张书记告别，挂了电话，母亲和舅舅两张脸几乎要贴到我面前了，我朝他们点点头。母亲和舅舅对视一眼，脸上立时布满喜色。舅舅又说了几句场面话，就心满意足、迫不及待地回去了，说是要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自家人。母亲也兴高采烈地张罗饭菜去了。

我的内心很是烦闷，我点燃了烟，开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其实这次回老家，并不全是为了离家太久回来看看父母和家乡，更主要的是事业不顺利，使我有了暂时逃避现实的打算。而这件事情，我不打算让老家人知道。

袅袅烟雾中，我的记忆又回到了两个月前。

四

两个月前，为了寻求新颖的新闻材料，报社领导一声令下，我到了西南部一个小城市去采访。

这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小城市，距离繁华的中心地带很是遥远，据说还保留着原始而自然的生态环境，自然风貌独特，景色迷人。这里的人们似乎也生活在现代文明的边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纯朴，热情好客，可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至今还非常完整地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这样一个地方，对于生活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市人来说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这样的新闻一旦爆出，无疑是极赚眼球的。我怀着赞美与憧憬的心情，来到了这里，兴致勃勃地打算一展拳脚，写出一篇绝佳的报道。

可是，当我来到这个小城市，却发现事情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城市确实还是那个城市，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道路修起来了，楼房建起来了，大工厂、企业层出不穷，轰隆隆的机器声、呜呜呜的汽车声都在宣告着这个小城的宁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虽然有一丝失落，却也为这个城市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高兴，毕竟人是要向前看的，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埋没历史的痕迹，文明代替野蛮，科技改变生活，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就在我抖擞精神，改变思路，打算将这篇报道写成关于这个小城市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的颂歌时，经过深入的调查和暗访，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这个城市所谓的“巨变”和辉煌的成就，大多是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建设的工厂，大多是重污染企业，环保指标根本就不过关，大量的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肆无忌惮地污染着这个原本美丽而纯净的城市。灰蒙蒙的天空代替了蓝天白云，腥臭的烂水沟代替了清澈动人的小河，在这个小城看不见的角落，堆满了脏乱的垃圾，这就是所谓的“文明”背后的阴影！如果文明的代价就是破坏，那我们还要坚持下去吗？文明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抉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这样不注重环保的“面子工程”显然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呢？我深入挖掘后发现，这些工程的背后还潜藏着一连串的阴谋与勾心斗角。首先这些工厂根本就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建起来也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大部分的工程拨款却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其次因为工程建设需要用地，政府便强征农民的土地，所谓“买卖”，但是这些一亩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好地，政府虽出钱了，但经过市、镇、村层层盘剥后，最后到农民手里只剩几万块钱，肥了各级贪官。一些官员为了私利就暴力拆迁，拼命压迫农民。农民自然不服气，怨声载道，却“胳膊拧不过大腿”，用尽一切办法，也是徒劳。

义愤填膺中，我奋笔疾书，写出了上万字的报道，将我所掌握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尽数道出，希望能引起社会的关注乃至政府的重视。

然而，我将这篇报道传给领导过目的时候，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领导第一时间便急召我回京，并专门批评了我。

“小王啊，作为一名记者，你心目中怎么能没有组织观念呢？”余主编疾言厉色地呵斥我，“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都搞不清楚吗！头脑不清楚，思路有偏差，方向都抓不对，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余主编，您说得对。我是新闻记者，就应该做群众的喉舌，做民众信赖的知心者、代言人，俗话说‘天高不如民情高，我们应该言民之所言，老百姓不会说、不能说、不敢说的，我有义务将它公诸于众，让社会各界都看见这些事情，都听见这些声音。”

余主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凝视着我语重心长地道：“小王，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算这篇文章见了报，对于你说的那些事情也是于事无补，反而会给报社、给你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费力不讨好，这是何苦呢？”

我也来了一点儿火气，梗着脖子道：“余主编，虽然我的一篇文章并不能立刻改变现状，但是将事情公诸于众，摆在阳光底下，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如果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有一天，一定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到那时，自然就派上大用场了！”

余主编瞪着眼睛，要说什么又最终没说出来。他用力地挥了挥手，道：“既然你这样执迷不悟，我也没什么说的，你说这是你的权利吗？那我就暂时收回你的权利，让你冷静冷静，好好想清楚以后的工作怎么做再说！”

第二天，报社另派了一名记者去采访，写出的通讯极力歌颂了那个小城市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以及在科技、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吝溢美之词，最后表达了对当地政府官员“大公无私、专为老百姓做实事”的夸耀与赞美，极尽谄媚之能事。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拍马屁的文章，几乎看不见一点儿真情实感的文章，却刊登在本报的头版头条，得到了报社领导的大力赞扬，甚至还获得了一个奖项。報社专门开了一次表彰会，对其给予表扬，同时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称我好高骛远，思想态度不端正，工作能力有限，需要多加努力下苦功，因为只要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就能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写出好的通讯报道，而不是抓住一个死角硬钻牛角尖。最后，勒令我放假一个月，先“提高写作能力”再上班。

我当然知道我的写作能力没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我的“思想态度”。然而，我心里并不服气。记者就是要说实话，办实事，作大众喉舌，言民众之疾苦，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不会因为外界的环境有所转移。我要像鲁迅、陈独秀、闻一多那样，以笔作刀，参佐戎幕，做新时代的爱国战士，呐喊出民众的心声。如果像那些“黑心记者”那样，不讲职业道德，不讲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胡乱作为，即使可以名利双收，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残酷的现实还是击垮了我。我被强制休假，每日的苦闷和闲散使我郁郁寡欢，几乎要患上“抑郁症”了。这时，我想到了回家，回到我的故乡。故乡，是一个母亲般的字眼。她是一个让人梦魂萦绕的地方，我的生命、我的童年、我充满梦幻般的心灵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她一定能够拥抱她失意的孩子，抚慰流浪的游子，使我伤痕累累的心痊愈。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故乡。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回乡调养的决定是个巨大的错误。我的故乡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了：她的温暖与包容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般的冰冷;她的美丽与淳朴也不在了，剩下的只有城市垃圾和脏、乱、差的环境污染;就连乡亲们的淳厚与踏实也不在了，在他们的心里，我是在北京当“大记者”，是连政府官员都害怕的大人物，交际手腕无比高明，赚着大钱，风光极了，只要一句话就解决他们的难题，拔根毫毛下来就足以顶他们一辈子赚到的钱，就连父母也全然不体谅我的难处，以为我能手眼通天，为了自己的面子就叫我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虽然回到了故乡，但我却感觉，故乡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五

这天响午时分，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我家。他便是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荣，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油光铮亮，梳着时髦的“大背头”满脸堆笑地走进屋来，一看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咱们在京城呼风唤雨的大记者回来啦！这么多年没见了，可想死我们了。这不，一听说您回来了，荣弟第一时间就来拜访您了！”

“立荣，你太客气了，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很是不适应这种谄媚的语气，只得赔笑，打着哈哈。

“哪里哪里，波哥，你是咱们王氏家族的光荣呀！荣弟今天请您到村委会喝几杯去，为您接风洗尘！我已叫厨子搞了几个好菜等着你呢，全是龙虾、海蛇这些稀罕物，保证比您在北京吃到的都还要新鲜！”

我一听饭局便觉头痛，刚要推辞，父亲在一旁道：“去吧，去吧，如今你立荣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威风得很，你不给他面子可不行。”

“哪里的话呀，大伯你说错了，我们村，不，应该说我们镇最威风的可是我波哥呢。”王立荣笑呵呵地说。

没办法，我只得跟着王立荣来到村委会办公楼，我正纳闷这里哪里有饭店，转到后面，原来是别有洞天，一个装修得富丽堂皇的餐厅令人惊叹不已。王立荣得意地说道：“波哥没想到吧，这个餐厅可是我特别打造的，专门宴请你们这些大人物的！”

进了大厅，只见酒宴已经摆开，满满一桌美酒佳肴，热气腾腾的引人食欲，酒桌边已有几人坐定等候。

王立荣逐一介绍道：“波哥，这是我们镇委吴书记，这位是发改局的符局长，这位是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林部长……”略去几位作陪的年轻干事不提，他又将手指向我，“几位兄弟，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京城大名鼎鼎的记者王立波大哥。”

吴书记等几位领导都很热情地站起来跟我握手。

推杯换盏，酒过三巡，我总算听懂了叫我来参加这场酒宴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我们镇近几年来“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请我想方设法宣传报道一下，扩大本镇的知名度，以利于今后的發展。我虽知道这顿饭的目的不单纯，不可能像王立荣所说，是为我接风洗尘，但是这目的性也太明显了。

我心里暗暗发笑，但为了情面，我还是说：“采访报道一个地方，是要由报社领导安排的，我作不了这个主。”

王立荣振振有词地说：“波哥是大记者，很有威望的，你跟报社领导讲一下，说你这次回乡看到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你采访，领导是会尊重你的意见的。不然，你跟我们省报的领导沟通一下，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报道也是可以的。”

我越听越气愤，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立荣，你不要再说了，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做。如果家乡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用你说，我也会报道出去的，但是你看，现在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光是建了一些假大空的企业，根本不能为老百姓谋福利，你看村里的那条长乐河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就连一些水田也被拍卖掉盖楼房了，环境污染已经这么严重了，这样下去，农民怎么生存？你也是一个农民，却不为农民着想，与其做这些表面文章，为何不能为村里做点儿实事、为自己积点儿德呢？”

我借着酒劲说完了这一席话，酒桌上一片鸦雀无声，大家都沉默着，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半晌，王立荣一拍桌子站起来，吹胡子瞪眼道：“王立波，我敬你是个人物，叫你一声波哥，你不要蹬鼻子上脸！我要是不给你面子，你家在这金茂村也是难混下去的，你不要不知好歹！”他一边愤愤地说着，一边将手中的酒杯用力地摔在地上，“咔”一声清脆的响声，酒杯被摔得四分五裂。

吴书记在一边不满道：“王立波记者，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我们尊敬你，请你喝酒，可是你也不能不给面子呀！”

我心一横，既然话已经开头，索性就一说到底：“吴书记，你是全镇的最高长官，虽说招商引资是好事，但咱们镇上都引了些什么破企业？化工厂、五金厂、水泥厂，都是重污染行业，为了增加利润，没有一个环保措施做得到位的！你晚上抬头看看，天上还见到星星不？你看看大河小溪都臭成什么样了？镇上打牌打麻将赌钱的人越来越多，洗头洗脚洗到床上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告诉你们，新闻记者应当成为美好环境的赞扬者、破坏环境的抨击者、自然赐予的感恩者。我乐于为民众担忧愁，不避斧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绝不会成为你们牟取私利的工具！好了，不说了，我要回去休息了，失陪了！”

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我一吐胸中郁气，转身离去。王立荣已经气得要跳起来打人了，旁边的吴书记和符局长急忙阻拦，生怕闹出打架事件。只听身后传来碗碟的破碎声和骂人的声音：“操你娘的，一个臭蛋记者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给老子小心着！”

回家这几日，我心情越来越压抑。除了应付这些不间断的上门求助的亲戚朋友，还有各种酒席应酬，有结婚的、上大学的、孩子满周岁的、升梁入屋的，五花八门，有时一天就要去两三家喝酒。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在哪儿听我回乡的消息，更想不通这么多人怎么都会赶在同一时节办酒席。

这一天，我还来不及吃早餐，就又接到了通知——我的同学林玉富的儿子办结婚酒宴。林玉富是我中学的同桌，关系较好，这个酒席我是推脱不掉的，再说，我们也好多年没见了，正好趁这个机会聚一聚。我兴致勃勃地动身前往，没想到差不多到他家门口时，一辆摩托车从身后开过来，速度特别快。好在我练就了一身良好的反应机能，我听到摩托车响声很大地向我逼近，来不及多想，猛地一扭身，没想到，衣服一角还是被摩托车的把手带了一下，一股强大的冲力将我带倒，我整个身子转了大半圈后摔倒在地，头正好碰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当即磕得我是头晕眼花、几乎昏厥。

见我被刮倒，前面的摩托车也减速慢了下来。我忍着疼痛，睁大眼睛向前方看过去，见开摩托车的人也回过头来看我一下，露出得意的笑容后，又猛一踩油门，摩托车发出一阵刺耳的鸣叫，像飞起来一样不见踪影了。这是蓄意肇事！我吃了一惊，然而骑摩托车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我并不认识。

我“哎哟”了半天也没能爬起来，好在我摔倒的地方离我同学林玉富家很近，林玉富刚好出门办事，看到我倒在地上，急忙把我扶起来，关切地问长问短。我凭着记忆向他描述了那个摩托骑手的长相：“挺年輕的，骑一辆红色的摩托，头发染成了红色，一根根地朝上竖着，手臂上满是黑糊糊的纹身。”

林玉富一听就明白了，气愤地道：“又是王彪这个小杂种！买了一辆新摩托，天天沿着大街小巷横冲直撞，那油门声嗡嗡的，就像猪被杀时的哀叫似的，一听都叫人心里发毛！整天不干正事，跟外面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村里人都提防着他，我看他早晚得出事！”

我问：“他是谁家的孩子？”

林玉富咬牙切齿地说道：“他是王立兴的儿子，王立荣是他二爹。这一家人，都黑了心肝了，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说话间林玉富往我头上一看，顿时慌了手脚，“哎哟，阿波，你头上流血了，我送你到诊所去，快点儿呀！”

我在林玉富的搀扶下来到村里的诊所。村里虽建了各种工厂，可是诊所还是当年那个小破诊所，那个赤脚医生帮我用酒精消毒伤口后上了药，并包扎好了，但无济于事，血还是止不住地从伤口渗出。医生建议去大医院看看，我虽自觉没什么问题，但是拗不过林玉富的坚持。他很快叫了一辆车，将我送到了县医院。做了CT检查，脑部没有异常，头部伤口处缝了三针，打了两瓶点滴后，天色已近黄昏，我便回了家。林玉富气愤地说：“阿波，你放心，你好好躺着养伤，你不能白白受罪，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明天我就让王立兴和他的儿子来给你赔不是，这治病吃药的钱，也得他们来掏。如果你同意，我就报警，让警察抓他去拘留。”

我想起了那天和王立荣喝酒时闹的不愉快，和临走时他撂下的狠话，直觉到这事不单纯，说不定是王立荣挟私报复。为免事态闹大，我忍下了一肚子的气，故作平静地说：“报警就不必了，怎么说王彪还是个小孩子，只要他来认个错就算了。”

可是，我一连在家躺了两天，也不见王立兴和他儿子王彪的影子。我虽然无妄受灾，却也没太放在心上。本来那天与王立荣起了纠纷，我便想过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必会寻机报复，与其让他蝇营狗苟地算计我家人，还不如让他把火气发在我身上，这事一笔勾销，就这么算了也好。何况，我也没有必要与王彪这个小痞子一般见识。

可是我父母却很是担忧，非常在意这件事情。林玉富每天都来看我，他认为我是因为参加他家的婚宴才受伤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我虽强调了不关他的事，却拗不过他的好意。

第三天，仍是没有等来王立兴和王彪，又见林玉富提着水果来了。我父母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情，忙赶进屋来问：“玉富，王立兴和王彪怎么说的呀？”林玉富本来正跟我侃侃而谈，听见如此问，顿时像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支支吾吾地说：“大伯大娘你们别着急，王立兴这几天不在家，他儿子王彪找不到人，你们放心，我林玉富肯定把这事给办好……”

林玉富走后，我听见母亲小声说：“听隔壁大婶说，前天王立兴还在王立荣家喝酒呢！”父亲也附和道：“是啊，我也听人说了，昨天王彪骑着摩托车，载着他的狐朋狗友，从镇上喝酒回来，在村里大喊大叫，还把人家的母鸡给轧死了……”。

我一阵烦闷。本来想“化干戈为玉帛”，王彪怎么说也算是我同宗的侄子，只要他父亲带他来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可是我哪里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看来，是我太幼稚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太美好了，人家压根儿就没把你当回事。

之后一连几天，林玉富都没有来。我有些着急，刚好伤已经好了，我便出门打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我受伤的第二天，玉富就去找了王立兴，可是王立兴死活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撞了人，王彪也矢口否认，还说：“谁能证明是我撞了他？一个破记者有啥了不起，谁敢冤枉我，惹恼了我，我弄死他全家。”林玉富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吃了闭门羹。没办法，他又怀着满肚子的怒气，去找村书记王立荣谈，让他去作王立兴和王彪的工作，王立荣一听此事，头摇得像拨浪鼓：“王立波大记者那么威风，有什么事能求得上我呀！这回可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林玉富一气之下去了派出所报警，没想到派出所的民警以“证据不足”为由，不肯立案。就在报警的第二天，林玉富到镇上去买东西，被两个“浪仔”打伤了，他们还警告玉富：“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疯狗乱咬人，他一个破记者有啥了不起的，你这么讨好他，还想为他做伪证？你个臭蛋东西，活得不耐烦了，以后当心一点儿！”林玉富好几天没有来看我，就是因为被打伤了，在家里养伤。

听到这里我气炸了肺。真是天理难容！王立荣作为村里的书记，哪有个书记的样子？简直连土匪头子都不如！以王立荣带头的家族团伙，欺凌乡民，不务正业，难道金茂村真的成了他们的家天下了？我就不信世道真的是这样，老实的好人被欺，嚣张的坏人得势。想到这里，我攥紧了拳头，我豁出去了！虽然我只是一介书生，但我必须跟恶势力斗争到底！

我回到家，我的妹妹、妹夫、二爹、三爹和几个堂弟、侄子和舅舅等亲戚全部来到了我家，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要去找王彪和王立荣这帮痞子算账，要为立波和玉富他们讨回公道！”一些乡邻知道了消息，也都纷纷表示：“如果要去揍王立荣他们，也算我们一份！他们平时太霸道了，这次借着阿波的事，一定要教训他们一顿！”

看到这种情景，我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乡亲们如今虽然变得有些势利，但是内心的淳朴并没有消失，他们心中还是有着珍贵的良知和正义感。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擅自行动，一旦引起不良后果，便会蒙上不白之冤，我又哪里看得过去呢？何况，以暴制暴并不是最好的做法，我们应该采取更恰当的行动。

我极力将他们劝阻住了：“各位亲戚们，乡亲们，王立荣他们虽蛮横不讲理、胡作非为，但我们要讲道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打一顿，那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非但不能起到教训他们的作用，反而会连累各位乡亲。我们不能以暴制暴，这件事情就让我来解决吧！”

“阿波，你要怎么做呢？”舅舅问道。

“上访！”我脑海中浮现出这两个大字。只有将这些事情公布出去，捅到上面去，才能真正使他们受到制裁。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上访的道路。离开金茂村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故乡，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怀在我的心头荡漾。这次离开家乡，我心里却并没有以往的留恋。灰蒙蒙的天和隐隐约约传来的机器轰鸣声，还有那不时飘过来的臭水沟气味，都在不断提醒着我，这里已经不是我所怀念的那个故乡了。我记忆中的蓝天白云、河清柳影已经随着我的梦想破灭，我心灵的最后一片净土也终于不复存在了。我听见这个小村庄在对我低声耳语，只有这声音还好似当年我在她怀抱中的一样。她说，你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不忍再想，扭头离去。可是，究竟何处才是我的故乡呢？

关义为：男，海南省乐东县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在《阳光》《参花》《鸭绿江》《椰城》《中国散文家》《人民代表报》《检察日报》《今日海南》等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