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十蕊

摘 要：90年代是寻根文学的退潮期，但回族作家霍达写于1993年的《未穿的红嫁衣》，就具有对精神家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意识，这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大创新。以社会转型期和文学发展思潮为背景，利用互文性、意象等理论，通过展现作品中颇具神秘色彩的秦屿风情，分析文中多处呈现的历史文本，解读红色、黑色意象，来挖掘作品中作家的寻根意识，探究这一时期作家产生寻根意识之缘由。

关键词：寻根文学；《未穿的红嫁衣》；寻根意识；后寻根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6）12-0091-03

寻根文学泛指80年代中国文坛以“文化寻根”为主题而展开的文学思潮，作家在作品中关注文化之“根”，表达寻根意识。寻根文学作品多是以传播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心理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韩少功颇具楚文化底蕴的《爸爸爸》《归去来》；王安忆展现儒家文化中“仁、义”的《小鲍庄》；阿城体现历史文化的《棋王》《树王》；李杭育具有吴越意蕴的“葛川江”系列小说等等。目前学界对寻根文学的研究多停留在80年代，且90年代初的文学研究很少提“寻根”。但在霍达写于1993年的《未穿的红嫁衣》中，笔者发现作品具有寻根文学的痕迹。

《未穿的红嫁衣》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主人公李言的仕途：讲述的是越州市政府决定将市外的小岛——秦屿，开发成现代化的海上乐园，市委副书记李言奉命去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李言发现秦屿不仅仅是精神病人的住所，也是一个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地方。因此，在市委论证会上，李言力主将秦屿建成秦史博物馆，提议却遭到市长等人的反对，他最终无奈地接受了负责开发秦屿的任命。另一条线索是李言的爱情：李言与女儿的班主任郁琅嬛两人真心相爱，郁琅嬛还选择一件猩红色的羊毛裙准备结婚当天穿，但妻子何丽珠知道了李言的婚外情，持据要挟，李言迫于压力放弃了与郁琅嬛之间的爱情，郁琅嬛深受打击，精神失常，最后住进了秦屿 “极乐园”。下面，笔者就从秦屿、大量的历史文本和红色、黑色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作品中的寻根色彩。

一、传统文化的多处展现

作者开篇呈现了具有神秘色彩的“秦屿”，有学者说过：“寻根文学的作家们改变传统小说环境描写的方法，他们在构建文学作品时，对时代背景环境的处理都是一种虚化的处理，它们或者是一座山庄，或一座寨子。”[1]秦屿仅有四平方公里，自古以来都是越州的一部分，但一道海峡将它与越州代代隔开，使其拥有自己的特色。岛上除了医生就是病人，越州人很少踏上这片土地，“秦屿在越州人的眼里是垃圾站、累赘、毒瘤，想到它，人们就想到污秽、病魔和死亡，巴不得它早些从记忆和视野中消失。”[2]5人们把“城市病”归因于秦屿上的精神病人、鸟儿的骚扰，而李言看到的却是历史悠久的郁郁森林，处处充满鸟语花香。作者借李言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充满和谐、充满魅力的小岛，与现代化都市相比，秦屿更接近自然。

无论外面的社会怎样变幻，秦屿人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生活习惯。秦屿人拥有独特的秦屿方言。秦屿方言和越州话、普通话都不同，时时夹杂一些古奥的词汇，是标准的古汉语。如：岛上的人称“直走”为“端走”；称“喝酒”为 “行殇”；称“吃”为“碟”；称“饼”为“盔”；“极乐园”院长说“老字号不能改，院址不能徙”这句话中的“徙”字，这样的语言表述对在越州城生活了许多年的李言来说也十分陌生。秦屿人的饮食也很独特。李言看到一个女病人的晚餐，“一碟大概是牛肉，另一碟则是鲜红的辣椒。主食则是半张大饼，从半边的弧度来推算，若是整张则大得惊人。”[2]29越州属于南方城市，人们非常喜欢吃鱼和大米，越州市民每月定时定量给秦屿人送吃的、用的，但秦屿人却喜欢面食，守着大海而不吃鱼。这个拥有原始的自然环境、保持中国传统的语言和独特的饮食、与城市截然相反的世界，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作者这一安排，是继承了寻根文学塑造具有魔幻色彩空间的特点。

带有魔幻色彩的秦屿既是越州人的精神家园和李言的精神家园，也是作者的精神家园。越州人虽然憎恶秦屿，可是仍旧源源不断地把精神失常的人往“极乐园”中送，在城市中迷失自我的人，最终在秦屿得到精神慰藉。秦屿之行，李言遇到了当年的恩师，重返内心的精神家园并找到了曾经的自己。之前，李言热爱历史学术，一心想成为像老师那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漂泊于仕途，沉浸在权利地位的世界，离学术世界越来越远，直到他见到老师，想起了曾经的自己。虽然他碍于面子不敢与神志不清的恩师相认，但最终李言还是毅然决然地反对领导将秦屿开发成海上乐园的命令。李言的这次反抗表明秦屿之行唤醒了他的内心，使他回到了历史学术的精神家园。这样的设置也表达了作家那种漂泊与回归的意识。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代接受新思想，孤独的身影在嘈杂的社会中无处安放，“乡土与传统的强大，以及人们对寄托着情感与精神、审美与文化的乡土中国那无法替代、难以遏制的反顾与回归。”[3]

二、历史文本的多处呈现

霍达曾师从史学家马非百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尤善秦史。《未穿的红嫁衣》中作者大量地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历史，利用文学的互文性，表达她追求的文化之根。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4]《未穿的红嫁衣》中作者大量引用历史文本，作品中每一章节的命名都具有中国文化，作家将中国文化与作品章节内容完美结合。文中第五章节名为“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指善于教射箭的人，只做跃跃欲射的姿态，以便学的人观摩领会，后比喻做好准备，待机行事。本章节主要讲述的是在开发秦屿的研讨大会上，李言想坚持保护秦屿，郁琅嬛明白了李言对秦屿开发的看法，她劝李言要控制自己，不要鲁莽行事。第七章章名“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本义是治理大国应该像烹小鱼一样小心、动作轻，否则会把鱼弄烂。本章讲述的是中午秦屿开发研讨会议休息期间的人物活动，也预示着大浪来前的一丝平静。第八章章名“唇枪舌剑”（[元]高文秀，《渑池会》），作者用唇枪舌剑形容程功与李言在会议上的争辩。作者将历史文本中的经典名句与文章内容完美结合，使之产生互文性。

除了章节标题外，作品也多处引用历史典故。李言和郁琅嬛第一次见面时，就《触詟说赵太后》这个历史典故展开一场论战，郁琅嬛以文学学者的身份将“詟”字读“哲”，并理直气壮地对家长说这个字不能读成“龙”，“龙”下面还有一个“言”字。精通历史学的李言从历史学角度出发，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触龙见赵太后》这一章作为例证，表明历史上根本没有“触詟”这个人，劝说赵太后的那位左师名叫“触龙”，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把“龙”和“言”两个字误连在一起了，从此，“触龙”变成了“触詟”，并且列出在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中都是“触龙”。大量历史文本的穿插，既是作者在表述前人文学的过程中与前人的一种对话，也是借此来激起人们对这片圣土、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文化交流的时代，但绝不能因此而隔断历史，“我们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历史，这是一笔宝贵财富，是我们与列强对话的本钱。”[2]351在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忘本，更要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保护好中国文化的“根”。

三、寻根意象的多彩演绎

意象是一个个表意的典型物象，是感知的、实在的、具体的主观之象，多用于诗歌之中，但意象也存在于小说领域。学者魏家骏认为：“意象是诗化小说的元素。小说意象正是小说中融入诗歌的意象元素和表现技巧，使小说更富有诗意。”[5]霍达在《未穿的红嫁衣》中就设置了红色和黑色两个意象，丰富了小说内容，表达了她的寻根意识。

自古以来，中国新娘子在成亲之时，要穿上红色的嫁衣，红色代表着红红火火，寓意喜庆，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在《未穿的红嫁衣》中，郁琅嬛为自己准备了一条猩红的裙子做嫁衣，表明一个有思想、有学问、高傲的女性也是一个保守传统的中国女性，思想深处也深深遵循中国的传统文化。红色意象的多次出现也产生了叙事功能。“物象的重现之中包含着意义的增添和递进，这就有助于形成行文脉络的层次感和节奏感。”[6]红色贯穿全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一开始，猩红的嫁衣象征着她与李言之间的爱情，象征着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但她终究没能穿上这条心爱的红嫁衣，为爱发疯的她最后独自品读着那一抹红，此时的红色象征着她那破碎的爱情，淌血的心。“红色”的意象与郁琅嬛黑暗的爱情结果产生对比，作者借 “一抹红”表达中国传统女性的悲剧命运。

“黑色”意象的巧妙运用是作者寻根意识的完美体现。东汉的《汉书·律历志》一书中曾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意即文公早年外出打猎时，捕获一条黑色的龙，认为黑龙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而秦朝统治者崇尚水，认为自己是水德，因此之后秦人就喜欢黑色。在《未穿的红嫁衣》中，极乐园的工作人员和精神病人都穿黑色衣服，非常喜欢黑色，这一喜好与秦人一样。作品后面也提到秦屿上的人因逃避灾难才居身于此，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有先秦遗风，所以，作家在文中设置黑色意象，不仅表明秦屿人是先秦后裔，也是在追寻秦文化。同时，黑色意象体现了秦屿人对传统的坚守和自我保护意识。秦屿人始终坚守着老一辈人传下来的习俗，无论是饮食、语言，还是服饰，秦屿人都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但秦屿在社会进程中也受到了影响，越州人将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送到秦屿，使秦屿也在发生着变化，统一的服饰和传统的饮食习惯是秦屿人对自我传统文化的保护。此外，黑色意象的设置也暗指知识分子内心的压抑。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无所是从，不适应社会而产生浮躁的情绪，这就通过黑色映射出来了，使黑色意象更有现实意义。

文中红色意象的设置与中国红色文化特色完美地结合起来了，黑色是秦屿人对先秦人文化长久延续继承的见证，这两种颜色意象的设置，不仅增添了文章中文化之根的色彩，丰富了文章的内容，也是作家缅怀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方式，强有力地表达作家对文化之根的追寻。

四、寻根意识之缘由

笔者发现《未穿的红嫁衣》是霍达在1993年创作的，而20世纪90年代初是“寻根文化”思潮退热期，霍达在这一时期表达自己的寻根意识，是受“后寻根文学”的影响，还是想借一种独特的写作视角，来表达自己在社会转型期的感受呢？带着这一疑问，笔者就以90年代文学发展和社会变化为背景，分析作者在这一时期产生追寻文化之根意识的缘由。

90年代初，文坛出现了后寻根文学的思潮。后寻根文学是用现代眼光关注传统文化，站在民间立场来还原民间的一大批作品，是对寻根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具体地说，后寻根文学多采用宏大叙事的策略，在内容上关注的是儒家的正统文化对人的影响，表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性，也伸向了当下现实；在艺术形式上多追求传统美学的神韵，延续并发展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精神，但它更多是强调“对民间思维方式、民间审美趣味、民间价值观念的认同，关注民间小人物”[7]，文章多通俗化和民间化；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判断意识则比较隐蔽。韩少功表现现代理性与传统意识的结合的《马桥词典》、莫言展现原始生命力与追求自由精神的《红高粱家族》、贾平凹虚实结合的《废都》等都带有后寻根文学的色彩。在《未穿的红嫁衣》中，作者隐蔽自己的观点，借秦屿来表现城市的不足，借李言的仕途经历来描绘越州城的政治，让读者自己去体会90年代社会大变化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此外，文章引入历史文本，设置红色、黑色意象是为了引起人们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些方面来看，《未穿的红嫁衣》是受到“后寻根文学”的影响，但作品没有通俗化和民间化的后寻根文学的特点，也没有充分地表现儒家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所以《未穿的红嫁衣》并不属于“后寻根文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热衷点从政治转向商品经济。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从启蒙话语的代言人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整个知识界弥漫着一种精神幻灭感。”[8]整个80年代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时代，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知识分子成了思想文化主要的言说者与阐释者。但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经济发生了全面而彻底的转型，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传媒业得到大力发展，文学日益边缘化和泛商业化，有的知识分子放弃学问，下海经商或从政，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矛盾和选择。90年代的作家通过不同的文学体裁表达着心中的痛楚，此时的文学流派有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等。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学背景下，霍达追寻传统的文化之根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借用《未穿的红嫁衣》诉说着自己的困惑。文中秦屿这片静谧之地是嘈杂现实社会的对比，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新一代的人们丢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丢掉了自己民族的语言，饮食也越来越多样化；用李言这个在权力与学术十字路口的人物，来影射当代知识分子；借李言在政治工作中的遭遇来影射走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在其他作家用文笔描写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时，霍达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传统文化，用宁静的文化来控诉嘈杂的现实社会，这就是这一时期作家产生追寻文化之根意识的缘由。

回族作家霍达在《未穿的红嫁衣》中展现秦屿的独特风情，多处呈现历史文本，描绘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红色和带有保守色彩的黑色意象，使作品充满寻根意味，但《未穿的红嫁衣》不具有寻根文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精神的特点，它不属于寻根文学。90年代初出现了后寻根文学热，而《未穿的红嫁衣》中没有后寻根文学通俗化、民间化和表现儒家文学的特点，它也不属于后寻根文学范畴。笔者认为，霍达追寻80年代寻根文学的步伐所表现出来的寻根意识，更多是借用宁静的文化来控诉从政治转向商品经济的嘈杂的现实社会，借一种独特的写作视角表达自己对商品经济浮躁社会的不满态度，在90年代，这堪称寻根退潮期的一枝独秀。

参考文献：

[1]刘艳华.略论寻根文学[J].课外语文，2015，（1）.

[2]霍达.未穿的红嫁衣[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3]赵冬梅.小城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4.

[4]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5]魏家骏.论小说意象[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8，（1）.

[6]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20.

[7]周引莉.从“寻根文学”到“后寻根文学”——试论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文化意识[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51.

[8]王艳荣.文学的转型与突变[D].长春：吉林大学，2012：18.

（责任编辑：刘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