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洁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 233030)

【河洛文化】

论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征
——以淮河流域为研究中心

李艳洁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 233030)

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分化明显，呈现出淮河流域成为南北分界线、分布重心渐趋向东南偏移、文学家族增多等鲜明特点。两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贸易的发展、政治重心的偏移、地理条件的便捷和文化交融的传承是促使汉代淮河流域文学繁荣、作家众多的根本原因。

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淮河流域

一、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问题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提到了“地域的不平衡”这一现象:“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1]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即地理之骨相。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许多精彩的真实的意义。”[2]文学研究既要注重时间关系，又要注重空间关系。地域环境是文学家产生及开展文学活动的舞台，深入了解文学家产生的地域环境，有助于理解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及其文学作品的内容，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我国文学史上一些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3]。

分布地理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用来研究某种类型的人、事、物的地理分布，分析发现事物背后某些带有本质性或者规律性的东西。分布地理分析与纯粹的定量分析有所不同。定量分析重在以数字说明问题，而分布地理则将数字与地理结合起来，通过地理分布上的数量、范围以及结构、关系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分析，去研究文化地理问题[4]。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淮河流域地理范围为：北纬30°55′—36°36′、东经111°55′—121°25′之间，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西界伏牛山和桐柏山，东临黄海，北以黄河南堤和泰山、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接壤，南以大别山、江淮丘陵、通扬运河及如泰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分界；流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包括今河南省的中部和南部、安徽和江苏两省北部及山东省的南部。淮河流域的西部、南部和东北部为山丘环绕，中部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辽阔的黄淮大平原。

二、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总体格局

由曹道衡、周祖撰等主编,中华书局1992年起陆续出版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收录的文学家大大超过由谭正璧编、光明书局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诸多中国古代文学工具书，极具影响力。以此为依据，我们对257位汉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进行了全面统计。由于两汉时期与现今行政区域划分发生了巨大差异，所以本文暂以现今行政区域对汉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表1)。表中所列仅为可考知籍贯的各省份文学家，无可考者均列入不详一列。

表1 汉代文学家地域分布总体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汉代文学家地域分布的总体情况。

第一，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之范围较为广泛。西汉是一个锐意进取、开疆扩土的王朝，西域都护的设置，将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意义尤为重大。同时西汉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将其半数领土划归中国。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共涉及12个省份或地区，范围较为广泛，这差不多是汉代时期地理分布最大范围的近三分之二。具体看来，两汉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诸省，也就是当时的京兆尹、右扶风、南阳、陈留、河南、汝南、颍川、安平、北海、齐郡、沛国和会稽等郡国[5]。

第二，汉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分化明显。依照文学家数量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12个省份或地区分为5组：第一组为陕西，人数在50—60人之间，占总人数的22.96%；第二组为河南，人数在40—50人之间，占总人数的15.95%；第三组为山东，30—40人，占总人数的13.62%；第四组为河北、四川、江苏、甘肃、安徽，11—20人，分别占总人数的7%、5.45%、5.45%、4.67%、4.28%；第五组为浙江、湖北、山西、境外(朝鲜)，人数在10人以下，分别占到了总人数的2.33%、2.33%、1.56%、0.39%。

第三，汉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与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从各省之分布状况来看：如第一、第二方阵中的陕西和河南分别为西汉、东汉立国之基，为王朝国都之所在，其文学家数量居于前列与此地域作为为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所在的背景有关。两汉时期，全国一统，气象更新，陕西、河南占据“皇都”“京畿”的先天地理优势，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交通通畅便利，文人往来频繁，文学较其他地域发达、文学家数量较其他地域多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再如山东紧随其后，位列第三，与其孔孟之邦的文化积淀也是不无关系的。

三、淮河流域在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中的重要特征

两汉时期257位文学家的分布格局，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淮河流域在其中体现出重要的地位，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秦岭—淮河一线是两汉时期文学发展明显的南北分界线，北方人数较多，南方人数偏少

汉代文学家地域分布的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北方，以黄河流域、淮河以北为主。

西汉时期，淮河以北的陕西、山东、河南三省，文学家人数高居前三甲，是名副其实的文学繁荣之地，其他如河北、甘肃、山西，虽然较前三甲而言数量较少，但相对于同时期南方诸省文学家的空白状态而言，地位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而言，西汉时期淮河以南只有江苏、四川两省有文学家出现的记载，而安徽、浙江、湖北诸省的文学创作至少在有明确记载的史籍中是空缺的。综合对比一下，在总数为104位的西汉文学家中，除去籍贯不详的27人以外，淮河以北的北方诸省文学家总人数高达66人，占总人数的63.46%，而淮河以南的南方诸省文学家人数总和也仅有11人而已，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0.58%。

东汉时期，淮河以北的陕西、河南、山东三省文学家数量仍然较高，河北、甘肃、陕西和境外朝鲜的文学家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淮河以南的南方各地域，虽然从数量上来看较之西汉时期有明显增加，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较仍远远落后。综合对比，在153位东汉文学家中，除去籍贯不详的9人以外，淮河以北的北方诸省总人数高达104位，占67.97%，这个比重较之西汉时期有所提升；而淮河以南的南方诸省文学家人数总和虽然由西汉时期的11人增至40人，但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6.14%，这与同时期北方文学家所占比例仍相去甚远。

(二)地域分布重心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偏移、扩大的倾向，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南一带成为文学家分布的亚中心

将西汉、东汉时期各地域文学家人数及其在文学家总数量中的百分占比和所居名次进行细致对比，这种文学家地域分布中心的偏移和扩大就显得极为突出。具体数量统计如表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将西汉、东汉两个不同时期同一地域的文学家数量及其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山西、河北、安徽、甘肃、浙江、湖北、四川、河南等地域有所上升，而陕西、江苏、山东三省则有所下降。陕西和山东在西汉时期是文学家数量最多的两个地域，而在东汉时期虽然仍高居前列，但在总人数的比例中已明显下降，取而代之的就是其他一些新兴地域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上升。我们看到，上升地域中除甘肃以外，其他各省——山西、河北、安徽、浙江、湖北、四川、河南全部都位于陕西以东、以南和山东以南。由此，如果以陕西、山东两个在西汉时期占据顶尖地位的地域为西、北两个基点的话，那么至东汉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他各地域就全部位于这两个基点的东、南方向。可见，汉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重心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偏移、扩大的倾向，以淮河流域为重心的东、南一带成为文学家分布亚中心的新兴之地(图1)。

图1 汉代文学家地域分布数量升降比较

(三)文学家族渐增，淮河流域文学家族具有一定的优势

文学家族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悠久历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一个文学家族的形成，是文化积累、群体的文学活动与文学传承意识几方面合力推动的结果。据统计，两汉时期的文学家族近20个(表3)。这些文学家族的成员，或为祖孙关系，或为父子(父女)关系，或为兄弟(姐妹)关系，或为夫妻关系，少则二三人，多则10余人，他们声应气求，薪火相传，组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族主要集中在文学重地陕西、山东一带，至东汉时期，甘肃、河南、湖北、河北、安徽等省的地域文学家族陆续出现，说明汉代文学家族的出现是随着汉代文学家分布重心而发展的，也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偏移、扩大的倾向。在淮河流域，先后出现了一些显要的文学家族，如山东：刘祯(祖孙)刘梁；江苏：枚乘(父子)枚皋，严忌(父子)严助，丁仪(兄弟)丁廙；河南：应奉(父子)应劭(叔侄)应瑒，郑兴(父子)郑众，蔡邕(父女)蔡琰；安徽：桓荣(叔侄)桓麟(父子)桓彬等，其中最为显要的是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及其深远的曹操(父子)曹丕(兄弟)曹植(兄弟)曹彪(表兄弟)卞兰文学家族。可见淮河流域出现的文学家族数量多、成就高，在两汉时期的文学家族中具有一定优势。

表3 汉代文学家族分布情况

四、淮河流域在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中的地域背景阐释

(一)经济背景

文学家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变化，与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基本吻合的。如同文学家的分布线路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一样，两汉时期经济的空间开发架构也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

自然经济在两汉时期占绝对优势，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势高旷、气候干爽、人口较多的关中、中原地区，包括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以及冀鲁豫平原等地域。最早出现的一批郡县，如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弘农郡等，主要分布在黄河主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当这些地方成为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的时候，东部、南部地区还相当落后，经济的开发程度很低，繁荣的郡县也非常少见。经济的发展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为文学家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故而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有籍贯可考的共257人，其中陕西59人，河南41人，山东35人，河北18人。正是因为北方的经济发展程度最高，因而文学家也出得最多。

两汉时期，随着淮河流域的逐渐开发和经济贸易的活跃，当地与中原地区的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得到加强，在全国的地位日益上升。由于大量人口陆续迁移，如汉武帝时就先后从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山东大规模徙民移居江淮一带，淮河沿岸地区的经济和交通得到快速发展，促进了该流域地主庄园经济的发达。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人口快速增长，城镇扩张加快，很多地方显得人稠地狭。司马迁、班固分别在《史记》《汉书》中将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列为全国著名大都会。其他有影响的城市如：陶(今山东定陶)、宛(今河南南阳)、阳翟(今河南禹州)、陈(今河南淮阳)、大梁(今开封)、睢阳(今商丘)、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城市，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6]。

必须看到的是，淮河流域经济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也引发了文学家数量的增加。淮河流域较近地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的文学家数量由西汉时期的36人增至东汉时期的65人，占同时期文学家的比例也由34.62%上升到42.48%，几乎占了近一半的份额。

(二)政治背景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凡享国在100年以上的王朝，其政治中心——京畿之地的文学家数目都很可观。京畿地区既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和人才中心。由于政府行政力量的促进，京畿地区兴办大量的学校和图书，为广大文化人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造成了文化和文学人才的兴盛，因而文学家的数量往往居全国之冠。西汉时京畿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时京畿的河南尹，其版图不及全国的百分之一，但其所拥有的文学家数量却问鼎全国。从西汉长安到东汉洛阳的政治中心迁移，以黄河流域为主的陕西文学家的数量在同期总文学家数量中所占比例由25.96%降至20.92%，而以黄、淮流域为主的河南文学家的数量在同期文学家总数量中所占比例则由9.62%升至20.26%。

就全国而言，文学家分布较多的地方在京畿；就有关州、郡、府、路、省而言，文学家分布较多的地方则在其治所。因为这些治所就是各有关州、郡、府、路、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道理同京畿地区是一样的。

(三)地理背景

地理交通上的便利，是文化繁荣的前提。交通的发达为文化的交流和建设提供了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的优势。物资交流的频繁促进了文化交流的活跃，人员交流的广泛与频繁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建设，文化的繁荣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汉代文学家地域分布格局，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之下形成与变化的。靠近主流文化中心的淮河流域文化之所以能在两汉时期显露生机，文学家数量之所以能逐渐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它独特的、具有明显开放性的地理位置：在淮河以北分布着颍、淝、涡、浍、濉、汴、沂、沭、泗等众多河流，自古为南北交通的通道；而在淮河以南，则有史、沣、南淝、淠、池等河流从江淮丘陵自南而北汇入。众多南北交通的水网的存在，加之淮河以北多为黄淮平原，淮河以南除了部分低矮丘陵外，下游地区又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连成一片，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形条件使得淮河流域成为连接我国东部主要人口聚居区南北交通的大通道，从而使得整个流域具有非常明显的交通便利条件[7]。

(四)文化背景

经济是文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经济和文学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其间还有一个中介，这便是文化。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不会因政治、经济等外在条件的改变而立刻改变。汉代文学家人数相对集中的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淮河沿岸(尤其是淮北地区)一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战国时期文化旧地的文化传承。

淮河流域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淮河流域又位于北方中原文化、东北齐鲁文化、西南楚文化、东南吴越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该流域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先秦学术流派最具影响的儒、道、法等学派都与该流域密切相关：儒家的孔子、孟子，分别为鲁(今山东曲阜)人、邹(今山东邹城)人，淮河在宋代以前是独流入海的，当时淮河最大的支流泗水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山东中部，孔、孟之乡的鲁、邹一带也属于淮河支流洙泗流域；道家的老子为今安徽涡阳人，关尹为郑(今河南新郑)人，壶子为陈(今河南淮阳)壶丘人，文子为城父(今属安徽亳州)人，环渊为楚之淮北人，庄子为蒙(一说今河南商丘，一说今安徽蒙城)人等，都在淮河流域；法家的思想渊源，也与该流域管子、邓析子等思想家有关，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亦为淮北(河南新郑)人。除此以外，以许行为首的神农学派也主要活动于淮河流域。[8]各大思想流派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当时淮河流域学术的繁荣。

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9]。而战国以来旧有的文化发达地区仍然保持着优良传承，名士辈出，淮河流域作为文化旧地更具代表性：生长或主要生活于淮河流域上游地区的有张耳、陈余(大梁)、栾布(梁，今商丘南部)、灌婴(睢阳，今商丘南部)、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杞县)、申屠嘉(梁，今商丘南部)等；生长或主要生活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即今苏皖北部一带的刘邦(沛县)、项伯(下相，今宿迁)、萧何(沛县)、韩信(淮阴)、曹参(沛县)、审食其(沛县)、英布(六安)、卢绾(丰县)、樊哙(沛县)、周勃(沛县)、王陵(沛县)、彭越(昌邑，今金乡西北)、叔孙通(薛，今滕县)、夏侯婴(沛县)、周昌(沛县)、刘安(寿春)、韦孟(彭城)、朱浮 (沛国，今安徽萧县)、枚乘(淮阴)等。东汉初的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中，位于淮河流域的颍川一郡之人便占四分之一。龙亢(今怀远)桓氏以经学起家，自桓荣以下，五世先后做6位皇帝或太子的老师，代代居高官，门生故吏广为分布。汝颍一带名士众多，例如汝南的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颍川的张兴、丁鸿等都是著名经师或学问家。据统计，东汉一朝任命的三公有姓名可记者共有226人，出自淮河流域的汝南和颍川的便有33人。汝南袁氏四世居三公之位，门生故吏遍天下。东汉末年与宦官作斗争的士人楷模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中，汝南陈蕃列居三君，颍川李膺、荀翌、杜密列居八俊，汝南范滂、蔡衍名列八顾，颍川陈翔列名八及，35位之中汝颍名士占了五分之一[10]。汉末魏初，曹魏政治集团中，由于曹氏家族起于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地，所以其武官集团成员诸如曹仁、曹洪、许褚、夏侯等，多为淮河流域之人；而其文官集团中的名士则多为汝颍之人，如荀攸、荀鸖、徐庶、陈群、枣祗等。还有相当多的名士，是通过荀鸖等汝颍名士引荐来的。说明此时该流域的人才更加密集，在曹魏政权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11]。

从这些名士的地域分布来看，梁、南阳、汝南、颍川、沛国等本属楚，又地处豫东、皖北一带，与齐鲁相近，鲁国、平原本齐鲁之地，这都是战国以来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可见，文化旧地的余绪影响、文化传承的经久不断，使得两汉时期淮河流域文学家数量日益增多，这也与该流域文化、学术等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成正比关系。

综上所述，汉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从总体上看范围较为广泛，但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分化明显。从总体趋势上，以地理学上的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汉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是北方人数较多，南方人数偏少，淮河不仅成为地理界线，也是两汉时期文学发展明显的南北分界线；重心呈现出逐渐偏移、扩大的倾向，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扩展，以淮河流域为重心的东、南一带成为文学家分布亚中心的新兴之地；就各个地域来言，文学家族渐增，淮河流域文学家族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以淮河流域在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中的重要意义为例，两汉时期的经济、政治、地理和文化背景诸多因素正是解读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

[2]王恢.中国历史地理[M].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75:183.

[3]段学会,张世禄.我国文学家地域分布特点及成因初探[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6(5):96-99.

[4]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J].文学遗产,2006(6):52-62.

[5]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J].学术月刊,2003(9):88-94,24.

[6]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M].合肥:黄山书社,2000:165-166.

[7]王开队.地理开放性对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社会发展的影响[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1):18-21.

[8]孙以楷.淮河流域道家文化研究[M]//李修松.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0:78.

[9]曹道衡.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J].齐鲁学刊,2004(6):63-70.

[10]王春芳.汝颍士人及其在东汉末年的流向[M]//李修松.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0:133.

[11]李修松.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27(6):1-7.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Han Dynasty Writ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aihe River Basin

LI Yan-ji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Bengbu University，Bengbu 233000，China)

The Han Dynasty writer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s wide and uneven and shows great differentiation along the Huaihe River,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is southeast-oriented and more literary families emerge here. During the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ies, the Huaihe River basin witn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transferring of the political center, the convenie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ll that pushe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writers in this area.

the Han Dynasty writer；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literary geography; Huaihe River basin

10.15926/j.cnki.hkdsk.2017.01.004

2016-06-28

2015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15D67)；2013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SK2013B295)；2016蚌埠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BB16B029)；2015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BBXYHHWH2015B04)

李艳洁(1979— )，女，吉林敦化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9.9

A

1672-3910(2017)01-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