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瑞霞

霍尔在传播批判领域中的学科位置

■ 韩瑞霞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McPhail Hall)于2014年2月10日离世，至今已经两年有余。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坐标中对其贡献给出解读：一、重点论述其在“传播研究”学科史中的“位置”，而非论述其“著述”；二、从其对“传播”与“文化研究”交合贡献的地方展开；三、学科坐标点为传播研究，具体为传播的批判学派。那么在这一分析纲领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霍尔”是怎样的呢？

一、作为传播研究批判学派代表性人物的“旗帜性”地位

在为1993年名为“领域的未来”的传播学年会所呈送的《领域的谱系注解》①一文中，美国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将“霍尔—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路径与“凯瑞—杜威”的传播和文化的人文主义研究路径、“卡茨—拉扎斯菲尔德”媒介效果的经验研究路径并列为传播研究的三大谱系。也就是说，在传播研究成型、成熟阶段，霍尔被作为“传播研究”重要分支的“领袖性”人物来看待。霍尔代表的这一研究路径也被彼得斯称为传播的“社会批评”路径，以与凯瑞代表的“社会哲学”路径和卡茨代表的“社会科学”路径相区分。

彼得斯对传播研究派系的划分，明显带有作为“传播学”科诞生地的“美国式”立场和色彩，因而在其中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的“传播技术控制论”都没有显现。传播技术控制论里的重要代表人物英尼斯因与凯瑞理论的关系，更多地被从社会哲学路径解读。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因与马克思理论的复杂关系，也被一并划入“霍尔—马克思”支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