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敏，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理事，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红头巾下的村落之谜》《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闽台民间文学》等专著。在《文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文艺报》《明清小说研究》《小说评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艺术》等报刊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著有散文随笔集《客居明月下》。

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时，我吁了长长一口气。此番来东京，极其不容易。几年前我申请获得一个涉日话题的国家项目，就起意前往日本做实地研究。可惜机缘巧合不到，足足等了四年。说来有些冒险，在预订好机票和酒店的前一天傍晚，我才拿到因公护照。这一本小小的护照，拿在手里，有沉甸甸的感觉。

在羽田机场工作的唐山女孩小宋受其中国老师的嘱咐，利用公休时间，手持写有我名字的纸张前来成田机场接站。她非常干练而麻利。我们花了近两个钟头，换了两次有轨电车到了我的住地——饭田桥附近的后乐酒店。酒店坐落在中日友好会馆边上，服务生都会讲中文，所以我还没有找到走出中国的感觉。可是到了出去吃晚饭的时间，我才发现日本并非像我想象的那样处处有中国人出没。周边不见一个中国人。我渐渐有了石沉大海的无助感。好在有小宋精心引导，才不至于发生身在异国的恐慌。用餐的时候，我给自己点了一杯啤酒，喝一口，几乎冰掉牙。据小宋讲，为了追求口感，日本人冬天也喝冰啤，所以饭店见不到常温的啤酒。席间我向日语专业出身的小宋请教了很多问题，也询问了她来日本这几年的生活状况，感受到来日本拼生活的中国人的各种不易。

日本人的性格一直是我关注的话题，二十几年前因研究需要，读完了本尼迪克特的学术名著《菊与刀》，后来又断断续续读完了美国人詹姆斯·麦克莱恩所著厚厚的《日本史（1600-2000）》，都是美国人的视角。他们都称日本人是个性很神秘的民族。小宋通过她在日本三年的亲历，给出的解答是，日本人个性两极化。比如在公司一起工作的日本男同事，严谨而不苟言笑，可是到了周末，他们又十分放纵，面目变得狰狞可憎起来。非常两面性。我曾经在微信的帖子中看到日本的人体宴，几个夜晚出来潇洒的中年男人，围绕着一个浑身摆满日料的赤裸女子，用十分下作的方式在她的身体上夹菜，并轮流舔吸倒在她私处的啤酒。非常地色情。小宋说，日本女性婚后基本上不再上班，男人养家糊口。男人把周末相约到外面的“放纵”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女人并不认为男人那样有什么过错。在东京的新宿，歌舞伎的演出以及各种欢场总是吸引有钱有闲的男人前来消费。一位在日本呆过多年的大姐也说，新宿的夜晚，那是你们男人的天堂。这种地方是否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藏污纳垢，比如有敲诈、吸毒、走私等犯罪现象？我得到的所有回答是：一，日本是个法制国家，色情业合法，但拒绝犯罪；二，色情业的从业者有职业规范和卫生检查，买春的和卖春的都会在彼此的礼仪中完成交易。

小宋说，在日本，人待人很和气，接近并不难，但是熟悉起来却相当不易。我打趣说，这种性格特点，就像日语的特点，学起来容易，学好难。小宋对我的总结表示同意。

常常有人问我，日本人对中国人友好吗？他们甚至举出网上或微信上不断披露的“新闻”，中国人如何如何在日本遭到刁难和羞辱，他们的右翼又如何如何地遍地都是。我认为，没有到过日本，我们想当然地将日本的“不友好”给放大了，把日本给妖魔化了。在国内，我们看了太多的抗日神剧，似乎日本遍地都是安倍。我们在东京，脑门上并没有写着“中国”两个字。他们不论你是否中国人，对你都是很友好和客气的。如果有事接触，他们会不断向你点头哈腰，“嗨”“嗨”不断。他们中的生意人或服务生盯住的是你的钱包。哪怕他们知道你是中国人，他们也非常地礼貌、客气。我这次造访东京，适逢中国国庆，日本早早地准备了各种商机等待中国人的到来，他们知道，这个黄金周，他们又将狠赚一笔中国人的钱。对爱在世界各地烧钱的中国人不友好，能行吗？他们甚至比香港人对大陆人更加友好。如果香港人还有一些歧视，则东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是不存在的。他们至多跟你“嗨”“嗨”了之后，接着彼此表情怪异咕哝些什么，我在东京从来不把他们的咕哝放在眼里，因为我不懂日语。而且他们也不会用英语咕哝，用英语我立刻知道他们是否挖苦我。只是很多日本人，能从我们的气质和举止中一下子认出我们是中国人来。他们也多少学了“你好”“谢谢”“再见”“不客气”“国庆节快乐”等几句中文。

日本的老百姓多数很善良，文质彬彬，按部就班，讲秩序。在日本问路，一向得到热心的解答；我有一次乘坐地铁在日暮里站转车前往成田机场方向，成田总是走不到。就有一个日本人，近前来问我是否去机场，他告诉我，这趟车的目的地不是成田。原来他是看我身边有一个大行李箱，判断出我是乘坐飞机的人。如果没有他的提示，我可能错过这趟班机。

现代社会，手机已经成为人类获取资讯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很多低头族。在地铁、咖啡屋等公共场所，日本的低头族分为两类，一类看手机，一类翻阅图书。在中国城市，我们只能看到前者。沉迷于手机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明显少得多。日本人爱读书。我在东京街头，每步行四五公里就会发现他们的街头图书馆。甚至他们的小饭馆里也有书架，供客人浏览。很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喜欢看一种带有漫画图案的绘本，成年人一样着迷。我坐地铁的时候，经常看到身边的乘客从包里掏出这种小册子津津有味地阅读。我很奇怪，难道这些日本人普遍晚熟吗？

日本人重视教育是众所周知的。这次我来日本分别造访了东京的三所大学和冲绳的两所大学。来东京的第一站，我去的是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其门面极简，没有中国大学那么宏大的高楼和气派的大门。写有大学校名的牌子，也是用小到不能再小的牌子藏在角落里，让人几乎看不到。学校研究机构的牌子都要比校名牌子来得气派。人家重视的不是“面子”，而是实质。这跟中国的大学恰恰相反。东京大学校园内绝不张挂用来励志的名人名言，因为如果做不到，挂着就是虚伪的漂亮话。告示牌里至多是学术报告消息以及“禁止吸烟”“不得喧哗”这样的文明提示标识。校园至多安放一些曾为本校做出巨大贡献的教育家的塑像，表示自豪与追思。政治家的塑像在大学是受到拒绝的。校舍普遍老旧而干净，随便算算，也有百年的历史。校园浓荫覆盖，郁郁葱葱。除了偶尔听得到三两声乌鸦的鸣叫，没有游客，没有喧哗，它静谧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声响，真是安静读书的好地方。

邀请我前往交流的拓殖大学，是东京以法商科为主的大学。我到达这里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向我发出邀请的奥田进一教授工作尚未结束。我们被引到他的工作室，所见四壁图书，有一面墙是中国学者的著作，我猜测奥田教授的汉语了得。书架上居然还放着一幅毛主席肖像。我欣喜地看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著作（譬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被醒目地插在书架上。半个小时以后，奥田教授忙完手中活，进来与我相见。可见日本学者的敬业精神。奥田教授告诉我，为了防止在家里书房工作太受打扰，教授们不论是否有课，都喜欢来到工作室做研究。奥田教授出身名门，祖父与中国人民尽知的友好人士——内山完造先生是好友，父亲是日本重要的媒体人，“文革”期间负责中国片区的新闻稿件，非常友善中国，常常往来于中日之间。奥田先生还告诉我，父亲去世，嘱托将喉咙骨部取出单独安葬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奥田先生每到北京，必前往父亲灵前祭扫。奥田教授家中书架上摆放着天皇照片，照片后珍藏着齐白石老人的一幅真迹，奥田教授为之十分自豪。奥田先生能讲流利的中国话，5岁即被父亲要求学习汉语。在饭馆，我们酒过三巡后，奥田教授居然向我放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奥田教授反对安倍政府解禁自卫队的政策，每周他都会加入抗议集会并做宣讲。他和他的家人，都是亲善中国的友好人士，几乎每年都会往中国跑。

从冲绳回到东京，在奥田教授的陪同下，我又造访了奥田先生的母校，被称为日本“北大”“清华”之称的早稻田大学。这所学校，有133年的建校史，2007年度过了它125周年的校庆，早稻田师生视125为吉祥数字，一些咖啡室也以125命名。这所大学在中国拥有非常好的口碑。清朝，它首开日本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先河，我国很多早期著名文化人士（包括笔者恩师、中国民间文学之父的钟敬文教授）都曾在这所大学有过数年的学习经历。学校校舍多数为明治以后建成的百年老建筑，跟东京大学一样，校园内很少见到新建筑，即便是新建筑，它的底端部分也一律按照老建筑风格建造。学校看不到高楼，最多就是10层左右的小高层。楼前以银杏为夹道树，秋天树下有许多银杏的落果。校门右手进来是一个演剧的礼堂，再往前行是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这是一个英式建筑物，历史长达百年之久。里面陈列着日本演剧的历史文物及介绍。里面我居然看到来自漳州的木偶，以及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著名明星李香兰的展位。绕过博物馆，是一片园林，里面安置着许多名人塑像。我最先看到的是山东省人民政府赠送给早稻田大学的孔子立像，沿着小路前行，该校早期校长塑像纷至沓来。

在奥田教授的帮助下，我非常庆幸以“贵宾”身份参观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这是亚洲大学中藏书量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在期刊部，我惊奇地看到，仅早稻田大学办的专业期刊竟达数十种之多。另外，书架上分类陈列世界各个著名大学、各种语种的学术期刊。这在大陆的很多大学，几乎看不到。在中文期刊中，全套的人大复印资料，分类陈列，《福建论坛》也位列书架之上。华文报纸更是应有尽有。台湾的《联合报》（我曾有幸在这份报纸发表过近十篇散文随笔）、香港的《大公报》（该报也刊登过我的学术性文字）、大陆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均一周一换，并排陈列。

著名学府可以窥见日本教育之一斑。其他日式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在日本也是各有特色。会赚钱的日本人，相当注意国民素质教育，他们把相当多的资金拿出来享受教育。日本人均读书量是世界最高的，其终身教育和自我教育意识很强。在东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我们看到的书店里面，顾客绝不亚于专门化商店。泡书店和图书馆的日本人很多。节假日还有大量不以文凭和证书为目的的自费培训。例如女生学习穿和服，就有专门的培训机构。这一切都出于文化自觉。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于所有亚洲国家，早早乘坐上了现代化的大车。按说，明治维新提出的“脱亚入欧”的文化政策，可以使这个民族迅速偏离传统。事实情况恰恰相反，百年来日本的传统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有人归因于日本的神道信仰和佛教净土宗的力量，有人归因于日本人偏于执拗的个性。东京的街市，一眼看过去，够繁荣，够发达，也够欧化。但是冷不丁对面走来身着和服的女人，和彼此鞠躬的人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江户东京博物馆，是日本人乐意前往的去处。里面承载了令东京人引以为豪的历史与文化陈迹。江户时代留下的大量习俗，譬如歌舞伎表演、“能”表演以及传统盛大节日，绝不因明治时代的“脱亚入欧”而变得暗淡。年轻人对先辈的文化有陌生感，但是掩不住尊重与着迷。我曾在东京净土宗最大寺院增上寺观赏“薪能”表演，这是一个拥有400年历史的多场面具戏露天演出。曾经中断过，1982年得到恢复，每年10月初只演一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前来观赏。除了部分外国人因听不懂而中途离席外，日本观众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对这个愈益遥远的传统演剧观赏坚持到最后并报以热烈掌声。有的观众甚至穿上节日才穿的和服、带上望远镜前来观赏，以示对演剧的大力支持。演剧前有极为神圣的打醮净台仪式，台下日本观众均低眉顺目，默默地双手合十，使一个传统的艺术表演，在神圣端庄中得以展开，让人看了十分感动。

正是有了良好的国民教育和自我教育，日本民族的素质不能小觑。我们没有发现普通日本百姓发生“仇华”这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尽管他们能一眼认出你是中国人来。无论你问路，或者用餐，或者购物，都能得到对方十分友好的帮助。有的时候，他们帮了你，还反过来向你鞠躬。在日本，猫腰鞠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只要是人跟人打交道，就会彼此喊着“嗨”，并向对方鞠躬行礼，这时时刻刻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日本国民性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把事情做得非常精细。有一天奥田教授陪我参观日本的大学和博物馆，他将行程列表出来，甚至具体到几点坐哪一班车，都写在表上，一丝不苟。

循规守法也是日本人的一个特征。中国人嘲笑他们“一根筋”，北京话叫“轴”，就是指日本人不知变通的意思。晚间城市街道上几乎没有车了，我们却经常看到日本人还是坚持等到绿灯亮起再通过斑马线。而汽车司机一旦发现有行人误闯红灯，就干脆将车停住，让步行者先通过。这种“一根筋”，这种“轴”，恰恰是要让我们那些“脑子好使”，喜欢动辄违规犯禁的国人好好对照反思的。

在日本，水龙头拧开就可以放心喝，买来的食品打开就可以放心吃。饮食绝对安全，因为里面没有假货。谁违规制假，谁将受到严厉惩罚，并被你的行业抛弃。于是谨小慎微，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在日本普通老百姓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东京不仅有现代化的大厦，也有百年不倒不坏、仍在使用的房子。东京的母亲河——隅田川上跨越着数十座铁桥，许多桥龄在百年之上，但是时至今日它们风貌依旧，横贯在河岸两端，成为东京城不老的风景。正是对规则的谨守，才有高质量的生活。假如在规则面前，有令不行，到底是日本人“笨”，还是我们“聪明”？走出国门的每个人，都应该反省。

东京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路上很少看到私家车，尾气的排放量就很少。日本的私家车基本上卖给了以拥有私家车为有面子的中国或者东南亚。堵车更是闻所未闻。东京人不论身份高低，出门喜欢坐地铁，那样又准时，又快捷，又便宜。路上跑的汽车以运货的货车和的士居多。一般人不愿意坐的士，因为价格相对不便宜。日本对开出租车有严格的资质要求，开出租车的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沉着、稳重、可靠，安全意识强。

不曾到过东京，我相信东京对我们而言，的确是神秘莫测的，就像日本人十分矛盾的性格一样。日本民族曾经跟我们民族之间有过极其不愉快的记忆，而今天，日本以安倍为首的有些政客，以回到正常国家上来的名义放大了“民族主义”情绪，这在日本未必受到欢迎。我在东京的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抗议安倍解禁自卫权的宣传海报。所以，我们所目睹的日本，并非人人是军国主义还魂的日本，我们可以听到国民跟政府不一样的声音，尽管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和集体意志。日本民族是把集体意志放在个人意志前面的民族，不论是挺安倍还是反安倍，都是为了日本这个“集体”，而且日本政府允许这种反对的声音存在，这一点也是一种可以圈点的政治文明吧。

日本人会歧视中国人吗？我到日本这段时间，适逢中国国庆，会做生意的日本人早早做好了迎接前来刷卡消费的中国客人的准备。我没有发现有日本团体排斥或袭击中国人的举动。他们给外国人的礼仪，也给了中国人。因为只有一流的服务和毕恭毕敬，他们才能让中国人把银联卡刷爆。有一天我在一个博物馆边的咖啡屋消费，一个女服务生走过来突然跪在我跟前将菜单递上，我为之诚惶诚恐。

一个日本朋友给我说了一个笑话：一个记者问安倍，都说你不喜欢中国人，是这样吗？安倍说，我喜欢到日本购物的中国人。虽然是调侃，言下之意，为了政治目的和拉动日本经济，日本上下并不愿意怠慢来日本的中国消费者。他们的电视上没有炮制成夜播放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抗中”连续剧，也没有见到右翼日本人上街游行反对中国。反倒是，大学里面冷不丁看到抗议、反对安倍解禁自卫队的宣传广告。我一日应邀赴奥田教授宴会，几杯清酒下肚，我借酒劲用汉语唱了一首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樱花之歌》，被邻桌的几个素不相识的日本客人听见，他们给了我热烈的掌声。通过小宋的翻译，他们知道我是研究日本冲绳汉诗的中国学者，非常激动，便用日语唱起了冲绳歌曲《花心》。为了表达他们的盛情，他们专门送过来一壶清酒请我，与我互赠名片，并十分难舍地与我相拥而别！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彼此没有理由选择对抗和仇恨。中日两国，和则两益，恨则两伤。尽管历史上，日本人的祖辈伤害过我们的祖辈，今日，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也不断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幌子在恢复军国主义，试图觊觎中国领土，伤害中国国民感情，但是普通日本百姓并不希望战争。反战的宣传在日本经常看到。

不应该极端地把赴日旅游、购物、留学、研究，一股脑地视为“汉奸”，如果一定要这么叫，当初鲁迅、郭沫若甚至我恩师——中国民间文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等受益于日本教育的中国现代文化先行者，都会被归入“汉奸”之列。如果我们真的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可以到日本走走，到东京去看看，看看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环境，看看他们如何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看看他们如何珍视自己的传统，看看他们如何保留着令人尊敬的良好礼仪，看看他们如何遵纪守法，看看他们的官场腐败如何得到有效遏制。如果非要视日本为潜在对手的话，则请过去看看，以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目的。

我只是想向朋友们还原一个我目力所及的一个真实日本，一个真实东京，一个曾让我们怀着复杂心理试图认识的陌生的东京。在我看来，拒绝对方，仇视对方，永远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相处之道。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