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认识夏榆，是从他的散文开始的，后来读他的小说，发现他的散文与小说并没有明显的文体界限。从内容上看，大多是以“我”在矿区的生活、北漂的生活经历为主线，讲述底层人的现实境遇。散文中有小说笔法，重叙事、故事的完整，是现实与虚构的交融；小说里有“自我”的显隐，可以追踪的个人经历、大段的议论性话语的存在及思想性语言的引用，可以说，在叙事上是无所顾忌。重要的是，两种文体共享着同样的意象，比如，“黑暗”“身体”“漂泊”。“黑暗”来自于“我”在矿区生活与工作的现实体验，“黑色”虽象征着日常的平安，却在精神深处留下了种种抑压，延伸开来，有父亲的“暴政”，权势的隐形暴力，青春的躁动，连接着晦暗无光的此在与将来。“身体”作为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直接承载体，它的自由与束缚，疼痛与快乐，皆是对这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场景的注解。“漂泊”，也许对于作者，或者他笔下的主人公来讲，都是人生的常态，或迫于逼仄的现实，在宽广的大地上居无定所，或听从于情欲、人性的本能，找不到灵魂的居所。三种意象相互纠葛，共同叙述着现代人、也是一群异乡人的生存与精神状况。

无疑，这样的写作既是写实的，也明显带着寓言的色彩；既是现实主义的深度介入，也是现代主义的精神体验。

《感官朝向无尽的时间敞开》是透过“身体”的情状来讲述现代人的精神之殇。“身体写作”对于当下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就开始呈现身体的无尽欲望，暴力的泛滥，人性的丑陋与不堪；九十年代很多作品中身体的呢喃与私语、肆意与放纵，生命的隐秘与哀伤，更是触目惊心；当然，也不乏精神性缺席的赤裸裸的肉体写作，沦为感官的刺激、消费的元素。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写作并没有再现当下普通人的身体情状，与更宽广、真实的社会层面也没有太多关系，匮乏一种直面残酷现实的力量。但夏榆、郑小琼等人的作品，是将“身体”放置在机械复制的工业时代，写城市的繁华与暧昧，多数人迁徙、漂泊无所依，一点点剥开社会及制度对身体的摧残，最终是心灵的僵化与奴役。他们的写作描述了一个裂变的时代，探究人之为人的境遇，由身体的感应勾勒出这个时代的表情。身体是一个社会隐喻，一个极为有力的社会隐喻。

是的，每个人大概都想着告别过去，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却不知过去潜伏在意识深处的那些后怕、习惯与桎梏，会紧紧跟随你，无从抹去。在矿区的经历留给“我”的不仅是身体的过度劳累与损伤，还有对等级社会及权威的抑压心理，以至于在京城遇见同样来自矿区的Z时，仍然无法舒缓身体的紧张。因为Z仍是像过去一样象征着金钱、权势与地位，“如果在家乡我是做梦都休想跟Z相爱。在家乡的时候她高高在上，她父亲的权力就是一座我需要仰视的高台”，征服了她，也就意味着征服了她所象征的一切。可一旦转换了背景及场域，两个人似已脱开过去的生活，“我”已不再是那个矿工，并已显露出她所欣赏的才华与能力时，才发现，意识深处的东西仍旧在影响着“我”。

然而，吊诡的是，“我”身体的放松，并且享受着来自身体放松的欢愉，是在一个极为暧昧的地方：洗浴城——这是“我”由身体的落寞与屈辱来窥看“我”与他者、与城市关系的场所。“我”以为在这里人人平等，或者说，身体是平等的，可以暂时忘却城市给“我”设置的屏障，可是，带给“我”安慰、让“身体”恢复本能的是一个叫作陈津的按摩女——现代服务业的精心，抑或偶然的真情流露，让“我”在这里有回家的感觉，于是，“我”用金钱交换并享受着城市里稀薄的温情。也许是陈津来自底层的经验及背负的生活重压，让同样来自底层的“我”惺惺相惜，两人交往的过程更多的是展现个人经历及生活的过程，“我”也由此了解隐藏在她背后的社会面相，比如，可怕的贫穷及疾病，悲剧的强拆及暴力……然而，弱势的陈津终究无法与之对抗，这也是“我”的现实，是更多人的现实。

可以看到，在这两场短暂的情爱关系中，“身体”试图来确认爱，前者遭遇的是现实的巨大鸿沟，声色犬马的城市里，错乱的是情欲，一切都是乱局；后者只不过是浮华世间渺小的幸福，片刻的宁静转瞬即逝，就像两人很快又消失于人海之中。我们都无法借助身体长久地温存对方，更无从在身体接触的亲密中获取幸福或爱情的慰藉；身体终归受制于身份、地位与权势，逃脱不了身体后面那一串串符号和意旨的控制。这就是城市暗夜里尴尬的现代人。

《感官朝向无尽的时间敞开》讲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故事，夏榆以白描的手法来陈述现实，以说理或隐喻的方式来构思世界，呈现的只是小小的社会一隅，但由此能看到更多人的复杂人生——这也可以看作是夏榆写作的惯常风格。忽然想起他在另一篇小说里写到的，“我想我的创伤也是我故乡的创伤”，确实，夏榆记录的是这个社会与时代的累累伤痕，而这些也是他内心无法释怀的创伤。他的写作，是对一段段沉痛的精神境遇的艰难确证。

责任编辑 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