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中毕业立志“此生献给文学”起，我常梦见接到编辑回信。我颤抖着急急地拆开牛皮纸信封，抽出白纸黑字的信，小心展开，睁大眼睛，向信盯去，一下就醒了。再怎么闭紧眼，屏住呼吸，也回不到那梦境，看不成那信。这梦，多年来无数次地折磨着我。直到我在北京，拜识了《北京文学》的恩师们，才再没被这梦折磨。

2000年春天，我在蕲春开自行车店，大盖帽微笑着抄走存折，翻几十倍加税；闪着油亮的光头，三天两头推走自行车……我觉得天昏沉沉、冷飕飕的。接到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刘海东先生对我稿子赞赏、催我去北京的信，“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我立即感到出太阳了，全身心霎时温暖明亮。

我马上带妻子儿女到北京，在六里桥租房住。转遍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西南侧的大碗茶商场，租了三个柜台卖鞋。

我的生意刚好点儿，旁边柜台卖鞋的小伙子，就塞钱给商场经理。经理挥手赶我走。我迎着他说，合同没到期。他伸手卡我的颈：“老子的商场，叫你滚，你就滚！”把我的鞋，踢到广场边的路上。我打110。警察一会儿就来了，用警棍指着经理：“跟我走！”警察对经理说：“不少北京人欺负外地人，外地人打了就跑，最终吃亏的是北京人。”我觉得再干下去，没脸没皮，只得把鞋摊转给了小伙子。

随后，我在珠宝市租半边门面，请服务员卖鞋。接着便租下了整间门面。前门上半年游客拥挤得走不动，我开店卖鞋；下半年游客稀少，我丢店看书。兴浓时，才动笔写稿。后来，我租下楼上楼下几间门面，叫来了老家的弟弟和姨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