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俊杰, 姜迎春

(1.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近代洋务派对湖北煤铁开采的探索与实践
——以李鸿章、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

邹俊杰1, 姜迎春2

(1.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洋务运动中“求富”阶段肇始于煤铁开采，湖北因为濒临长江，矿产丰富而被重点开发。但是矿业初创，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领导者的智识、资本、用人、管理以及来自基层社会官绅民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影响因素，决定成败及收益。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精英在湖北的早期煤铁开采上虽然没有取得建基立业的成就，但是其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事实上为后来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打下了坚实基础。

机器；煤矿；李鸿章；盛宣怀

1872年，洋务运动进入“求富”阶段。然而工业的基础——煤铁的大规模开采，在中国是一片空白。“炮船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其中煤更是重中之重，没有它“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己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移,可忧孰甚”[1]49!据统计，仅1875年中国就进口洋煤143,279吨，耗费白银677,181两[2]666。台湾基隆煤矿率先投入开采后，洋务派先锋李鸿章经过仔细考察选定直隶磁州、开平和湖北广济两省三地作为自己煤铁计划的实践地，而湖北广济一带因为山内“旧有煤洞，所产煤质既好，滨江水口尤便”成为首选。李鸿章相继成立了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以期实现“先煤后铁”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学者徐元基、梁华平就两局开办中资金、用人、管理、地方、政治环境等方面作了分析，主要围绕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而展开。李玉勤则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制约湖北煤铁开采成效的种种客观因素以及与后来汉冶萍公司的传承关系*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元基的《洋务派经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梁华平的《论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夭折的主观原因》(《江汉论坛》1993年第3期);李玉勤的博士论文《晚清汉冶萍公司体制变迁研究(1889—1911)》(复旦大学2009年)等。。而以李鸿章、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作为煤铁机器开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智识、经验、心态以及努力无疑也是洋务活动成败的决定因素。

本文结合当时历史环境，考察其间决策者坚持与放弃的权衡，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考量，力图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中国近代化开端的复杂与曲折，以丰富历史的维度。

一、 试采广济兴国煤矿

1872年唐廷枢和盛宣怀分别被李鸿章委以重任,前往直隶和湖北找煤，唐系买办出身，办事干练，磁州采煤在其操作下最早得到了朝廷批准，接着委托广隆洋行代买机器，代雇工匠。本以为可以一蹴而就取得首功，谁知磁州百姓听说要用西国机器开矿，“故各滋事以冀抗拒”[2]570，李鸿章没有过多坚持，以“距水道过远，转运不便”为由很快选择放弃[6]6。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迅速撤出，主要是因为湖北广济试办的顺利。“与该处绅民妥商试办，均甚乐从”[7]3。早在1875年3月28日,盛宣怀就密令曾在台湾鸡笼山找过煤矿的候选知县张斯桂以招商局的名义前往查看，并特意叮嘱在查看煤质的同时，要重点考察“如果由官备本，制办器具，雇用民工，该处绅民能否乐从”[6]3？张斯桂不负盛的委托，于同年5月从湖北广济县阳城山带回了6—7斤煤样，定性为上等松白煤类，“用于制造局火炉、招商局轮船皆属合用。”对开采条件和交通状况也是赞赏有加。“细察石格，的确是泥板石层，真属产煤处所，随处多有，开挖亦易。”“距沿江水际，近在三四里，远不过七八里，运载亦不废力”[6]4。

对于盛宣怀最为关心的当地绅民对采煤的态度，张氏低估了阻力。他看到“(阳城山)俱是荒山乱石，既少树木，又无坟墓，询属官山，”认为挖煤“不关民业。”同时，他还发现民间私挖现象颇多，田家镇有10多洞，盘塘有2洞，“私挖既多，则近山人民之愿挖可知。”此外,坚定他这一认同的是还发现“该处土产多麻，麻宜煤火烘焙，则就地之需用孔亟可知”[6]4。

但在张氏离开广济不到10天时间，适逢阳城山失火三次，广济地方乡绅及候补官员吴邦杰等40余人联名具书县衙，“山仅开数日，即于是数日火已叠烧三次，幸扑灭未燎。是利于国计者犹后，而害于民生者独先。然此不过小试，尚且应响如神，若日后大兴土工，似此应验，则武穴并沙地一带房屋居民靡有孑遗矣”[6]4。对于地方绅员的反对，广济知县史醇也感到压力甚大，他具书盛宣怀,请求盛宣怀能够亲自来办理：“拂舆情而勉为办理，大人必不致不计而行，是以搁压，未经详出，俟宪旌莅止，面与绅民筹妥，……”[6]6。

面对地方绅士的反对，地方官员的曲意奉承，李鸿章得知后，他指示盛宣怀两大对策：一是利益同沾；一是求助新任湖北巡抚翁同爵，并且特意推荐了汉黄道兼江汉关监督李明墀协办此事，因为其“地方呼应较灵”。他申言:“此事自须试办稍有头绪，商民果能见信，再行推广办理”[6]7。

得到了官府的支持，1875年7月24日，盛宣怀、李明墀抵达广济阳城山南的盘塘设厂(广济官煤厂)。即日雇工试挖。为了使煤矿开采顺利，盛宣怀结合李鸿章的指示，制定了三条措施：一是禁止私挖。“本厂所雇工役均有花名腰牌，如查无腰牌者，即系私挖，均准捆送，从严重办。其查获私挖煤炭，着即一概充公，幸勿徇纵。”理由是“现在官山官开，尤应严禁私挖，以杜影射等弊”[6]9。二是予利地方。“查该乡镇堤工、书院系属地方要举，需款孔殷，拟俟开获煤斤，销售得价，每百吨准提钱24串文以充堤工、书院经费”，而且当挖矿涉及乡民利益的时候，能怀柔处理。例如在开莲花心龙口时，因前面有坟百十冢，立即停工,“绅民悦服，始无间言”[6]14。三是在地方找代理人，当地人处理当地事。聘石首县训导吕益大、郭在歧等为首士。所谓“首士”就是那些地方乡绅，帮助处理厂矿与地方矛盾的人。盛宣怀称：“首士等经理贤劳，自应酌提薪水，准即在于前项经费24串之内，提出4串，以资办公。如须添人帮办，准由该首士等选择廉明，公同荐举”[6]8。盛宣怀解释道；矿藏资源是天地自然的馈赠，开采煤矿单靠任何一方很难成功。“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对于如何商、官、民共利，盛氏除去捐款、人工之外，计算道：商以资本获官利占六成，民以开挖获工食，而更有修堤的实惠，而官则坐取三成厘税。“此外有书院、宾兴之费，有首士薪水之资，又本地士绅之利”[6]24。

为了万无一失，7月30日李鸿章令驻鄂淮军升字营游击赵正元率长龙炮船到盘塘，并派勇丁轮驻各垅口弹压，在软硬两手政策的威力下，试办一个多月,果然“地方安静，民无间言”[6]11。到11月，共试挖十余矿，除因为煤质稍逊或矿井浸水停工3处外，其中7处逐步深入，且煤质堪佳，得煤三万一百余担。广济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到了兴国、大冶。在兴国条件更为优厚,“开矿田地价值，按亩数照民间上等田价加倍给赏。挖出煤后，不论多寡年月，照契价按月三分给息，赋从出主完纳。俟煤尽完工，该田地仍归原主。”一个田主可以按月拿息三分，地方上每运销100吨煤可提费24千文。聘用2名本地绅士，每月4千文[6]78。

经过9个月的试挖，取得了地方各级官绅的默许和支持后，得煤数万担，李鸿章于1876年2月上奏朝廷，他首先阐明了广济得天独厚的条件：“据禀勘得该处阳城山笠儿脑，上至通江源，下至马鞍山，约长四十余里。俱属官山山麓，间有坟墓。山下间有村庄，均离产煤之地尚远，审度地势毫无窒碍。由该山至江口，陆运不过十余里,尚为便捷。”对于煤质也予以肯定,“即经雇募民夫试挖，煤苗畅旺,质亦坚致，可资汽炉制造之用，并勘得附近之兴国州所属山地，兼产铁矿，堪以开采等情禀复前来”。

至于是招商承办还是官办？李鸿章最终制定计划：“拟即委派道员盛宣怀前往该处设局，先行开采煤斤，订购外洋吸水、起重机器，妥慎经理,逐渐扩充。”而所需开采资本则按盛宣怀的请求由直隶军费和湖北地方官款承担，发直隶练饷钱二十万串，请湖北给发公款钱十万串，“所采煤铁即以售给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之需，所收价值除应完税厘，酌提局用，并指发本地堤工、书院、宾兴各费外，概令分缴湖北、直隶，陆续提还返本，俟提清后，即以此项余利作为江海筹防经费”[7]3。原因是“若商民自为创办，不但召集股份易生观望，尤恐别滋流弊。”鉴于后来其他矿山的招商开采，李鸿章的理由似乎有些勉强，也许其奏折中的那句“似为目前必不可缓之举”,更能代表其时的焦急心态[7]3。

为了保证迅速还款，李氏特地强调采用西法采煤，尽快获得收益。“该道等试挖湖北广济阳城山煤矿，自六月起截至上年十一月止，共得煤三万余担。计半年之久，出煤不及二十墩(吨)，足见中土仅用民力开采，获利无几。”

获得了官款的支持，盛宣怀立即委托远在上海的翻译徐黼升代为寻找洋矿师，并同时购买开矿设备。盛氏认为：“兴办重务，首贵得人。”这是盛宣怀首次聘请洋匠，所以当英人马立师从日本来到上海后，盛宣怀为了保险起见，先与其签约6个月，每月支付佣金300两白银，以观效果，特别订立一条“倘该洋人所指之地，打签子后如法开挖，并无效验，徒费资本，是该洋人所称开矿熟手全属诞妄，应将其欺妄缘由刊布中外新闻报，以示惩儆”[6]56。

煤铁开采首在勘探，机器使用需要大矿藏来支撑，这是常识。李鸿章也曾经不断告诫：“惟购置机器动须巨款，务必先行察勘煤层、铁矿等确实情形，是否足资开采，谋定后动”[6]43。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谋定后动，刚过正月，二月初七，盘塘监工赵凤翔开了6口新井，发现其中三口“石多难掘”，另外三口尚未见煤。“新制铁器，所挖整煤无多”，碎煤质差价廉，每担仅值25文，“不敷工饭”[6]60。而矿师马立师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沮丧，“曾看过贵局所开各处之煤峝及山上之灰石所出之煤，质既不佳，且出数微乎其微。故曾禀明，不必加本开采，实因无所利益也”[6]83。马立师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先前开采煤苗旺盛，“现在山顶所挖之炭，象炭不是炭，外国名叫油石头”。意味着不是真煤。随后在兴国州富池口试开的煤垅，要么见煤不多，要么硫夹煤，未能旺出，达不到机器开采的要求[6]127。

此时委托汇丰洋行所购买的的机器设备已到，寄存于上海码头货栈，租金每年需要180两[6]96。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盛宣怀似乎有些猝不及防，很是沮丧，他向李鸿章解释这次失误：“土法开挖，无需厚资，得利无多，亏本亦有限。西法如气运不佳，有费许大工本，历一、二年开挖无效者，而西人志量宏远，不惧艰险，必使成功获利而后已。试问华人有此志量否？恐久不见效，便将废然思返”[6]63。

李鸿章则力劝盛氏不要灰心，“洋人开煤或深至1500余尺，或深至3000余尺始遇第一层煤，则欲收效于异日，须持之坚忍，要之以久远，断不可见小欲速，浅尝中辍。”对于目前的困局，其凭借多年洋务经验判断道：“洋法成败利钝全在所用洋人之本领。马立师在日本开矿未见功效，今观其看山主意游移，决非煤师之上选。”他还尖锐指出选人的草率，“此项洋人既不易雇，执事拟即赴沪筹商，但须旁询博考，断不可凭洋行一、二人之推奖信为实，然如出新闻纸以头等考单为凭”[6]93。随后李鸿章亲自写信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其帮忙物色洋匠到湖北勘矿。

不久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广济与蕲春交界的寅山、阳新富池、兴国发现优质煤矿，经过试挖，盛宣怀兴奋告知李鸿章“遍历济属各矿，考究煤质，以新开寅山为最，坚致不下于洋煤”，并且预测“所冀寅山煤路日宽，或即为他日陈设机器之处，亦未可知”[6]137。但这一次李鸿章颇为谨慎，要盛宣怀等洋矿师勘探后再作定夺，“现雇洋师当能审查煤苗，别其衰旺佳恶，俟到时逐处品评筹办，当有把握”[6]144。

二、 郭师敦勘矿

1877年5月6日，英国矿师郭师敦终于抵达广济盘塘，因为赫德推荐，盛宣怀对郭师敦予以信任，为了让其全力勘矿，许以高薪，三年薪水分别为关平银3336两、3660两、3900两[8]63，是马立师的6倍。盛宣怀认为“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其本领又不难在开矿，而在认矿也”。并且承诺“夫以一二人而可揣十余省之地利，亦不妨优给薪资，并当议明开成一矿给赏若干，使其专心为我所用”[6]107。为防止洋人懒事，派专人终日陪同，每日行程都作记载。

1877年8月17日，三个多月后，郭师敦不负重托，向盛宣怀提供了1份长达数万字的勘矿报告。郭师敦的报告内容详尽，证据确凿，与马立师草草了事形成鲜明对比，让盛宣怀觉得其言可信。但是盛宣怀看罢勘矿报告，喜忧参半。第一份报告对广济盘塘的7处煤矿进行了逐一评点。阳关杜矿碎煤尤多，阳城山矿“强半煤屑，不合烧用；兰山矿煤层过深“日久浩费”；盛宣怀寄予厚望的寅山矿，郭师敦细数了两大优点：一是易于开采。如果“挖工开法尽善”，“出煤之数当必倍于他矿”；二是煤质相对较好，其“上等火气尚可代薪，……若能坚硬不碎，价值较昂”。但是也不宜开采，因为积水严重，“抽水之费较大于挖煤之费”。很快来自寅山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寅山矿内之水……旋吸旋长，刻不容缓，仍难挖煤，春间雨水稍多，已如此光景，若交夏令，更不可为”[6]144。总之，郭师敦直言不讳，这些煤不适合大规模开采。“查此等煤矿，层既太薄，又太参差，质亦下等，且在灰石之间，石形曲折，并无阔大平直之层堪以出入，挖之无益”[6]215。兴国煤矿也是如此“煤无佳质，层不整齐，既不合汽炉熔铁等用，又无阔大矿形以供采择。机器开挖，均无庸议”[6]224。

但是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就是郭师敦勘探大冶铁矿的结果。通过对该地铁渣的化验，“铁质净六十一分八八之多，矿之佳者推此为最，以熔生铁，洵称上等”[6]236。郭师敦还详细核算了办一个生铁厂的成本与盈利水平，照英国市价核算，办一个生铁厂，约需规银18万两，每年需成本6000两，综合计算每吨生铁成本价12两。而现在市值22两，扣去运费1两，每年应当盈利10万两。如果能添高炉两座，成本更低[6]237。

就在盛宣怀积极向李鸿章建议筹款兼办铁厂的时候，唐廷枢在开平勘煤取得实质性进展。本来李鸿章希望盛宣怀在湖北能有所突破，开平来模仿，但是湖北奏办数年，毫无功效。此时李鸿章更倾向于给予两个项目同等机会来竞争，他一方面为开平煤矿的开采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更希望盛宣怀能够迅速得成效。勉励道：“惟冀守以定力，持以恒心，处处踏实，颠扑不破”[6]225。为了激起盛的斗志，李鸿章还激将道：“若鄂中无可开采，尊处所有洋师、机器并欲移办开平”[6]225。

盛宣怀当然明白李鸿章的意思，他全力以赴，甚至请辞轮船招商局职务，专心在湖北办矿。亲自协同郭师敦扩大勘探区域，对大冶铁矿和当阳煤矿再进行仔细勘探。郭师敦又提供了3份详尽的《化验煤质报告》《化验矿质报告》《核算生铁厂成本报告》。11月7日提供了一份宜昌的《勘矿报告》，报告称“当阳煤质乃上等白煤，甚合熔炉之用，质内炭灰尚少，硫磺全无。若以少许烟煤与此和匀，又可合汽炉等用”[6]67，同时对大冶铁矿给予了进一步的肯定。“铁质分化极净，……洵称上等佳铁，足与英、美各国所产之上等铁矿相提并论。”“铁层铁脉约有五百余万吨之数，若以两座熔炉化之，足供一百余年之用。”而且“地近长江，转运较便”。但是，郭师敦从工业生产角度以及利益最大化角度指出，必须要煤铁同时开采，化铁煤斤需求巨大，“非并开煤矿不可”[6]278。而要开煤矿最好的选择就是荆州与襄阳。

盛宣怀一方面积极订购机器设备，并购买了大冶铁山采矿用地；另一方面极力向李鸿章建议煤铁同采，“据面禀武、冶铁质之佳，矿产之旺，确有把握，请先开生铁炉一座，逐渐推广；荆当煤质坚好，一无硫磺夹杂，尤为所宜，虽运费较多，但以此煤能和美国白煤相较，一吨足以抵他煤两吨之用，开挖尚可合算，请先探签试办”[6]294。但是李鸿章此时深陷广济煤矿的债务危机当中，30万串官款，亏损近10万串。朝廷对他的指责不绝入耳，徒费巨款而无寸功，影响其政治地位。但是他又不愿放弃湖北的优质煤铁资源，于是1878年9月推荐了周令锐到荆州“先行探签，一见煤层便须开井。大冶铁矿亦须筹股招商，次第举办”[6]341。

这实际上部分同意了盛宣怀的湖北煤铁计划，希望盛氏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隐含表示无力承担煤铁同时开采所需的巨额资金，要盛宣怀招商自筹，先煤后铁。他指示道“此项机器气炉需款甚巨，目前商股既未能召集，练饷亦无可添拨，只可暂作缓图”[6]244。

三、 荆门煤案

与李鸿章的低落情绪相反，盛宣怀对湖北煤铁两矿的开采超越开平信心十足。盛对郭师敦称，“开平虽已开工，而煤质地不及湖北，陆路转运愈觉艰难，想来中国矿务必可望阁下先得首功也，余日望之”[6]342!经过一番权衡，盛宣怀选择了荆门窝子沟作为主要采煤点。经过郭师敦的再三探签煤质俱佳，且有二百多万吨，足可以开十余年。郭师敦催促盛宣怀速将上海机器搬取，及早开工挖井，约三个月后即可出煤[6]365。但是李鸿章内心疑虑重重，“荆煤单炼生铁恐无销路，兼炼熟铁难筹巨本，……煤铁相去过远，水脚成本既重，未必获利，将来或专办煤矿，或兼办铁冶，或煤铁均难如愿……”[6]363。李鸿章此时更担心收益，因为前期广济挖煤，借官本30万串，仅余14万2千串，“所难者官本不可亏耳”[6]370。

正当湖北因为资金问题进退两难之际，唐廷枢在开平又往前进了一大步，唐氏利用其在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筹集到股金20万两白银。唐由此对李鸿章请求开办开平矿务局，“大约已卯光绪五年(1880年)春末开井,秋末工完,冬间将抽水提煤机器布置齐全;光绪六年庚辰春季方可取煤。创始则旷日经营,克成则事半功倍。……至于购办一切经费,及两年辛工，约需资本20余万两,现经将次招齐”[2]637。不需要投资官本，又能操之在手，李鸿章当然乐意。最关键的是无论开平或湖北的成功都会为其在朝廷许诺的煤铁计划呈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也是为何李鸿章在最初南北两地同时勘煤的用意所在。

因此，当郭师敦还在荆门勘探试签的时候，唐廷枢已经着手第一口煤井的挖掘了。李鸿章此时对湖北煤铁再无先前的欲舍还留的矛盾了。他于1879年9月5日正式拒绝了盛宣怀拨充开矿资本的请求，“所请每年各拨一万五千两，均毋庸议”。并且明确指示“设法招商，或暂用土法开煤，洋法炼铁，抑先用土法试办荆煤、辞退洋匠、节省经费”[6]384。辞退洋匠郭师敦，等同于又回到土法开采状态，盈利更难，招商也更难。

但盛宣怀似乎不甘心失败，决定“划清官本、招商集股，专采荆煤”[6]390。1879年7月，盛宣怀正式关闭了广济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而在当阳设立“荆门矿务局”，招商集股。但是原计划招募股金10万两白银，但经过半年只筹集了5万两，实际只得到19，200两，远不敷开销，只好先用土法开采，再逐步寻求扩充。此时天津电报局的筹办也进入了关键时刻，在李鸿章的一再催促之下，盛宣怀不得不将荆门矿务局的一干事物委托给江苏人金德鸿全权处理。金德鸿按照李、盛二人指示土法开采窝子沟煤矿，但是很快发现，“观音寺装船至筲箕湾河道340里，水浅道远，转运维艰”。“采价每吨仅合银七钱一分，沿途运费竟至三两九钱有奇，加以关税、局用、利息等项，未免成本过重。且沙河险阻，江路辽远，意外风波亦恐难免。”李鸿章当时给出对策，“洋人开煤首重运道。所拟俟隆冬将溪河乱石检去，并于河溶岳家湾沙底极深处预筑坝基二道，以备蓄水浮送，将来工成每吨约可省银二三钱”[6]424。但是疏浚河道又需大笔资金，需要继续发股招商，荆门矿务局在其续行招股启事中陈述，“就本局现办情形，每年运足不过一万吨；若尽收尽运，除非建筑车路，改浚河道，始可畅行，然而为费甚巨”[6]428。但是煤矿开采费用高、周期长，土法开采利润有限，招股谈何容易。李鸿章不希望荆门矿务局中途放弃，于是鼓励道：“洋法开矿，总在迂远处着手，竟有数十百年无利而不悔者。中国风气未开，虽难仿办。该守等惟有实心经理，竭力图维，切不可畏难中辍，致贻口实”。并送匾“积善余庆”和“明德维馨”以示激励[6]424。

此时，李、盛二人都清楚，荆门矿务局的盈利是根本，但即使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也很难实现。虽然荆门矿务局在招商时称盘算，“人工、运费、栈房、局用等成本，以每年三万吨计算，每吨成本银五两九钱三分。上海煤市价每吨八两，核有盈余，不致亏短”[6]416。但是实际运营以后情况要恶劣，因为当地的煤运到沙市销售尚有薄利，如果运到上海、天津将高于市价。荆门矿务局用土法开采，加上管理费和抽点还债，煤的成本比私煤还要高。为了能够盈利，金德鸿一面将自产的次煤就地销售；另一面收购当地优质白煤，转运至上海、天津牟取薄利。金德鸿在1880年称“核计运沪成本每吨价合规元六两五”，刻下沪、镇煤价日疲，净盘七两一钱[6]426。按照此项计算，每吨煤利润只有6钱，这远低于最初招商时许诺的2两。这样惨淡经营1年多后局面仍难改变。1882年底金德鸿认为“谨慎行运，每吨只可获利四钱，为数式微”[6]457。

然而屋漏偏逢下雨，荆门矿务局苦撑待变，不能像广济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那样，虽然亏欠官本，但能造福一方，相反却还有与地方争利的现象。荆州府蒋铭勋率先发难，状告荆门矿务局：“盖矿局所收之煤运赴下游，而近地用煤仍归附近居民采运也。其业此为生者不下数千户。今春闻矿局堆存沙市之煤零星出卖，当民煤连樯而至，骤落其价。乡民本小利微，何能久待？只能随之减价，折本以售。一俟民煤销尽，官煤复长价居奇。迨民船又集，则煤价又低。乡民深受其累，行户亦以为苦。”蒋氏指明“行一政而利于公家，不利于庶姓，已非善政”[6]445。湖北巡抚李瀚章也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指责道：“荆煤本小民素有之生计，官家攘夺，已非设本局之本意，况又垄断以罔利乎！”李氏进一步指出荆门矿务局的存在已经背离初衷，既不能为朝廷谋利，又不能造福地方，对洋煤的垄断地位毫无动摇。即“上损国税，下碍民生，而于洋煤无毫末之损，于公亏无涓滴之益”[6]446。

曾几何时，荆州官府还帮助矿务局采矿，瞬时间就成为反对力量，盛宣怀极力阐明矿务局的开办对地方的好处：“溯查光绪元年以迄于兹，在湖北开矿，糜钱十数万缗，除制办机器，洋人薪水外，皆散之于百姓。该地绅民相告曰‘年来自设官局收采，本处添开煤隆甚多，养活穷民不少。’蒋太守亦言：‘自矿务局在观音寺收买，开采日广……’可见该处煤矿虽素所开采，而实自设矿务局后始称繁盛。”对于地方所反感的荆煤就地销售，与民争利，盛氏极力辩解，“从前派员试办时，悉皆运赴下游，虽沙市煤贵时，亦不在彼售卖，查阅金德鸿所呈去年账目，沙市亦无销煤。将未净之煤在沙市销售”[6]451。金德鸿也是越级上书李鸿章解释煤价涨跌的根本原因在于运道的水位,“选剔次货，近地发售。……发水时每担七、八十文，小水时每担有长至二百文者”。金氏解释荆州官府不合作态度的根源是“惟董素性憨直，不善联络官场，与官中声气隔绝，即墨之毁言，谅所难免”。金氏满腹冤屈指出，“局之应裁与否，姑且勿论，必先将沙市冤诬辨明”[6]457。

盛宣怀深知官府和李鸿章的支持是荆门矿务局能否摆脱困局的关键，而荆门矿务局的远景是打动李鸿章的主要法宝。他上书解释始终不弃湖北煤铁的原因乃湖北水运发达，煤铁相隔不远，荆煤虽然运到上海、天津无利可言，但是如果运至大冶与冶铁联合，就有厚利可图。“荆煤运至大冶，约合本银4、5两，比较以烟煤做焦炭尚价廉而工省。拟仿照日本铁矿用西法试造小炉，即以白煤熔炼，每月约以出铁三、五百吨为度，不须巨款，采煤不虞断缺，出铁不致滞销。”盛宣怀甚至对李鸿章发出豪言，希望能引起李鸿章的兴趣，“克虏伯以茅屋三间熔铁起家，遂富强其家国。招商局以旧船四号运漕试办，竟收回我利权”[6]451。

然而就在盛宣怀陷入荆门矿务局的危机之时，1880年，唐廷枢在开平以开一条煤河运煤的名义，修建铁路从胥各庄到天津芦台，解决开平煤矿运输不便的问题。虽然以驴马作动力，但是远期利益指日可待。对于荆门矿务局的困局，李鸿章不愿再愈陷愈深，徒费时日与资金，一改以前的鼓励和支持态度，采取断然了结的方式。他首先将荆门矿务局经营不利的责任归咎于金德鸿。

撤办金德鸿实际上是指责盛宣怀，李鸿章没有给盛氏丝毫颜面，“克虏伯以茅屋三间熔铁起家，是有大本领人，非该道等所能学步。招商局以旧船四号运漕试办，虽局面日渐扩充，利权未能全收，亦非荆局所能比例”[6]456。这实际上是反驳盛宣怀自比克虏伯，吹捧轮船招商局成就，并且催促盛速还官款，不能想着抵销或置身事外。认为“此端一开，各局领官本者相率效尤，必多浮冒之弊”[6]456。以李鸿章与盛宣怀的多年合作关系，之所以出现如此严厉的言辞，无非是要盛宣怀壮士断腕，速从湖北煤铁泥沼中脱身。

盛宣怀无奈之下只得对亏欠官本负责，“发江苏、汉口各典生息，以每年利息弥补动缺官本，均由职道一人清理，按年缴称息钱，逐渐归本，决不敢借招商为名，渐图置身事外”[6]402。但是盛氏总结湖北煤铁开采5年经历，不乏辛酸之词，“下自兴济，上至归巴，三历寒暑，所见煤铁凡数十处，仅得荆门、大冶两矿。旨发官本三十万，仅存十四万二千。官本不敷，奉饬招商，盖五年艰苦，屡濒于危，十万巨亏，专责莫诿。地利亿万年，暂置之犹可望梅止渴，竟舍之则泼水难收”[6]463。

结 语

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湖北煤铁开采历经5年，初期由于不熟悉采矿流程，贸然采挖，结果劳而无功，中期专于勘探，成果斐然，后期采煤资金筹措不利，以致难以为继。盛宣怀湖北办矿时刚30出头的年龄，初涉洋务，与马立师的合同竟是其签署的第一个雇用洋匠的合同，经验不足可见一斑。资金筹措能力、开采煤铁专业知识都有所欠缺，失败似乎有其必然。而开平煤矿的主事者唐廷枢操办洋务多年，筹措资金方面轻车熟路，探矿采矿有条不紊。李鸿章作为全局掌控者，初期鉴于湖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给予官款、政策多方支持，甚至在失败之时还能勉励坚持，主要是出于煤铁计划关乎其洋务成败，甚或政治权威以及朝廷的信任。当开平煤矿打开局面之后，李氏的支持态度远没有初期坚决，任其自生自灭，最后当其成为负担之时，断然停止。整个湖北采煤过程留下了大冶铁矿和荆门煤矿两大勘探成果，成为张之洞后期发展煤铁的基础。总之，李鸿章在整个过程当中既体现了全面布局的政治智慧，也反映出其在当时环境下的功利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心态也是洋务派力求主宰时代话语权的必然选择。

[1]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M].北京:国家图书馆2004.

[2]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

[3] 徐元基.洋务派经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几个问题[J].江汉论坛 .1981(4).

[4] 梁华平.论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夭折的主观原因[J].江汉论坛.1993(3).

[5] 李玉勤.晚清汉冶萍公司体制变迁研究(1889—1911)[D].上海:复旦大学.2009.

[6] 陈旭麓.盛宣怀档案资料:第二辑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 全国清史编撰委员会.李鸿章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8]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016 - 09 - 12

邹俊杰(1983—)，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湖北警官学院讲师； 姜迎春(1972—)，男，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F429.21(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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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05X(2017)03-00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