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守生，赖慧玲



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理论的一点思考——兼及从人们对文化史研究的反思中得到的启发

薄守生，赖慧玲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语言学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值得重视。中国语言学史应该成为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语言史”可以大体断代，“语言学史”却无法绝对断代。“断点”的疏密是语言学“成长史”的外在表现。在“会通”“反碎片化”方面，人们对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反思可以启发我们如何研究语言学史。中国语言学思想史“通”是中国语言学史“通”的前提。

语言学史；学科理论；“成长史”；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在语言学领域，人们一般不太愿意过多地提及“文化”。究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与“文化”的宽泛有关，大多数语言学家不喜欢像“文化”那样泛而无定的名词；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曾误入歧途，语言学研究者往往不愿意多谈“文化”。然而，文化在中国已经热过了许多波，而语言学至今依旧冷僻。与此相应，文化史研究在中国也曾热过，但语言学史研究几乎不可能会热。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过于宽泛，文化史原本应该包含语言学史，然而，国内大多数的文化史著作极少涉及语言学史的内容。语言学史与文化史不同，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关联。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理论，注重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本文包括“文化史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启发”方面的内容，但重点不在于探索语言学史和文化史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几何解题中的辅助线”？

文化史研究有时需要借助语言学史研究的某些结论，然而，有些文化史研究者不懂语言学，他们通常仅仅是把语言学当成一种权宜之计的“工具”而已。比如说，“关于官话的基础方言之争……此问题在今天的语言学界仍未达成一致，在本文涵盖的这段时期中，人们的认知就更为含糊。笔者无此学力也无意参与这场论争，这里所言仅出于论述的方便。它们相当于几何解题中的‘辅助线’，找出答案后，自可擦除。”[1]这种把语言学看成“几何解题中的辅助线”，“找出答案后，自可擦除”的做法，不就是把语言学当成了历史学的“附庸”吗？在古代，“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小学也一直是史学的基础，可是，“经学”并没有在“找出答案后”就把“小学”这个工具“擦除”了。事实上，语言学史并不是依凭文化史、历史学而诞生的，语言学史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语言学史研究已经很成熟了，它们的文化史研究成果也很多见，它们的语言学(史)并非文化史的“附庸”，绝不可以随便地被“擦除”。比如说，伯克在《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中将语言学划分为三个阶段:①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把语言学类比于生物学，体现了“语言有机体”的语言学思想。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二战后的诸多国家都把语言当成政治统一、民族团结的主要纽带，它们都对语言发展史本身有着一定的疏离。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语言学体现了“社会文化史”的语言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或发明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的将它称为‘社会历史语言学’(socio-historical linguistics)，有的将它称为‘历史社会语言学’(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名称，‘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2]从伯克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语言(学)史与文化史的关系确实很密切，但是，伯克并没有把语言(学)史简化成文化史的一条辅助性的虚线。

在国内，文化史和语言学史研究的特点很不相同。通常，文化史研究可以相当泛化，甚至可以空灵、流畅到“信口雌黄”，人们却很少去批评那样的文化史研究漫无边际、太过虚空。然而，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却从未流畅过，总是显得磕磕绊绊、不堪卒读。像伯克那样宏观地研究语言学的文化史，在国内极为罕见。以往，人们把文化史和语言学(史)关联起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涉及微观层面的研究，例如: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古代文化的遗迹，从称谓名词看婚姻制度，典章制度用语的训诂学研究，等等。这些类型的微观研究其实还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3]的研究传统，这种研究传统中所涉及的语言学基本上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社会语言学”的范畴(我们不用“文化语言学”的称呼，在此我们也不讨论“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异同和关联)。可以说，文化史研究主要和“‘社会语言学’(史)”相关联，并不一定与“语言学(史)”全面关联。

二、是文化史还是“‘社会语言学’(史)”？

在这里，我们认为“语言学史”可以作为“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宜把“文化史”看作“语言学史”的上位学科，集合关系不一定体现为上下位关系)。当然，“文化学”大概不是一门专业性的学科，我们也无从说明“文化史”与“文化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大体上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不会认为“语言学史”是“文化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学科归属来说，“语言学史”研究属于“语言学”学科。

从微观层面来看，文化史和语言学史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特殊的隶属纠葛关系。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属不属于语言学论文时，我们有时并不太容易把握，“从文字考证，到词语考释，到典章制度考证，到思想文化考证，似乎都与考证有关系，但是它们从微观到宏观、由实到虚过渡的程度并不相同。文字考证、词语考释可以归属语言学，而制度、思想、文化考证就不宜归入语言学的范畴了。”[4]有关制度、思想、文化的考释、考证，可以看作文化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有时可以做得相对虚一点儿，同时这样的研究也就可以更通俗、流畅一点儿。在虚实、通滞方面，不同的研究领域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实实在在、微观细碎的研究，自然就很可能会磕磕绊绊、不堪卒读，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常常就是如此。

在谈“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包含社会语言学”时，我们常常不会刻意强调其历史的因素。那些涉及“制度、思想、文化”的语言要素(字、词、短语、句子)，很多都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管它们这些要素处于一种共时的层面还是历时的层面。因此可以认为，凡是对它们这些要素进行微观考证的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史)”研究的范围。

本文所探讨的文化史、语言学史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指那种类似于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社会语言学’史”，也不是指那些涉及“制度、思想、文化”考证类的实、微的“‘社会语言学’史”，更不是指类似于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中的“语言的文化史”。本文实际上以语言学史为中心来展开论述，我们的着力点主要放在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理论方面，只是在行文中无法完全地回避文化史罢了。

国内的“文化史”一词所指也常常有含混之处。比如说，罗志田曾认为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并非畛域明晰，尤其是在国内，它们常常处于各种不同的中间状态，其中，学术史、“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思想史可以大体上三分。[5]“文化史”常常比“学术史”“思想史”还要含混。当“文化史”的意义含混到如此的程度时，我们简直就不能用“文化史和语言学史的关系”这一类的表述方式了，我们只能说“本文所谈到的语言学史可能会涉及文化史的某些方面”，我们不能把语言学史泛化为文化史。

三、西方语言学史学科发达

在西方，语言学史学科已经非常成熟，它是语言学学科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张宜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史研究逐渐从普通语言学中分出，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语言学史学(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语言学史学既指语言研究的过去史，也关注语言学历史文献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到了20世纪末，西方语言学史的研究更为重视历史传统的发掘和整理。”[6]语言学史既涉及处理语言学材料的历史，又包括在处理语言材料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的历史。

西方国家的语言学史研究比较重视理论、方法的总结，所以，它们的语言学史著作相对来说都比较流畅。然而，中国语言学史著作往往都是磕磕绊绊、不堪卒读，非常不流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语言学史更多的是在总结语言材料本身的历史，而关于理论、方法的总结往往就难成系统。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作如下表述:中国语言学史与中国语言史的关系过于密切，这种“密切”的程度已经超出了语言学史与语言史的一般性的关系，然而，语言学史研究本来就不同于语言史研究。中国语言学研究不能说是没有理论、方法，但是，这些理论、方法常常很不明显，并且很难加以系统化。“由于中国语言学把方法隐藏在材料背后的这种特殊传统，梳理中国语言学方法的线索就显得非常困难。”[7]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现状就是如此，碎片化、零星化的书写也许不难，但要系统化且具有流畅性就很难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至今还不够成熟，并且，这种状况还常常处于一种弱势与被弱视的恶性循环之中。沈家煊曾认为，“研究语言理论、对各种理论加以评判，这是语言学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语言学家的任务。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我们当然也需要有专门研究语言学史的人，但是研究语言学史的人毕竟是少数。另外，语言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也有它的研究规范，要以史料为基础，不是现在研究语言理论的那种做法。”[8]语言学史研究要以历史上的语言学文献(即语言学史研究的“史料”)为基础，切忌空洞浮泛、虚妄玄幻。在谈外语系的学生学习外语时，黄长著也主张要学习一点语言学史，“任何科学都有继承性，语言科学也不例外。为了更好地进行今天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就有必要了解语言科学的历史，了解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派研究语言的不同目的、方法和理论，了解今天的语言科学从产生起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9]其实，不仅外语学习与研究需要了解语言学史，对于中国语言学研究而言，也要加强中国语言学史的学习与研究。语言学史研究当然要研究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对于语言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语言学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难以截然分界，我们也不好说“研究语言学史的人毕竟是少数”，事实上，每一位“语言学”研究者都必须首先对“语言学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是不同的学者对这种“了解”的程度和范围有别罢了。“语言学史”不同于“语言史”，但是，它们又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语言学的任何一项研究都需要对其“研究现状”有所把握，其实，这个“研究现状”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学史，只是这个“语言学史”可能比较微观、涉及的范围比较小罢了。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不成熟，中国语言学史学科不发达，但这不代表语言学史研究不重要。由于中国语文的文献渊源深厚，人们曾经就中国古代有没有语言学(史)的问题争论过，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共识。某些学者有时候试图借助“文献”来区分“语文”和“语言”，那常常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来立言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在文献、语文、语言三分，相互区别时往往也难以当机立断，常常颇费踌躇。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史都包含有“语文”的因素，很少有所谓的纯粹的“‘语言学’史”。试想，当今的古代汉语研究一定就属于狭义的、纯粹的“语言学”吗？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就不能被纳入“语言学史”的书写当中去吗？我们认为，文献、语文、语言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语言学(史)中去。当然，我们并不愿意提倡广义的语言学(史)，我们倾向于狭义的语言学(史)，是因为广义的语言学(史)可能会掩盖许多重要的、深层次的语言问题。

四、语言学史之不可绝对断代

“语言学史”与“语言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言史”可以大体上断代，“语言学史”却无法绝对断代。语言学史与语言史的关系，如同史学史和一般历史的关系，这也好比“语言学研究”不等同于“语言研究”。

近几十年来，语言史(汉语史)研究非常重视语言的断代问题，考寻某一语言要素的初始例证，推定某一语言现象的产生时代(通常按照朝代来归纳)，探求某一语言要素、语言现象的兴废、替代的历史轨迹。以汉语史研究为例，对汉语的历史进行断代是汉语史研究的目标之一，或者说是展示汉语演变规律的方式之一。汉语史上的早期的汉字、汉语甚至还可以帮助对“人类历史”进行断代，甲骨文主要是殷商时代的文字，早期金文甚至还具有对夏商周进行历史断代的可行性。其他的，诸如讨论“和、跟、同”等的来 源[10]，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汉语史”断代研究。语言史断代一般都可以做到比较客观，这一类的研究结论是有可能真实的，其中有一些甚至可能会是历史 事实。

语言学史无法绝对断代，这既涉及语言学思想断代困难的问题，又涉及语言研究源流(研究对象、研究材料)可能溯及很远的问题。关于语言学思想的断代，在此，我们不拟详细论述。关于语言研究源流溯及久远的问题，我们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人们对《说文解字》有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的人要不要重新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呢？民国时期的人们在研究《说文解字》的时候，他们可能参考了宋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也可能参考了清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要一定首先研究清楚宋代语言学史、清代语言学史吗？如果一定要研究清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语言学史前代可以断代，后代只能包举前代一起断代，到了当代就只能研究整个语言学通史了呢？那样理解肯定有问题。再例如，《马氏文通》是晚清语言学著作，民国语言学史可以不必大篇幅地研究《马氏文通》。但是，对于《马氏文通》的接受史、批判史又如何断代呢？民国语言学史难道可以只叙述民国时期人们对《马氏文通》的接受、批判意见的论点，而不管那些接受、批判意见的论据(《马氏文通》的具体的内容)吗？如果那样做肯定也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语言学史不能绝对断代。我们知道，地球的中心细密，逐渐向太空弥散，大气层的外边缘也不存在绝对的“离散”性的边缘，那个“边缘”与“地球之外”依旧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语言学史的断代比起地球的“中心”和“边缘”来更难划界。也正是因为这样，断代语言学史研究在时间段上要有一个相对的“中心”，而在断代的“边缘”上又不能过于绝对，可以允许有一定的“弥散带”。

语言学史研究不仅在时间段上不能绝对断代，即使我们不去争论断代的时间边缘和断代的经典著作，对于某一段历史过程内部的某些相对的断点(这个“断点”可以指语言学的标志性的著作、思想)，我们甚至也都不能绝对地确定。对于这些“断点”，我们不妨称之为语言学(史)的内部“断代”，这种内部“断代”在其标志性或者代表性方面有时也不能绝对地确定。说某历史时期的“标志性的语言学著作、思想”，那可能会见仁见智，甚至会争论不休。我们曾希望把“标志性”换成“代表性”来表述，强调其立论者的主观性，但这也不能绝对地解决问题。对于这些“断点”，人们不应该轻易地批评某某语言学史“遗漏”了某某著作、某某学者。存在某些“遗漏”那是必然的事情，毫无遗漏的语言学史著作哪里都找不到，永远都不可能存在，这是所有的语言学史研究者、评论者、阅读者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当然，对于那些“遗漏”的“断点”(或者可以称为“漏点”)之存在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们常常会有一定的理性判断。比如说，如果一部中国语言学史著作对王力、赵元任、杨树达等学者及其著作只字不提，那这部语言学史著作肯定是太过于粗疏了，让人不可接受。如果一部“民国语言学史”著作没有专门地、深入地研究刘又辛的《临清音系》一文，那应该是可以被原谅的。刘又辛虽然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著名学者，但他在民国时期的著作还不是很多。对于任何一部语言学史著作来说，有所“遗漏”是正常的或者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在绝大多数时候，评价语言学史研究不能以“遗漏”了多少人、“断点”了多少文为判断标准，而应该以代表性、完整性、清晰化、流畅程度为判断标准。

大多数文化史研究者都认为文化史可大体断代。如果细究起来，文化的传承与相互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文化史怎么可能做到截然断代呢？国内出版的断代文化史著作已经有不少了，例如《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元代文化史》《明代文化史》等。相对而言，比“语言学史”更为宏观的“文化史”都能够断代，凭什么“语言学史”就不能断代？其实，我们不是说语言学史不能断代，而是说语言学史不能绝对断代，不能截然断代。

五、语言学史是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

语言学史应该是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而不能仅仅是“成年史”。语言学史贵在能够梳理语言学发展的流变过程，而不是堆砌几个语言学理论的断点就了事。研究语言学史尤为艰难的是，有时候语言学发展流变可能存在着立体发展的情形，并非单纯的线性流变。线性叙述相对容易一些，单线制更容易，多线错综纠缠的情况最让人头痛。我们在探寻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时，当然会格外关注语言学思想之“源”，探索单线性的“渊源”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并且，这种“探源”仅适用于该语言学思想的早期阶段。那些原本有“渊源”的语言学思想一旦被众多语言学家广泛地接受或批评，语言学家在借鉴或承袭这些语言学思想时往往会加入他们自己的思想，原有的语言学思想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某些脱、衍、串、误——语言学家参与者越众、流传越久，历史的“层累层积”就越复杂，我们就越难以描绘出语言学思想的清晰的“源流”关系。就语言学史研究而言，注重语言学理论“成长”的“流”，不能局限于“成年”的“点”，可以以单线为主、多线为辅，线索叙述要求清澈明晰，不可混沌模糊。

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出现以后，肯定会有各种语言学观念上的碰撞、交锋，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某种语言学理论才得以确立，有些语言学理论在一段时间以后还会被人们舍弃，代之以新的理论。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往往不能缺少论辩，任何“九五至尊”“君无戏言”“一锤定音”的语言学理论都可能存在着某种缺陷。在过去，语言学史著作往往侧重于各种“定型”的语言学理论的“罗列”，列举出了为数不少的已经“成年”了的语言学理论，却缺少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这就隔断了语言学思想的内在的“流”。

对于语言学史研究来说，书写语言学的“成年史”相对要容易一些，而书写语言学的“成长史”却较为困难。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除了他的儿时可能没有记忆外，当他去回顾自己人生历程的时候常常能够刻画出一个大体的流动轨迹。但语言学史可不是一个人，依靠谁去帮着语言学史回忆呢？人们似乎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语言学史永远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语言学史要涉及众多的语言学家、语言学文献。有时人们可以找到作为个体的年老的语言学家对语言学史进行回顾，这是一个办法，这种“口述史”研究很值得我们探索。但是，这种“口述史”作为一家之言注定不会是全面的语言学史，有时也可能不够客观。语言学史的成长，可能会体现在诸多的“断点”上面，把这些不同的“断点”连接起来就可以看作语言学的成长史，这些“断点”越密集可能越能够体现出这些“断点”的继承性。由此看来，语言学史的书写不怕细致，不怕细节，不怕细小。然而，细小琐碎却又是语言学史的大忌，碎片化、磕磕绊绊、不明晰、不流畅那都是语言学史力戒的弊端。宏观书写有时是一种避免细小琐碎的策略，所以，语言学史的书写应该开阔大气。但是，语言学史又要力戒空洞浮泛，宏观的空洞亦不可取，所以，语言学史又不能排斥细节、细流。语言学史在涉及这些细节、材料时，还要做到脉络清晰、流畅，不能像烂泥塘一样“浅不见底”。总之，理想的语言学的“成长史”必须开阔、清晰、流畅。

一言以蔽之，评价语言学史研究不能以“遗漏”了多少人、“断点”了多少文为判断标准，同时，语言学史研究追求细致、细节、细小亦无过错，越专业的语言学史研究可能越细微，概论性的非专业的语言学史研究倒是可以允许粗疏、粗线条。不管是遗漏了多少内容，还是细致到何等程度，清晰流畅、淳朴严密、史论结合、会通平实都应该成为语言学史研究的追求和趋势。对于语言学史研究而言，“研究基础”不可太过粗疏，“最终成果”却可以简单明了。

六、语言学史研究尚无固定模式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相关理论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语言学史研究尚无固定的模式，我们还找不到一个“最佳”的框架结构可以借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还较为薄弱，专门从事语言学史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客串”语言学史的研究者们很少有人会长相守，中国语言学史学科尚未成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也正是因为中国语言学史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所以，“客串”的语言学史研究者基本上都能够“客串”成功(如果中国语言学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分支学科，“客串”的研究之路可能就会更加难走)。但是，那些“客串”者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专家。其实，“学术史是最难‘研究’的，因为头绪纷繁，难以把握也难以深入。但同时学术史又是最易‘写’的，因为可以不读原著，据成说而敷衍成书。语言学史亦不例外”[11]，只有深入“原始材料”的研究者才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语言学史专家。中国语言学史要想成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首先就要建立起相对系统、完备的关于语言学史的理论，深入“原始材料”。只有这样，语言学史学科才能摆脱“随便瞎说说”的“泛泛而谈”阶段，才能实现一个专业性的飞跃。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在中国尚未专门化，也还没有专门家，更没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模式。有些语言学研究者并不愿意接受语言学史研究专门家的称呼，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头衔会让人们觉得他们没有语法、词汇、音韵、文字等固有的领地——这种认识实不可取。中国语言学史应该有一个自己固有的领地，应该可以实现学科的专门化，语言学界也应该有一批研究语言学史的专门家。当然，研究语言学史的专门家天然地就要具有一种基本素质，那就是对诸如语法、词汇、音韵、文字等固有的领域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可以不是一流的语法、词汇、音韵、文字等专门家，但是，我们也不能是这些领域的门外汉，对其一窍不通。至于语言学史研究还没有固定的研究模式，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有没有固定的研究模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学科拥有一个或者多个研究模式，那常常可以证明这个学科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除此之外，有没有固定的模式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也很难借鉴当前的文化史的研究模式。相对于“语言学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确实要多一些，研究队伍也更庞大一些，看上去似乎更“繁荣”一些。其实，文化史研究也难说就是模式固定，人们对“文化史”的概念和内容有各种理解，文化史研究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文化史研究给语言学史研究的启示、启发就是先多样化，就算是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各自一个样也没有什么关系，当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多了，在这“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中当人们较为公认地觉得某一种(些)“模式”比较理想时，中国语言学史这门学科至少从表面上看就已经更加成熟了。语言学史研究很难从文化史研究中借鉴多少有用的经验，通过大体上了解文化史研究却可以给从事语言学史研究的学者更多的鼓励和信心。现在的文化史研究大多数都要强调不能过度“碎片化”，要求“会通”，要正确地理解“通史”——这些方面确实对语言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关于文化史的“碎片化”与“会通”的问题，以及对“专门史”“断代史”与“通史”理解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在此做出一点简单的说明。粗略地说来，文化史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梁启超(1902)《新史学》、李大钊(1924)《史学要论》→“阶级斗争史”→文化史(1978年以后)→“反泛化的‘文化史’”“去空洞化的‘文化史’”→专门史中的一门→“碎片化的‘专门史’”(碎片与空洞同在)→“宏观融合的‘专业学科史’”→“比较扎实的整体性的‘文化史’”。语言学史“部分”就可以看作是文化史“整体”中的一门“专门史”。现在，类型众多的“部分”都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出现了“部分大于整体”的情形。“专门史”常常又被径直称为“专史”。“专门史”因为门类繁多、内容琐碎，所以，“专门史”研究中常常不乏“碎片化”的倾向。“如何才能担当‘专史’的书写责任，又如何平衡‘专史’与‘通史’，史家围绕此的争辩似乎又在重复‘编年’与‘断代’之争的话题……由‘通史’来看，‘断代史’、‘专门史’即不免有‘碎片’之嫌。”[12]我们在谈“专门史”时常常拿“通史”来相对而称，但“通史”常常还和“断代史”相对而称，也就是说，“通史”常常包含着两个很不相同的含义。“周予同1941 年的一篇长文，就注意到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包含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13]“碎片化”研究是当今学术的一大弊病，那种“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常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这种弊病，破解弊病的秘诀其实就是中国固有的“会通”精神。专业分科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结果(中国的传统学术并没有科学的分科体系)，分科之后出现的“碎片化”倾向也是我们学习西方的必然结果，当代学者再从西方学术中引进“通史”来消除“碎片化”，这应该也算是学术的“螺旋式上升”了。在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中，“通”本来就有“会通”“流畅”之义，但是，我们今天强调“通”决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国古代中去，中国古代也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学史”。

就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而言，我们也遇到了与文化史研究相类似的情形，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情形分别名之为“中国语言学史的碎片化”“中国语言学史的专门史”“中国语言学史的通史”。举例来说，林林总总的“汉语词汇学史”“汉语语法学史”“汉语音韵学史”等“语言学分支学科史”都可以看作“汉语语言学史的专门史”，那些“语言学分支学科史”数量多、质量高，而“中国语言学通史”著作的数量相对较少、质量相对较低。“语言学分支学科史”的“碎片化”倾向在所难免，研究语言学的专家学者大多数都越来越专，现在那些自认为自己精通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语言学家越来越少，语言学内部也是“隔行如隔山”。可以说，具有“会通”精神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应该以语言学思想为内在脉络，需要打破语言学分支学科之间的藩篱——这样的语言学史即使“断代”，也都是“中国语言学通史”，再也不会出现磕磕绊绊、不堪卒读的情形了。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不宜采用“人海战术”，“多人分工”只能是“各自拼凑”，唯有“一人独揽”才能真正“会通”。“语言学史”研究不同于“文献古籍整理”，有一些“文献古籍整理”可以各自为政，一人一本，汇集起来就是某某“集成”某某“全书”。“集成”再多、“全书”再大，那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史”。按照历史分期划段来研究语言学史也不是最佳方案，那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研究语言学史需要深入到语言学的原始文献中去，历史跨度上下五千年的工作量实在是超出了常人的能力，所以，分期划段地研究语言学史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目前，我们的能力与“一杠到底”的语言学史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暂且只研究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这一历史片段里的语言学史。

本文虽然涉及“文化史和语言学史”，但真正涉及“文化史和语言学史之间的关系”的内容不是很多。本文主要是以中国语言学史为中心，重点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理论问题，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系统性问题，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框架结构问题。有时候，这些探讨无法完全地回避文化史，语言学史与文化史是存在着某些牵绊，但这些牵绊并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在“碎片化”的问题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学史就是文化史的碎片化”，我们必须正视“碎片化”的问题，我们尽量追求“会通”的中国语言学史。“会通”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必须以“语言学思想”为内在脉络，“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会通”的中国语言学史必须是与“专史”相对的“通史”，“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史”就是中国语言学史的“碎片化”。当前，就语言学史的学科发展来说，“中国语言学史的理论”研究(即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史学理论”)特别重要，亟须加强研究。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史’‘论’结合”，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为理想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

[1] 王东杰. “代表全国”: 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J]. 近代史研究, 2014(6): 78.

[2] 彼得•伯克. 语言的文化史: 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 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

[3]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 1950.

[4] 薄守生, 赖慧玲. 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0.

[5] 罗志田. 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J]. 四川大学学报, 2002(3): 86−91.

[6] 张宜. 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前言II.

[7] 陈保亚. 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 1898—1998[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自序1.

[8] 沈家煊. 关于外语界做研究的几点想法[J]. 中国外语, 2007(1): 19−20.

[9] 黄长著. 外语学习中的几个语言学问题——兼论外语系学生为什么要学一点语言学[J]. 外国语文, 1983(2): 12.

[10] 江蓝生. 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J]. 中国语文, 2012(4): 291−305.

[11] 傅杰, 许万宏.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思考[N]. 文汇报, 2001−07−06(12).

[12] 章清.“碎片化的历史学”: 理解与反省[J]. 近代史研究, 2012(5): 9.

[13] 章清.“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J]. 近代史研究, 2012(1): 142.

[编辑: 苏慧]

Thoughts on discipline theory of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Also on inspirations from introsp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ultural History

BO Shousheng, LAI Huil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The disciplines theory on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HCL) is very important. HCL should bloom into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Chinese Linguistics. We can get the division of language history roughly, but we can’t get the division of History of Linguistics absolutely. The density of breakpoints is an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the growth of HCL. The study on Cultural History (CH) ever had some introspections on Huitong (会通) and non-fragment aspects. The Tong (通) of HCL is based on the Tong (通) of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oughts (HCLT).

the disciplines theory on HCL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growth of HCL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HCLT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oughts)

H009

A

1672-3104(2017)02−0194−07

2016−12−02；

2016−12−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语言学史”(12XYY001)

薄守生(1975−)，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国语言学史；赖慧玲(1980−)，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