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刘 璐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兰州 730070)

戏如人生的悲怆之歌
——吴天明电影《变脸》《百鸟朝凤》细读

杨光祖,刘 璐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兰州 730070)

导演吴天明的电影集中反映了西部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焦虑和巨大变迁。综观他执导的电影《变脸》和《百鸟朝凤》，可看出他前后期电影风格的变化，《变脸》呈现了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艺术手法精湛；《百鸟朝凤》则表现出了执导者视野的“窄”与思想的“浅”，如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影片表现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不理智的否定。

吴天明；《变脸》；《百鸟朝凤》；现代化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以后，引来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对于该电影的评价也是处于两个极端。而为了电影上映，主创人员“下跪”事件，更让《百鸟朝凤》一时处在全民关注的热浪之中。

众所周知，吴天明为西部著名导演，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杰出人物，曾担任西安电影厂厂长，提携了一批年轻导演。1984年执导的影片《人生》引起轰动，好评如潮，获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导演了电影《老井》，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第七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谈到吴天明及其对华语电影的影响，李安感慨万千：“我在多年前，曾经在纽约跟吴天明导演有一次促膝长谈，那次长谈对我来讲非常有启发性。我对吴导演以及他的作品，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在我们中国电影界里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第五代导演，没有第五代电影，也就没有现在电影这样的盛况。”[1]

吴天明的早期电影《人生》《老井》《没有航标的河流》，都是很优秀的影片，如今看来，依然如此。这几部影片也催生了一大批评论文章，从多个层面论述了影片。我们今日再看这几部影片，仍然为西部人的生存状况的恶劣而颤栗。我们观看《老井》时，总想起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萧红描写农村人的愚昧、麻木，都到了某种让人吃惊的地步。在封闭的村落中，人们停滞不前，动物式的生存方式的确令人吃惊。因为没有接触先进的思想和事物，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度匮乏，这样促使他们的行为野蛮无理。当然，也为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而动容。《老井》相对于《生死场》，当然有了时代的进步。吴天明这几部电影对时代的反思，对社会的思考，对人性的拷问，都是一般导演无法企及的。他后期拍了一些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因为不是自己的特长，以及别的一些原因，虽然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和他的这几部早期作品相比，就有很大的差距，反响也不大。

一、拨开黑暗的面纱——现代化语境下对男权文化的批判

我们这里只谈他的两部晚期作品《变脸》《百鸟朝凤》。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为题材，皆具有忧患意识，但取向却大不相同。《变脸》通过变脸王的苦难人生，写出了生命的无奈，写尽了下层人的悲凉。《百鸟朝凤》却试图通过唢呐艺术的日渐衰微，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主题相对狭窄，艺术表现也一反《变脸》的平易中见深刻，而显得仓促、踉跄，尤其电影的后半部分艺术性较低，与前半部分相差甚大，不像一个导演的作品。这让我们怀疑《百鸟朝凤》的后半部分不是吴天明的作品，可能是别人的续作。当然，笼统地说后半部分，也不是很准确，比如师傅醉酒吹唢呐那段，应该是吴天明的。当然，我们知道电影是有分镜头剧本的，不会一定按照故事情节从前往后拍，有时候会按场景拍，因为造一个景不容易。但是，大略可以说后半部分很弱，尤其城里的那些段落，我怀疑不是吴天明导演的。不过，这里还是按吴天明的作品来讨论，因为标明的是吴天明导演。

《变脸》是一部以四川民间艺术变脸为主要线索的电影，影片中变脸王孤身一人，为了寻找一位可以传承香火的人，历经艰难险阻，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在影片中，变脸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这门变脸技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民间很多艺术，对于性别都有严格的要求，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在变脸王身上也有集中体现。

影片中，唱戏的花旦(梁老板)很欣赏变脸这门艺术，专门拜访变脸王，希望他能进入自己的戏班。可是变脸王拒绝了，因为他一人漂荡惯了，不习惯群体生活。电影中对于重视男性的传宗接代，我们作为21世纪的观众，既有相当的理解，也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而惋惜。“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乃至知识的工具，而且也是权力的工具。”不得不说，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关系。女性是在男性的话语里被建构，女性无法自洽。这里面体现了强烈的不平等。由于变脸王儿子离世太早，后继无人，他从人贩子手里买回来了一个孩子。变脸王以为孩子是男的，本想把自己的绝活传给这位认领的孙子。不料，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发现小孩原来是女孩，变脸王顿时万念俱灰。导演吴天明在此处设置的戏剧冲突点，让影片一波三折。变脸王的前后情绪的变化，也体现出了重男轻女文化带给人们思想的负担有多么可怕。当然，如果往深处思考，这里不仅仅是重男轻女，可能与艺人社会地位的卑微，与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恐惧感有关。古代艺人的生活非常艰难，一日不卖艺，可能就没有饭吃。一个家族的生存，可能就靠这个家族的独门艺术，如果传给女儿，那么就会随着女儿的出嫁传到别的家族，无形中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在古代那样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种结局是绝对要杜绝的。

小女孩隐藏了自己的性别，被变脸王赎回家时，得到了他的关心。电影中有一场景，是小女孩生病十分严重，变脸王为了给她治病，半夜跑到当铺，当了他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一把祖传的刀，去给小女孩买药。他们住在小河边的船上，他抱着小女孩，灰蒙蒙的夜晚，让人很压抑。“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喜欢‘解释’构图线条，却消极地接受了颜色，容许它象征心境。也就是说，线条常与名词相联，色彩则与形容词相联。”[2]25在影片中，导演善于运用色彩来烘托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上面所讲的场景，导演就运用了灰色调，带给观影者一种压抑沉静的氛围。再比如，影片最后变脸王获救，在这场拐卖人口的巨变中，他差点命丧黄泉，由于梁老板和小女孩的相求，加上师长的出手相求，他终于走出了死牢。变脸王感动于小女孩的仁心，最后决定传艺给她。影片遂以“大圆满”结束，影片的色调也由之前的灰暗转向暖色系。这也是人物心理的一种隐性表达。可以看出，人物内心的表达方式除了演员的表演之外，还有场景的色调转变，对于电影情节的发展也是一种诠释。

影片中有一场景是变脸王去寺庙求神送子，尼姑回答他，河边自然有后人。他回到河边，发现小男孩天赐在船上坐着，变脸王再一次情绪达到了顶峰。被拐卖七次的小女孩为了报答变脸王爷爷，在最后一次自己被人抢走的过程中，偶遇天赐这位少爷，然后凭着自己的机智，逃离人贩子的关押，为爷爷送去了一个真正的小男孩天赐。得到天赐的爷爷高兴得忘乎所以，他把天赐放在桌子上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传统中，桌子上方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位置。影片专门为小天赐这一坐，给了特写镜头，更加突出天赐的地位。影片中的人，上到达官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重男轻女的思想渗透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小女孩狗娃自己都说：“爷爷喜欢有茶壶嘴嘴儿的。”在小女孩的话语刚落时，影片镜头给旁边的茶壶嘴嘴儿一个特写，这也是画面与语言的呼应。而影片中小女孩的处境，也印证着这样的历史语境。“有时把‘女性世界’作为男性世界的参照物，但必须重申这种观点，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3]224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是整个时代的思想，也是整个民族的思想。女性作为“他者”，活在男性建构的话语体系中，然而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由男性来主导。福柯提出的话语权力中就体现出，社会中一整套话语体系的建构，传递着统治者的思想。而影片中小女孩的处境，也印证着这样的残酷现实。

在这部影片中,吴天明导演有意打破封建迂腐的思想。影片最后，小女孩救了在监狱里的变脸王，在这一过程中，很难想象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经历的艰难，甚至为了变脸王差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最终变脸王被小女孩的行为所感动，把变脸的绝活传给了这个女孩子。这样的结局也是导演吴天明有意打破传统观念所设置的结局。在中国传统影片中，这种结局的设置也呼应了美满和大团圆。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吴天明导演否定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这样的结局也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出路，一代一代的传承艺术，不再分是男是女。这给民间艺术创造了一条健康的发展路径。

吴天明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电影观就是真善美。”[4]影片的主题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小女孩为了变脸王的恩情，经历了千难万险去报恩。给观影者传递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就像影片中梁老板所说：“虽然世态炎凉，但是这样的恩情也算是让人有生活下去的念头。”封建的集体无意识不敌人间真情，这种突破也推动了民间艺术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革新。因为身处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导演吴天明赋予小女孩反抗的精神。福柯曾经说过：“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小女孩的反抗和最终的继承，都打破了原有既定的规则，体现了对权威的解构，打破了神性，解放了人性，其中更多的是对女性观念上的解放。在影片中，导演吴天明对于影片中的故事和人物都赋予了新的理解和诠释，他的观念和思想深受当时历史语境的影响。他把真善美的事物呈现给观众，也为艺术的传承和社会发展增添了一丝光明。

在《变脸》中，从故事结构到主题的展现，都对当时的社会起着向上的积极的作用；面对社会问题,影片也有着突破性的思考和处理。

二、《百鸟朝凤》眼界的“窄”与思想的“浅”

相对来说，同样是以民间传统艺术为红线，《百鸟朝凤》却没有《变脸》成功。《变脸》内容丰富，主题多元，刻画人生，功夫老到。《百鸟朝凤》则主题单一，似乎就是为了反对外来文化，力挺中国传统文化。电影前半部分自然、平实，还可以看出吴天明一贯的导演风格。而后半部分则突然变异，用力过猛。以至于我怀疑这部分就不是吴天明导演的，否则真的很难理解，一代大导演，怎么会出此下策？

可以说，《百鸟朝凤》是一部平庸的影片，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失败之作。它能够引起社会反响，完全是操作的结果。艺术毕竟是残酷的，没有水平，就是没有水平，靠什么都没有用，虽然能换来一些票房。首先，就讲述的故事来说，就很牵强，前半部分拜师学艺，还算过得去。后半部分焦家班子，改为游家班子，过度太仓促，情节衔接不上，太突兀。而后半部分叙述的唢呐的衰微，被西洋音乐的打败，都很勉强，不太真实，演员的表演也很不自然。焦三爷为了让徒弟接人家的活，白事上吹唢呐，自己气急败坏地跑到徒弟家截堵、打人，强行将徒弟带到主人家，而且还为死者吹《百鸟朝凤》，以至于自己的血从唢呐孔流出来。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神话，太现代了。在真实的农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首先死者家属就不会同意。这不是舞台，这是丧事。主创人员把现代舞台的一些理念强加到农村，是很隔膜的。而且一个真正懂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吹唢呐的大家，是能够得到天人合一之境的。生活虽然艰难，日子虽然平淡，唢呐日渐衰微，他们是可以淡定面对此事的，不至于如此慌乱失态。这一点在《变脸》中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那恐怕才是真正的吴天明。虽然吹唢呐的在农村地位卑微，并不像电影中说的那么高，但再卑微，一个艺人的尊严还是有的，不至于如此变态。后面坟墓上游天鸣吹唢呐，师傅在幻境中慢慢远去，更是败笔。其实，越是平淡的描写，越见功夫，也越见那种人生的残酷，时间的无情。

至于影片的思想，更是浅薄。很多评论家过度阐释了这部影片，什么传统艺术的坚持，传统文化的衰微，云云，都是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因为，第一，唢呐在农村就是红白喜事上露面的东西，社会地位并不高，在旧社会也不高，没有电影里说的那样。丧事上，礼宾是受到厚待的；乐工，是不受重视的。而且唢呐是不是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还两说，即便代表，也没有那么重要。电影以唢呐的衰微来哀叹或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明显是找错了对象，也给唢呐这个民间不大重视的乐器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它是无法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无法承载这么重的文化责任的。

不过，在《百鸟朝凤》中，在过度表现唢呐的衰微的过程中，无意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蓝玉和几位师兄去省城打工谋生，这些方面都体现着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已经衰败，年轻一代的村民，已经被卷入工业化的时代当中。因为在大城市有更多的谋生机会，有很多的文化诱惑，这些在封闭的小乡村是不具备的。尽管这种转移是被动的，但是时代发展的脚步促使每个人不断地向前进。“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化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5]5在经济全球化、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缩小了彼此间的距离；文化方面提倡多样性，各国文化糅杂在一起，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在《百鸟朝凤》中也有所体现。譬如游天鸣在婚礼上吹唢呐的那场戏中，他带领游家班为婚礼奏乐，与此同时，主人又请来一支西洋乐队。影片通过镜头之间的交叉剪辑，试图产生对比蒙太奇的效果。最后，双方因为相互不服气产生了冲突、打斗，最后的结局是传承百年的唢呐被踩坏了一地。吴天明想通过这个镜头揭示中西文化的冲突，但却成了一场闹剧，缺乏生活的真实。因为吹唢呐的人从来就没有受到过村民的尊敬，在农村就是红白喜事上用一下，平时谁会真正尊重他们？而且唢呐在农村被人看作不吉利的声音，一般多用于葬礼，平时是不愿意听见这声音的。所以，这种试图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努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唢呐也无法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一则它本身就是外来音乐，二则是它的卑微。不过，影片从侧面展现的农村和传统艺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无奈、艰难，却是残酷的、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鸟朝凤》可以说是《变脸》的续篇，它们是一种逻辑的自然发展。

当吹唢呐这份职业慢慢地无法谋生时，游天鸣的师兄都选择去城市打工。有一场戏是焦三爷去徒弟家，他狠狠地辱骂徒弟为了挣钱，放弃了吹唢呐。可以看出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可是人活着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当吹唢呐已经无法保障个人的基本衣食住行时，那就只能去大城市谋生。传播学中有一则定律叫“沉默的螺旋”，就是当一种现象已经被大部分人所认可的时候，接受这个现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现代化进程的范围越来越大，影响的范围也会不断扩大。

吴天明导演一生热衷于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探索。在《百鸟朝凤》中，吴天明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对于社会问题提出了质疑。他在访谈中也多次谈到，他的电影希望为观众带来正确的价值观和深刻的思考。但同时我们看到，在《百鸟朝凤》中对西方文化一边倒的批判，是稍显片面化、情绪化的。在现代化的大浪潮中，外来文化的进入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这一问题。多元化的交融也为我国本土文化带了一些有益的影响，而在《百鸟朝凤》中，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带来的冲击，处理得相对极端。唐宏峰认为：“影片在主题上没有跳出从‘五四’以来表现这一主题的双重窠臼，即要么将乡村表现为美好的伊甸园，视其为对堕落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拯救；要么将其理解为僵化压抑的封建铁屋子，是启蒙演练的对象。无论哪种态度，根本上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他者想象，而本片无疑采用了前者，表达一种鲜明而简单的现代性批判。但这种批判没有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复杂与有难度的思考之上，就只能发挥与流行的怀旧文化同等的肤浅的慰藉功能。”[6]这种城乡对立、中外对立的二元思维，在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呈现得比较普遍，尤其在西部文艺作品中，更加突出。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家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内心的不自信。

“影片表面上是在讲民间唢呐技艺遭遇到的现代冲击，但更根本上，当然是用唢呐来连带整个传统的乡村伦理体系，从师徒关系、夫妻关系到婚丧礼仪、典章制度，唢呐的衰落是整个传统文化衰落的象征。”[6]在关于《百鸟朝凤》的评论中，我比较认同唐宏峰的观点。2016年5月,我们曾同在苏州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家骨干研修班，当时在课堂讨论中已经领略了她美丽后面的锐利，读了此文，更加佩服她的见识。

在落后的西北农村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经受着现代化的冲击。工业化的脚步一步步逼近，无疑对之前扎根于土地的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需要发展，人们也需要适应发展的步伐。当传统与现代化狭路相逢时，我们应当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用辩证的方法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和利弊，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影片《百鸟朝凤》表现更多的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愤慨和不理智的否定。导演吴天明所坚守的传统观念似乎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大融合格格不入。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忧患意识一直是导演肩负的责任，可是过度的忧患会带来极端的效果。当下我们对于本土文化，应该表现出文化自信，过多地保护本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也会造成畸形的文化发展趋势。

“由于缺乏超验的价值之根和终极关怀所指向的神性的悲悯情怀，‘第四代’的电影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和时代主题的转换而日渐丧失美学的力量。”[7]16吴天明导演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在他所执导的这些影片中，前期的一些作品比较优秀，他以电影作为传播媒介，为大众带来了有深度的思考；但是在他执导的后期影片中，明显地表现出时代衔接方面的断层，在社会前进的步伐中，他仍然以传统的视角和观念思考问题，使得影片深度有所欠缺。如《百鸟朝凤》中，传统的意识形态传递太过强烈，基本不接受外来文化，有些“闭关锁国”的味道。

通过对吴天明导演两部作品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中，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也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面对冲击，我们应该采取的清醒态度。

[1]李安直言吴天明了不起.http://news.163.com/16/0513/04/BMU0J6B600014AED.html.

[2]〔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插图第11版[M].焦雄屏,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

[3]〔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舒小菲,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

[4]吴天明.艺术与人生160心意服饰商学企业培训讲座.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xNTQyMTc2.html.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唐宏峰.一部从剧作到影像全面平庸的作品[J].上海艺术评论，2016(3).

[7]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刘海燕)

ThePatheticSongforLifeItself——AnalyzingTheKingofMasksandSongofthePhoenix

YANG Guang-zu，LIU Lu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WU Tianming’s movie centers on the struggle, anxiety and great changes of the west in the tide of modernization.The two worksTheKingofMasksandSongofthePhoenix, which are directed by him, tease out the changes of whole movie in details.The first workTheKingofMasksmainly analyzes the criticism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the exquisite artistic achievements.The second workSongofthePhoenixdiscusses the limitation of thinking, and analyzes the “narrow” for vision, the “shallow” for thinking, like under the tre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world, these works put more irrational denials toward western cultures.

WU Tianming;TheKingofMasks；SongofthePhoenix；modernization

2017-08-10

杨光祖(1969—)，男，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批评、艺术理论。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1

J90

A

1008-3715(2017)05-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