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鲁

平时在家很少看电视，一次外出开会，打开宾馆房间的电视机，屏幕上跳出了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小品《强迫症》，遂以强迫症精神看完。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结合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病例”，写下如下文字。

据周立波讲，崔永元就是一个“病得不轻”的强迫症“患者”。为了《口述历史》这个节目，他花10年时间，穷其精力和资金，留下了600万分钟的关于历史人物的影像资料，若每天24小时不停地看，也要花数年时间才能看完。崔永元以强烈的责任感守望着这座人类宝库，守望着这个人类社会。农村孩子上不了学，他睡不着觉，农民工拿不到工资，他吃不下饭，以致“患”了强迫症。他是一个贫穷的富豪。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病人”，他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病人”，一个有理想的“病人”。对崔永元这类“患者”，我谓之“正强迫症患者”。强迫症作为一种社会病，患者愈来愈多。鄙人亦有过与崔永元类似的经历。正宗农民出身的我当过10年教师，我觉得那是一种精神压力极大的职业。每年9月1日课本一拿，直到腊月考试结果下来，要学生成绩满意方才在寒假期间心情舒畅，否则过年都不开心。至今30年过去了，我还时常做梦，快要放假了，还有多少篇课文没教，学生还有多少篇作文没写。可见当教师精神负担之重，强迫程度之深。我想，这也是一种“正强迫症”吧。

还有“文革”期间，我正当年少，那时父亲常年在水利工地，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母亲、我和姐姐妹妹五人总是担心受到打击，惶惶不可终日。每天晚上，我总要端盏煤油灯在床底下照了又照，拿根棍子在蚊帐里边又拨又打，生怕有坏人藏着，还要用家里的切菜刀插在门闩上，之后又在门闩上挂一个铁皮桶，一有风吹草动便可惊醒。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强迫症吧。如果单从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角度讲，在那浩劫年代里，是不是也算“正强迫症”呢？

有“正强迫症”，就有“负强迫症”。比如家长的“期望强迫症”。有个高中一年级学生，第一次考试在班上考了第三名，妈妈说，不行，下次要考班上第一名；期中考试，学生考了班上第一名，妈妈又说，不行，要考年级第一名；期末考试，学生考了年级第四名，妈妈说，不行，要考全校第一名。这名学生对同学说，她已经快撑不住了，总有一天要崩溃的。可想而知，学生一旦崩溃，家长也会随之崩溃的。那将是可怕的悲剧啊！其实，家长对于孩子学习，只有一条标准，就是努力没有。只要尽力了，即使考了倒数，也不该加以责罚；如果没尽力，即使考了第一名，也还要加油。

还有一种家庭“信任危机强迫症”。夫妻双方不是提高自己、强大自己，而是闹信任危机，相互猜疑，彼此患上“监督强迫症”。你和谁谁赴了牌局，你和谁谁下了馆子；你和谁谁散了步，你和谁谁聊了天；你的QQ我要偷偷查看，你的邮箱我要偷偷进入……其实，夫妻之间互相留有空间、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激励才是最重要的。“信任危机强迫症”只能起到负作用，当在“负强迫症”之列。除此疾患，家庭会更和谐。

当了领导总要端个口杯，提个公文包，上台踱方步，要讲话了对着麦克风干咳两声，说：“我再补充两句。”这类人恐怕要划入“领导形象强迫症”，或曰“作秀强迫症”。这类强迫症就应该是社会病了，需要加以疗治。

对党和政府形象破坏最大、社会影响最劣的当属“领导欲望强迫症”。此症堪称“负强迫症”中之癌。不择手段跑官，胆大妄为卖官，利欲熏心敛财，亵渎道德擭色均在此列。患此种强迫症的有老虎，有苍蝇，有的轻度感染，有的病入膏肓。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相信，“领导欲望强迫症”患者将大为减少，社会也会更加健康。

【王 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