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兰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上海 200234）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战略与我国经济外交

杨胜兰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上海 200234）

经济发展作为世界各国当下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投资又是助推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所以从投资起步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良好合作。本文主要从经济外交中的投资方面分析中国外交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分别从投资与经济外交、搭建区域合作平台、建构共同模式等方面具体阐述。这些机遇对于中国扩大对外交往，实现沿线各国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等都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重点把握。

一带一路；投资战略；区域合作；经济外交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创新合作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并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的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了中国愿意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意愿。至此，“一带一路”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正式有了纲领性文件。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外交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倡议提出实现沿线的互联互通对于加大“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国家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针对沿线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沿线的亚洲国家的发展为我国的投资提供了很多的机遇。我国主导出资设立的“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都为沿线国家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各国对这一倡议都给予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加入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但就目前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还没有完全进入实施阶段，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对外投资方面进程较缓。制定符合“一带一路”发展的投资战略既能够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起推动作用，又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外交发展。

一、投资与经济外交的关系：实现投资驱动经济外交和全面外交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投资现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资源禀赋的不同，外商投资的领域也侧重于不同的领域。沿线国家现阶段的最大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是提速经济发展的先行要素。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2008年到2013年间，外商直接投资（FDI）由213亿美元上升到了241.4亿美元，五年间增加了13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哈萨克斯坦国家吸收直接投资来自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2013年哈萨克斯坦吸收的外商投资分别是荷兰66.7亿美元、美国24.4亿美元、中国21.8亿美元、瑞士20.2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包括石油勘探开发、加油站网络、电力、农副产品、电信等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像东南亚、南亚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吸收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在吸收和利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投资流出国的流量都较小，涵盖领域有限，不能够有效满足流入国的发展需要，另外一个是流入国由于基础设施、技术等都较为落后，不能够有效利用外来投资。

（二）投资与经济外交的关系

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像小轿车的一个轮子，缺了一个就会无法前进。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是主要动力，只有投资先动起来了，其他的像消费、贸易等才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而经济外交是经济与外交的结合，这是经济外交的最普遍的定义［1］。然而，本文的经济外交主要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服务的国家外交活动。

在国际间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对话中，投资可以挑动国家间合作的敏感神经。对于小国而言，某些国家的公司企业富可敌国，以至于在对小国投资时会严重影响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因此，投资在国家间运用得好，会促进经济外交的发展，加深国家间的合作深度；以掠夺性的方式进行投资，肯定会遭致被投资国的强烈反对，进而会破坏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葬送经济外交合作友好关系。

（三）投资先行，经济外交后续跟进

加快“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步伐，以投资促进沿线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进而推动我国在经济方面与沿线各国更加紧密地结合，提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实现在沿线内各国之间的货币、劳务、商品的自由流动。在此基础之上，各国间在政治上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而加强互信，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截至2015年12月，也就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前10个月中，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流量金额合计达到131.7亿美元。而在对外工程项目承包方面，2015年前10个月中国企业在沿线60个国家新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2677个，新签合同额645.5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投资战略实施的步伐正在加快推进。

（四）以点带面，经济外交驱动全面外交

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不仅在我国适用，而且在世界各国也是如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贡献中，投资也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根据对外投资国别（地区）指南报告，至2010年以来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提高，2010年经济增长率2.4%，人均GDP为1026美元，而2013年经济增长率为4.1%，人均GDP为1386美元，与此同时2013年巴基斯坦吸引外国直接净投资16.31亿美元，同比上升约12.7%。

经济的发展与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合作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投资领域的跨国界合作，以经济外交的方式带动了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那么建立在经济外交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国间的全方位的外交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立足经济外交，加强沿线各国在人文、能源、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发展。例如中俄相互举办“中国年”和“俄罗斯年”等就是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二、搭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平台

（一）“一带一路”投资平台实现的条件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环境各不相同，要实现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共享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就需要各国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引进外资和促进国内投资（加快资金周转和资本运作）。也正是基于此契机，“一带一路”投资平台才得以有充分的实现条件。所以，“一带一路”投资平台的可行性条件是沿线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以及未来的合作前景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

就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环境来看，中亚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第二产业发达但是其中的轻工业较为落后，特别是铁路等基础设施发展缓慢；东南亚地区总体上经济增长缓慢，但是在“10+1”合作机制下东盟10国占据主导地位，“10+1”合作机制下东南亚地区各国在经济上得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互补；“一带一路”西段的俄罗斯在经济上是中国的主要投资国，政治上是中国的友好邻国；而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也正在迅速崛起。

（二）“一带一路”投资平台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融资机构中，目前来看最有影响力与发展潜力的两个投融资机构要属“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 年11月4日上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首期中国出资400亿美元，也欢迎亚洲域内外的其他投资者积极参与。丝路基金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南非、波兰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国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亚投行将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其中也包括沿线国家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亚投行是促进各国经贸合作的平台［2］。“丝路基金”与“亚投行”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投资平台。

表1 2008—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近几年都有较高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都是单方面的、双边关系的合作，并没有在一个大的框架下进行。而“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就恰好可以为沿线国家的相互投资合作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和制定统一的目标政策。在沿线国家中，我国的对外投资呈现出的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详见图1）。

图1 2008—201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趋势图

“一带一路”投资平台需要以“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为基础，在沿线各国共同协商的条件下采取有益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投资政策，使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获取各自的相对比较优势。

（三）“一带一路”投资平台在经济外交上的促进作用

立足于“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一带一路”投资平台是推动整个投资战略的发动机，只有在投资走出去并且做到有成效之后才能够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继续向前推进，从而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有新思维、新机制、新模式、新政策和新进展，同时也有新挑战。这些新挑战对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外交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3］。

以投资战略促进经济外交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经济共同发展、互利共赢，而且还可以维护我国周边环境的稳定，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政冷经热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强“一带一路”投资平台建设，促进我国经济外交的进一步加强，实现以经济外交带动与周边国家以及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进而又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有序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形成良性的循环和互动。

三、建构“一带一路”合作模式

（一）投资建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新模式

从战略性和全局性出发，“一带一路”融贯中西，沿线有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资源禀赋等的具体情况，要实现各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就必须借助各国共同接受的统一框架。而且，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同世界各国一起为人类的共同进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就能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成为联结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4］。的确，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目标也是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一带一路”建立在沿线各国共同合作、平等商讨的基础之上的合作必将给各国带来共同的发展，共圆各国梦想，共享发展成果。

“一带一路”为沿线各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即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区域发展梦想、区域发展规划安排，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落到实处就是一个区域发展组织。但在“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并非是松散的、非正式的合作组织，而是有严格的、正式的规则和体系的合作组织。在组织中的各成员国可资金互通、互换便利，投资自由而具有长效的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合作新模式以加强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为起点，进而加强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各国经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可算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贡献，也算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国际社会上也可以算是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5］。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利用自己的发展成果首先以投资为突破口加强对沿线各国投资，以助推其经济发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有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铺垫好发展基础之后，才能够促进各国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实现各国共赢发展。

（二）投资推动沿线各国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的意义在于依托陆上国际大通道和海上重点港口城市，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旨在通过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乃至欧洲、非洲交通基础设施的深度联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服务、技术、人文等层面的广泛交流，为我国周边安全和政治利益提供保障［6］。亚洲国家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还较落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都普遍存在落后的状况。以“一带一路”投资平台为基础，向沿线基础设施较落后国家扩大投资，并在“一带一路”合作新模式中以强约束规则保护投资者利益，将对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互联互通等方面有较大的改善。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铁路、公路、航运港口等基础设施数量部分国家还处于个位数，由此而知该国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基础设施的力度有多大。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在“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体制内各国经济发展。因此，转移国内产能，促进我国国内的企业发展和加强投资企业走出去将在面临如此大的市场条件下展现出极大的活力。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中，铁路、港口、航空是各国之间的加强经济交往的主要媒介。推动海陆丝路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将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贸易投资产生巨大的收益。进一步推动中国与西亚在港口、铁路和航空的互联互通是加强中国与西亚贸易合作的重要基础［7］。海上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的主要运输渠道，我国可以以投资为前提，加强投资输入国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方便、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系统；与此互补的公路铁路和陆桥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需加强，通过多国协作、通力合作加强在机场定位、空域规划、海关监管、安保工作和航权政策等方面制定符合各国利益的相关政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会给各国带来福祉，倒推投资流动、贸易合作、经济增速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

（三）构建共同模式的现实挑战

“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下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方面的不确定性挑战，而且还有在政治因素方面的影响。大国关系的处理就是其中一个较大的难题，特别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将面临巨大压力。由于沿线部分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参与合作和政策制定方面难免会顾及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又采取的是不参与的对策。特别是在亚投行的参与方面，美国不仅没有参与，而且还设法阻止自己的盟国参与。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倡议”，试图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链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交通网络。但有韩媒评论道：希拉里的“丝绸之路”现已不见踪影，也听不到美国正在为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的话了［8］。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经表示，亚投行的出现“主要是美国国会的错”，伯南克认为，北京之所以推动发起亚投行，是因为美国国会拒绝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转移给新兴的经济体［9］。其实上述两个方面的美国举动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针对所谓的潜在“霸主”中国的遏制。

在共同构建的新模式中，政治因素还包括处理与小国的关系、环境风险、管理风险、经济形势和政局变动的风险。在沿线国家中，像与巴基斯坦这样“铁哥们”的好伙伴并不多。而在古代丝路和华夷秩序中，沿线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曾经是中国的藩属之国。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10］。在异国的投资企业面临着新的文化环境，在生产过程、质量把关、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新的困难，适应当地国家还需要一定的过程，这就需要走出去的投资企业增加成本和善于学习。而经济形势方面，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经常遇到对方毁约的情况。如中资企业主导的财团在墨西哥投标获得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高铁项目，2015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取消［11］。

经济因素中的另外一个方面主要来自中国本身的困难。中国海外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汽车与房地产行业［12］。2008年对外投资最大的是在越南的煤矿、石油和天然气，资金额为4.5亿美元。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内投资公司在对外投资中有如此大的额度，转向投资基础设施需要一定的时间过渡，而且有些投资公司可能做的是长期投资，短时期内无法获得回报。所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中，国内较大的部分企业还难以抽出大量资金进行投资。如表2所示，国有大型企业中在煤矿、石油、天然气等产业领域投资较多，投资额度较大，在沿线国家中如伊朗、叙利亚、土库曼斯坦等国的投资都超过了10亿美元。而像阿富汗、越南、菲律宾等国，国内投资公司也投入了较大的金额。

表2 2008-2009年中国对外主要投资情况表（单位：百万美元）

所以，在“一带一路”的投资中还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外溢，让企业在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外交中具有长期利益。在经济外交上要长期坚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建立持久合作的长效机制，通过长期合作逐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规划的目标，由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诚挚的认同。

在建构共同的新的模式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尽管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坚信在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的强力支持和推动下一定会增进各国福祉。

四、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也是对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解读。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传递的是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望［13］。在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呈现“新常态”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其时代意义。从投资战略和我国经济外交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一带一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以投资为起点，可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加快实施，同时也促进我国国内的过剩产能转移，解决企业资金链问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将为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提供广阔的投资市场，为沿线各国共享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和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第二，投资作为经济驱动的引擎之一，投资战略应用于沿线各国将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而为助推各国经济发展增加强大的动力之源。投资还能够为沿线各国在资金融通、流动等方面提供可信赖的通道。国际资本流动将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众多的机遇。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加强经济外交，增进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不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经济外交的进一步推进又会使沿线各国在人文、环保等领域开展相互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整体外交。

第三，“一带一路”投资平台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的过程中依托投资战略将会得到逐步的建立。投资平台以成立的“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为基础，各国以平等的话语权协商制定符合各方最小公约数的规则，形成正式国际机制的文本文件也是切实可行的。

第四，构建的共同模式即“一带一路”合作组织也正在逐步形成，将展现强大的生命力。“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将为中国、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参与其中的国家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在新构建的共同模式下，各国发挥各自的相对比较优势，平等协商来制定规则、处理共同模式下的经济纠纷，在此基础上以妥善方式结解决国家间的政治分歧。

总之，“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战略与我国的经济外交相辅相成，投资战略的成功实施将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在新阶段的经济外交发展，进而促进全方位的外交发展，而经济外交的有序发展又会促进我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发展。投资战略的推进和经济外交的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的一部分，“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和长效实施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运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发展任重而道远。

［1］宋国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J］.国际观察，2015，（4）.

［2］赵钊.亚投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柱［J］.国际融资，2015，（5）：24～26.

［3］吕彬.“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J］.科学经济社会，2015，（1）：53.

［4］夏先良.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TPP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553.

［5］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J］.国际经济评论，2015，（1）：53.

［6］［13］缪林燕.贯彻“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支持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J］.国际工程与劳务，2015，（3）：25，53.

［7］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J］.世界经济研究，2015，（3）：97.

［8］［10］［11］卢峰，李昕，李双双等.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J］.国际经济评论，2015，（3）.

［9］边驿卒.美国为什么不再捣乱“亚投行”？［EB/OL］.http://news.ifeng. com/a/20150928/44753560_0.shtml

［12］Ken Davie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and Its PolicyContex［M］.China:AnInternationalJournal，Vol.10，No.3，2012.

F125.4

A

1009-6566（2016）06-0069-06

2016-08-26

杨胜兰（1990—），男，贵州遵义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