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陈昌兴

摘要：《论语》中的“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人格，时代“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中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美人物”亦是新时代的“君子”，它彰显着丰厚的时代意蕴：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道德自觉的伦理价值以及和谐的美学价值。因此借鉴古代“君子”的培育养成方式，有利于从常态上构建完善的“最美人物”评选机制、激励机制与宣传机制。

关键词：《论语》；君子；“最美人物”；价值；常态化培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6-0036-05

“君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理想人格，在《诗经》《尚书》《礼记》《易经》等诸多先秦典籍中多有显现。但对“君子”的具体阐发，始于孔子，其君子思想主要凝练于儒学经典——《论语》中，后经各代儒门后生的不懈努力，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君子思想体系。如今时代“最美人物”“最美现象”的悄然兴起以及由最初的“盆景”式到“风景”式、“风尚”式的蓬勃发展，可谓对儒家君子精神的沿承、发扬，极富时代价值。本文一方面系统阐发国学经典《论语》中的君子观，另一方面探究时代“最美人物”与传统文化中“君子”的内在统一性与涵融性以及“最美人物”的时代价值，并在借鉴“君子”培育养成方式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构建“最美人物”常态化培育机制的建议，从而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一、《论语》文本中的君子观

品读《论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仁”和“君子”，其中“仁”出现109次，“君子”出现107次。从频率看，“仁”略高于“君子”，但从礼崩乐坏的历史境况和整部《论语》的内在逻辑来看，“仁”是“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品质要求之一，所以《论语》的内核主体概念应该是“君子”一词。

（一）君子的概念

“君子是什么”的问题在《论语》中通过两种方式给以解答。一方面，直接定义“君子”。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1]196即君子就是坚持以道义为内心原则、以合理方式去实践、以谦逊词语去表达、以诚信态度去完成的人。曾子也对“君子”给予了开门见山的解释：“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2]302可见君子不仅是道德高尚之人，也是能力超群之人。

另一方面，通过子贡、子路、司马牛等弟子问君的方式定义君子。“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2]55子贡问孔子什么才是君子，孔子的回答是先做后说才能称其为君子。“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175子路连续三次向孔子请教“君子是什么”的问题，孔子依次给出了君子拥有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由低到高不同的境界。“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1]48杨伯峻认为：“《论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3]傅佩荣也持同样的观点：“‘君子在《论语》里有双重意思：一是指贵族子弟，有官位的人；二是指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代表有德行的人。”[2]16-17结合当时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孔子曲折坎坷的仕途之路以及所收弟子的背景来说，笔者认为《论语》中“君子”的第一核心属性是“尚德”并有“仁德”，“君子”必然是道德高尚之人，而未必是居处高位之人。

（二）比较视野下“君子”精神的阐发

“君子”是古人基于现实基础对理想“存在”的人格追求，兼具“智、仁、勇”之“三达德”，拥有“恭”“敬”“惠”“义”之四道。从古至今，君子精神已然沉淀出其核心本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顶天立地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志于择天下”的勇士精神；“忧道不忧贫”的志士精神；“慎其独也”的自觉自律精神；“人不知而不愠”的恢弘气度……《论语》文本中关于“君子”与“小人”、“君子”与“圣人”的比较有很多，在比照中鲜明地突出君子精神。

一方面，通过“君子”与“小人”的比较阐释君子精神。“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在《论语》中共有14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56表明君子具有开诚布公的精神。“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2]138表明君子把德行与规范并重，实现了由“自我中心”到“人我互动”的层次跃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146“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152“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180表明君子重义轻利、舍身取义、坚持原则的高尚品格。“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2]294表明君子拥有豁达的心胸。“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1]63表明君子具有助人为善、阻人为恶的正义品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15表明君子具有包容差异的无私精神。“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1]119表明君子拥有舒泰自在之心。“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131表明君子相比小人更有固守择善的自觉精神。“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198表明君子具有内向反思的自律精神。“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1]210表明君子拥有淡泊名利的情怀、心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伟大理想、具有“不器”“不固”的“君子儒”品德。

另一方面，通过“君子”与“圣人”的比较阐释君子精神。《论语》中“圣”或“圣人”、“圣者”仅出现5次，分别在《述而篇》《子罕篇》《季氏篇》和《子张篇》中。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2]279由此可见“圣人”是比“君子”更高等级的人格层次。孔子认为只有“巍巍乎”“荡荡乎”的尧舜禹这等帝王方能称为“圣人”。此外，虽然孔子曾多次自谦“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2]289“若圣与仁，则吾岂敢？”，[2]290“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158但仍被子贡和孟子誉为“圣人”。子贡曰：“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1]334并且以“宗庙之美，百官之富”[1]335来形容孔子，认为孔子的才德如日月一样不可逾越，是完美之人。由此可以判定《论语》中的“君子”是普遍理想人格，而“圣人”则是最高目标人格；相比“圣人”的稀缺性，“君子”是可以多的存在；相比“圣人”极致的尽善尽美，“君子”有瑕疵会犯错；“君子”是朝着“圣人”目标努力的人，要做“圣人”，先做“君子”。

二、“君子”与“最美人物”内在本质的高度契合

在全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最美现象”的蔚然兴起俨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老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同时社会主流媒体发起了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最美护士”“最美士兵”等“最美人物”的活动，一个个满载社会正能量的“最美人物”“最美故事”涌现出来。理性来看，“君子”与“最美人物”在产生的时代背景、阶级属性、价值追求等方面都存有较大差异，但在某种意义上“最美人物”可谓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君子”的继承、与时俱进的发扬与创新，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下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性。

（一）“君子”与“最美人物”都是时代理想人格的应然追求

时代需要精神的引领，精神即统治阶级的思想与意志，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98随着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分崩离析，世风日下，社会陷入混沌局面。为扭转困顿局面，封建统治阶级立足于儒家文化的“社会气质”，树立起“君子”这一拥有多重美好品质的理想人格典范，从而引领读书人的奋斗方向，重塑社会的公序良俗和良好精神风貌。“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5]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奋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国梦”和两个“百年梦”不懈奋斗的伟大时代，它呼唤的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伟大时代精神，而“最美人物”就是时代精神的拥有者，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模范。理想人格深具人才成长的导向价值，表征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时代树立和高扬的榜样，有巨大的标杆、示范作用。

（二）“君子”与“最美人物”都是对传统英雄史观的反击

传统英雄史观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把人民群众界定为消极的“惰性物质”，强调个别杰出人物如帝、王、将、相、大思想家等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语》中的“君子”和时代“最美人物”都是对这种传统英雄史观的颠覆与反击。《论语》中的“君子”本质在其德性，而非显赫的高位。例如孔子的弟子颜渊，出身最贫贱、一生没有做官，却成为孔子最喜爱、最得意的学生，曾大赞：“贤者，回也！”[2]219这是对“英雄”的重新解读与阐释。时代“最美人物”最具典型性的特征之一即平民性和草根性，以“最美人物”的典型代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为例，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德性的光辉，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时代的英雄模范。“最美人物”是对传统“大”英雄史观的有力反击。

（三）“君子”与“最美人物”都是非“完美”人性的本真体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君子”与“最美人物”都是时代发展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但他们亦非完美“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孔子曾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1]131可见“君子”立志成仁也有半途而废之时。“君子”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但绝对不是超脱于物质利益之外，而是“取之有道”，“义然后取”。[1]131不完美的“君子”正是“实际活动的人”的本真体现。时代“最美人物”亦不是天国的神仙，而是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现实存在，同样需要金钱等物质利益。例如，“最美妈妈”吴菊萍说：“阿里巴巴奖励的20万元以及省市给的一些奖励，我要留给父母和孩子。像我这样的家庭，也不富裕，还是需要钱的，我想大家也能理解。一个人如果对家人都不好，就不可能对社会好。我想做一个真实的人，就是这样。”[6]黑格尔说，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这种质朴的“真”就是最好的“美”。

三、“君子”视野下“最美人物”的时代价值意蕴

“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作为新时代的“君子”，“最美人物”蕴藏着丰富的精神价值，他们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榜样，是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积极力量，是实现“中国梦”和“两个百年梦”的重要支撑。

（一）“最美人物”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

“天地万物，唯人为贵。”“君子”表征发展比较成熟完善的个体或类群，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实践性，是封建统治者依靠人、重视人、发展人的实质外显。作为新时代的“君子”——“最美人物”愈加凸显了人的“意义的存在”，是对神本思想与物本思想的有力驳斥，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积极响应与科学阐释。“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24而且这些“有生命的个人”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借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7]一方面，从“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教师”等“最美人物”生命个体来看，他们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他人当做目的而非工具，他们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在社会交往中的实现，力求证明“人之为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从“最美人物”的社会评选、反馈等机制来看，表明现代社会对“好人”的呼唤、尊敬、关爱，对美好人性的渴求、认同、赞赏与高扬。“最美人物”的荣誉称号是社会对德性个体承认的强大象征符号，彰显了时代尊重人、理解人、重视人、发展人、服务人的以人为本价值理念。“最美人物”实现了社会所引导的“我们到底要什么”与个体所追求的“我到底要什么”之间的统一，即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人价值取向的统一，两者的统一指向共同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最美人物”彰显了道德自觉的伦理学价值

《论语》中的“君子”首指道德高位之人，具有崇高德性的人，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胸怀，更有“故君子慎其独也”的道德自觉与自律。新时代的“君子”——“最美人物”秉承“心中的道德法则”，自觉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以高度的自觉自信切实推动传统美德的生根式发展。此外，“最美人物”是对“道德怀旧”主义的有力反击和有声辩驳。“最美人物”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道德自律严格约束规范自身行为，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个人品德的要求，不断推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持续培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持续构建，引领社会新风尚，形成社会发展的美好图景。“最美人物”美在其“善”，“善”在其爱。“‘善是人对自身的幸福和发展的寻求”，[8]“爱的本质是主动的给予，而不是被动的接受”。[9]对幸福、发展、爱的寻求，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所向，是人最关切的问题所在，因此“最美人物”寻善施爱的过程就是自觉养成高尚德性的过程。

（三）“最美人物”彰显了和谐的美学价值

“美在和谐”是一个古老而又保持持久生命力的理念。“美表现为整一，丑表现为杂多”[10]，美体现的是和谐一体的有序场景，而丑带来的却是杂乱无章，视觉受挫。“君子”人格顺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契合当时的人才培养目标，“君子”的言行举止发于情、近于义、合乎礼，尽显和谐之美。作为新时代的“君子”，作为时代道德与品行的模范——“最美人物”用大德、至爱和义行完美地诠释了和谐之美。“美”是人类所特有的，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的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11]因此，在社会实践中，“美”表现为两个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便是和谐。一方面，“最美人物”的内心达到了宁静和谐的状态。他们淡泊名利、质朴可爱、乐于奉献，性、情、品、格、行表现为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自觉、自律之美。另一方面，“最美人物”与“他者”的关系呈现出和谐共融状态。“最美人物”自觉地遵从“利他律”，先人后己，无私为人，以实际行动践行时代“好公民”的社会设置，散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与吸引力，推动营造良好的道德风气，进而有利于推动构建“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借鉴“君子”培育方式，构建“最美人物”的常态化培育机制

封建社会通过构建个体、民间、政府、社会的协同共振机制，使得“君子”自觉内化为仁人志士的行为标准和读书士人的奋斗目标，实现了“君子”培育的常态化。为实现时代“最美人物”枝繁叶茂、遍地开花的美好局面，可以合理借鉴、继承并创新古代“君子”的培育机制，实现“最美人物”的常态存在。

（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 “最美人物”评选机制

孔子所谓的“君子”也称贤才和仁人。概括来讲，古代选拔贤才的方式主要有四种：考试、招聘（招贤）、自荐和推荐。[12]这充分表明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集个体、他人和管理部门协同作用的人才选拔体系。实现“最美人物”的常态化，可以理性借鉴古代“贤才”的选拔方式并与时俱进创新，拓宽评选通道，建立全面科学的评选机制。首先，充分发动民间的举荐力量。孔子特别强调“举贤”，“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1]158也就是说天下贤者的发现需要靠大家的举荐。时代“最美人物”大部分是平凡群众中的一员，是基层的草根式存在，因此要充分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自觉自愿地发现、推举、上报身边的好人好事。调动群众力量寻找“最美人物”保证了其评选范围的广泛化，评选方式的民主化及其生活化。其次，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力量。实现时代“最美人物”培育的常态化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与服务功能。政府要以身作则，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分配专职人员、划拨专项资金切实保障做好“最美人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结合的评选工作，如制定评选细则、评选标准、评选程序等等，从而保证其评选的规范化、公开化和制度化。再次，充分利用网络的传播力量。网络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浸润着我们的生活，“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等都是首先通过网络而迅速被社会广泛关注和熟知的。“最美人物”的评选要高度重视利用网民、网络的发现力量、集聚力量和传播力量，从而保证评选的大众化、连续化，让真正的“最美”脱颖而出并持久发光。

（二）构建功利型与符号型并重的“最美人物”激励机制

对贤才仁人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优良传统。古代为保证、激励人才辈出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举措，如加官进爵、封号嘉赏、昭告扬名、载入史册等。为实现时代“最美人物”培育的常态化、可持续化，我们可以借鉴古代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的人才激励机制。一方面，实现“最美人物”的常态化需要构建功利型激励机制。功利型的激励主要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是社会现实的人，“如果只讲奋斗精神，而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13]。因此必须给予品性高尚、淡泊名利的“君子”和时代“最美人物”以实在的物质支持和奖励。政府、工作单位等要给予“最美人物”合理的金钱奖励，切实解决、改善他们的现实问题，从而让“最美人物”更加幸福地生活，持续发挥好人、榜样的先进模范作用，实现“美”的拓展、永续。另一方面，实现“最美人物”的常态化需要构建符号型激励机制。符号型的激励主要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金字塔需求层次理论，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人类高层次的需求，因此符号型激励更具吸引力、影响力。社会要给予“最美人物”以荣誉称号、奖章、奖状、奖杯等符号型激励，例如“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全国、省级、县级道德模范人物，“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荣誉称号都是社会给予“最美人物”的符号性认同与褒扬，从而使得“最美人物”“最美故事”得以清晰呈现并广泛传播，有利于形成“最美”的“蒲公英效应”。

（三）构建客观多重的“最美人物”宣传机制

古代虽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说，但它并不否定宣传工作的必要性，古代同样重视对贤才、君子的宣传。由于受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古代对贤才的宣传主要通过耳口相传、张贴告示、人才群体交流等方式进行，只不过这一过程耗时较长。在信息开放多元、沟通畅达无限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宣传机构的扬善抑恶功能，构建客观多重的“最美人物”宣传机制，从而减少和避免“最美人物”沉没于喧嚣，让真善美激扬于时代，实现“最美人物”“最美现象”的常态化存在。“最美人物”的宣传一定要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最美人物”是社会的正能量、时代标杆性人物，因此对其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借势炒作；要贴近“最美人物”的生活，全面真实地反映他们的事迹和生活常态，切忌为造势而随意拔高、夸大“最美人物”，防止因虚假宣传致使“最美”遭遇陨落与塌陷。为充分发挥“最美人物”引领时代新风尚的模范带头作用，实现“最美现象”发展的燎原之势，我们对其宣传工作要实现多种力量的协同创新。如要把传统宣传载体和现代传播载体相结合、把政府组织宣传载体和非政府组织宣传载体相结合等，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态势。

参考文献：

[1] 傅佩荣.论语新解：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 傅佩荣.论语新解：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2.

[4]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习近平会见道德模范：为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EB/OL].（2013-09-26）[2016-07-22].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26/5327873.shtml.

[6] 吴菊萍报道对典型人物宣传的几点启示[EB/OL].（2011-11-03）[2016-07-22].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11/03/c_122233611.htm.

[7] 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8] 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261.

[9] 埃利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 孙依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4.

[10] 克罗齐. 美学原理[M]. 朱光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9.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51.

[12] 朱耀廷，李树喜.中国人才史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4-116.

[13]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责任编辑：陈可阔

Abstract： "The gentlema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an ideal personality for man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in the ancient times. In a way， "the most beautiful people" is the inheritance and sublimation of "the gentleman". They have an inner conjunction. "The most beautiful people" reflects profound contemporary value： the People-oriented philosophical value， the ethical value of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aesthetical value of harmony. Therefore， learning from the ways of cultivating "the gentleman" in the ancient time helps establish perfect normalized selection， inspiration and propaganda mechanisms of "the most beautiful people".

Key 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gentleman"； "the most beautiful people"； value； the normalized culti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