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末清初著名文人群体“易堂九子”中曾灿以好诗、能诗著称当世。在其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中，曾灿集中抒发了他的故国之思、高蹈隐逸之情和后来因为稻粱谋而滋生的羞耻感、苦痛感。其生存之思的变迁，既是其丰富而生动人性的真实显现，又代表着明清鼎革之际遗民的普遍心路历程。

关键词：曾灿；诗歌；生存之思

作者简介：王乐为，女，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师，从事清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项目编号：14ZDB076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129-08

曾灿（1625—1688），字青藜，一字止山，号六松老人，江西宁都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群体“易堂九子”之一。有《六松堂集》十四卷。其以能诗著称当世，一生倾尽心力，将所思所感纳入诗歌创作。在易代之际的人生道路上，他依次走过效命先朝进行抗争、事败后落发为僧、还俗并力田山中、转变阵营加入游幕行列的历程，四者兼于一身如曾灿，在清初遗民中已不多见，将这一切借助诗歌集中表达出来并指向生存之思，更非寻常。凝结于《六松堂集》内近千首诗歌之中的，不仅是诗人个体的生命悲情，亦是鼎革之初遗民普遍生存困境下的典型心路历程，实可为一代心史。

一、故国之思

作为“易堂九子”中唯一的贵介公子，承平岁月里曾灿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易代之际也有着足以骄人的抗清经历。顺治二年（1645），唐王任命其父曾应遴为太常寺少卿，由兵部尚书杨廷麟统领，负责保卫赣州、吉安。顺治三年（1646）五月，赣州形势危急，曾应遴、曾灿父子率四营兵每日徒步行军二百余里赴赣救援。[1]（卷15《兵部右侍郎曾公家传》）赣州一战，曾灿的骁勇果敢令钱谦益发出“章、贡之役，青藜年才二十，独身搘拄溃军，眇然一书生，如灌将军在梁、楚间”[2]（卷19《曾青藜诗序》）的感叹。然而，清军的攻势十分猖獗，曾氏父子所率部众原属劳师袭远，又无任何后援，赣州很快被蜂拥而至的清军团团围住，成为一座孤城。两个月后，赣州城破，杨廷麟壮烈殉国。

风声呼啸，战马嘶叫，血染夕阳，这段深镌其心的戎马生涯，任凭岁月消磨，时时触动着诗人敏感的神经。“记得当年万马嘶，虎头城外战声悲。关山作客同狐貉，风雨招魂半友师。匣里只应存德祐，塚边长欲结要离。萧萧黄发今何在，痛哭西台有所思。”[3]（卷6《秋旅遣怀，兼柬易堂诸子》其三）这是秋风凭吊、悼念友军的痛哭哀号。“江路崎岖去复回，家山烽火梦中来。沙平两岸知滩尽，帆指孤城见岭开。到此长风应破浪，何人落日更登台。可怜白发悲无数，犹是当年战鼓催。”[3]（卷7《舟过万安县》）这是萧萧白发、梦回疆场的战鼓悲鸣。“曾提一旅下双江，百万旌旗不肯降。壮志都教成梦呓，精魄犹自恋乡邦。哀笳断鼓月沉驿，破屋颓垣风打窗。追忆诸军同败衄，孤身誓死砥舂撞。”[3]（卷7《长至前三日……口占得七律二十首，虽多呓语，用遣忧怀》其十三）这是追忆往昔四面楚歌只身担当的豪情万丈。“少年戎马春风里，犹记围城不肯降。”[3]（卷6《己酉春日，张天枢招同诸子登八境台，得江字》）这是少年英雄誓死不降的斗志昂扬。“半生空结三千客，一错难销十六州。耳热酒酣壶口缺，挥戈心事老来休。”[3]（卷7《苏署长至，次桑楚执韵》）当年横刀跃马，驰骋疆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心报国，无力回天，苦痛郁愤，到老终难排遣。对于曾灿来说，为国效忠纵然千般可贵，报国之情纵然万般殷切，然而又怎能承载得了无尽的败兵之辱、国破之痛？

赣州城破后，曾灿在流离途中得知闽广间共立三帝的消息，心里更难以平静：“徒嗟离乱日，书剑自飘零。鼎足三分势，天涯一小亭。干戈淹旧国，榛棘托浮生。不惜迢遥意，诛茅诵屈平。”[3]（卷4《路传闽广间共立三帝，感而赋此》）这些朱姓贵族建立的小朝廷于残山剩水中鼎足并立，志在恢复者不多，苟且自顾、争权夺势者不少，语含讥讽之余，诗人不免灰心失望，黯然神伤，只能借吟诵屈原《离骚》来化解愁绪。赣州之役，曾灿曾受知于唐王朱聿键，并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其所率四营兵也被唐王赐名为“龙武营”。唐王励精图治，一心抗击清兵，意志坚定。顺治三年八月被俘，因清军监守严密，几次自尽未果，后绝食而死。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其弟朱聿鐭于十一月在广州继位称帝，这无疑让诗人幻灭了的复国志向又燃起一丝亮光，是他于闽广三帝掣肘纷乱局面中唯一的希望。因而行在的消息时时牵动着诗人脆弱的心灵。《闻行在信》二首折射出一个月后清兵夺占广州，朱聿鐭自缢身亡时诗人的心境：

望绝岭南信，何年却我愁。生涯如落叶，国事正东流。血洗兵戈眼，魂吹关塞秋。安危同社稷，身死未为忧。

国破身何属，山深家仅存。无由供麦饭，竟自避桃源。关驿生春草，江天起暮魂。万方牢落尽，痛哭望前村。[3]（卷4）

如果说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唐王朝盛衰转换之际，诗人饱经患难过后，为昔日辉煌繁荣、诗情画意岁月的无法重来而深感悲哀，导致一时“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式壮志的消歇，然尚且不乏重振朝纲和乱后重建经济秩序的期盼，那么曾灿面临的“国破”，随之而来的是“身何属”的自我怀疑，意味着归属感的完全失去，注定了“生涯如落叶”、“无由供麦饭”、“万方牢落尽，痛哭望前村”的现实遭遇。一身飘零，满目疮痍，万念俱灰，痛哭流涕。故国如水东流去，复国之期未有期。自从望绝于岭南之消息，亡国破家、颠沛流离的遗民生涯由此彻底开启。

“爽气来西山，伤心在故国”[3]（卷2《吴阊秋怀，同朱悔人，用李端“水国叶黄时，洞庭霜落夜”为韵，柬赠悔人，增我长慨》），对于曾灿来说，抗清的骄人经历，兵部职方司主事的地位，立功封侯的志向，甚至最基本的衣食保障，无不与故国的存在产生因果联系。更何况明亡清继，作为满洲蛮夷对汉民族的武力征服，使得士人的国亡之哀不止于寻常的江山易主之悲，而上升为乾坤颠倒、天下沦丧之痛。由是现实的盛与衰、治与乱、爱与恨、贵与贱、荣与辱都是曾灿亲身所经历的，而以其弱冠之年为界判若霄壤，这种强烈的反差造成了他难以遏制的失落感，并在其心灵深处形成了一种特殊情结：在对故国的追忆中体验现实的痛苦，在现实的痛苦中更加依恋和怀念故国。唯其如此，故国的一切都令他伤悲动情、魂牵梦萦。

承平时代二十年南去北来、裘马清狂的岁月，是曾灿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美好记忆。以至无论光阴逝去，世事沧桑，洞庭湖畔、白沟河水、南京钟山，从遗民的眼光看过去，每个地域都带有特殊含义。“湘黔巴蜀气氤氲，万里波涛拥楚云。极目江山皆故国，汉家曾此距三分。”[3]（卷9《舟过洞庭湖》其二）舟行洞庭湖，极目远眺起伏江山，诗人浮想联翩。为了主宰这如画江山，当年群雄角逐，争霸中原，勾起他对大明故国的无穷眷恋。“明朝今古路，何处是神州。落日沉沙浦，残烟上驿楼。乾坤尘土梦，乡国岁时忧。为有兴亡泪，伤心渡白沟。”[3]（卷5《白沟河》）白沟是古代大宋与辽国的界河，从来被视作民族耻辱的象征，如今更成为世道兴亡的缩影。落日残烟笼罩之下，白沟河水的粼粼波光，刺痛诗人含泪的双眼，黍离之悲、亡国之恨随之布满其伤痕累累的心头。而南京钟山因埋葬着大明开国帝王朱元璋，无疑最易唤醒旧朝臣民的故国情怀：“故垒荒烟合，孤城尽日闲。千秋遗恨在，流涕过钟山。”[3]（卷9《过钟山》）故垒废弃，孤城死寂，眼前所见仿佛是在提示警醒着诗人，大明王朝早已久罹兵祸、国祚断灭。父子两世忠臣，此刻孑然一身。当从钟山南麓太祖坟前经过时，遥想故国的发祥，念及今朝的败亡，痛感千秋功业就此葬送，曾灿以泪洗面，遗恨终生。

身为大明遗民，蛮夷统治下“百代衣冠今作异”[3]（卷6《悲秋》其一）的固有心理感受，使其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回溯历朝兴替，最易与宋季遗民惺惺相惜，生发共鸣。曾灿屡次拜谒先贤庙宇祠堂，瞻仰缅怀“精光忠发千秋镜，战血流空万里涛”[3]（卷7《阻雪桃山驿，遂拜岳武穆庙》其二），精忠报国、九死未悔的英雄岳飞；“寸心社稷伤多故，双手乾坤誓不降”[3]（卷7《又拜陆秀夫先生祠》），背负幼主蹈海的大臣陆秀夫；“人生负志气，天地不为动。夫子陆沉中，屹然见大勇”[3]（卷2《望黄河，遂拜金龙王庙》），慷慨赴水殉国的金龙王谢绪。曾灿再三咏叹他们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屡屡称颂其忠贞英烈，光耀万古。悠悠百年后，国事亦东流。岁当甲子，清朝定鼎中原整四十载，立于金龙王庙前，六旬老人曾灿浩然长叹“平生心事在，瞻望涕难收”[3]（卷5《水失故道，舟不得泊，遂阻拜金龙王庙》）。一样的泪水，一样的痛楚，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从心灵的共振到人格的追随，曾灿将对故国至死不渝的深情寄于对先贤自始至终的讴歌和景仰之中。

二、高蹈之情

顺治三年赣州城破之际，杨廷麟赴水而死的一幕在曾灿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他为杨廷麟的壮烈殉国号啕痛哭，亦为“先生先我死”[3]（卷4《哭清江杨相国死节》其三）感到无比愧耻。而瞻望前路，痛定思痛过后，诗人又自忖“世独悲生死，吾应惜去留”[3]（卷4《哭清江杨相国死节》其二），开始以理性思考生存的意义。然而，毕竟是刚刚历经兵败、国亡、家破、父丧等多重打击，曾灿的种种苦痛自然久久无法释怀，心绪迟迟不能平息，更兼抗清事败招来杀身之祸，形势所迫，只能“万里惊亡命”[3]（卷4《初冬访钱幼光不值，令嗣孝责留宿迟之》），先是落发天界寺，之后还俗隐居翠微峰，或托身空门，或躬耕自食，聊以淡化悲恸，摆脱纷扰：

朦胧高枕上，忽听晓钟过。篆鼎香无际，敲鱼意若何。忧心惭道浅，苦行识僧多。不寐愁窗外，春风动薜萝。[3]（卷4《晓课》）

夜静鸣钟磬，幽岩梵语深。闻声还自顾，默对但沉吟。石阙澄金像，风幡挂玉林。阶前瞻气色，应愧野人心。[3]（卷4《晚课》）

灯影栖寒壁，蒲团坐夕崖。三人同此境，一静自忘怀。竹 流泉响，草堂带月垂。何年深闭户，与君乐道归。[3]（卷4《同确斋方崖坐蒲团》）

夜梦凭谁入，令人心境宽。泉声惊过雨，衾影独凝寒。面壁思趺坐，藏舟忆钓竿。禅堂今寂寂，幽意自迷漫。[3]（卷4《宿禅堂》）

躲开了尘世的喧嚣，逃离了夺命的战乱，曾经“少年意气，不乐浮屠，一闻佛语，则掩耳而去”[3]（卷11《与诺上人书》）的曾灿，师从天界寺道盛，将年华付与蒲团之上、禅堂之内和晓课、晚课之间。尽管“忧心惭道浅”，不谙“敲鱼意若何”，却因身处“幽岩梵语深”、“幽意自迷漫”的清净氛围而能“一静自忘怀”。忘怀，是现实给定的路，是曾灿此时为避免痛苦而无法另外选择的路。逃于禅，以其既能保证作为“逋臣”[3]（卷2《返里留别莞中诸子》）的人身安全，又与身为大明遗民的清白志节相契合，彰显出其最大要义。

正如逃禅并非曾灿本志，是为“有托而逃焉”[3]（卷12《石濂上人诗序》），还俗也不意味着隐逸的结束。在“只有青峰在，能逃乱世名”[3]（卷4《过渊明先生墓道》）的田园式吟唱歌咏中，曾灿又走上翠微峰，与易堂诸子一道力田山中，渐渐体味躬耕之甘苦，直至乐在其中，家国遭难时“谁无渊明志，呼酒且高歌”[3]（卷4《感乱》）的口头宣言从而真正内化为“挈馌饷农夫，食者不肯余。归来喜颜色，我心亦已愉”[3]（卷2《春日山庄即事》），“午爨有余暇，农歌时暂还。纷吾诸事毕，终爱此田间”[3]（卷8《梁安峡值雨》），“种豆豆易生，种瓜瓜渐熟。古之素心人，于此志愿足”[3]（卷9《种瓜圃》）的切身感受。由农事的愉悦而热爱田园，因热爱田园而知足乐天，获得生命的归属感。

自从陶潜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自我认知通过“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方式遗传给后世诗人，对田园的赏爱和躬耕的满足便与高蹈的志向、坚贞的气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翠微山居六年，曾灿舍弃了肥马，脱去了轻裘，筑起六松草堂，披上农人的蓑衣，不管风雨晴晦，无论春去秋来，日复一日地勤勉劳作，耕锄自活。然而乱世中的翠微峰并非世外桃源，这里固然不乏春山细雨、桃花垂柳，有分享的喜悦、收获的期盼，比如碰巧遇到“溪上有人家，顾我启柴荆。牛羊薄暮归，鸡犬相迎鸣。稚子盥濯毕，拱手道姓名。虽则无礼数，中心亦至诚”[3]（卷2《田家即事》），农人稚子、淳朴和乐的田家场景自会感到欣慰；要是足够幸运，兴许也可以盼来“新畬多种豆，平地半载花。处处秋成熟，膏粱载满车”[3]（卷5《徐州道上》）这样美妙的丰收时节。然而现实中诗人遭逢更多的，恰恰是他极少提及的不适和艰辛：“我未学老农，常常乖土宜”；“不历农家事，安知忧天时”。[3]（卷2《田家杂诗》）。包括承受体力的重荷，还有对收成的担忧：“贫贱无善地，十年 两荒”；“二月开新圃，四月未繁殖”。[3]卷2《田家杂诗》）尤其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面前，只能徒唤：“天心何仁爱，八月乃苦旱。农家告岁成，皇皇夕与旦。”[3]（卷2《苦旱》）毋庸置疑，正是田园作为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的支撑和振奋力量冲淡了曾灿的烦恼和忧虑，催生了他的孤高与倔强：“少年爱意气，耻为衣食资。所用失其道，自取寒与饥。”[3]（卷2《田家杂诗》）虽不能自给自足，却甘愿耐受穷困饥寒而怡然自得，展示出可贵的遗民气节及其中蕴藏的坚强生存意志。

时值天崩地坼之际，身处异族统治之下，情系旧邦而又复国无望，曾灿与其易堂同仁的态度始终是坚决而鲜明的——奋起抵抗。从提刀赴难、舍身驱敌的直接抵抗转为退隐山林、采薇而食的间接抵抗。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磊落坦诚的高尚人格与巍峨雄奇、邈然孤特的翠微峰交相辉映，在蓝天和白云之下缭绕千年，形成历史的穿透力量。翠微峰南端的莲华山，气势磅礴、古木参天，这个曾灿和魏禧年少时读书的地方，总是令诗人流连不已、心驰神往。“我欲黄昏望翠微”，“十年心爱山阴道，灭烛看山识山好”[3]（卷3《越溪舟中》），诗中回荡着曾灿钟情翠微的心声和对家山独特的感悟。如果说白日播种于静谧的田园，带给诗人精神的遮护和安顿，那么夜幕漫步于灵动的群山之间，则让诗人的身心在天地自然的怀抱中尽情驰骋和伸展：

凉影萧萧暮，高斋独步归。隔林樵唱远，一水故人稀。鸟带疏钟入，山余落照飞。柴门眠小犬，觉汝更忘机。[3]（卷4《从金精独归翠微》）

到庄不觉暮，却自少尘氛。独念如吾少，偏难绝世群。花催初过雨，鸟倦欲归云。川水茫茫下，新田正未耘。[3]（卷4《雨后自城入六松》）

群动各有息，兹游成我闲。草知深浅处，春到有无间。寒石自流水，夕阳多远山。离离林下屋，时见鸟飞还。[3]（卷4《乙亥立春前，同李咸斋彭中叔散步望翠微三魏》）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从金精到翠微，由翠微入草堂，一路走来，近处是绿水流淌，远处有青山在望。林里传来樵夫的歌唱，柴门前小犬享受着安详，夕阳下飞鸟结伴还巢，沉浸于这暮色中醉人的景象，诗人早已忘却尘俗，顿时神清气爽。登山的路，是身体的前行、心灵的休整，是诗人追慕高标的过程。人与一切生命终将返归自然，是曾灿往还山间的启悟。

穿行丛林之中，啸歌天地之外，尽管几多艰难困苦，曾灿与易堂诸子始终坚守在突兀高耸的翠微峰上。他们以读书为乐：“砖移花影，晨浇东坡之书；榻转树阴，午摊太白之饭。”[4]（卷20《勺庭闲居叙》）他们以交友为乐：“三径来白意之交，一庭坐因心之友。”[4]（卷20《勺庭闲居叙》）他们以清贫为乐：“家无造业之钱，口绝嗟来之食。”[4]（卷20《勺庭闲居叙》）他们以分韵赋诗为乐：

草木发重光，照我十八九。我得醉春游，春风偏我后。酒醒不成吟，天地忽白首。

何处是云天，云天光欲透。万木自含情，千山还不旧。西方有美人，归期无乃后。

此雪但逢春，春工何太后。岂知雪有情，雪亦为春诱。他人固何为，而我情独厚。[3]（卷2《翠微峰同诸子坐雪，分得后字》）

夜响如弹筝，门开山磊砢。溟溟更濛濛，新月与远火。寒霜树欲明，野烧花千朵。自有会心人，不必月亦可。[3]（卷2《远火新月限火字》）

小饮坐寒灯，溟濛光欲出。相欢乐素心，与子酬鸟窟。钟响石缝开，天空云影没。寥寥夜已深，问有春风不。[3]（卷2《同诸子鸟谷月饮得不字》）

雪后春山，远火新月，鸟谷夜饮，都可以成为诸子题诗歌咏的对象，并在咏诗中自然而然营造出“不问身后”、“惟娱目前”[4]（卷20《勺庭闲居叙》）的雍熙氛围。此中有真意，即便寥寥寒夜，也令人如坐春风。这样文才比高的游戏，同样并不妨碍诸子之间传递“自有会心人”、“相欢乐素心”、“而我情独厚”的真诚感受。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同堂兄弟亦亲亦友，曾灿与魏禧自幼比户而居[3]（卷首魏禧序），邱维屏与魏氏兄弟、彭士望与林时益先前就是亲戚，后来曾灿和魏禧、魏礼，彭士望和魏礼，邱维屏和林时益，彭任和李腾蛟，魏际瑞和彭任又都成为儿女亲家[5]（P16）。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自觉担当起生活照应和安全呵护的责任。

穷是常态。他们住得极其简陋和拥挤不堪。山巅上原有房屋五间，中间的“易堂”是公堂，左右两侧四个约八平方米的屋子，分别住了魏际瑞、魏礼和彭士望、林时益四家人。当时每家有多少人口不好统计，但彭士望自述有妻有妾，人口自然不会少。人太多无法住下，彭士望和林时益只好在屋后的高地上加盖了三间小房，每间不到四平方米[6]（卷5《翠微峰易堂记》）。缺水，“山居泉涸思迁徙”[7]（卷3《喜雨示俨侃生日》）、“山泉渴已甚”[8]（卷3《过水庄访魏冰叔》），都证明着翠微峰上一再有水荒之忧；缺吃，不仅十天半月不能吃上一点荤腥，挨饿也是常有的事；缺穿，魏礼这位昔日的富公子所穿的大布褂就缝补了十几处；缺用，到晚上只能在黑暗如漆的房间里相对而坐，等到上床睡觉时才将油灯点亮一下。“严冬黑雨漫山谷，大风怒起夜发屋”[9]（卷5《大风》），峰顶的冬日寒风刺骨，没有取暖之物，实在难熬时，就锯几截干树枝燃烧，代替炭火，却根本无法抵御无孔不入的砭骨寒气：“寥寥冬夜寒，不敢解衣宿。拥被覆头面，手足犹蜷曲。”[9]（卷3《拥被》五首其一）全家人只能紧紧贴在一起，借以抱团取暖：“妇子累肩膝，婉转相弥缝。夜寒愁未遣，不及叹朝饔。”[9]（卷3《拥被》五首其四）就这样将一个个难眠的寒夜，熬成一个又一个饥肠辘辘的清晨。

惊恐之事常有发生，一惊于匪，二惊于盗。顺治九年（1652），旧时山主彭宦趁乱带人持刀上山胁迫九子，不但将财物洗劫一空，还将所有人赶下山寨。[6]（卷5《翠微峰易堂记》）“山难”之后，诸子连栖身的陋室也失去了：“被山难，贫益甚，散处谋衣食。”[6]（卷5《翠微峰易堂记》）林时益被迫迁往冠石。彭士望携家落荒到青草湖拥耕自食，住在两间破旧低矮的土屋里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半夜里，竟还遭遇流窜而来的盗贼抢劫，连棉衣、棉被都抢走了，彭士望夫人只好将仅剩的一床破棉絮裁成几块，勉强缝成几件棉衣给家人御寒。[4]（卷18《彭母朱宜人墓志铭》）死人的事情常有发生，在翠微峰攀爬的过程中，或失足，或醉坠，摔死过好几个人。[6]（卷5《翠微峰易堂记》）山上的女眷说到下山，都胆战心惊，甚至哭闹不安。[6]（卷5《翠微峰易堂记》）魏禧有一次也“坠蹬数极，左足悬空”[4]（卷22《述梦》），差点摔下山崖，如果不是季弟魏礼伸手拉得及时，早已葬身崖底，惊魂之后，魏禧感慨：“是日以往，皆余年也”[4]（卷22《述梦》），自说从此以后的日子是多余出来的。三 峰、冠石的山路相对没有那么陡绝，但仍然崎岖难行。

艰苦卓绝的坚守，磊落高尚的人格。九子中人人都有进学的能力，个个都有经世的才具。彭士望、邱维屏都曾反复被清廷官员举荐并以重金聘请，均遭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彭任六十二年几乎不出山门，甚至连江西巡抚请他去执掌白鹿洞书院也坚决辞却。九子的领袖人物兼成就最著者魏禧，康熙十七年（1678）为侍郎严沆等荐举入京应博学鸿儒试，他以疾固辞，被抬到南昌后，蒙被称疾笃，坚决不赴试，守住了人生最后的底线。这个从赣南边鄙山里走出去的读书人，其文章能与身处当时全国文化学术中心的江淮一带顶尖文人媲美，与侯方域、汪琬并称为“清初三大家”，是很了不起的。若论及气节，比起顺治八年（1651）参加河南乡试并选为副贡生的侯方域和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的汪琬，就更为难能可贵。易堂九子自李腾蛟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彭任病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前后刚好历时一百年。比较同时期众多结社的遗民士人群体可以发现，在气节的坚守上，在时间的考验上，无论哪一个都不如“易堂九子”来得坚决和长久。

三、稻粱之谋

从顺治三年冬相邀上山到顺治九年秋翠微峰发生“山难”，诸子聚居“易堂”六年，较同时期的士人结社已经不算短暂。他们不离不弃，坚守在高耸孤傲的群峰之上，并甘愿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忍受着诸多不便甚至不堪。魏禧说：“戊子己丑之间，同诸子于翠微峰讲《易》，人日一卦”[4]（卷22《论屯卦》），读史讲《易》是他们精神力量的源泉。

“今日知何日，山中不计年”[3]（卷4《腊月一日》），“不复知唐虞，安问今与昔”[3]（卷2《感愤诗》），翠微峰上六年艰苦卓绝的坚守，山中岁月的寂寞漫长，与光阴的易逝和个体生命的短暂恰成反照，触发并加剧着曾灿年华虚度的心理感受：“翻卷甘独坐，文章亦奈何。寒猿逢夜泣，山鬼畏人多。读史抚长剑，感怀学短歌。平生堪此际，偃蹇老东柯。”[3]（卷4《山中夜坐》）对似水流年的恐惧在诗人内心深处奔涌升腾，随之而来的是更深更久的悲哀。时间的流逝无法阻挡，生命的衰亡不可逆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生，人生是如此无奈；以现实的眼光打量外物，外物是如此无助：

泊舟澄潭下，水落山崷翠。孤村四五家，高树气萧瑟。游鱼淰淰来，不畏网罟密。我时当午食，投之以余粒。大者遽来吞，小者还相失。汝本无机心，饥来即仓卒。[3]（卷2《鲤奋江》）

郁郁城东树，日暮万鸦集。结巢不能稳，飞出复飞入。楼高与树齐，攀折手能及。众嘴喧不惊，高下若等级。鸟性爱清旷，此独巢城邑。山树云木深，湖田夏水急。乃知稻粱谋，使人无独立。[3]（卷2《崇德县有万鸦巢，城东古寺感赋》）

喜逢悬帨日，开宴及天中。满院芳阴转，榴花爱晚红。麒麟堪作脯，鸾鹤会乘风。见掷麻姑米，饥来乞早饔。[3]（卷5《寿陆其清尊堂七秩》其二）

在诗人看来，尽管鱼鸟遨游天地之间逍遥自在，拥有“无机心”、“爱清旷”的品格与胸怀，然而当饥渴来袭，它们便毫不顾忌，“大者遽来吞，小者还相失”，“众嘴喧不惊，高下若等级”的情景是那样的令人触目惊心。在对外物的观照中诗人情不自禁地剖析着自身，经由“饥来即仓卒”、“饥来乞早饔”的不自觉回应，过渡为“乃知稻粱谋，使人无独立”的实质性共鸣。

顺治十年（1653）正月，写下《出门别山中同志》辞别易堂同仁，曾灿怀着“远游非不艰，耳目省驰骛”，“此事倘诚然，遑恤稼与圃”[3]（卷2《出门别山中同志》）的释然心情，告别躬耕生涯，走下了翠微峰，踏上出门远游、依人谋食的道路。这样的抉择与其说是其坚守意志衰退的结果，毋宁说是历经时间和变迁，遗民生存环境恶化导致的个体生存观念发生嬗变的结果。显然顺治十年曾灿的下山谋食[9]（卷2《〈白日歌〉序》）正是之前顺治九年九月翠微峰“山难”发生后，诸子被迫避去，“饥驱离析”[7]（卷16《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贫益甚，散处谋衣食”[6]（卷5《翠微峰易堂记》），总体处境下的具体行为方式。“山变”后诸子仍在金精山十二峰一带，翠微峰之外，又散居在了三 峰和冠石，但已是“仅一时过从”[6]（卷5《翠微峰易堂记》），“岁不四五聚首”[7]（卷16《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与诸子将群山当成生活的港湾不同，曾灿从此远走吴越、三度岭南，“截蒲凭逆旅，弹铗代躬耕”[3]（卷4《临溪岁暮遣怀》其八）成为其人生的缩影。从“躬耕”到“弹铗”，是价值观念的变化，透露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耻为衣食资”、“自取寒与饥”[3]（卷2《田家杂诗》）的少年意气，终究无法拯人于水火、解人于倒悬，在“饥寒日见攻”[3]（卷2《壬戌辰日……看梅得中字》）、“贫病更相侵”[3]（卷4《遣闷》）这样直逼性命的生存困境面前，活下去才是最大的意义。“弹铗代躬耕”，亦标明诗人对自身的去就做出了重新判读，改变了自身的人生选择。

十年庑下叹离群，才尽江淹敢论文。知有王门堪税驾，况于燕市又逢君。枯鱼远泣桑乾水，孤鸟难飞金齿云。亲老家贫愁万叠，西风弹铗向谁闻。[3]（卷7《送胡擎天还滇南》其四）

自从发白已成樗，更有何人问索居。入幕才教三月半，登楼又过一年余。中庭犊鼻真难晒，安邑猪肝未见疏。今日 山流涕后，纵歌弹铗亦无鱼。[3]（卷7《兰陵署中，寄挽高苍严使君，兼唁湘榖森、万山启》其三）

天涯常敝黑貂裘，弹铗年年苦未休。但觉陈群空愧长，敢云王粲独依刘。千秋兰谱容缝掖，万里萍踪托蒯 。自笑腐儒轻且贱，何时得上李膺舟。[3]（卷7《赠刘介庵宪副》其二）

历尽崎岖阅岁寒，五陵有铗日空弹。只因谋食逢人短，愈觉浮生到处难。风雨何年资羽翮，家山无梦报平安。天涯望尔成归路，六月舟过十八滩。[3]（卷7《赠南康吕邻秩明府》其二）

十年踪迹旧游稀，梦寐何曾与汝违。斗室乾坤客半榻，孤灯风雨翳残晖。车鱼应笑人弹铗，蟋蟀焉知客典衣。老大长安难问世，汉阴空愧丈人机。[3]（卷7《雨窗夜坐，次韵答门人龚迈种》）

“弹铗”，语出《战国策·齐策》，以冯谖遇合孟尝君，在后世成为处境窘困而又欲有所干求的代名词。“亲老家贫愁万叠”，侍奉祖母山居时曾灿全家“食指不下数十口，而家无宿舂”，以致饥年时曾灿夫妇“皆茹糜”。[3]（卷13《分关小引》）祖母去世后，曾灿母亲又年老，膝下两子一女更是嗷嗷待哺，虽有薄田，然“五年之内，一废于病，再废于兵”[3]（卷13《分关小引》）。生活的无情重压深深打击着曾灿，这个“曾将白眼傲豪贤”[3]（卷7《赠赵山子广文》）的贵介公子，不得不逢人“弹铗”，“十年庑下”的困顿、四处投奔的屈辱，将满腔的豪气消磨殆尽。同样是“贫乏不能自存”，时移世易，战国策士的骄傲与自信，在清初游幕士人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弹铗年年苦未休”、“蟋蟀焉知客典衣”生计艰难的压抑感与“自笑腐儒轻且贱”、“车鱼应笑人弹铗”无人理会的自嘲，以及委曲却不能求全的难堪。

是“击筑方知佣作苦”的亲身遭际，让诗人体悟到“英雄世上皆豚犬”[3]（卷7《送卢星客归岭，兼寄北田诸子》），即所谓英雄气短的真正内涵。要知道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10]（P281），友人草堂内的一顿便饭竟然博得曾灿“高义何艰难，一饭当珠玉”[3]（卷2《癸巳秋，游石门，遇廖去门，邀宿草堂，感此却寄》）的深情赞叹，就会理解其所谓“半生事业衣兼食”[3]（卷7《酬石埭姚六康明府》其四）、“人生劳扰惟衣食”[3]（卷7《正月廿二日，汪异三折柬见招，时有西陵之行，不克赴，作此酬之》），将衣食说成是人生希望与烦恼的要害所在，并非语言的夸张。也许为生计发愁、为衣食担忧之类，本不该与曾灿的名字相联系，然而历史往往对人的命运进行嘲弄，时代的风云卷走了其所拥有的富贵和宁静。赵园曾指出，处易代之际的戏剧性之一，即人生过程的徒然转折，人被迫重新选择角色，尤具戏剧性的，是富贵公子的命运。当年“席先人庇荫，宾客辐辏，庭无虚日”[3]（卷13《哭魏叔子友兄文》），“时为贵介公子，左右之人，孰不趋跄奉承”[3]（卷14《与侃儿》），而今反复陷入“叹我在穷途，衣食不能继”[3]（卷2《和公从羊城来，辄别去，悒悒不能已，作诗寄之》），“衣食向谁托，贫贱还自轻”[3]（卷5《残雪》），“衣食从人乞，风波向客惊。自知惭跛鳖，到老一无成”[3]（卷5《阻风》），“只因谋食逢人短，愈觉浮生到处难”[3]（卷7《赠南康吕邻秩明府》其二）的窘境，人生境遇的巨大落差导致情感的失衡，令曾灿不禁发出“贫贱富贵我何有，胡为空向人乞怜”[3]（卷3《长歌赠别王阮亭宫詹，兼寄黄湄给谏》）的哀叹。“岂不忍饥寒，而以欲丧志”[3]（卷2《岁暮言怀，用陆放翁“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为韵》），“依人”固然是为生计所迫，但“富贵非吾愿，升沉独我经”[3]（卷5《次日就斗室，仅可容膝而居，周遭上下书册狼藉，有力者皆置不问，伤哉贫贱也》）并非暧昧，“衣食凭人惯，风霜羡鸟还”[3]（卷5《赠别徐艺初》其二）也不是虚言，乞怜于人的羞耻感及一路依人的屈辱感最是让诗人无地自容、酸楚万端：“衣食寡良谋，逢人愧颜厚”[3]（卷2《答赠吴孟举，即次原韵》）；“气觉依人短，贫知作客长”[3]（卷5《长生店早发》）；“觅食同鸡鹜，呼名任马牛”[3]（卷5《张桥题壁》）。随之涌起的懊悔也拷问着诗人的尊严：“人生尝乖离，多为衣食故。贫贱难自由，终日坐悔悟”[3]（卷2《寓宝安，闻魏和公赴海南却寄》）；“依人尝自悔，看雪只因闲”[3]（卷4《临溪岁暮遣怀》其四）；“依人谋食寸心违，回首云山隔翠微”[3]（卷7《甲寅夏五，雨中怀吴伯成明府》其四）。这一连串苦闷已然成为诗人挥之不去、抑之难平的人生长恨。渴望尊重而不得，抽身退却而不甘，困窘生计的消解要以舍弃尊严、经受摧残为代价，长期的精神煎熬，诗人早已感到疲惫和厌倦：“吾心常爱静，恶汝但趋炎。逐逐因何事，营营太不廉。宁知为食累，早已见身歼。微物尚如此，人生应自占。”[3]（卷5《憎秋蝇》其一）以秋蝇自警并自勉，兼具告诫和启迪己身的双重意义，饱含深沉的感慨和由衷的叹息。谋食是物的本性、人的本能，然而一旦撇开廉耻随处钻营，便会陷入泥淖难以自拔，不仅累害躯命，更会玷污节操，正因“常爱静”、“恶趋炎”的本心与“为食累”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所以念念不忘“自占”以求保持初心，免遭侵蚀，可见曾灿虽屈己干人多年，但始终未尝泯灭高蹈之志，其“浮沉乞食于江湖”[3]（卷首魏禧序）与魏禧的“晚节风尘，卖文为活”一样，“都非本志”[11]（卷2《与门人梁份书》）。

“我本隐者流，斯志曾不逮。但为儿女躯，不觉多尤悔。”[3]（卷2《寄方有怀》）曾灿充满懊悔与自责的述说不知浓缩了多少生存的穷迫，是生存的穷迫致使他无法顺从本心做个隐者，而不得不做出“依人过一生”[3]（卷4《舟行》）这样令他深感“寸心违”、“多尤悔”、“可愧耻”[3]（卷14《与陈园公》）的艰难抉择。他虽明知气节之可贵、依人之可羞，然而，“蟪蛄及秋死，木槿向朝荣”[3]（卷2《感愤诗》），生存的现实是，“恐明知其贵而不能贵之，恐明知其羞而不能羞之也。且恐知其贵而或促之，促之而反溃也；知其羞而或激之，激之而反馁也”[12]（卷2《与葛瑞五书》）。然而即便是身陷“衣食乱心，寄人庑下”的窘迫处境，曾灿“篝灯夜读，亦欲思作天地间奇男子”[3]（卷14《答王山长》）的壮志豪情也从不曾消歇。故国沦亡，宝剑沉埋，一腔热血，无所用之。矢志隐逸与稻粱之谋，相继成为因生存穷迫而幻灭了的理想和其所导致的不能不如是的选择。而贯穿曾灿生命始终的，是“诗书可卜中兴事，天地还留不死身”[3]（卷6《奉赠钱牧斋宗伯》其二）的恢复壮志和不灭遗民情愫。此心此意，透过历史的烽烟捕捉之、珍视之，于“不死身”后只有一部焦灼而无奈的心史。

考察易代之际遗民的生存状态可以发现，兼抗清、逃禅、隐逸、游幕四种典型经历于一身者已不多见，而像曾灿这样将其从率军抗清到剃发为僧、从躬耕自食到依人谋食的人生变迁，及其影响下的生存之思与情感体验抒发得如此淋漓尽致者，更少之又少。因此，透过曾灿丰富而独特的精神世界，不难窥见明清鼎革之际遗民的典型心路历程和生命体验。

参 考 文 献

[1] 邱维屏：《邱邦士文集》，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

[2]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 曾灿：《六松堂集》， 清钞本.

[4] 魏禧：《魏叔子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

[5]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 彭士望：《彭躬庵文钞》，道光十七年（1837）刊本.

[7] 魏礼：《魏季子文集》，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本.

[8] 李腾蛟：《半庐文稿》，豫章丛书本.

[9] 魏禧：《魏叔子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 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咸丰二年（1852）刻本.

[12] 徐枋：《居易堂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ZENG Can of “Nine Scholars of Yi Tang” is famous for his good and powerful poems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Among his existing 1000 poems， he reveals his missing of his hometown， recluse emotion and shame and affliction incurred by making a l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thinking about life is rich and vivid in showing human nature and represents the general thinking pattern of people at the turn of the dynasties.

Key words： ZENG Can， poem， thinking about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