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旭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历史文化研究】

秦衡山郡研究
——兼论“衡山”指称的变化

蔡 旭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秦灭楚设衡山等郡，经过百余年时间，衡山郡演变为六安国。传世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秦衡山郡的辖县，但是通过对西汉时期六安国辖县的分析，有助于对秦时衡山郡辖县的了解与研究。进一步考察从“衡山郡”到“六安国”行政区名称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秦汉时期“衡山”一词所代表事物发生转移的脉络。

衡山郡；六安；转移

秦在统一战争中，逐渐消灭东方六国，在征服地域设置郡县行政管理体系，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矫正前代霸雄相争、周天子不能制的弊端。不过由于史籍缺载，历代学者对秦郡问题聚讼纷纭，见仁见智，至今难有定论。而秦衡山郡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更晚，千百年来诸如裴骃、[1]239全祖望、[2]钱大昕、[3]王国维[4]等史学名家均未论及，直到民国晚期谭其骧首倡其义。现代社会不断出土的具有重大秦史研究价值的简牍、玺印等史料进一步印证了谭氏的真知灼见。笔者拟在前人已取得的开创性成果的基础上，对秦衡山郡的设置、属县等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深望诸位方家不吝赐教。

一、衡山郡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四年

如上文所述，谭其骧先生首先指出秦衡山郡的存在，他认为：“《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衡山与南郡并举，盖其时已建郡矣”。他还指出衡山郡为《汉志》所缺，始皇二十六年后析内郡置。[5]衡山郡的相关内容在出土的秦简、封泥中数次出现,与谭先生的初步判断相呼应。里耶秦简8-1234号简载“衡山守章言：衡山发弩丞印亡，谒更爲刻印”，[6]《秦封泥集》收录“衡山发弩”，且该书将其列入“地理及地方职官”类的“郡”属，[7]岳麓书院藏秦简1221号简文曰：“癸行戍衡山郡，居三岁以当法”，383号简文曰：“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以此为基础，陈松长先生进一步将衡山郡设置的时间确定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8]

秦衡山郡下辖地域在楚国灭亡之前应属楚国。《史记·货殖列传》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1]3268司马迁将汉代衡山郡及九江、江南、豫章、长沙等地视为南楚，此观念应是战国时期诸国疆域影响的遗存，因此秦时衡山郡辖地在战国时代应属于楚国。《史记·楚世家》载：“(王负刍)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1]1737楚考烈王于六年(前257)徙居寿春，寿春距秦衡山郡治所邾比较近。在疆域变化频繁的战争背景下，秦于紧邻敌国都城的地方设郡是不合常理的，因此笔者冒昧推测秦应是在俘虏负刍之后才正式设立衡山郡，据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王负刍五年即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0)，那么衡山郡应是设置于始皇二十四年“灭楚名为郡”之时。

二、衡山郡属县臆测

秦设置郡县时，以境内产物、山脉、河流及历史传统来确定郡县的名称较符合历史客观规律。《汉官仪》曰：“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障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9]

追溯历史，衡山郡灊县境内的天柱山又被称为衡山，按照《汉官仪》的观点，结合秦衡山郡的地理位置，则该郡的命名必然来源于此“衡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既有“(始皇)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则衡山应在当时的淮水之南，毗邻南郡。汉高祖刘邦封黥布为淮南王，其国都六，下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黥布反叛，刘邦立其子刘长为淮南王，统治黥布的属地。刘长桀骜不法，自杀于贬谪途中。孝文帝十二年徙封城阳王为淮南王，其后又于孝文十六年，还封故地。同年立刘长三子为王，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孝景帝于景帝二年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庐江王刘赐为衡山王，王江北。以衡山郡辖地的衡山国既然是在江北，那么衡山郡应该是北以淮水为界、南至长江。[10]元朔六年，衡山王因谋反罪自杀，衡山国被废为衡山郡，汉武帝元狩三年立刘庆为六安王，王衡山王刘赐故地。在上述废置沿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秦时衡山郡应涵盖汉武帝所设六安国辖地，《汉书·地理志》载六安国属县有六、蓼、安丰、安风、阳泉，[11]1638-1639那么其中一些战国时楚所设县应该为秦、西汉继承。后晓荣在《秦代政区地理》一书中，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考得秦衡山郡领有邾、西陵、鄂、期思、弋阳等五县，[12]今在其基础上补得六、蓼、灊等三县(邾作为郡治所在，地位特殊，因而胪列于下)。

1.邾县。邾本属楚国，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太康地理志》注：“楚灭邾，迁其人于江南，因名县。”[1]369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1]319《史记·项羽本纪》载：“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1]316《汉书·地理志》记载邾属江夏郡，衡山王吴芮都。[11]543-544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以邾为都城，秦时紧邻长江，交通便利的邾县应是衡山郡治所。

2.六县。六本是楚地，《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13]539《史记·项羽本纪》云：“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1]316不过《汉书·地理志》却记载：“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11]1638《水经注》又继承《汉书·地理志》的观点，其记载曰：“汉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文帝十六年，复为衡山国，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王莽之安风也”。[14]716高祖元年淮南王黥布都六，而六又怎么可能同年属于衡山国，五年属淮南国呢？

此处《史记》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的记载明显矛盾，笔者推测六县秦时应属衡山郡，且高帝元年没有划归衡山国管辖。汉高祖元年项羽分封诸王时，在“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背景下，将六县划归本为六人的九江王黥布作都城是完全有可能的，至汉高帝十一年黥布反叛时，六应一直是黥布的淮南国都城。而衡山郡的大部分演变为衡山国由吴芮统治。且《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四年)立布为淮南王。”[1]795《史记·黥布列传》载:“(六年)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皆属布。”[1]2603可见黥布被立为淮南王是在汉高祖四年，由于戎马倥偬，天下未定，直到六年才定封。严格来讲，六县于汉高祖六年属淮南国比较合适，可见关于三部史籍记载抵牾之处，应以《史记》为信。

3.蓼县。蓼亦楚地，《左传》文公五年“冬，楚子燮灭蓼”。[13]540《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蓼夷侯孔聚 (六年)正月丙午封，三十年薨。”[11]551《汉书·地理志》记载蓼县：“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11]1638则蓼为春秋国名，为楚所灭。《水经注》有“决水自县西北流，迳蓼县故城东，又迳其北，汉高帝六年，封孔藂为侯国也。”[14]715蓼县应是西汉从秦继承而来，秦蓼县则袭自楚国。

4.灊县。《史记·吴世家》：“(王僚)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1]1462《汉书·地理志》载灊县属庐江郡，其南有天柱山。[11]1569《水经注》云：“东会希水口，水出灊县霍山西麓。山北有灊县故城。《地理志》曰：县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岳庙。”[14]773《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 淮南道七曰：“去县五十里，汉灊县也，春秋楚之潛邑。”[15]可见西汉庐江郡灊县的沿革情况与蓼县相同，也是由西汉从楚、秦承袭而来。

三、秦始皇二十八年巡游时曾路经衡山郡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关于此处“衡山”之解读，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今湖南衡阳市境内的衡山(以下简称江南衡山)。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1]248二是清人张宗泰、[16]杨守敬[17]认为秦始皇南渡淮水之衡山到达的是天柱山。三是指衡山郡。代表人物有谭其骧、张锡田、[18]周振鹤。[19]另外辛德勇也认为此处衡山“完全可以指山岳而不是郡名，若联系秦郡设置的总体状况来分析，还是将其认为山岳更加合理一些”。

在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巡游时使用的语词，并联系衡山郡地望，笔者认为此处的衡山应是指衡山郡。第一，从所用动词上考虑。司马迁在描述秦始皇巡游过程中所登山脉使用“上”“禅”“登”“穷”，比如“上邹峄山”“上泰山”“禅梁父”“登琅邪”“登之罘”“穷成山”，唯有“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例外。反观太史公描述秦始皇到达郡县等行政管理单位时所使用的动词，则大为不同，比如“巡陇西、北地”“过黄、腄”“过彭城”“之衡山、南郡”“之琅邪”。以此可见太史公在描述秦始皇巡游到达一郡县与攀登山脉时所使用的动词是不同的，这种细微差别有助于证明“之衡山、南郡”中的“衡山”应是指郡县一类的行政单位，而非山脉。第二，从巡游路线上考虑。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廿八年】，今过安陆。”[20]安陆当时属于南郡，今属湖北云梦县。[21]将彭城、衡山郡、安陆三者联系起来可以完整勾勒出秦始皇当时的巡游路线，因而毗邻淮水的衡山郡应是秦始皇的必经之路。综合以上两点考虑，“之衡山”应是指到达衡山郡。

四、秦汉时期的三个“衡山”及其指称的变化

1.天柱山。汉武帝尊天柱山为南岳，《史记·汉武帝本纪》载：“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1]408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山泽第十》载：“南方衡山一名霍山，霍山者万物盛长，垂枝布叶，霍然而大，庙在庐江灊县。”[22]《尔雅》：“霍山为南岳。”郭璞注：“即天柱山，潛水所出。”[23]《水经注》：“东会希水口，水出灊县霍山西麓。山北有灊县故城。《汉书·地理志》曰：县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岳庙。”[14]773其又载：“霍山为南岳，在庐江灊县西南，天柱山也。《尔雅》云‘大山宫小为霍’，《开山图》曰‘其山上侵神气，下固穷泉’。”[14]905-906天柱山被封为南岳，而衡山、霍山是天柱山的另外两种称呼，不过后两种名称西汉时已不广泛使用。

3.江南衡山。《汉书·地理志》述长沙国属县湘南时有“《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11]1639《续汉书·郡国志》同样记载此衡山的存在，“长沙郡下属湘南侯国东南有衡山”。[25]3485东汉张衡所作赋中多次提及此处衡山，《后汉书·张衡列传》载衡作《思玄赋》:“指长沙以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湘濒。流目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坟。痛火正之无怀兮，托山陂以孤魂”。[24]1921李贤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24]1922《文选》收录张衡《西京赋》：“鸟则鹔鸹鸨，鹅鸿。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26]联系两赋中具体的语境描写，张衡以上著作中所说“衡山”皆为江南衡山。

王逸《机赋》有“帝轩龙跃，庶业是昌，俯覃圣恩，仰览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于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结灵根于磐石，託九层于岩旁。”[27]王氏将衡山与南岳并列表明此处的“衡山”应该不是指天柱山，而有可能是江南衡山。崔骃《达旨》有“譬犹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艺拱把不为之数。”[25]1714李贤对“衡”未有注解，笔者妄揣崔文中的“衡”也是指江南衡山，其与泰山一南一北，行文相应。如此解读，方能符合汉赋意境广阔、驰骋宇宙之间的特点。

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文献对“衡山”的明确记载，及其作为一个重要意象在东汉赋中多次出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秦灭楚，设衡山郡于淮水、长江之间，此时天柱山的另一种称谓“衡山”比较盛行。然而降及西汉中期，“衡山”一词所指代的对象已经开始发生转移，从汉武帝号天柱山为南岳的记载来分析，迟至汉武帝时南岳的“衡山”名字已经开始被“天柱山”所代替，因而“衡山”一名逐渐不为人所用。武帝于元狩二年封胶东康王少子刘庆为王，以衡山郡为其封地，称六安王，彻底抹去“衡山”元素，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追述西汉地理时并不记载天柱山的“衡山”一名，也是“衡山”一名被弃置的反映。东汉时期，“衡山”作为天柱山的另外一种称呼已经罕为人用，“衡山”指江南衡山为时人所默认，东汉赋中所呈现的“衡山”多指今湖南衡山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迟至西晋，衡阳郡下设衡山县[28]则代表着“衡山”这样一个名称已经被湖南衡山稳定地“垄断”使用，后世不断赋予其的历史文化“头衔”更是巩固了它的这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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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小琴]

The Study of Hengshan Jun in Qin Dynasty—The Change Of Meaning Of Hengshan

CAI Xu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haanxiuniversity,Xi’an710119)

Qin established Hengshan Jun and other Juns after exterminating Chu in the the end of Warring-states period.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Hengshan Jun evolved into Lu’an state. There is little extant literature having the record of it, which makes the number of counties belong to it in Qin Dynasty obscure. However, it’s helpful to research the counties of Hengshan Jun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unties of Lu’an state. Further, the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appellation of this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ld clarify the meaning of Hengshan.

Hengshan jun; Lu’an; change

2016-07-20

蔡旭(1991—)，男，河南商丘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K232

A

1008-777X(2016)06-0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