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雪丽

[摘要]“认识自我”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主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无法分清哪是真正的“我”。本文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例分析。

[关键词]我；个体；认识自我；我是谁

一、内我与外我

内我，即主体自我感觉、自我认识中的自己，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我；外我是通过行为表现于外的别人眼中的我。这二者之间往往是矛盾的。

朋霍菲尔是“二战”期间因反纳粹而遭到极刑的德国新教牧师。他温尔尔雅，坚决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侵略扩张政策，因而被捕入狱。在盟军解放柏林前夕被残忍的杀害了（1960-1945）。在监狱里他写过这样一首诗《我是谁》。

“难道我同时是这两种人？在别人面前道貌岸然，而在自己面前却是卑劣的懦夫？”

在敌人面前，他表现得很镇定，很从容。内心深处却是害怕的，紧张地。他是人民敬仰的英雄，一位坚强勇敢的钢铁战士。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竟然有两个“我”：一个是在别人看到的（外我），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内我）。不能说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别人眼中的“我”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而内心的“我”又是一个真实的人。都不矛盾。这是两种“我”，存在于一个真实的人身上。一个惧怕死亡的人，竟然毫不犹豫的选择的死亡，可见他的内心信仰是多么坚定！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内心，反而向世人展示，揭露，正视事实。因此，人们不仅不会鄙视他，相反更加敬仰他。

朋霍菲尔对自己感到困惑：“外我”与“内我”的不一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我到底是谁？”这是古往今来，人类有了自我认识之后的焦灼与不安。回顾历史，人类精神空间中始终回响着对自我的呼唤。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神殿上的“认识你自己”，古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之谜”的传说，无不记录了人类自我追寻的心灵轨迹。朋霍菲尔的疑问，正是生命之问。

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我”，两者常常是不一致的。每个人生性里都有一种如果公开显示，就会让别人反感的东西存在。其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好公民、好丈夫、优秀的父亲，但是在独处时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每个人都是别人所不知的“另一个我”。

《罪证》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男主角罗培石是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妻子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在外人的眼里，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对妻子孩子呵护有加，是一个典型的“好男人”。可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公，却是一个杀人犯，将自己的情妇——一位妙龄少女杀死并抛尸大海。故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当然，最后事情真相大白，罗培石被判了死刑。故事的结尾：“人生，为什么会有如此惨烈的际遇？究竟是什么缘由造成的这一切？！”罗的外我与内我，处在相互交织的矛盾之中。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并不是都有坚定的信仰，未必都是纯洁无瑕的，坚如磐石的，而是各种心理力量，比如：正义的与邪恶的，高贵的与卑下的，相互并存、相互搏击。正常的状态，外我的理智是占上风的，但是非常态下，人内心深处的欲望与不安就会充分展现出来，“内我”占上风。一场心理较量就此开始角逐。

两种自我的存在，是不是就说明人都是“伪君子”呢？这要看怎样去做。一个人内心很龌龊，却“说”的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不敢承认自己的内心阴暗，并且用种种方法千方百计地去美化它。这就是典型的“伪君子”。朋霍费尔在这一点上与“伪君子”区别开来。“我惧怕死亡，但我通过精神与信仰战胜了它。因此，我得到了世人的缅怀与赞扬”。

二、本我与超我

中学时读《红楼梦》，有关黛玉的情节颇为不解。其一是：第23回，宝玉在沁芳桥下看《会真记》（《西厢记》），被黛玉发现，夺去看得入迷。此时宝玉触景生情，不觉激动起来，笑着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城倾国的貌。”这是宝玉借戏词自比张生，比黛玉为莺莺，间接向黛玉表白爱情，挑明两人的关系。聪明的黛玉也听懂了，她的反应是：“不觉带腮连耳得通红了，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了！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二字，就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第二个情节与此相似：第26回宝玉到黛玉房里玩耍，见紫鹃柔顺可爱便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这是再次借《西厢记》向黛玉表白爱情。黛玉呢？又是“登时急了，撂下脸来”责问宝玉，并立即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扬言要告状去。宝玉又立刻求饶赔不是。——当时的疑问是，黛玉心里执著地爱着宝玉，但因为有薛宝钗参与竞争，加之宝玉的泛爱倾向，黛玉对宝玉的感情总是疑神疑鬼不放心，总想听到他的表白和许诺。可是一旦真的听到了，她又受不了，拒不接受。这是何苦呢？这不是矫情装假虚伪作态吗？当时心里不明白，现在明白了，黛玉不是矫情装假而是真实的心理反应。于是更佩服曹雪芹现实主义笔法的准确深刻。

黛玉之所以如此反应，是因为她心灵深处有两个“我”——本我与超我——在搏斗，而且超我占了绝对的上风。

本我与超我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概念。本我，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状态，是人本能的心理需求。而超我是受外在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社会舆论等影响的精神积淀。

超我与本我属于相互“敌对”的两种无意识心理力量。具体到林黛玉来说，她正处于妙龄青春，渴望得到异性的爱情，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情感要求，是本我的无意识要求。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拒不承认青年人的爱情要求，视之为大逆不道。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渗透进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超我”，它无形中对本我形成一种强大的威压。所以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情表白既渴求又恐惧。她的渴求是无意识的，恐惧也是无意识的，两种无意识力量在她心中搏斗，超我占了上风。那么，林黛玉到底是谁呢？是本我呢还是超我呢？应该说林黛玉的自我既不是本我也不是超我，而是本我与超我的统一。林黛玉如此，现实中的人谁又不如此呢？！

三、主我与客我

仔细观察，客我与主我矛盾，主我管不住客我的情况在人类生活中恐怕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得也相当普遍。苏轼《临江仙》中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王国维《浣溪沙》中有“试上高峰窥浩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在这两首词中，都是在感叹主我管不了客我。本来，他们都是想超越自我，远离现实生活中的是是非非，选择独立的人格。无奈，人处在现实的社会当中，都要为现实的利益而蝇营狗苟。

在心理学理论中，主我代表着理性，客我代表着感性；主我代表着信仰、理想；客我代表着利益、价值；主我是动着的，客我是静止着的。对此，客我有时听，有时不听；有的听，有的不听。但不管怎么说，有主我的存在，客我就会有较为明确的方向，能看清应该走的道路，不至于在盲目盲动的路上走得太远。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塑造了女主人公钟雨爱上了一位富有魅力的成功男士——一位老干部（这是那个时代的审美观）。明明知道老干部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不可能和他在一起，钟雨还是选择了柏拉图式的爱情。为了看一眼老干部的后脑勺，她精心计算他的汽车从她家门前经过的时间。老干部送她的一套书，她像宝贝一样放着。老干部去世了，他为她戴黑纱……但是，他们一辈子接触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没牵过一次手。钟雨深深地爱着老干部是主我，拼命压抑自己的情感是客我。一个人对优秀的异性有好感，没有任何错误，但是，社会规范又不允许这样。所以，只有割舍这种情感。

史铁生的小说《山顶上的传说》中曾生动的描述过主我对客我的劝导作用。《山顶上的传说》是当代残疾作家史铁生的一部自传小说。一位有理想的青年突然残疾了。痛苦不堪。家人和朋友对他不理不睬。他丧失了斗志，终日生活在精神极度崩溃之中。一个老人告诉他，这样做是没用的，任何人不会同情你，只有自己奋发图强，走出现在的困境，才能重生。在这里，青年代表的是史铁生认为的主我，老年人代表的是客我。史铁生这段心灵历程真切的说明了主我存在的重要意义。

四、个我与他我

杨沫是“文化大革命”前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他的儿子老鬼近年出版了《我的母亲杨沫》一书。真实记录了一个作家母亲的往事。他记忆中的母亲，在成名之后，有了资产阶级的情调，生活不再简朴，耻于向别人说自己的儿子。这一切让年幼的儿子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而杨沫在晚年出版了《自白——我的日记》，对此，同样有记载。

这是摘录的日记片段：“今天我的虚名虽不小，说起来人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作家，可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与人民的要求相距甚远，我当自愧！所以，我要虚心向那些有生活、有创造性的作家学习。我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只有某些小资产阶级喜欢的调调儿。”

读到以上的内容，作为一个80后，真是无法相信。这自我解剖也太矫揉造作了吧！人民给你的荣誉接受就就是了，干嘛非要让自己难看呢！

其实，用心理学去分析，在杨沫的内心深处，有两个“我”在打仗。所谓个我即能代表自己个性、自己真实思想的我；他我即从属于他人，以他人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的我。他我并不来自主体自己的头脑，而是从外界灌输进来，或者说是强加进来的思想。因而他我是被扭曲的我，是个我的异化。在杨沫这里，他我的内涵表现为政治思潮，社会时尚，极“左”思想。它可以让一个用无产阶级意识进行写作的人真诚承认自己所有的只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可以让女性天生就具有的爱美的情感，发生变化觉得“自己一点点在变修正主义”。

如今，多元化的时代，思想自由了，个我可以充分发展了。但是，外在的媒体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不留神，“主我”就会被“客我”取代。作为一个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当代人，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客我”侵占“主我”。

通篇都在说“我”，“我”到底是谁呢？。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我”是一个有多侧面多层次人格因素组成的、有机完整的，而且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活的精神体。